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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是取材于自然，施之以人工而改变其形态与性能的过程。因此，造物一方面关涉到人们对自然的取舍，一方面关涉到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任何一个民族的造物设计思想，都是由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的。因此，揭示一个民族的造物设计思想的特点，必须兼及这两个方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是最基本的哲学思想，也是造物设计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已经拥有了丰富的阐述。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阐述语义上的极大丰富，使得“天人合一”拥有了一个“阐述语义集”——哲学上的这一丰富成就的获得，使得“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并且具有广泛适用性，被人们普遍地使用，如同一种万能的标签，以至于只要谈到中国思想观念，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或者生产领域，乃至于吃饭喝茶，都是“天人合一”；又使得“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并且具有普泛虚无性，最终在人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郢书燕说中，失落了对其确切含义界定的可能。正是在这种人人都在使用，人人都又无法界定的事实背后，凸显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巨大创生力，成为解读中国造物设计的根本指向。
设计是具体到实物的一门学科，因此，我们在探寻设计思想的时候，就有必要首先搁置“天人合一”这一既广泛适用又普泛虚无的感念，从物直接关联的地方开始。
从现存的文献与实物的考察中，我们大致可以对中国设计思想归纳出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器物当为人所用，而不是人被器物所制。亦即：用物而不为物累，这是长久以来人们最根本的对待器物的观念。如《尚书·周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耽于物则人难免被物所异化——丧失自我心志。因此，对待器物的基本态度是“不贵异物贱用物”。器物是为人用的，而不是作为财富的象征的。
人是物的领主，要注重人本身——重己；器物的价值在于功用而不是器物本身，让器物为人服务——役物；而所有的器物的功用的目的都是更有利于人的生活——致用利人。
这一观点在道家的著作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力求“不以身假物”，“不与物交”；“从而无物累”，“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也就是“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墨子作为有工匠经历的伟大思想家，对器物与人的生活的关系的剖析，不仅是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观念，而且，更深刻地启示着当今的人们。在《墨子·非乐》中有这样的论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利人者为之，不利人者止之。同样体现在管子、韩非子等诸子思想中。“古之良工，不劳其智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宋法者不生。” （《管子·王辅第十》）
力避无用之物的出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策略；都是落实对人的最深切的关怀的具体表现。
造物，取自自然，更需巧法自然。
《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辦）民器，谓之百工。”百工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共同成为国家六大职业系统。今天所谓的设计，当在百工范畴之内。
百工造物，造物之材，取自自然。如何对待自然之材——五材？《考工记》提出“审曲面势”：“审”是审问，“面”是直面；“曲”是物形，“势”是物性。充分了解自然物材的形状、性能，并根据材料本身的性状，施加人工，制为器物，并为百姓所用，是百工的职责所在。
“审曲面势”是真正意义上的物尽其用，因材施工。对自然的用心、用智，便是“心师造化” （姚最《续古画品录》） ，进而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巧法造化” （黄成《髹饰录》） 。
这既是书法、绘画等艺术的一贯思想，也是落实在设计造物历史中的基本思想。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观念。
循依自然之材的性状，而加以发挥，加以利用，以最少的人力，换取最大的功用；是以自然为友而不是与自然为敌，是以造化为师而不图征服造化。这种体现在物之上的友善而非对立、和谐而非征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天人合一的一种具体说明与表征。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考工记》中的这一段文献，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关于地缘时尚特征的论述。
材料的品质，加上技艺的精湛，向来是人们衡量器物的主要依据。即便在当今，这样的观念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先人们就提出：成功的造物设计，还需要顾及时机与地缘文化。
在设计领域中，将时机作为造物时尚的核心元素，是近代以来的事；而将地缘文化（产品的属地文化特性）作为造物设计的核心，则是当今的事。亦即是在产品标准化时，在时尚成为设计的追随目标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才认识到并且将“天时”与“地气”作为设计的前沿方向加以研究和运用。
对于历史的研究，其实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揭示在这一思想的背后，蕴藏着由来已久的关于设计学科的一个一贯的思想。这就是对时间（也就是变化）的关注，对属地文化、地理、气候、习俗等地缘因素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一种对各地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尊重、一种造物设计与使用者的生活关联的理念、一种在具体的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的人与周遭的和谐的观念。
各随其宜，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往往也就是产品特性、个性的渊源；是一种对既有经验与规范实施超越与突破的客观力量。因为在“各随其宜”的现象表述的背后，指称的是灵活运用，随机变化的智慧与勇气。
技以载道，是中国古老的道器观的一种过程论述。从《易》时代开始，道器统一的判断，指出了哲学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技以载道”则是对这一逻辑判断的过程展示，是一种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
技以载道，将不可言说的“道”，落实在可感可知的“技”的进程中，意味着抽象的观念获得具像的认知途径；意味着动作性的技术获得了理论的有效指导。
技以载道，是“道”的人性化的表述，也是“技”的神圣化的表述。这一方面是人的自觉与对人的尊重的体现，一方面是对技艺的景仰与崇尚的体现。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对“技”大多持有一种抑制的态度，这种文献中的抑制趋向，真实的表征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造物设计水平的急速发展。造物设计水平的空前提高，带来了社会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奢靡。对“技”的抑制，便是从社会统治的要求出发，提出的对社会奢靡的一种批判。道家一方面论述由“技”而带来的弊端，一方面又颂扬了“技”在悟道中的不二地位，而使得“技”带有一种神秘化的倾向。相比道家的话分两头说，又不免自相矛盾，儒家的观点则比较统一，那就是：适当。适当的标准就是“文质彬彬”。相当于今天所谓的适度设计。
上述是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虽然不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的，也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同等量的体现出来的，但是，贯穿了至少是自商周以来的中国造物设计的漫长历程，是灿烂的中国文明的重要的思想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