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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它，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它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它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它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它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它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的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它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五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到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第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第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第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
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
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二十叶），曰：贞
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
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辛亥
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羊□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
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九十引，又《御览》八百九十引《世本》，鮌作服牛，鮌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
。其文曰：贞之于王
（《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
之于王
（《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曰：贞王
□（下阙，《前编》卷七第十叶）。案，
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
，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
，古文
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
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
，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
。又，《说文》木部：曶，竟也，从木
声。
，古文曶。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
（《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茻间，与莫字从日在茻间同意，而篆文作
，不从月而从舟。此例之
本当作
。曶鼎有字
，从心从
，与篆文之
从
者同，即
之初字，可知
一字。卜辞
字从二从
，（卜辞月字或作
或作
）其为
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
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
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逷。《书·牧誓》：逷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逷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逷尔土。《诗·大雅》：用逷蛮方。《鲁颂》：狄彼东周。《毕狄钟》：毕狄不龚。此逖逷狄三字，异文同义。《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今人表》作简逷。《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騄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见余前撰《三代地理小记》），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有易之人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辞不见上甲。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亦不见主甲。余由卜辞有
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
或
中，而悟卜辞中凡数十见之
（或作
），即上甲也。卜辞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横直二笔皆与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
，则其中横直二笔或其直笔必与四旁不接，与田字区别较然。
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辞与古金文皆同），甲在中，与
之乙丙丁三字在
或
中同意。亦有中横直二笔与四旁接，而与田狩字无别者，则上加一作
以别之。上加一者，古六书中指事之法，一在
上，与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义尤近。细观卜辞中记
或
者数十条，亦惟上甲微始足当之。卜辞中云自
（或作
）至于多后衣者五（《书契前编》卷二第二十五叶三见，又卷三第二十七叶，《后编》卷上第二十叶各一见），其断片云自
至于多后者三（《前编》卷二第二十五叶两见，又卷三第二十八叶一见），云自
至于武乙衣者一（《后编》卷上第二十叶）。衣者，古殷祭之名。又卜辞曰：丁卯，贞来乙亥告自
（《后编》卷上第二十八叶）；又曰：乙亥卜宾贞□大御自
（同上卷下第六叶）；又曰：（上阙）贞翌甲□
自
（同上第三十四叶）。凡祭告皆曰自
，是
实居先公先王之首也。又曰：辛巳卜大贞之自
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前编》卷三第二十二叶）。又云：乙未贞其求自
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后编》卷上第二十八叶）。是
为元示及十又三示之首。殷之先公称示，主壬主癸卜辞称示壬示癸，则
又居先公之首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数先公当自上甲始。且
之为上甲，又有可征证者。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今卜辞中凡专祭
者皆用甲日，如曰：在三月甲子□祭
（《前编》卷四第十八叶）；又曰：在十月又一（即十有一月）甲申□
祭
（《后编》卷下第二十叶）；又曰：癸卯卜翌甲辰之
牛吉（同上第二十七叶）；又曰：甲辰卜贞来甲寅又伐
羊五卯牛一（同上第二十一叶）。此四事祭
有日皆用甲日。又云：在正月□□（此二字阙）祭大甲
（同上第二十一叶）。此条虽无祭日，然与大甲同日祭，则亦用甲日矣。即与诸先王先公合祭时，其有日可考者，亦用甲日。如曰：贞翌甲□
自
（同上）；又曰：癸巳卜贞
肜日自
