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质彬彬
——儒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是爱人，即是人道。“仁”，从广义讲，是一切美德的总称。从狭义讲，“仁”的基本内容是“爱人”。简单地说，就是使人都好起来，使人人生活得好。儒家把“仁爱”看成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 语·八佾》）

孔子说：“做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仪对他有什么用呢？做人，没有仁爱之心，音乐对他有什么用呢？”礼乐，在当时是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的外在标识。如果失去了内在的本根——仁，那么，徒有的外表，便是没有意义的空壳，或许还不仅限于此。因此在孔子看来，“仁”乃是人的意义价值的根基。

从造字的角度看，“仁”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因此，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儒家学说的一个根本的特征是十分注重君子个人的人格和修养。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是儒家对君子个人修养要求的一种完善的表述。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质”指质地，质朴、朴实的内容，内在的思想感情；“文”指文采，华丽的装饰，外在的仪式。“野”指粗俗，鄙陋。“史”原意指在宗庙里掌礼仪的祝官和在官府掌管文书的人，此引申为言辞华丽、虚浮铺陈、浮华虚夸。“彬彬”指文质兼备相称，形容不同种类的物质搭配在一起，相互融合，体现出文雅的态势。

意谓对一个人来说，质地朴素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俗野蛮；文采胜过质地，就会显得浮华虚夸，只有质地和文采配合恰当，既朴实而又文雅，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文质彬彬”说的提出，本来是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来说的，但其中却包含了孔子对审美的看法。

“文”这个词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它们都含有外在形式美的含义。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 语·宪问》）

这里的“文”是指文采，意思是用礼乐修养来增加其文采。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周朝的“文”是借鉴夏朝、商朝而制定的，是多么地丰富繁盛啊。这里的“文”包含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各种美好的东西。当然包含着造物的中的美好的器物。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

这里的“文章”指的是“黄黼黻衣、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同社会生活美有关的”的造物艺术的文饰和文采。这正是对尧作为君主的崇高功业的称赞，更隐含了对物质文明、对造物水平的进步的称赞。

对于和“文”相对的“质”，孔子也明确作了说明。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君子做人以义为根本，按照礼节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来表达它，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它。这样才真正是君子啊！”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质指的是人内在的、谦逊的、诚实的、符合道义的品质。在孔子看来，包含审美在内的文化教养是很重要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因此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即君子只有“质”还不行，还需要有包含审美在内的“文”的修养，否则人就是粗野的。“文胜制则史”，如果极力讲求文饰和外在美，而缺乏内在的品质，审美形式的表现超过了内容或本质的含量，那么所谓文饰和美就会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的苍白的虚饰。

去掉“文胜质”和“质胜文”两种片面倾向，将二者统一起来，就是“文质彬彬”，也就是要求“文”与“质”两者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要求君子把外在的仪容、言行等各方面的美与君子内在精神道德品质相协调。这种协调统一，孔子归结起来就是“中庸”，它指矛盾双方能相互依存，表现出“恰到好处”，从而保持同一体的和谐与统一。

“中庸”思想经过后世儒家的发展，使体现人与人关系的礼成为一种完美的修养而代代继承，其中“尊五美，屏四恶”的中庸生活方式的标准，使得长期以来工艺造物的发展都没有越过这个“矩”。“文质彬彬”正是这种“矩”的概括。

“文”是指形式华美，往往通过器物来呈现，因此可以引申为器物的造型样式、色彩花纹等外在形式的体现；“质”指人的本质、道德品格，可以引申为器物的本质内容、材质功效。如果只注重文，就会极端追求外表的漂亮，而忽视了本质的内容，使内容苍白。也就是说只注重文，就会刻意追求器物外观的华丽，而忽略器物作为人造物的第一本质——为人类服务，大大削减了器物的功用，变得徒有其表，而无实用价值。如果只注重“质”，就会只考虑器物的实际功用，而不对其进行必要的外在的修饰和加工。这样虽然满足了人类衣食住用行等需求，但不顾及其他，毫无美感可言，势必倒退到荒蛮状态。

所以要做到“文质彬彬”，让文和质达到最理想的和谐统一。器物的创造应该同时注重“文”和“质”，在满足人们对器物的功用的需求同时，还应该加以适当的、与功能相吻合的外在的装饰，包括器物的外型、色泽、纹饰、包装等等。这样“文”与“质”的统一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不会陷于只注重装饰造型的虚华无实，也不会因只考虑功用而退回到蛮荒粗鄙。

“文质彬彬”作为儒家的审美观念的核心，其价值和意义在于解决了设计造物中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后所出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形式与内容”。

用“彬彬”这样一个并不十分确定的概念来解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着其笼统含糊的一面，但是，也正是这种不是十分确定的表述方式，给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彬彬”只是给出了一个方向、一个有弹性的阈值。对于这一阈值的度的具体把握，则取决于每一个实际情况。

度的把握，是智慧的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可以依傍的对象。在孔子看来，一个显在的依傍对象是“礼”。作为秩序与等级的概念，“礼”是社会性的规范。而物的生产与运用，在客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因此，设计造物除了必要的功能保证以外，如何有利于社会的有序和谐，便是设计者不可忽视的关键。而这正是通常所谓的“形式”的主要支撑要素。

源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孔子所谓的“彬彬”，实际上是“仁”“礼”这一思想核心的具体体现之一。

借助器物作为形象的比喻来阐述“仁”“礼”，不仅形象生动、易于理解；而且，也为全面认识儒家的造物设计观念，提供了必要的途径。在《论语》中有多处这样的论述，如：

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仅仅具有一才一艺就行了。”器具是为某种需要而做的，只有特定的用途，各种器具之间往往难以相通用。以此比喻人的才能有限，孔子用“君子不器”来主张君子要具备多种才能和技艺。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孔子说：“您对我有什么看法呢？”孔子说：“你好像是一件器物。”子贡问：“什么器物呢？”孔子回答说：“是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这既是对子贡的肯定，也是一种委婉的批评。“君子不器”，是孔子对君子的一种界定，子贡虽然可以称作华贵之器，但终究还在器的范畴。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论语·雍也》）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这是什么觚呀！这怎么是觚啊！”觚作为一种酒器，更作为一种礼器，在春秋时造型由原先的细高型，变成了近乎杯的样子。孔子认为这已经远离了周礼的定制，表现的不仅是造型上的变化，更有礼治的式微。于是有这样的感叹。

孔子的这一感叹，更进一步启示了我们：设计造物作为人类文明的物化形态，承载着文化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