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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的检视，所涉及的范围往往需要涵盖这个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其文明的整体演化进程中，并不是一致同步的，且其实际的作用也不能作等量齐观。有时是社会礼法体制的改变，推动了文明的进化；有时是文学艺术代表了文明的成就；有时是神教的力量影响着文明的特点；有时是知识与科技的累积与突破，牵引了文明的演进；有时是战争改变了文明的进程……也许，这种多角度的观察是必需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当历史学家从大尺度的历史时间观和大视野的历史空间观上，整体地看待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时，往往更愿意用具体的人工物来指称不同时期的文明特性。比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瓷器时代、机械时代、原子时代……
特定的人工物之所以能够用来界定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因为这些器物的出现，不仅标识了人类改变自然材料的形貌、性能的程度，而且，包含了从经验到知识，从技术到信仰，从体制到文艺，从战争到生活的全部的、根本的深刻演变。
比如，陶器的出现，便表明人们对自然材质——黏土的认识，对火的人为控制，对高温条件和环境的制造以及对不同温度下黏土的物理化学性能变化的经验（或者说知识）的积累，而陶器的器形的创造，更直接地透露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方式，至于陶器上的文饰，乃是人们更深层次上的精神的具像写照。
青铜器则被普遍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又一里程碑。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比较清晰而且相对连贯的记载与认识，大抵都是以青铜器的出现为标志的；因而，通过对青铜器的材质、样式的分析，可以从根本上看出社会文明更为细微和内在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演化和变迁的缘由。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抵是指夏商周三代。在这期间不仅完成了青铜器从粗略到精致的工艺发展的过程，而且，也伴随了器物功能的变化：由礼器、兵器为主到生活器具；同时，中国社会也随着这样的变化而从稳定趋向动乱——社会体制的调整和改变所带来的创新性紊乱。这期间，禅让制变成世袭制。禅让是智慧（经验）和德行（奉献）的表征，也是没有除此以外的能力可以保障权力的持久拥有时的逻辑选择；而世袭制之所以取代禅让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了德行以外的力量，并且这一力量足以维持权力的拥有和传递，而这力量蕴含在具有神奇力量和现实力量的青铜器中：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和作为利器的青铜器。当造物水平和能力更趋提高和普及时，天子的天赋唯一性也随之而减缩，直至丧失。于是，最高的权威由“天命”而“德行”，“天命不惟常”便成为改朝换代的理念支撑。
由礼器而兵器而生活器具的造物的过程，也是由“天命”而“德行”而“霸道”的观念的历程。
当青铜器更多以生活器具呈现的时候，“德行”丧失了最高权威地位，于是诸侯争霸称雄的时代降临了。而青铜器与铁器的并存，既使生产的效率空前提高，也使战争的杀伤力空前提高，巨大的财力和武力，是春秋战国战乱不断的支持和保障。
在纷乱的战国时代中，秦国最终能以战争平息战争，一统天下，固然与秦国长期以来兼融各家思想、调整国家体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连年的扩张和兼并中累积起来的造物能力的提高和设计水平的提升，才是秦国赢得最后一场战争的根本。因此，秦国的最后胜利，可以称之为思想的结果，可以称之为战略的成功，可以称之为体制的成果，也可以称之为造物与设计的胜利。因为，秦国有高速公路系统——直道，有符合空气动力学的箭镞——流线型箭镞，更有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所有这些，使得秦国在各诸侯国中显得更快、更强、更有组织，而这便是秦国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尽管把秦的兼并天下归结为设计是偏狭的，但是，历史让我们深信成功的造物之前，一定有非凡的设计；成功的统一背后必然是成效非常的设计。
同样，为人称道的大汉帝国，其雄风不可一世的背后，是至今令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丝绸之路。纺织业的发达使得大汉帝国称雄于世，同样，纺织业的发达也是大英帝国殖民世界的资本。
隋唐的盛世气象，固然是马上建功的楷模，但是，盛世的根基却建立在京杭大运河、秘色瓷、楼船……之上。
令李约瑟念念不忘的宋代，是历史学家称道的“瓷器时代”。温润的瓷器与温润的文治是相互匹配的，也是人类文明的理想样式。而这理想当然也包含了印刷术。
当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饮马多瑙河畔的时候，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或许就是由很多黄道婆提供的，是由撰写《梓人遗制》的工匠们提供的。
郑和七下西洋，虽然没有为大明帝国建立一寸海外殖民地，但是，四万人的远航大队，还是让世界看到了《天工开物》的巨大威力。
把人类的文明历史或者把一个民族的历史视为一部造物的历史，虽然难免机械、刻板甚至有僵化的嫌疑，也难免有过于唯物的偏失，但是，给人们提供的却是一个坚实的基点。对于一个过于沉浸在诗意中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曾经被坚船利炮凌辱过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正在复兴之中的民族来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基点，因为，站在这个基点上，可以真正客观地看自己、看他人；看过去，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