至于多后衣亡它自□在四月惟王二祀（《前编》卷三第二十七叶）；又曰：癸卯，王卜贞
翌日自
至多后衣亡它在□在九月惟王五祀（《后编》卷上第二十叶）。此二条以癸巳及癸卯卜，则其所云之肜日翌日，皆甲日也。是故
之名甲，可以祭日用甲证之；
字为十（古甲字）在□中，可以
三名乙丙丁在
中证之；而此甲之即上甲，又可以其居先公先王之首证之。此说虽若穿凿，然恐殷人复起，亦无以易之矣。
《鲁语》称商人报上甲微，《孔丛子》引《逸书》：惟高宗报上甲微。（此魏晋间伪书之未采入梅本者，今本《竹书纪年》武丁十二年报祀上甲微，即本诸此）报者，盖非常祭。今卜辞于上甲有合祭，有专祭，皆常祭也。又商人于先公皆祭，非独上甲，可知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此孔子所以有文献不足之叹欤？
《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殷君数同，而于世数则互相违异。据《殷本纪》则商三十一帝（除大丁为三十帝），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殷本纪》大庚子），则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为大戊弟（《殷本纪》大戊子），祖乙为河亶甲弟（《殷本纪》河亶甲子），小辛为盘庚子（《殷本纪》盘庚弟），则增一世，减二世，亦为十六世。今由卜辞证之，则以《殷本纪》所记为近。案，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与者，前考所举求祖乙（小乙）、祖丁（武丁）、康祖丁（庚丁）、武乙衣，其一例也。今检卜辞中又有一断片，其文曰：（上阙）大甲大庚（中阙）丁祖乙祖（中阙）一羊一南（下阙，共三行，左读，见《后编》卷上第五叶）此片虽残阙，然于大甲、大庚之间，不数沃丁，中丁（中字直笔尚存）、祖乙之间，不数外壬河亶甲，而一世之中仅举一帝，盖亦与前所举者同例。又其上下所阙得以意补之，如下：
由此观之，则此片当为盘庚、小辛、小乙三帝时之物，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以《殷本纪》世数次之，并以行款求之，其文当如是也。惟据《殷本纪》则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且据此则大甲之后有大庚，则大戊自当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后有中丁，中丁之后有祖乙，则中丁、外壬、河亶甲自当为大戊子，祖乙自当为中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为大戊弟者非矣。卜辞又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后编》卷上第二十五叶）甲为阳甲，庚则盘庚，辛则小辛，皆武丁之诸父，故曰父甲，父庚，父辛；则《人表》以小辛为盘庚子者，非矣。凡此诸证，皆与《殷本纪》合，而与《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世数可由此二片证之，小乙以下之世数可由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条证之。考古者得此，可以无遗憾矣。
例二 陈寅恪君《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例一所举虽系史学上之绝大问题，然或有人嫌其多半仍是文字学的问题，不是纯粹史学的问题（其实史学语学是全不能分者）。现在更举一个纯粹史学的考定。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文不长，兹全录之如下：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小彻辰萨囊台吉著《蒙古源流》，其所纪土伯特事，盖本之西藏旧史。然取新旧唐书吐蕃传校其书，则赞普之名号，往往不同，而年代之后先，相差尤甚。夫中国史书述吐蕃事，固出于唐室当时故籍，西藏志乘，虽间杂以宗教神话，但历代赞普之名号世系，亦必有相传之旧说，决不尽为臆造。今二国载籍互相差异，非得书册以外实物以资考证，则无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也。
《蒙古源流》卷二云：“穆迪子藏（坊刊本作减，误）玛达尔玛持（坊刊本作特，误）松垒罗垒伦多卜等兄弟五人，长子藏玛出家，次子达尔玛特松（略一垒字，满文本已如是）自前岁戊子纪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所生，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岁次辛酉年三十六岁，殁，汗无子，其兄达尔玛即位”云云。按小彻辰萨囊台吉以释迦牟足佛涅槃后一岁为纪元，据其所推算佛灭度之年为西历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故其纪元前之戊子元年为西历纪年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其所谓自前岁戊子纪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六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戊戌即西历纪年后八百七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辛酉年则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唐昭宗天复元年。惟《蒙古源流》此节所纪达尔玛持松垒赞普之名号年代，皆为讹误。兹先辨正其名号，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然后详稽其年代之先后，以订正中国西藏二国旧史相传之讹误，或可为治唐史者之一助欤？
名号之讹误有二，一为误联二名为一名，一为承袭蒙古文旧本字形之讹而误读其音。
何谓误联二名为一名？按《唐书·吐蕃传》：“赞普（指可黎足即彝泰赞普）立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条云“彝泰卒，及达磨立，实录不书，旧传及续会要皆无之，今据补国史”。坊刊本《蒙古源流考》卷二：“汗（指持松垒）无子，其兄达尔玛癸未年所生，岁次壬戌，年四十岁，即位，因其从前在世为象时，曾设恶愿，二十四年之间，恶习相沿，遂传称为天生邪妄之朗达尔玛。”（按藏语谓象为朗glan）又藏文嘉喇卜经rgyalrabs者，（闻中国有蒙文刊本，予末见）本书译本子注及《四库总目提要》，皆言其与小彻辰萨囊台吉所纪述多相符合。今据Emil Schalgiutweit本嘉喇卜经藏文原文第十二页第十二行，其名亦为glan darma，即本书之朗达尔玛也。而本书之持松垒，在嘉喇卜经则称为ral-pa-chan，与朗达玛为二人，章章明甚。又乾隆中敕译中文《首楞严经》为藏文时，章嘉胡图克图言此经西藏古译本为五百年前之浪达尔玛汗所毁灭云云。（见清高宗御制文集藏译楞严经序）持松垒与达尔玛孰为兄弟，及浪达尔玛汗是否生于乾隆前五百年，以至《首楞严经》乾隆以前有无藏文译本，皆不必论；而持松垒与达尔玛之为二人，则中国史籍、《蒙古源流》本书及西藏历世相传之旧说，无不如是。今景阳宫所藏《蒙古源流》满文译本，误联达尔玛、持松垒二名为一名，此必当日满文译者所据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进呈之蒙文本，已有此误，以致辗转传讹，中文译本遂因而不改，即彭楚克林沁所校之中文译本，（曾见江安傅氏转录本）亦误其句读。以予所见诸本，惟施密德氏Isaac Jacob schmidt之蒙文校译本，二名分列，又未省略，实较成衮扎布本为佳也。
何谓承袭蒙文旧本字形之讹而误读其音？此赞普名号诸书皆差异，今据最正确之实物，即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碑阴吐蕃文（据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缪氏艺风堂拓本）补正其省略讹误，并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焉。
