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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部书之值得研究处，大致有四个方面意义。第一，《史记》是读古书治古学的门径，我们读汉武帝以前之遗文，没有一书不用把他来作参考。他自己既是一部金声玉振的集大成书，又是一部很有别择力的书，更是一部能够多见阙疑，并存异说的书，且是汉武帝时代的一部书，还没有被着后来治古文学者一套的“向壁虚造”之空气，虽然为刘子骏等改了又改，确已引行了很多“向壁虚造”去，究竟因矛盾可见其增改，又已早为刘申受等所识破。在恰好的时代，以壮大的才力，写了这一部集合他当年所及见一切书的书，在现在竟作了我们治古学之入门了。第二，《史记》研究可以为治古书之训练，将《史记》和经传子籍参校，可以做出许多有意义的工夫。且《史记》一书后人补了又补，改了又改，因此出了许多考证学的问题，拿来试作若干，引人深思远想。第三，太史公既有大综合力，以整齐异说，又有独到的创见，文词星历，综于一人，八书、货殖诸传之作，竟合近代史体，非希腊罗马史学家所能比拟，所以在史学上建树一个不朽的华表，在文辞上留给后人一个伟壮的制作，为《史记》研究《史记》，也真值得。第四，《史记》作于汉武时，记事迄于天汉（考详后）。武帝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史政治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代，有他这一部书，为当年若干事作含讥带讽的证据，我们借得不少知识。
然而《史记》不是容易研究的书，所有困难，大概可以别为三类：第一，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当他生时本未必已写定本，“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布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恽又遭戮，同产弃市。其后褚少孙等若干人补之，刘歆等若干人改之，杨终等删之，至于唐时，已经无数转改，现在竟成古籍中最紊乱者。第二，太史公所据之书，现在无不成问题者，《世本》已佚，《战国策》是否原本，吴挚甫对之成一有价值之设论，《尚书》则今文各篇，现在惟凭附伪孔传而行，而《左氏春秋》尤成莫大之纠纷，今只有互校互订，以长时间，略寻出若干端绪。第三，《史记》一书之整理，需用若干专门知识，如语言学天文学等，必取资以考春秋左氏者，亦即是《史记》一书之问题，不仅辨章史事，考订章句而已。虽然工作之趣，在与困难奋斗时，不在怡然理顺之后，《史记》研究既有此价值，则冒此困难，毕竟值得。
如果想以一人之力，成《史记》之考订，是办不到的。幸而近代二百年中，学者对于《史记》中大节细事，解决不少，提议的问题尤多，如能集合之加以整理，益以新观点，所得已经不少。又八书中若干事，及匈奴大宛诸传之考实，巴黎沙万君于翻译时增甚多考释，极为有价值，而今古学之争，自刘逢禄至崔适，虽不免会着甚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究竟已经寻出好多东西来，这都是我们的凭借，且他地尚有若干学者，我们可以通函询问。我们第一步自然是把《史记》从头到尾细读一遍，这是我们设这一课的第一个目的。第二步是找出若干问题，大家分别研究去。第三步，如果大家长期努力，或将《史记》一书中若干头绪，整理出不少来，共同写成一书，也是一番事业。
司马子长生世第一
《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每人须备史记一部，故不抄录。
《汉书·司马迁传》仅录班氏抄完自序以后之文。
《魏志·王肃传》录一段。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按自乾嘉时，孔氏庄氏以来之今文说，王氏俱不采。此等今文说诚有极可笑者，然亦有不可易者。王君既挟此成见，则论《史记》直有所蔽，如“从孔安国问故”，“十岁读古文”等，为之空证纷纭矣。
