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不役耳目
——《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记载了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誓词、诰语、谈话等，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宗教、哲学、伦理、法律、修养观等各个方面，是我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重要源头，为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孔子以《尚书》作为其政治理想、政策及政德的教授范本，用以传授学人。在儒家“五经”中，《尚书》被置于至尊的地位。可以说，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中国五千年道德文化基石的核心价值。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发展、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夏王朝建立后，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工具除石器、骨器、木器外，还有铜制工具；手工业除石器、陶器制作外，还有制铜、造车等部门；铜器已经由红铜发展到了青铜。夏王朝晚期，由于桀施行暴政，导致了夏的灭亡。汤于公元前 1600 年建立了商王朝后，社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商代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考古中出现了青铜农具。青铜器的合金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盘庚迁都后，商王朝的统治得到稳定，国力也得到较大发展。至殷末，由于商纣施行暴政，武王兴兵讨伐，牧野一战，商王朝灭亡。武王于公元前 1046 年建立了西周王朝后，社会经济得到了更大发展。青铜器的制作，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发展，青铜制造的农具运用于农业生产，手工业的各部门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准。周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了西周王朝。以上这些，就是《尚书》产生的简明的时代背景。

夏朝是“青铜时代”的开创时期，商、周则跨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各种文化都受到社会制约而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工艺作为时代精神的物化形态，在当时的标志是青铜器。青铜器在当时不仅是工艺造物最高成就的体现，而且也是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物证。贵族统治者的占有和享用，使得青铜器在社会政治上的功用远远重于作为器物的实用功能，成为象征和维护其政权专制统治的工具。

青铜器的铸造到了商周时期达到顶峰，造型庄严、典重、古朴，给人以肃穆、神秘之感，具有振颤人心的精神力度，鲜明的体现出“礼器”的性质，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政治宗教的意义。青铜器成为了贵族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威严的象征物，它所负荷的政治、宗教功能完满地体现在它的造型和纹饰上。青铜重器后母戊大方鼎就是这一时期青铜艺术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上的纹样呈现出来的装饰——抽象性，表明了那个时代弥漫于人们心目中的超凡的神灵意识。离人越远、离自然越远，离神灵就越近。商代以及周代早期的青铜纹样上的神秘、狞厉与恐怖感是人的感受，而这种人们不可亲近的感受，正是对神性的存在的昭示。神与人不能混杂，这是当时的基本观念，也是社会秩序建立的根本依据，青铜纹样上的这一特点，正是以具体的图像展示了这一时代特征。

在这一时期的人和人的力量不是被直接展示的，而是通过神灵的映衬被肯定和歌颂的。

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随着诸侯国的日趋强盛和周天子权威的日渐式微，赋予天子合法合理性的神灵崇拜，尽管依旧是天子的专利，诸侯们虽然已经强大起来，却无法觊觎这种的天赋神圣性，因此，无奈于神灵的诸侯，转向了日常的世俗生活。在青铜器的纹样和器具上，集中体现为纹饰由几何性抽象向写实性具象转向，由刚直方折向柔曲流畅转向。因此，整体器物纹饰由神圣性转向人世性。这种世俗性就体现为亲切柔美，不像殷商时期那样狰狞恐怖了。青铜艺术逐渐由天上转向人间，转向现实世界，不再是神秘、恐怖的狞厉美，而是一种和谐典雅的美。

春秋晚期至战国，伴随着“礼崩乐坏”，天命观念彻底动摇了，青铜艺术原有的社会功能萎缩了，那些积淀着重要社会、政治、宗教意义的青铜器物，不仅呈现出世俗化的精巧的倾向，而且，从神灵的专用，渐次成为神人的兼用。样式上更走向了清新俊逸、轻松明朗的趋势。

之所以大篇幅的介绍青铜器，是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就像现代社会的蒸汽机一样。透过青铜工艺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尚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或者说，青铜工艺的发展历程正是《尚书》思想的实物体现。

在天人关系上，《尚书·商书》的“天”是人类的最高主宰，一切由上帝决定，王权也是天授，且固定于一家一姓的。

“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这就是天道，只要您敬重崇奉天道，就可以永久保持天命。权贵们必须崇拜上帝和天命，因为，这是他们的所有合法性的根本，所以祭祀上帝和鬼神就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青铜礼器则是在祭祀活动中连接凡界与天神的媒介。于是，青铜器使用数量的多寡和规模的大小，就是社会地位与权利等级的标志和象征。要通过青铜器体现的“礼”来控制民众，青铜器便必须体现出神权的威严，显示出上帝的神秘。因此，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庄严，典重，绝无轻率之倾向。器纹多全身施饰，多在全身雷纹中施以饕餮纹，纹饰层次分明，强烈夺目。

到了《尚书·周书》，提出了“惟命不于常”“惟德是辅”“敬德保民”的新思想，甚至还提出了“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这表明天神的权威相对下降，德行具有一种类似天神的权威，这一转变标志着人们开始从崇拜天神中获得了某种解放，开始了由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过度。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时的青铜器的形制较前期简便，器物刻镂渐浮浅，纹饰抛弃了商代饕餮纹等神秘、恐怖的图像，而采用了自由朴素的重环纹、蛟龙纹、波纹等。有些器物装饰极为简洁，只以一道或数道弦纹为饰。典型的有颂壶、毛公鼎等。

《尚书》中还蕴涵了极为珍贵的民本思想，把得民与失民作为衡量政治好坏、国家兴亡的标准，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尚书·酒诰》） 。这一变化的根基是由神到人的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上的变化，在那个革新的时代，诸侯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为其功利目的，大力发展了日用青铜器物新品类，如铜镜、灯具、带钩、货币、兵器、乐器等等，而且出现了空前创新的生活纹饰，装饰意象直接表现现实生活场景。虽然这些日用器物仍然归诸侯贵族所有，有着浓重的神秘气息，但它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有漆绘跽坐俑铜盘灯等。

《尚书·周书·旅獒》篇中有这样一段：

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旅獒》在开篇阐明了天子应当以正确的态度来合理支配进贡的物品。召公认为：沉迷于“玩物”，就会看重珍奇异物而轻视日常用品、沉迷奇禽异兽就会忽略牛羊六禽，从而使黎民百姓陷于贫困，沉迷于“玩物”，又会轻慢大臣导致大臣不肯尽心、得罪小民导致小民不肯尽力，从而使国家大业毁于一旦。召公所以提出“玩物丧志”，反对珍宝古玩、奇技淫巧，正从侧面说明了当时造物的发达，大量青铜器的铸造和玉器的雕琢显示了当时造物水平的高超。

精美的器物之所以会使人丧志，在于障翳人们的“耳目”。换言之，只有造“物”达到非常高超的程度，才有可能使人因“物”废“志”；另一方面也说明，所谓的“丧志”其实是过于沉湎“物”的“文”，而忽视了“物”的“质”。因此，不为“耳目”之皮相左右，遵从内心的意志，不仅是作为天子的地位永葆的前提，也是，寻常人们真正拥有生活而免于被“物”异化的前提。

这种务实的观念在以后的造物设计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这一观念和孔子的“文质彬彬”一起构成了中国造物设计思想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