按长庆唐蕃会盟碑碑阴吐蕃文，首列赞普名号，末书长庆及蕃彝泰纪元，其所载赞普之名号为khri-gtsug Ide-brtsan。近年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亦同（见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P．71．72．76．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an．1928）。兹取此碑碑阴蕃文，历校诸书，列其异同于左。《新唐书·吐蕃传》：“元和十二年赞普死，可黎可足立为赞普。”按可黎可足即碑文khri-gtsug，其下之Idebrtsan则从省略，且据此可知当时实据藏文之复辅音而对音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又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按会盟碑碑阴末数行吐蕃年号为Skyid-rtag，即彝泰之义，然则可黎可足之号为彝泰赞普者实以年号称之也。
《菩提末》（Bodhimör）此书纪赞普世系，实出于藏文之嘉喇卜经，据施密德氏蒙文《蒙古源流》校译本第三百六十页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赞普之名为Thi-atsong-Itebdsan。按此书原文予未见，此仅据施密德氏所转写之拉丁字而言，Thi者藏文Khri以西藏口语读之之对音，严格言之，当作Thi。Ite者据会盟碑蕃文应作lde，蒙文dt皆作
形无分别，bdsan即碑文及西北发现之藏文写本之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转写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写经多一r）非原文之有差异也。惟atsong一字，则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讹，盖此字依会盟碑蕃文本及西北发见之藏文写本，应作gtsug，蒙文转写藏文之
（g）作形，转写藏文之
（a）（或作h）作
形，ug，ük作
形，ung或ong作
形，字体极相似故讹。或菩提末原书本不误，而读者之误，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译本 据此本，此赞普名作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brtsan。至btsong者，gtsug之讹读，藏文（
）（g）字，蒙文作，与蒙文
（b）字形近故讹，蒙文之ug转为ük亦以形近误为ong，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古源流》满文译本 《蒙古源流》中文译本非译自蒙文，乃由满文而转译者，今成衮扎布进呈之蒙文原本，虽不可得见，（予近发现北平故宫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两种：一为写本，一为刊本。沈阳故宫博物馆亦藏有蒙文本，盖皆据成衮札布本抄写刊印者也。）幸景阳宫尚藏有满文译本，犹可据以校正中文译本也。按满文本，此赞普名凡二见，一作Darmakriltsung Lni，一作Darmakribtsung，皆略去brt-san字，此名误与达尔玛之名联读，已详上文。惟藏文之khri，满文或依藏文复辅音转写，如此名之kri即其例；或依西藏口语读音转写，如持苏陇德灿Cysurongtetsan之Cy（满文
）即其例。盖其书之对音，先后殊不一致也。un乃ug转写ük之误，见上文菩提末条。又藏文Ide所以讹成垒者，以蒙文t字d字皆作d形，o字u字皆作d形，又e字及i字结尾之形作及，皆极相似，颇易淆混，故藏文之Ide，遂讹为满文之Lui矣。或者成衮札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讹误，满文译本遂因袭而不知改也。
文津阁本及坊刊本汉译《蒙古源流》中文《蒙古源流》既译自满文，故满文译本之误，中文译本亦因袭不改，此二本中，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持松垒，一作达尔玛持松，满文kri作持者，依藏文口语读之也。按义净以中文诧为梵文tha字对音，（见高楠顺次郎英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则thi固可以满文之
（cy）字，中文之持字对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误字，而先后校此书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满文Tsung之对音，其误见上文菩提末条。
蒙文书社本汉语《蒙古源流》此本此赞普名一作（达尔玛）哩卜崇垒，一作（达尔玛）持松哩卜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满文kri而对哩音，其作卜者，满文译本固有b字音也。第二名则持哩二字重声，松崇二字亦垒音，殆当时译者并列依原字及依口语两种对音，而传写者杂糅为一，遂致此误欤？余见上文。
此赞普之名号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会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赞普卒，十二年吐蕃告丧使论乞冉献马十匹玉带金器等。”《旧唐书·吐蕃传》：“宪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赞普卒来告。”《新唐书》：“宪宗元和十二年赞普死，使论乞髯来（告丧），可黎可足立为赞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新唐书·吐蕃传》：“赞普立（指可黎可足）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唐纪十三，会昌二年十二月吐蕃来告达磨赞普之丧，略云“《实录》丁卯吐蕃赞普卒，遣使告丧，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据《补国史》，彝泰卒后，又有达磨赞普，此年卒者，达磨也。《文宗实录》不书彝泰赞普卒，旧传及《续会要》亦皆无达磨，新书据《补国史》，疑《文宗实录》阙略，故他书皆因而误。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开成三年已卒，达磨立至此五年，而《实录》云仅三十年，亦是误以达磨为彝泰也”。《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垒岁次戊戌年十三岁众大臣会议辅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岁次辛酉，三十六岁殁。”据小彻辰萨囊台吉书所用之纪元推之，戊戌为唐僖宗乾符五年，西历纪元后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为唐昭宗天复元年，西历纪元后九百零一年。（诸书之文，前已征引，兹再录之以便省览而资比较）按《蒙古源流》所载年代太晚，别为一问题，姑于此不置论。而诸书所记彝泰赞普嗣立之年，亦无一不误者。何以言之？唐蕃会盟碑碑阴蕃文，唐蕃二国年号并列，唐长庆元年，当蕃彝泰七年；长庆二年，当彝泰八年；长庆三年，当彝泰九年。又《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刘元鼎使吐蕃会盟还，虏元帅尚墖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旧唐书·吐蕃传》，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颖等与吐蕃大将讷罗论等会盟于长安，盟文末有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之语，则是刘元鼎长庆二年所见虏师遍晓诸将之盟策，即前岁长庆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长庆元年，而非长庆二年。梁曜北《玉绳元号略》及罗雪堂振玉丈重校订《纪元编》，皆据此推算。今证以会盟碑碑阴蕃文，益见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赞普之彝泰元年，实当唐宪宗元和十年，然则其即赞普之位置迟亦必在是年。《唐会要》、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年月，乃据吐蕃当日来告之年月，而非当时事实发生之真确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载此赞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说是否正确，但宪宗元和十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十五年，为彝泰元年；文宗开成三年，即西历纪元后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补国史》所纪可黎可足赞普卒之岁，为彝泰末年，共计二十四年，适相符合。予于《蒙古源流》所纪年岁固未敢尽信，独此在位二十四年之说，与依据会盟碑等所推算之年代，不期而暗合，似非出于臆造所能也。