《礼记·曾子问》郑注：“老聃者古寿考者之号也，与孔子同时。”老非氏非地，寿考者皆可称之，如今北方称“老头子”。儋，聃，老莱子，三名混而为一，恐正由此称之不为专名。
苦县之名始于何时，不可知。苦邑未必始于秦汉，然苦县之名容是秦灭楚为郡后改从秦制者也。楚称九县，仍是大名，郡县未分小大。（郡即君之邑，七国时关东亦封君，楚初称公如叶公，后亦称君，如春申君。至于县是否六国亦用之，待考。汉人书固有叙六国地称县者，然汉人每以当时之称称古，未可即据也。后来秦置守尉，郡存而君亡矣。郡县“县附之义”乃封建之词，而后来竟成与封建相对之制。）苦在汉属淮阳，淮阳时为国，时为郡。东汉改为陈郡，盖故陈地也。（见《汉书·地理志》陈分野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楚惠王十年，陈湣公二十三年，楚灭陈，其年孔子卒。故如老子是楚人，则老子乃战国人，不当与孔子同时，老子如与孔子同时，乃苦之老子，非楚人也。又汉人称楚每括故楚诸郡，不专指彭城等七县，太史公盖以汉之楚称加诸春秋末战国初人耳。
按姓氏之别，在春秋末未泯，战国末始大乱，说详顾亭林《原姓篇》，论世本一节中当详引之。太史公心中是叙说一春秋末人，而曰姓某氏，盖姓氏之别，战国汉儒多未察，太史公有所谓轩辕氏高阳氏者，自近儒考证学之精辨衡之，疏漏多矣。（《论语》称夏曰夏后氏，称殷曰殷人，盖殷虽失王，有宋存焉，夏则无一线绍述立国，杞一别支而已，必当时列国大夫族氏中有自称出自夏后者，遂有夏后氏之称，固与夏氏甚不同义。如顾氏所考，王室国君均有姓无氏也。）
《史记志疑》二十七：“案：老子是号，生即皓然，故号老子（见三国葛孝先《道德经序》），耳其名（《神仙传》名重耳），聃其字（《吕览》不二、重言两篇作老耽），非字伯阳。字而曰谥者，读若王褒赋谥为洞箫之谥，非谥法也（说在《孟尝君传》）。盖伯阳父乃周幽王大夫，见《国语》，不得以老子当之。又《墨子·所染》、《吕氏春秋·常染》并称舜染于许由伯阳，则别一人，并非幽王时之伯阳父。乃高诱注吕，于《当染篇》以伯阳为老子，舜师之（吕本意篇，尧舜得伯阳续耳也）；而于重言篇以老耽为论三川竭之伯阳，孔子师之（《周纪集解》引唐固亦云，伯阳甫老子也）：岂不谬哉？但《索隐》本作名耳字聃，无‘伯阳谥曰’四字；与后书桓纪延熹八年注引史合。并引许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则是后人惑于神仙家之傅会，妄窜史文。《隶释·老子铭》《神仙传》《抱朴子·杂应》《唐书·宗室表》《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后纪》七，并仍其误耳。至《路史》载老子初名元禄（注谓出《集真录》），《酉阳玉格》言老子具三十六号，七十二名，又有九名，俱属荒怪，儒者所不道。”按：梁说是也，惟谓老子生即皓然，恐仍是魏晋以来神仙家之说，陆德明亦采此，盖唐代尊老子，此说在当时为定论矣。
《孔子世家》云：“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与此处所叙绝异。此盖道家绌儒学之言，彼乃儒家自认之说，故分存之也。孔子见老子否，说详后。
关尹、老聃：《庄子·天下篇》并称之，盖一派也。其书在汉志所著录者久佚，今传本乃唐宋所为，宋濂以来，辩之已详。
此为后来化胡诸说所依据，太史公如此言，彼时道家已杂神仙矣（《淮南子》一书可见）。
《庄子·外物篇》举孔子问礼事，即明称老莱子。
黄老之学，原在阴谋术数及无为之论，杂神仙后始有此说。
此事见周本纪烈王二年，及秦本纪献公十一年，上溯孔子卒于敬王四十一年，为百有六年，与百二十九年之数不合。“故与秦国合”，谓西周时秦马蕃息洴渭间也。“离”，谓东周迁也。“离五百岁而复合”，谓秦灭周也。“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霸王当指秦皇，然赧王之世，秦皇乃生，西周灭后，至秦皇立，恰十年，非七十年。此说在《史记》四见、周纪、秦纪、封禅书、老子传，或作十七，或作七十，或作七十七。无论如何算，皆不合。恐实是十岁，两七字皆衍，或则谶语本不可确切求之也。
此所谓史记当是秦史记，彼时秦早有王天下之心，故箕子抱祭器适周之说，有拟之者矣。
子长时，老子传说必极复杂矛盾，子长能存疑，不能自决（孔子弟子列传亦书两老子为孔子所严事者，此外尚有蘧伯玉、晏平仲、孟公绰、长弘、师襄，又是后人增之者。子长此处但凭书所记者列举之，正无考核及伦次也）。
