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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礼仪经典。两千多年来，《礼记》一直被视为“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的经典，它涉及到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教育、历史、文学、祭祀、民俗、文饰、器物、饮食、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诸多领域。
《礼记》记载了一套完善的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将社会分出等级，这样就减少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摩擦，使统治者能稳固有效、和谐地治理天下。而等级的划分，必须有形式上的差别，体现在服饰、器物、饮食等多方面，通过器物的大小、形状、色彩、装饰、材质等等的不同来体现等级的差别，王公、大夫、平民所享受的待遇和使用的器物都有了明确的区分。这种对器物的分等级的划分使器物具有了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体现了儒家推扬的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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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精神，全面而深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仪主义，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精神支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并进而达到获得“长治久安”目的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可以说，《礼记》在过去两千多年里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品格、心态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就其价值而言，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今社会仍有其借鉴和认识意义。
《礼器》这章论述了器物与礼的关系。指出礼有本与文之分，也就是里与表的关系。同时，全章还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礼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有以多、大、高、文为贵的，也有以少、小、下、素为贵的，而其要则归结为所行的礼要与所用之物相称。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礼记·礼器》）
先王制定礼，有根本，又有文饰。忠信，是礼的根本；义理，是礼的文饰。没有根本，礼就不能成立，没有文饰，礼就不能施行。
在对礼的“本”和“文”的论述中，充分阐述了里与表，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辨证关系。在礼法中有“本”有“文”：忠信为其“本”，义理为其“文”，二者缺一不可，正所谓“无本不立，无本不行”。引申来看，“本”实际是指内容，而“文”则是指形式，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这一方面来看，《礼记》是很注重文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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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礼记·文王世子》）
夏商周三代的国君在教育儿子时，一定要用礼乐。乐，可以陶冶精神；礼，可以美化外表。礼乐互相渗透于心，表现于外，其结果就能使他们顺利成长，养成外貌恭敬而又有温文而雅的气质。
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之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
（《礼记·礼器》）
文饰是体现尊贵等级的重要手段。天子穿的龙袍有九种图案，诸侯的祭服只能有七种、五种或三种图案，大夫只能有一种黑青相间的图案，至于士穿的衣服，没有任何图案，只是上身玄衣，下身浅绛色之裳而已。天子头戴的冕，用朱、绿二色编织的丝绳来穿玉，垂旒十二条，而诸侯之冕仅垂旒九条，上大夫七条，下大夫五条，士三条：这是以文饰辨贵贱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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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记·檀弓》下篇，有一个“衣冠取人”的故事，耐人寻味。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季孙的母亲死了，鲁哀公前去吊丧，曾子与子贡也去吊丧，但守门人因为哀公在里面，不让他们进去。曾子与子贡就到马房里把自己的仪容修饰了一番。子贡先进门，守门人说：“刚才已经为您通报过了。”曾子随后进门，守门人也恭敬地让开了。二人走到寝门的屋檐下，卿大夫们都离开自己的位置来表示敬意，鲁哀公也走下一个台阶，向他们拱手行礼。君子议论这件事情说：“极尽修饰之道，这在生活中的作用可真大啊！”
这种“衣冠取人”的背后，显然不是全由财富决定的，而是以衣冠所具有的表现社会礼治等级的功能所支撑的。
玉不琢，不成器。 （《礼记·学记》）
美玉不经过雕琢，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物。
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 （《礼 记·仲尼燕居》）
孔子说：“一切制度都在乎礼，一切文饰作为都在乎礼，行礼就在人了吧！”
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诗》云：“……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礼记·表记》）
所以君子穿上他们的衣服，还要用君子的仪容来修饰；有了君子的仪容，还要用君子的言辞来文饰；言辞高雅了，还要用君子的道德来充实自己。所以君子常以只有君子的服饰而没有君子的仪容为可耻，以只有君子的仪容而没有君子的高雅的辞令为可耻，以只有君子的辞令而没有君子的美德为可耻，以只有君子的道德而没有君子高尚的行为为可耻。……那些没有德行的小人，真不配穿他那一身好衣裳。“德者，性之端也。” （《乐记·乐象》） 德行，是人的正性的表露。
以上几段都表明了君子的文饰要与德行统一。体现造物水平的服饰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德行来统一，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了《礼记》对器物装饰的高度重视。这种在儒家的礼仪前提下的“尽饰之道”，体现在了几乎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装饰，是造物设计思想最外在最客观的表露，体现着时代特征。对装饰的重视，也从侧面让我们看到《礼记》对器物生产的重视。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礼 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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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纹样图
最真诚的德性是人的自我完善，而道是人自己所遵循的。真诚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没有真诚就没有事物，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真诚的德性不是自我完善了就算了，还要用来成就事物。自我完善，是仁爱的体现；成就事物，是智慧的体现。可见，《礼记》认为器物的背后是人。器物是人的德性的一种体现。这一对器物的深刻认识当然是建立在先进而发达的造物水平上的。在《礼记·曲礼》下篇中，就已经有对工匠的明确分工：“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这六工就是一为陶瓷工，二为矿冶之工，三为玉石之工，四为木匠人，五为皮革羽毛牙骨匠人，六为苇薄曲筐匠人，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制作器物。在《少仪》篇中，曾提道：“工依于法，游于说。”指出了工匠要以法度为依归，而熟悉其中的道理。
这种分工比墨子关于分工的思想更加细密具体，体现着造物水平的发展，体现着文明的进步。
《礼记》是当时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等级礼仪的典籍，虽然过去千百年了，但它所记载的“礼仪”约束下的装饰，仍然为我们今天的造物设计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装饰作为造物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如何反映其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成为造物关注的一个永恒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