综校诸书所载名号年代既多讹误，又复互相违异，无所适从。幸得会盟碑阴残字数行，以资考证，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正。然中外学人考证此碑之文，以予所知，尚未有证论及此者，故表而出之，使知此逻逤片石，实为乌斯赤岭（此指拉萨之赤岭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寻常碑碣，仅供揽古之士赏玩者可比也。
例三 《集古录》与《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以金文证经典虽为较近之事，然以石文校史事，宋朝人已能为之如欧阳永叔《集古录跋尾》，其中颇有胜义。即如下例，可见其旨趣。
《魏受禅碑》……按，《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称天子。又按《魏·志》，是岁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犹称令。是月丙午，（一本作寅）汉帝使张愔奉玺绶。庚午，王升坛受禅。又是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三家之说皆不同。今据裴松之注《魏·志》，备列汉魏禅代诏册书令群臣奏议甚详。盖汉实以十月乙卯策诏魏王，使张愔奉玺绶，而魏王辞让，往返三四，而后受也。又据侍中刘廙奏问太史令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坛场；又据尚书令桓楷等奏云，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盖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汉魏二纪皆缪，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癸卯犹称令者，当是十月，衍一字尔。丙午张愔奉玺绶者，辞让往返，容（集本作殆）有之也。惟庚午升坛最为缪尔。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为十一月，此尤缪也。禅代大事也，而二纪所书如此，则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胜道哉？
北宋人的史学分析功夫到这个地步，所以才能有《唐书》《通鉴》那样的制作。到了近代顾亭林、朱竹垞等，以石文校史书，时有精论，而钱竹汀“乃尽……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见《集古录跋尾·王昶序》）。廿一史之考异，金石文之跋尾，皆同一意义之工作。现在摘录两条，以见其精诣所至。其实竹汀此书论石各篇，皆是精能之作，原书易得，不复多举。
《后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阴》：……北史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又云：太和二十年正月，诏改姓元氏。今此碑立于太和十八年冬，宗室已系元姓，代人并称河南郡，则史所载岁月恐未得其实矣。诸臣称河南郡者，元氏而外，若邱目陵氏，万忸于氏，候莫陈氏，乙旃氏，叱罗氏，吐难氏，伊娄氏，独孤氏，拔拔氏，莫耐娄氏，并见《魏书·官氏志》，而译字小有异同。如邱氏目陵之目作穆，万忸于之万作勿，吐难之吐作土，莫耐娄之耐作那，是也。陆氏本步六孤氏。太和十九年，诏称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者也。穆即邱目陵，于即万忸于，刘即独孤。诸人皆未改氏，而陆昕等已单称陆氏，而陆氏之改又在穆贺诸姓之先矣。大野氏郁久闾氏俟吕氏魏志俱失载。以予考之，郁久闾乃蜻蜻姓，后亦单称闾氏。《周书》太祖赐韩褒姓俟吕陵氏，（此《广韵》所引，今本俟讹作候）当即俟吕氏也。后魏末有南州刺史大野拔，大野亦代北著姓矣。又有俟文福一人，则未知其俟氏欤？（《官氏志》俟奴氏后改俟氏）抑别有俟文氏也？苦干氏贺拔氏不称河南而称代郡，盖代人之未南迁者。斛律氏称高车部人，虽入处中国，尚未有所隶州县也。冯诞以尚乐安公主拜驸马都尉，此但云驸马，而去都尉，从俗称也。史称傅永字修期，此直云傅修期，盖以字行也。公孙良据传为燕郡广阳人，此云辽东郡，则举郡望言之，于劲尝为司卫监，李预兼典命下大夫，皆本传所未载。陆昕传作昕之，当以石刻为正。其书姑臧为姑藏，河间为河涧，龙骧为䮾骧，傅脩期作傅
期，皆当时承用别体字，若万忸于之于或作乎，陆希道作怖道，则翻刻之讹。（此段以石文订史所记）
《后魏石门铭》右《石门铭》，盖述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开通石门之功。《魏书·宣武纪》：“正始四年，九月甲子，开斜谷旧道。”即其事也。碑云“起四年十月十日，至永平二年正月毕功”，而史书于四年九月者，据奉诏之日言之耳。《北史·羊祉传》不书开斜谷道事，此史文之阙漏，当据石刻补之。碑云“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即梁天监三年也。是岁夏候道迁背梁归魏，《梁史》书“魏陷梁州”于二月，当得其实。魏收史书于闰十二月，温公《通鉴》据长历梁置闰在次年正月后，遂移于后一年，非也（订历）。
《唐景龙三年法琬法师碑》右《法琬法师碑》。法琬，中宗之三从姑，太祖景皇帝之玄孙女也。父临川公德懋，尝官宗正卿，兵部尚书，谥曰孝，皆史所不载。史称永征二年，襄邑王神符薨。而碑云六年薨，与史
不合。据碑，法琬以襄邑王薨之岁，奏请出家，时年十有三。垂拱四年卒，春秋卌有九。今以永征六年年十有三推之，祇四十六岁耳。窃意神符薨于永征二年，史文未必误。其年德懋请舍所爱女为亡父祈福，奉敕听许，而法琬之出家则在其明年，年始十三也。碑以二年为六年，特书者之误尔（此段以史所记订石文）。
最近三十年中，缪荃荪、罗振玉、王国维皆于石刻与史传之校正功夫上续有所贡献，然其造诣之最高点，亦不过如钱竹汀而已。
例四 流沙坠简
近来出土之直接史料，可据以校正史传者，尚有西陲所得汉简。此种材料，法人沙畹德人康拉地皆试为考证，而皆无大功，至王静安君手，乃蔚成精美之史事知识。现录其一段如下（《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第一叶）：
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
四、于阗王写下诏书到
右二简文义相属，书迹亦同，实一书之文。前排比简文印本时，尚未知其为一书，故分置两贡中，今改正如右，亦行下诏书之辞也。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者，若析言之，则当云，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王，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焉耆王，以下放此。盖晋时西域诸国王皆得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位号。以此十字冠于五国王之上，而不一一言之者，文例宜然，亦如亲晋二字之为五国王通号，此人入所易首肯也。案，中国假西域诸国王以官号，自后汉始。《后汉书·西域传》：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十七年，更赐以汉大将军印绶。顺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与汉大都尉，其子孙至灵帝时犹称之。（按，传但言拜臣磐为汉大都尉，汉字上无与。然下文云，疏勒王与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时疏勒王外，非别有汉大都尉，不得言与。