老子儒学之争，文景武世最烈。辕固生几以致死（见《儒林传》），武帝初年，窦婴、田蚡、王绾皆以儒术为窦太后所罢。及武帝实秉政，用公孙宏、董仲舒言，黄老微矣。谈先黄老而后六经，迁则儒家，然述父学，故于老氏儒家之上下但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之耳。
如此则亦孟子同时人。
老庄不同，《天下篇》自言之。阴谋术数之学，庄书中俱无之，庄书中有敷衍道德五千言之旨者，亦有直引五千言中文句者（如“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然庄书不纯，不能遽以此实其为老子之学也。子长之时，庄非显学，传其书者，恐须托黄老以自重，故子长所见多为比附老氏者。
今本《庄子》，西晋人向秀所注，郭象窃之，附以秋水诸篇之注，而题为郭象注者（见《晋书》）。此本以外者，今并不存，但有甚少类书等所引可辑耳。子长所举诸篇，在今本《庄子》中居外篇杂篇之列，而子长当时竟特举之，盖今本《庄子》乃魏晋间人观念所定，太史公时，老氏绌儒学，儒学绌老氏，故此数篇独重。司马贞云：“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今本无此篇，仅庚桑楚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此与司马子正所见不合矣。是子正犹及见与向郭注本不同之《庄子》也。
《左传》隐元年：“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或申子郑之京人也。
黄老一说，恐汉初始有之，《孟子》论杨墨，《庄子·天下篇》，《韩非·显学篇》，以及《吕览》，均不及此词。盖申实刑名之学，汉世述之者自附于黄老，故子长见其原于道德之意。
如可据今本韩子论，韩子乃归于阴谋权数之黄老耳。
此所记恰与子长报任少卿书所云“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相悖，彼是此必非。今本五蠹、孤愤、说难等篇，皆无囚秦之迹可指，大约报任少卿书所云正亦子长发愤之词耳（《吕览》成书，悬金国门，决非迁蜀后事）。
言其专致综核名实之小数也。
刻薄寡恩，而皆原于道德之意，此甚可思之辞也。道德一词，儒用之为积极名词，道用之为中性名词。故儒不谈凶德，而道谈盗者之道。韩文公云，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此非儒者说，五千文中之说耳。刑名比附于道德五千言，韩子书中亦存解老喻老，虽“其极惨礉”，仍是开端于五千文中。故曰，皆原于道德之意。
按老子申韩列传，在唐以宗老子故，将老子一节升在伯夷上，为列传第一，今存宋刻本犹有如此者。此至可笑之举，唐之先世是否出于陇西，实未明了，在北周时，固用胡姓大野矣，而自托所宗于老子。当时人笑之者已多，所谓圣祖玄元皇帝，诚滑稽之甚。
黄老刑名相关处甚多，故老庄申韩同传。三驺子比傅儒家言，而齐之方士又称诵习孔子之业（《始皇本纪》扶苏语），故三驺与孟荀同传，亦以稷下同地故也。
《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又十篇有录无书说，亦见于汉《艺文志》。东汉人引《史记》，无与此相反者。卫宏《汉书旧仪注》云“太史公作景帝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魏志·王肃传》云：“帝（明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材，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按，卫宏所记，每多虚妄（如谓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明帝之语，有类小说，固不可遽信，然必东汉魏人不见景纪，然后可作此说，否则纵好游谈，亦安得无所附丽乎？子长没后三百年中，十篇缺亡，一旦徐广、裴骃竟得之，在赵宋以后，刻板盛行，此例犹少，在汉魏之世，书由绢帛，藏多在官，亡逸更易，重见实难，三百年中一代宗师所不见，帝王中秘所不睹，而徐裴独获之于三百年后，无是理也。故十篇无书之说，实不可破，而张晏所举，景纪外固无疑问，景纪之亡，则卫说王传皆证人也。今本十篇之续貂俱在，清儒多因而不信张晏说，即《史记志疑》之作者梁君，几将《史记》全书三分之二认为改补矣，反独以景纪、傅传为不亡，是其疏也。今试分述十篇续貂之原，以疏张晏之论。
