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礼仪经典。两千多年来,《礼记》一直被视为“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的经典,它涉及到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教育、历史、文学、祭祀、民俗、文饰、器物、饮食、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诸多领域。
《礼记》记载了一套完善的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将社会分出等级,这样就减少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摩擦,使统治者能稳固有效、和谐地治理天下。而等级的划分,必须有形式上的差别,体现在服饰、器物、饮食等多方面,通过器物的大小、形状、色彩、装饰、材质等等的不同来体现等级的差别,王公、大夫、平民所享受的待遇和使用的器物都有了明确的区分。这种对器物的分等级的划分使器物具有了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体现了儒家推扬的礼仪制度。
曾侯乙编钟 青铜 战国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礼记》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精神,全面而深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仪主义,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精神支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并进而达到获得“长治久安”目的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可以说,《礼记》在过去两千多年里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品格、心态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就其价值而言,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今社会仍有其借鉴和认识意义。
《礼器》这章论述了器物与礼的关系。指出礼有本与文之分,也就是里与表的关系。同时,全章还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礼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有以多、大、高、文为贵的,也有以少、小、下、素为贵的,而其要则归结为所行的礼要与所用之物相称。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礼记·礼器》)
先王制定礼,有根本,又有文饰。忠信,是礼的根本;义理,是礼的文饰。没有根本,礼就不能成立,没有文饰,礼就不能施行。
在对礼的“本”和“文”的论述中,充分阐述了里与表,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辨证关系。在礼法中有“本”有“文”:忠信为其“本”,义理为其“文”,二者缺一不可,正所谓“无本不立,无本不行”。引申来看,“本”实际是指内容,而“文”则是指形式,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这一方面来看,《礼记》是很注重文饰的。
虢季子白盘 青铜 西周晚期 陕西宝鸡出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礼记·文王世子》)
夏商周三代的国君在教育儿子时,一定要用礼乐。乐,可以陶冶精神;礼,可以美化外表。礼乐互相渗透于心,表现于外,其结果就能使他们顺利成长,养成外貌恭敬而又有温文而雅的气质。
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之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
(《礼记·礼器》)
文饰是体现尊贵等级的重要手段。天子穿的龙袍有九种图案,诸侯的祭服只能有七种、五种或三种图案,大夫只能有一种黑青相间的图案,至于士穿的衣服,没有任何图案,只是上身玄衣,下身浅绛色之裳而已。天子头戴的冕,用朱、绿二色编织的丝绳来穿玉,垂旒十二条,而诸侯之冕仅垂旒九条,上大夫七条,下大夫五条,士三条:这是以文饰辨贵贱的例子。
鸳鸯形漆盒 漆木 战国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在《礼记·檀弓》下篇,有一个“衣冠取人”的故事,耐人寻味。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季孙的母亲死了,鲁哀公前去吊丧,曾子与子贡也去吊丧,但守门人因为哀公在里面,不让他们进去。曾子与子贡就到马房里把自己的仪容修饰了一番。子贡先进门,守门人说:“刚才已经为您通报过了。”曾子随后进门,守门人也恭敬地让开了。二人走到寝门的屋檐下,卿大夫们都离开自己的位置来表示敬意,鲁哀公也走下一个台阶,向他们拱手行礼。君子议论这件事情说:“极尽修饰之道,这在生活中的作用可真大啊!”
这种“衣冠取人”的背后,显然不是全由财富决定的,而是以衣冠所具有的表现社会礼治等级的功能所支撑的。
玉不琢,不成器。 (《礼记·学记》)
美玉不经过雕琢,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物。
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 (《礼 记·仲尼燕居》)
孔子说:“一切制度都在乎礼,一切文饰作为都在乎礼,行礼就在人了吧!”
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诗》云:“……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礼记·表记》)
所以君子穿上他们的衣服,还要用君子的仪容来修饰;有了君子的仪容,还要用君子的言辞来文饰;言辞高雅了,还要用君子的道德来充实自己。所以君子常以只有君子的服饰而没有君子的仪容为可耻,以只有君子的仪容而没有君子的高雅的辞令为可耻,以只有君子的辞令而没有君子的美德为可耻,以只有君子的道德而没有君子高尚的行为为可耻。……那些没有德行的小人,真不配穿他那一身好衣裳。“德者,性之端也。” (《乐记·乐象》) 德行,是人的正性的表露。
以上几段都表明了君子的文饰要与德行统一。体现造物水平的服饰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德行来统一,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了《礼记》对器物装饰的高度重视。这种在儒家的礼仪前提下的“尽饰之道”,体现在了几乎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装饰,是造物设计思想最外在最客观的表露,体现着时代特征。对装饰的重视,也从侧面让我们看到《礼记》对器物生产的重视。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礼 记·中庸》)
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 铜制 战国
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纹样图
最真诚的德性是人的自我完善,而道是人自己所遵循的。真诚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没有真诚就没有事物,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真诚的德性不是自我完善了就算了,还要用来成就事物。自我完善,是仁爱的体现;成就事物,是智慧的体现。可见,《礼记》认为器物的背后是人。器物是人的德性的一种体现。这一对器物的深刻认识当然是建立在先进而发达的造物水平上的。在《礼记·曲礼》下篇中,就已经有对工匠的明确分工:“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这六工就是一为陶瓷工,二为矿冶之工,三为玉石之工,四为木匠人,五为皮革羽毛牙骨匠人,六为苇薄曲筐匠人,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制作器物。在《少仪》篇中,曾提道:“工依于法,游于说。”指出了工匠要以法度为依归,而熟悉其中的道理。
这种分工比墨子关于分工的思想更加细密具体,体现着造物水平的发展,体现着文明的进步。
《礼记》是当时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等级礼仪的典籍,虽然过去千百年了,但它所记载的“礼仪”约束下的装饰,仍然为我们今天的造物设计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装饰作为造物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如何反映其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成为造物关注的一个永恒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