疑与汉二字当连续，与汉犹言亲汉也。上云拜臣磐为汉大都尉，汉字上脱与字）《魏略·西戎传》，魏赐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此西域诸王受中国位号之见于史籍者也。考汉魏时本无大都尉一官，求其名称，实缘都护而起。前汉时本以骑都尉都护西域，（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甘延寿段会宗传》）后遂略称西域都护。新莽之后，都护败没，故窦融承制拜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使暂统西域诸国，惟不欲假以都护之名，又以西域诸国本各有左右都尉，故名之曰西域大都尉，使其号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相若云尔。嗣是莎车既衰，而疏勒王称与汉大都尉，魏车师后部王又单称大都尉，皆不冠以西域二字，其号稍杀。故此简西域诸国王皆有此位号，疑自魏时已然矣。或以此简之晋守侍中大都尉与魏赐车师后王位号同，又下所举五王中无车师后王，疑此亦晋初车师后王之称，故此简之中实得六国。然魏时车师后王既受王印，则其号当云魏守侍中大都尉亲魏车师后部王。今但云晋守侍中大都尉，但举其所受中国官号，而不著其本国王号，必无此理。故曰，晋守侍中大都尉者，乃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之公号也。奉晋大侯亦然。以国王而受晋侯封，故谓之大侯，以别于西域诸国之左右侯，亦犹大都尉之称，所以别于诸国之左右都尉也。亲晋某王者，亦当时诸国王之美称。案，汉时西域诸国王但称汉某国王。《汉书·西域传》云：西域最凡国五十，自译长至侯王皆珮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其印文虽无传者，然《匈奴传》云：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西域诸王虽君一国，然其土地人民尚不如匈奴诸王，则汉所赐印必云汉某某王章，无疑也。后汉之初，莎车王号尚冠以汉字，中叶以后，始有亲汉之称。《后汉书·西域传》：顺帝永建元年，班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然但为侯号而非王号，其王犹当称汉某某王也。惟建安中封鲜卑沙末汗为亲汉王，魏晋封拜皆袭此称，如魏志外国传有亲魏倭王，古印章有亲晋羌王亲赵侯等是也。其官号上冠以魏晋字者，所以荣之；其王号上冠以亲魏、亲晋字而不直云魏晋者，所以示其非纯臣也。此简所举五国，西域长史所辖殆尽于此。案，西域内属诸国，前汉末分至五十，后汉又并为十余，至魏时仅存六七。《魏略》言且末小宛精绝楼兰（此谓楼兰城）皆并属鄯善，戎卢扞弥渠勒皮穴（《汉书》作皮山）皆属于阗，尉犁危须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温宿尉头皆并属龟兹，桢中莎车竭石渠沙西夜依耐蒲犁亿若榆令捐毒休修（《后汉书》作休循）琴国皆并属疏勒，且弥单桓毕陆（《汉书》作卑陆）蒲陆（《汉书》作蒲类）乌贪（《汉书》作乌贪訾离）诸国皆并属车师。此外汉时属都护诸国，惟乌孙尚存，仍岁朝贡，见于《魏志》。然乌孙国大地远，其事中国亦当与康居大月氏同科，自后汉以来盖已不属都护长史。则魏时西域内属诸国，仅上六国而已。右简所举又少车师一国，盖晋初车师后部当为鲜卑所役属。《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云：鲜卑西部西接乌孙。《晋书·武帝纪》：咸宁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二年，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时鲜卑当据车师后部之地，故能西接乌孙，南侵戊己校尉治所矣。右简令诸国王写下诏书，而独不云车师王者，当由于此。然则晋初属西域长史诸国，惟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国而已。此西域诸国之大势，得由右简知之者也。此简所出之地，当汉精绝国境，《后汉书》言后汉明帝时精绝为鄯善所并，而斯氏后十年在此地所得木简见于本书简牍遗文中者，其中称谓有大王有王有夫人，隶书精妙，似后汉桓灵间书。余前序中已疑精绝一国汉末复有独立之事，今此简中无精绝王，而诏书乃到此者，必自鄯善或于阗传写而来，可见精绝至晋初又为他国所并矣。自地理上言之，则精绝去于阗近，而去鄯善较远，自当并属于阗，而《魏略》则云并属鄯善。然无论何属，此时已无精绝国可知。此尼雅一地之沿革，得由右简知之也。二简所存者不及三十字，而足以裨益史事如此。然非知二简为一书，亦不能有所弋获矣。
例五 吴大澂“文”字说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之外，尚有其他近来出土之直接史料，足以凭借着校正或补苴史传者。例如敦煌卷子中之杂件，颇有些是当时的笺帖杂记之类，或地方上的记载，这些真是最好的史料。即如张氏勋德记等，罗振玉氏据之以成补唐书张义潮传（丙寅稿第一叶至四叶）。可见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不过这些文字，或太长，或太琐，不便举例，故今从阙。
近数十年来最发达的学问中，金文之研究是一个大端。因金文的时代与诸史不相涉，（除《史记》一小部外）而是《诗》《书》的时代，所以金文之研究看来似只有裨于经学。然经学除其语言文字之部分外，即是史学智识。不过金文与《诗》《书》所记不相干者多，可以互补，可以互校文字文体之异同，而不易据以对勘史事。虽金文中有很多材料，可以增加我们的古代史事知识，但，求到这些知识，每每须经过很细的工夫，然后寻出几件来。因此，关于金文学之精作虽多，而专于《诗》《书》时代史事作对勘之论文，还不曾有。此等发明，皆零零碎碎，散见各书中。现在且举吴大澂君文字说，以为一例。此虽一字之校定，然《大诰》究竟是谁的档案，可以凭此解决这个二千年的纷扰。《大诰》一类极重要的史料赖一字决定其地位，于此可现新发见的直接史料，对于遗传的间接史料，有莫大之补助也。
“文”字说，《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入”之误。盖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或作
，或作
，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
以上所标五例，皆新发见的直接史料与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相互勘补的工作。必于旧史料有功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
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互有短长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但这话也不能成定例，有时官书对于年月也会错的，私书说的“内幕”更每每是胡说的。我们如想做一命题而无违例，或者可说，一些官家凑手的材料及其范围内之记载，例如表、志、册子、簿录等，是官家的记载好些，而官家所不凑手或其范围所不容的材料，便只好靠私家了。不过这话仿佛像不说，因为好似一个“人者，人也”之循环论断。我们还是去说说他们彼此的短处罢。
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这因为官家总是官家，官家的记载就是打官话。好比一个新闻记者，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书之类得到一个国家要害大事之内容，如何做得到？势必由间接的方法，然后可以风闻一二。
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人的性情，对于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这些揣猜若为感情所驱使，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来。史学的正宗每每不喜欢小说。《晋书》以此致谤；《三国志·注》以此见讥。建文皇帝游云南事，明朝人谈得那样有名有姓，有声有色，而《明史》总只是虚提一笔。司马温公的《通鉴》虽采小说，究竟不过是借着参考，断制多不从小说；而他采《赵飞燕外传》的“祸水”故事，反为严整的史家所讥。大约知道一件事内容者，每每因自己处境的关系不敢说，不愿说，而不知道者偏好说，于是时时免不了胡说。