景纪 景纪之亡，有卫书王传为证，无可疑者。然梁君曰：“此纪之文，亦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不知此类多过《汉书》之处，皆别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表》，惠景间侯者表中，记载偶有出入，然彼长此短，若更据汉书各表各传以校之，恐今本《史记》无一句之来历不明也。补书有工拙，此书之补固工于礼乐诸书，然十篇之补不出一人，讵可以彼之拙，遂谓工者非补书耶？且张晏举补者之名，仅及一纪一世家二传，未云其他有补文，则此十篇今本非出于一手甚明矣。
武纪 此书全抄封禅书，题目亦与自叙不合。太史公未必及见世宗之卒，而称其谥，此为其伪不待辩也。钱大昕《考异》云：“余谓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阙，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
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梁云：“案表云，孝景元年置司徒官，不知哀帝始改丞相为大司徒，光武去大乃称司徒，孝景时安得有此官（此说自清官本始），又述事至孝成鸿嘉元年，殆目表其非材妄续耶？”按，梁说是也。此篇当是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参以太史公自叙，“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诸语敷衍而成者。其中竟有大事记，作表有此，本纪何为者？（又国除削爵亡卒，在他表均不倒文，在此篇独倒，明其为后人所为也。）
礼书乐书 礼书抄自《荀子·礼论》，乐书抄自《乐记》，篇前均有太史公曰一长段，容可疑此书仅存一叙，然礼乐两书之叙，体裁既与封禅等书不合，且其中实无深义，皆摹仿太史公文以成之敷衍语。即如乐书之叙，开头即是摹十二诸侯表叙语，然彼则可缘以得鲁诗之遗，此则泛泛若无所谓。是此两叙皆就《汉书·礼乐志》中之故实，摹子长之文意，而为之，今如将此两篇与诸表之叙校，即见彼多深刻之言，存汉初年儒者之说，此则敷衍其词，若无底然，亦无遗说存乎其中，更将此两篇与《汉·礼乐志》校，又宜见其取材所自也。
兵书 今本目中题律书，然就自叙所述之意论之，固为兵书也，今本乃竟专谈律，又称道“闻疑”，强引孙吴，以合自叙，愈见其不知类。此篇初论兵家，次论阴阳，末述律吕，杂乱无比。汉魏人乐书多不存，惜不能就其所据之材料而校核之也。张晏称之曰兵书，盖及见旧本，颜书据今本律书驳之，不看自序文义，疏误之甚。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之来源，褚先生自说之，其文云：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而解说之。
乃今本三王世家竟有太史公曰一段，且谓燕齐之事无足采者，为此伪者真不通之至。子长著书之时，三王年少，无世可纪，无事可录，故但取其策文，今乃曰其事无足采者，是真不知子长为何时人，三王当何年封矣（三王当元狩六年封）。
此篇“王夫人者……”以下，不知又是何人所补，然此实是汉世掌故及传说之混合，与礼乐诸书有意作伪者不同也。
日者列传 此书之补，褚先生曰以下者，应在先，司马季主一长段，又就褚少孙所标之目，采合占家之游谈，以足之者也。此篇中并引老子、庄子于一处，而所谓庄子者不见今《庄子》书，意者此段之加，在晋初，彼时老庄已成一切清谈所托，而向、郭定本《庄子》犹未及行耶？
龟策列传 此亦刺取杂占卜者之辞为之，“褚先生曰”以下，当是旧补（但直接褚先生曰数句颇疑割裂），其前一大段，及记宋之王事，又是敷衍成文，刺取传说以成此篇未缺之形式者，应为后来所补。日者、龟策两篇文词鄙陋，张晏、司马贞俱言之。