论到官家记载之讳，则一切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禅代之际，一切欺人孤儿寡妇的逆迹；剪伐之朝，一切凶残淫虐的暴举，在二十四史上哪能看得出好多来呢？现在但举一例：满洲的人类原始神话，所谓天女朱果者，其本地风光的说法，必不合于汉族之礼化，于是汉士修满洲原始之史，不得不改来改去，于是全失本来的意义。（陈寅恪先生语我云：王静安在清宫时有老阉导之看坤宁宫中跳神处，幔后一图，女子皆裸体，而有一男老头子。此老阉云：宫中传说这老头子是卖豆腐的。此与所谓天女者当有若何关系？今如但看满洲祀天典礼，或但看今可见坤宁宫中之杀猪处，何以知跳神之礼，尚有此“内幕”耶？）犹之乎顺治太后下嫁摄政王，在清朝国史上是找不出一字来的（其实此等事照满洲俗未可谓非，汉化亦未可谓是。史事之经过及其记载皆超于是非者也［“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清朝人修的《太祖实录》，把此一段民间神话改了又改，越改越不像。一部二十四史经过这样手续者，何其多呢？现在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稿本影印一叶以见史书成就的一个大手续——润色的即欺人的手续。
论到私书记载之诬，则一切小说碑史不厌其例。姑举两个关系最大谬的。元庚申帝如非元明宗之子，则元之宗室焉能任其居大汗之统者数十年，直到窜至漠北，尚能致远在云南之梁王守臣节？而《庚申外史》载其为宋降帝瀛国公之子，则其不实显然。这由于元代七八十年中汉人终不忘宋，故有此种循环报应之论。此与韩山童之建宋号，是同一感情所驱使的。又如明成祖，如果中国人是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则他的丰功伟烈，确有可以崇拜处，他是中国惟一能跑到漠北去打仗的皇帝。但中国人并不是个英雄崇拜的民族（这个心理有好有坏。约略说，难于组织，是其短处；难于上当，是其长处），而明成祖的行为又极不合儒家的伦理，而且把“大儒”方正学等屠杀的太惨酷了，于是明朝二百余年中，士人儒学没有诚心说成祖好的。于是乎为建文造了一些逊国说，为永乐造了一个“他是元朝后代的”的骂语（见《广阳杂记》等）。这话说来有两节，一是说永乐不是马后生，而是
妃生，与周王同母，此是《国榷》等书的话。一是说
妃为元顺帝之高丽妾，虏自燕京者，而成祖实为庚申帝之遗腹子（此说吾前见于一笔记，一时不能举其名，待后查）。按
妃不见明《后妃传》，然见《南京太常寺志》。且成祖与周王同母，隐见于《明史·黄子澄传》，此说当不诬妄。至其为元顺帝遗腹说，则断然与年代不合。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六十五，其生年实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四月，去明兵入燕尚有十年（洪武元年为一三六八），冒填年龄不能冒填到十年。且成祖于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如为元顺帝遗腹子，其母为掠自北平者，则封燕王时至多两岁，就藩北平时，至多十二岁；两岁封王固可，十二岁就藩则不可能。以明太祖之为人，断无封敌子于胜国故都、新朝第一大藩之理。此等奇谈，只是世人造来泄愤的，而他人有同样之愤，则喜而传之。（至于
妃如为高丽人，或是成祖母，皆不足异。元末贵人多蓄高丽妾，明祖起兵多年，所虏宦家当不少也。惟断不能为庚申帝子耳。）所以《明史》不采这些胡说，不能因《明史》的稿本出自明遗臣，故为之讳也。《清史稿》出于自命为清遗臣者，亦直谓康熙之母为汉人辽东著姓佟氏也。
官府记载与野记之对勘工夫，最可以《通鉴考异》为例。此书本来是记各种史料对勘的工夫者，其唐五代诸卷，因民间的材料已多，故有不少是仿这样比较的。因此书直是一部史料整理的应用逻辑，习史学者必人手一编，故不须抄录。
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短长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致说起，外国或是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传闻既易失真，而外国人之了解性又每每差些，所以我们现在看西洋人作的论中国书，每每是隔靴搔痒，简直好笑。然而外国的记载也有它的好处，它更无所用其讳。承上文第二节说，我们可说，它比民间更民间。况且本国每每忽略最习见同时却是最要紧的事，而外国人则可以少此错误。譬如有一部外国书说，中国为蓝袍人的国（此是几十年前的话），这个日日见的事实，我们自己何尝觉到呢？又譬如欧美时装女子的高跟鞋，实与中国妇女之缠足在心理及作用上无二致，然而这个道理我们看得明显，他们何尝自觉呢？小事如此，大者可知。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这道理太明显，不必多说了。例也到处都是，且举一个很古的罢。
（《史记·大宛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
。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
这不简直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西洋人吗？（这些人本是希腊波斯与土人之混合种，而凭亚里山大之东征以携希腊文化至中亚者。）然而这些事实（一）深眼，（二）多须
，（三）善市贾，（四）贵女子，由他们自己看来，都是理之当然，何必注意到呢？外国人有这个远视眼，所以虽马哥孛罗那样糊涂荒谬、乱七八糟的记载，仍不失为世上第一等史料；而没有语言学、人类学发达的罗马，不失其能派出一个使臣答西涂斯（Tacitus）到日耳曼回来，写一部不可泯灭的史料（De Cermania）。
这两种记载的相对是比较容易判别优劣的。除去有特别缘故者以外，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的记载。因为事实只能愈传愈失真，不能愈传愈近真。譬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多有怪事。如记李易安之改嫁，辛稼轩之献谀，文人对此最不平。我也曾一时好事，将此事记载查看过一回，觉得实在不能不为我们这两位文人抱冤。这都由于这位作者远在西蜀，虽曾一度参史局，究未曾亲身经验临安的政情文物。于是有文书可凭者尚有办法，其但凭口传者乃一塌糊涂了。这个情由不待举例而后明。
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即如韩退之的《平淮西碑》，所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者，总算经意了罢？然而用那样诗书的排场，哪能记载出史实来？就史料论，简直比段成式所作的碑不如。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
例如《晋书》《宋史》，是大家以为诟病的。《晋书》中之小说，《宋史》中之紊乱，固是不可掩之事实；然而《晋书》却保存了些晋人的风气，《宋史》也保存了些宋人的传状。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则此两书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新五代史记》及《明史》是最能锻炼的，反而糟了。因为材料的原来面目被它的锻炼而消灭了。班固引时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抄账式的修史，还不失为中医，因为虽未治病，亦未添病。欧阳《五代史记》的办法，乃真不了，因为乱下药，添了病。
本事对旁涉之一题，看来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则相干处少，然而有时候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本事经意，旁涉不经意，于是旁涉有时露马脚，而使我们觉得实在另是一回事，本事所记者反不相干矣。有时这样的旁涉是无意自露的，也有时是有意如此隐着而自旁流露个线索的，这事并不一样。也有许多既非无意自露，又非有意自旁流露，乃是考证家好作假设，疑神疑鬼弄出的疑案。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
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吗？所以就旁涉中取孤证每每弄出“亡是公子”、“非有先生”来。然若旁涉中的证据不止一件，或者多了，也有很确切的事实发现。举一例：汉武帝是怎么样一个人，《史记》中是没有专篇的，因为“今上本纪”在西汉已亡了。然而就太史公东敲西击所叙，活活的一个司马迁的暴君显出来。这虽不必即是真的汉武帝，然司马子长心中的汉武帝却已借此出来了。
我们可说，这只是上节本事对旁涉的一种；不过隐喻虽近旁涉，然究不可以为尽等于旁涉，故另写此一节。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地域呵！想明此例，且抄俞平伯先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篇。（抄全实太长，然不抄全无以明其趣。）
尝读元人《秋夜梧桐雨》杂剧写马嵬之变，玉环之尸被军马践踏，不复收葬，其言颇闪烁牵强。至洪昉思《长生殿》则以尸解了之，而改葬之时，便曰“惨凄凄一匡空墓，杳冥冥玉人何去”！两剧写至此处，均作曲笔，而《长生殿·雨梦》一折更有新说，惟托之于梦。其词曰：“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而评者则曰：“才情竭处忽生幻想，真有水穷山尽，坐看云起之妙。”洪君此作自为文章狡狯，以波折弄姿，别无深意；但以予观之，此说殆得《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本旨。兹述其所见于后。佐证缺少，难成定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亦所不废乎？
若率意读之，《长恨歌》既已乏味，而传尤为蛇足。歌中平铺直叙，婉曲之思与凄艳之笔并少，视《琵琶行》《连昌宫词》且有逊色。至陈鸿作传，殆全与歌重复，似一言再言不嫌其多者然。其故殊难索解。夫以一代之名手抒写一代之剧迹，必有奇思壮采流布文坛，而今乃平庸拖沓如此，不称所期许，抑又何耶？
其间更有可注意者，马嵬之变，实为此故事之中心，玉环缢死，以后皆余文也。以今日吾人行文之法言之，则先排叙其宠盛，中出力写其惨苦，后更抒以感叹或讽刺，如《长生殿弹词》之作法，称合作矣。而观此歌及传却全不如此，写至马嵬坡仅当全篇之半，此后则大叙特叙临邛道士、海山楼阁诸迹，皆子虚乌有之事耳，而言之凿凿焉。且以钗盒之重还与密誓之见诉，证方士之曾见太真。夫太真已死于马嵬，方士何得而见之？神仙之事，十九寓言，香山一老岂真信其实有耶？其不然明矣。明知其必不然，而故意以文实之，抑又何耶？
即此可窥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在也。一篇必有其警策，如《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为主意；《秦妇吟》以“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为主意；独此篇之主旨，屡读之竟不可得。必不得已，只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之。既以“长恨”名篇，此两语自当为点睛之笔。惟仅观乎此仍苦不明白，曰“此恨绵绵”，曰“长恨”，究何所恨耶？若以仓卒惨变为恨，则写至马嵬已足，何必假设临邛道士、玉妃太真耶？更何必假设分钗寄语诸艳迹耶？似马嵬之事不足为恨，而天人修阻为可恨者，抑又何耶？在《长恨歌传》之末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在此明点此歌之作意，主要是感事，次要是讽谏。夫事既非真，感之何为？则其间必明明有一事在焉，非寓言假托之匹。云将引为后人之大戒，则其事殆丑恶，非风流佳话也。乐天为有唐之诗史，所谓以出世之才记希代之事，岂以欣羡豪奢、描画燕昵为能事哉？遇其平铺直叙处，俱不宜正看。所谓繁华，其淫纵也；所谓风流，其丑恶也。按而不断，其意自明。陈鸿作传，惟恐后人不明，故点破之。
至作传之故，在此亦已明言。若非甚珍奇之事，则只作一歌可矣，只作一传亦可矣，初不必作歌之传，屋上架屋，床上叠床也。使事虽珍奇而歌意能尽且易知者，则传虽不作亦可也。惟其两不然，此传之所以作也。可分三层述之：歌之作意，非传将不明，一也；事既隐曲，以散文叙述较为明白，二也；传奇之文体，其时正流行，便于传布，三也。其尤可注意者为“世所不闻者”以下数语。其意若曰当时之秘密，我未亲见亲闻，自不得知；若人人皆知，明皇贵妃之事，则载在正史，又不待我言，我只传《长恨歌》中所述这一段异文而已。总之，白陈二氏仅记其所闻，究竟是否真确，二君自言非开元遗民不得知，遑论今日我辈也？予亦只释《长恨歌》云尔，究竟歌中本意是否如此，亦无从取证他书，予只自述其所见云尔。
《长恨歌》立意于第一句已点明，所谓“汉皇重色思倾国”，是明皇不负杨妃，负国家耳。开门见山，断语老辣。至于叙述，若华清宫、马嵬坡皆陪衬之笔，因既载《明皇本纪》，为世所知，所感者必另有所在而非仅此等事，陈鸿之言本至明白。结语所谓此恨绵绵，标题所谓长恨，乃国家之恨，非仅明皇太真燕私之恨也。否则太真已仙去，而“天上人间会相见”，是有情之美满，何恨之有？何长恨之有？论其描画，叙繁华则近荒，记姝丽则近亵，非无雅笔也，乃故意贬斥耳。传所谓乐天深于时，观此良确。综观此篇，其结构似疏而实密，似拙而实巧；其词笔似笨重而实空虚；其事迹似可喜而实可丑。家弦户诵已千年矣，而皆被古人瞒过了，至为可惜。
旁证缺乏，兹姑以本文明之。此篇起首四句即是史笔：“汉皇重色思倾国”，自取灭亡也。“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明明真人面前打谎语，史称开元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册寿王妃杨氏，至天宝四载秋七月册寿王妃韦氏，八月以杨太真为贵妃。太真为寿王妃十余年之久，始嫔于明皇，乃曰“初长成”、“人未识”，非恶斥而何？若曰回护，则上讳尊者方宜含糊掩饰，何必申申作反语哉？今既云云，则惟恐后入忽视耳。且其言与传意枘凿。传云：“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宏农杨元琰女于寿邸，既笄矣。”其中亦有曲笔，如不曰寿王妃而曰杨女，不曰既嫔而曰既笄；然外宫与深闺其不同亦甚矣。读者或以“宛转蛾眉”之句，疑玉环若未死于马嵬，则于文义为抵牾，请以此喻之，试观此二语，亦可如字解否？
可知《长恨歌》中本有些微词曲笔，非由一二人之私见傅会而云然，以下所言始不病其穿凿。上半节铺排处均内含讽刺，人所习知，惟关系尚少。最先宜观其叙述马嵬之变。歌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传曰：“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苍黄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其所叙述有两点相同，可注意：（一）传称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去，是玉环之死，明皇未见也；歌中有“君王掩面”之言，是白陈二氏说同。（二）歌称“宛转蛾眉马前死”，即传之“苍黄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也。宛转即展转，而传意尤明白。苍黄展转，似极其匆忙捣乱。而竟就绝于尺组之下者，与夫死于马前之娥眉，究竟是否贵妃，其孰知之哉？而明皇固掩面反袂未见其死也。歌中“花钿”句，似有微意。此二句就文法言，当云花钿、翠翘、金雀、玉搔头委地无人收。诗中云云，叶律倒置耳，诸饰物狼藉满地，似人蝉脱而去者然。《太真外传》云：“妃之死日，马嵬媪得锦韧袜一只，相逢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不特诸饰物纷堕，并锦袜亦失其一，岂不异哉？使如正史所记，命力士缢杀贵妃于佛堂，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观之，其境况殆不至如此也。
窃以为当时六军哗溃，玉环直被劫辱，挣扎委顿，故钿钗委地、锦袜脱落也。明皇则掩面反袂，有所不忍见，其为生为死，均不及知之。诗中明言“救不得”，则赐死之诏旨当时殆决无之。传言“使牵之而去”，大约牵之去则有之，使乎使乎？未可知也。后人每以马嵬事訾三郎之负玉环，冤矣。其人既杳，自不得不觅一替死鬼，于是“蛾眉”苦矣。既可上覆君王，又可下安六军，驿庭之尸俾众入观者，疑即此君也。或谓玄礼当识贵妃，何能指鹿为马？然玄礼既身预此变而又不能约束乱兵，则装聋做哑，含糊了局，亦在意中；故陈尸入视，即确有其事，亦不足破此说。至《太真外传》述其死状甚悉，乐史宋人，其说固后也，殆演正史而为之。