傅靳周列传 此全抄《汉书》者，未敷衍毫无意义之赞以实之。稍多于《汉书》处，为封爵，然此均见《史记》《汉书》诸表者。周传高祖十二年以
为蒯成侯，在击陈豨前，然击豨在十年，《汉书》不倒，抄者误也。
综上以观，褚先生之补并非作伪，特欲足成子长之书，故所述者实是材料及事实之补充，且明题褚曰，以为识别。若此诸篇之“太史公曰……”者，乃实作伪之文，或非张晏所及见。补之与作伪不可不别也。褚补史记不止此数篇，然他处补者尚有子长原文，褚更足之，此数篇中有录无书，故补文自成一篇，张晏遂但举此也。故此十篇中有褚补者，有非褚补者，非褚补者乃若作伪然，或竟是晋人所为，盖上不见于张晏，下得入于裴书耳。伪书颇有一种重要用处，即可据以校古书。有时近本以流传而有讹谬，伪书所取尚保存旧面目者，据以互校，当有所得矣。
太史公书之文辞，是绝大创作，当无异论。虽方望溪、姚姬传辈，以所谓桐城义法解之，但识碔砆，竟忘和璧，不免大煞风景，然而子长文辞究不能为此种陋说所掩。今不谈文学，但谈史学，子长之为奇才，有三端焉：一、整齐殊国纪年。此虽有春秋为之前驱，然彼仍是一国之史，若列国所记，则各于其党，“欲一观诸要难”（十二诸侯表中语）。年代学Chronology乃近代史学之大贡献，古代列国并立，纪年全不统一，子长独感其难，以为十二诸侯六国各表，此史学之绝大创作也。我国人习于纪年精详之史，不感觉此功之大，若一察希腊年代学未经近代人整理以前之状态，或目下印度史之年代问题，然后知是表之作，实史学思想之大成熟也。二、作为八书。八书今亡三篇，张晏已明言之，此外恐尚有亡逸者，即可信诸篇亦若未经杀青之功。然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之中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各为一书，斯真睹史学之全，人文之大体矣。且所记皆涉汉政（天官除外），并非承袭前人，亦非诵称书传，若班氏所为者。其在欧洲，至十九世纪始有如此规模之史学家也。凡上两事，皆使吾人感觉子长创作力之大，及其对于史学观念之真（重年代学括文化史），希腊罗马史家断然不到如此境界。皆缘子长并非守文之儒，章句之家，游踪遍九域，且是入世之人，又其职业在天官，故明习历谱，洞彻人文。子长不下帷而成玮著，孟坚但诵书而流迂拘，材之高下固有别矣。三、“疑疑亦信”。能言夏礼，杞不足征，能言殷礼，宋不足征，文献不足，阙文尚焉，若能多见阙疑，慎言其余，斯为达也。子长于古代事每并举异说，不雅驯者不取，有不同者并存之，其在《老子传》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或疑其胸无伦类，其实不知宜为不知，后人据不充之材料，作逾分之断定，岂所论于史学乎？子长盖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逸夫！
孟坚叙子长所取材，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此信论也。子长实非古史家，采取诗书，并无心得。其纪五帝三代事，但求折中六艺耳，故不雅驯者不及，然因仍师说，不闻断制，恐谯周且笑之矣。《史记》记事，入春秋而差丰，及战国而较详，至汉而成其灿然者矣。其取《国语》，固甚有别择，非一往抄写。《战国策》原本今不见，今本恐是宋人补辑者（吴汝纶始为此说），故不能据以校其取舍。楚汉春秋止记秦楚汉之际，子长采之之外，补益必多，项刘两纪所载，陆贾敢如是揶揄刘季乎？今核其所记汉事，诚与记秦前事判若两书，前则“疏略抵牾”，后则“文直事核”矣。彼自谓迄于获麟止（元狩元年），而三王之封，固在元狩六年，已列之世家，是孟坚以《史记》迄于天汉之说差合事实。其记汉事，“不虚美，不隐恶”，固已愈后愈详，亦复愈后愈见其别择与文采。若八书之作，子长最伟大处所在，所记亦汉事也。又子长问故当朝，游迹遍九域，故者未及详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传闻。以调查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术。盖耳闻之古史，只是神话，耳闻之近事，乃可据以考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