玉环以死闻，明皇自无力根究，至回銮改葬，始证实其未死。改葬之事，传中一字不提，歌中却说得明明白白：“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夫仅言马嵬坡下不见玉颜，似通常凭吊口气；今言泥土中不见玉颜，是尸竟乌有矣，可怪孰甚焉？后人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曰肌肤消释，（《太真外传》）曰乱军践踏，曰尸解（均见上）其实皆牵强不合。予谓《长恨歌》分两大段，自首至“东望都门信马归”为前段，自“归来池苑皆依旧”至尾为后段；而此两句实为前后段大关键。觅尸既不得，则临邛道士之上天下地为题中应有之义矣。其实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临邛道士鸿都客则托辞耳；歌言“汉家天子使”，传言“使者”，可证此意。
观其访问之迹，又极其奇诡。传曰：“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大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歌曰：“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最不可解者为碧落黄泉皆无踪迹，而乃得之海山。人死为鬼宜居黄泉，即诗人之笔不忍以绝代丽质付之沉沦，升之碧落可矣，奚必海山哉？且歌、传之旨俱至明晰。传云旁求四虚，明未曾升仙作鬼，仍居人间也；歌云两处茫茫皆不见，意亦正同；“忽闻”以下，尤可注意。自“海上有仙山”至“花貌参差是”，皆方士所闻也。使玉妃真居仙山，则孰见之而孰言之？孰言之而孰闻之耶？岂如《长生殿》所言天孙告杨通幽耶？夫马嵬坡下泥土中既失其尸矣，碧落黄泉既不得其魂魄矣，则羁身海山之太真，仙乎、鬼乎、人乎？明眼人必能辨之。且歌中此节，多狡狯语。“山在虚无缥渺间”，是言此亦人间一境耳，非必真有如此之海上仙山也；“其中绰约多仙子”，似群雌粥粥，太真盖非清净独居，唐之女道士院迹近倡家，非佳语也；“中有一人字太真”，上甫云多仙子，而此偏曰中有一人，明明点出一“人”字；“雪肤花貌参差是”，是方士来去以前，且有人见太真矣。其境界如何，不难想见。
写方士之见太真，正值其睡起之时。传曰：“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是云海沈沈，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歌曰：“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依传言，方士待之良久；依歌言，玉妃起得极仓皇。既曰“梦魂惊”，而“云髻”、“花冠”两句又似钗横鬓乱矣；其间有无弦外微音，不敢妄说。
传为传奇体，小说家言或非信史；而白氏之歌行实诗史之巨擘，若所闻非实，又有关碍本朝，乌得而妄记耶？至少，宜信白氏之确有所闻，而所闻又惬合乎情理；否则，于尚论古人有所难通。吾辈既谓方士觅魂之说为非全然无稽，则可进一步考察其曾见杨妃与否；因使觅杨妃是一事，而觅着与否又是一事。依歌、传所描写，委婉详尽明画如斯，似真见杨妃矣，然姑置不论。方士（姑以方士名之）持回之铁证有二：一为钿盒金钗，二为天宝十载密誓之语。夫钗盒或可偷盗拾取，（近人有以“翠钿委地”句为钗盒之来源，亦未必然。）而密誓殊难臆造。观传曰：“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此独君王知之耳。”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曰“独侍”，曰“凭肩”，曰“无人私语”，是非方士所能窃听也。窃听既不得，臆造又不能，是方士确已见太真也。钿盒金钗人间之物，今分携而返，是且于人世见太真也。至于“天上人间会相见”，则以空言结再生之缘耳，正如玉溪生所云“海外徒闻更九洲，他生未卜此生休”，非有其他深意；“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明谓生离，不谓死别；况太真以贵妃之尊乃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壸之玷，可恨孰甚焉？故结之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言其耻辱终古不泯也。否则，马嵬之变，死一妇人耳，以长恨名篇，果何谓耶？
明皇知太真之在人间而不能收覆水，史乘之事势甚明，不成问题。况传曰：“使者还秦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晏驾”。是明皇所闻本非佳讯，即卒于是年（肃宗宝应元年），而太真之死或且后于明皇也。按，依章实斋氏所考，则其时太真亦一媪矣，而犹摇曳风情如此，亦异闻矣。吾以为其人大似清末之赛金花，而《彩云曲》实《长恨歌》之嫡系也。惟此等说法，大有焚琴煮鹤之诮耳。
爬梳本文，实颇明白而鲜疑滞，惟缺旁证为可憾耳。杜少陵之《哀江头》亦传太真事，曰：“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曰去住，曰彼此，不知何指。若以此说解之，则上二句疑其已死，下二句又疑其或未死，两说并存欤？惟旧注以上指妃子游魂，下指明皇幸蜀，其说可通，故不宜曲为比附，取作佐证。且此事隐秘，事后渐流布于世，若乐天时闻之，在少陵时未必即有所闻也。他日如于其他记载续有所得，更当补订，以成信说。
今日仅有本文之直证，而无他书之旁证，只可传疑，未能取信。要之，当年之实事如何是一事，所传闻如何另是一事；故即使以此新说解释长恨歌传十分圆满，亦不过自圆其说而已，至多亦不过揣得作歌传之本旨而已（即此已颇夸大）。若求当年之秘事，则当以陈鸿语答之曰：“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
（附记一）明皇与肃宗先后卒于同年，肃宗先病而明皇之卒甚骤，疑李辅国惧其复辟而弑之，观史称辅国猜忌明皇，逼迁之于西内，流放高力士，不无蛛丝马迹。唐人亦有疑之者。韦绚《戎幕闲谈》曰：“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此事与清季德宗西后之卒极相似，亦珍闻也。
（附记二）又宋王铚《默记》：“元献（晏元献）因为僚属言唐小说：唐玄宗为上皇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玄宗卧未起，中其脑，皆作磬声。上皇惊谓刺者曰：‘我固知命尽于汝手，然叶法善劝我服玉，今我脑骨皆成玉，且法善劝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难死，汝可破脑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孙光宪《续通录》云：“玄宗将死，云：‘上帝命我作孔升真人。’爆然有声，视之崩矣。亦微意也。”此亦可与上节参看。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留）
这是一篇很聪明的文章——对不对却另是一回事——同时也是一篇很自知分际的文章。此文末节所说甚诚实，我们生在百千年以后，要体会百千年以前的曲喻，只可以玩弄聪明，却不可以补苴信史也。
此一对当，自表面看来，我们自然觉得口说无凭，文书有证，其优劣之判别像是很简单的。然而事实亦不尽然。笔记小说虽是著于文字的材料，然性质实在是口说，所以口说与著文之对当在此范围内，即等于上文第二节所论列，现在不需再说，但说专凭口说传下来的史料。
专凭口说传下来的史料，在一切民族的初级多有之。《国语》（《左传》一部分材料在内）之来源即是口说的史料，若干战国子家所记的故事多属于此类。但中国的文化，自汉魏以来，有若干方面以文字为中心。故文字之记载被人看重，口说的流传不能广远；而历代新兴的民间传说，亦概因未得文人为之记录而失遗。宫帷遗闻，朝野杂事，每不能凭口说传于数十年之后。反观古昔无文字之民族，每有巫祝一特殊阶级，以口说传史料，竟能经数百年，未甚失其原样子者（《旧约》书之大部分由于口传，后世乃以之著史）。故祝史所用之语，每非当时之普通语言，而是早若干时期之语言。此等口传的史料，每每将年代、世系、地域弄得乱七八糟，然亦有很精要的史事为之保留，转为文书史料所不逮。汉籍中之《蒙古源流》，即其显例也。
古代及中世之欧洲民族所有之口传史料，因文化之振兴及基督教之扩张而亡遗，独其成为神话作为诗歌者，以其文学之价值而得幸存，然已非纯粹之口传史事矣。近代工业文明尤是扫荡此等口传文学与史事者，幸百年之前，德俄诸国已有学者从事搜集，故东欧西亚之此等文学与史料，尚藉此著于文字者不少，而伊兰高加索斯拉夫封建之故事，民族之遗迹，颇有取资于此，以成今日史事知识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