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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荒” 50年代初期，那一个时期，美术院校老师特别紧缺。
在美院学习，素描、色彩、美术史论、书法篆刻、古典文学、诗词题跋、白描（庞薰琹执教）等课程，既有借鉴传统，又有面向生活的绘画实践能力培养，奠定了我们学生诗、书、画、印的底子，使我羽翼逐渐丰满。从蹒跚学步，到挥笔作画，已驾轻就熟。1953年，因社会急需美术干部，院领导从6个班级里面抽出绘画基础比较好的40位学生组成绘画系毕业班。这个毕业班的学生中有年长的、画技高的，也有家庭困难的，希望早点工作的，等等。
毕业前，同学们根据个人情况创作毕业作品。像我、宋忠元、于长弓等四个人画油画的，因为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上的素描、色彩课，色彩课基本上是油画为主，指导教师苏天赐是林风眠的高足，我自然受林风眠画风影响就深一些。周昌谷是画国画，他学前有国画的基础，他的指导老师金浪让他画《西湖图》。也有画连环画的、画素描的。我则以安徽三河闸工地为创作题材，画了《新师徒》。于长弓好像是画了一张《冼星海》。宋忠元画了一张《出钢》。
临近我们毕业，院里为培养建国后高等美术学院教学骨干与充实师资，正筹备成立中国画系，我与宋忠元、沈润棠等其他十几位同学作为成绩优秀的毕业生，被有幸选中，入53届研究生班，将留在美院继续培养深造两年。据说这是为定向培养青年教师做准备。
因我进校后主要学素描、色彩等西画基础课，进研究生班，突然180度调头，专攻国画人物画，感到有点不适应。但不得已，已经有人帮你调好头了，只得放弃原主攻油画的目标，转攻国画，正式跨入中国现代人物画专业领域。
院里计划是周密的，安排导师指导，外校进修，古代艺术考察研究、参加专家班培训等学习计划。研究生班，到了我们这届，可能已属建国后第三或第四批毕业生了。第一批有钱景长等，后来有一批毕业生如李震坚，我们进彩墨画系时他已在教师岗位。
一开学，让我们吃惊的是，教师还没落实。回想这一教师“荒”现象，一半是人为造成的，老教师，有名无实，被晾着；一半是新中国建国后新旧体制交替造成的，青黄不接，党培养的教师能上岗的不多。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研究班带教老师，院里就派人到上海“讨救兵”，大概过了两个多月，我们这届研究生教师才走马上任，他就是我们班的带教老师黎冰鸿。
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听说黎冰鸿老师是通过莫朴的关系请来的，他原先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工作。莫朴1953年去找他时，他刚从华东画报社调到上海市文管会博物馆搞筹建。为加强我院师资力量，莫老师动员、说服黎冰鸿来校任教。黎不舍得自己的工作，但最终还是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来到我院。莫老师曾经写过黎冰鸿的回忆文章，说他是“在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三十多年中，以强烈的事业心，努力钻研，大胆探索，在教学、创作、学术领域等方面都有建树”。
黎老师为有名望的油画家，谈吐诙谐，性格开朗，与我们一见如故。他兴趣爱好广泛，是个球迷，喜欢游泳、跳舞、音乐，喜欢狩猎，喜欢摆弄无线电。教学上实行宽松政策。因此我们师生间不仅相处愉快，且也跟他学到不少绘画技能。他对我们说，研究生班的学生，不能像原先当学生那样，跟老师亦步亦趋，要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建议我们学生间可相互多切磋。并说他的职责为传道、授业、解惑，希望我们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他会恭候的。
邀来黎冰鸿为我们作指导后，我们主修人体素描。黎老师画风是西方式的，他师从越南画家阮有悦。在港时跟曾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李铁夫学画，李为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的先驱，曾于阿灵顿美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纽约艺术大学等深造，因此，接受阮有悦与李铁夫绘画风格的黎老师，画风与苏（联）派自然有距离。而1954年，中国美术走向一个极端，什么都仿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成为中国美术发展方向。由此，黎老师来授课的课时相对不多。
读研与读本科不一样，没课时，我们即主动从图书馆查找资料，从苏联的人体照片和画册图片中去摸索学习。再者就是同学间互相探讨。谁有什么新发现，新构想，会交流心得，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大家努力钻研，刻苦学习，蔚然成风。
“一日当两日”，是苏轼的诗句。我的学习劲头，也可用这诗句来形容，常常一个人守着自己孤独的影子，泡图书馆成了习惯。灯火阑珊而归是家常便饭。
读研时，我对绘画造型、构图法、西方绘画流派等展开深入探索。逐渐认识到因循守旧，看一眼画一笔，是适应入门级别的早期群体，是从艺的必经之路，自己应向更高处攀登。如一味亦步亦趋，对物象的认识必然停留在表面而止步不前。
那时我对任伯年鬼迷心窍，查看与他有关的资料，有问题，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善罢甘休。遇到我喜欢的任伯年绘画作品就临写默背。我体察到，任氏画麻雀、燕子，往往不点出眼睛，就觉得很好奇。再仔细研究，有些体积，如翅膀、雀尾和燕尾等，只寥寥几笔，却动感、趣味十足，栩栩如生。而这种大胆、准确的用笔，如果不是仔细观察，不是对鸟的结构十分熟悉，是不可能画好的。还发现任氏画的小鸡，身体一团毛茸茸的，分五六笔画成，每一笔代表了肢体的一部分。这使我窥见了禽类的结构与表现法，不论飞翔、奔跑的禽类，他都能采用结构法表现它们。这种表现法，让我很新奇，且十分吃惊。
我再去研究他笔下花草，发现花草也有规律—它们生长的形体结构规律，于是便饶有兴致地尝试着这种画法。还醉心八大的墨兰、齐白石生趣盎然的虾，还有齐氏消遣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看到的是江河湖海。他们是极简的追求者，然而极简又包涵极丰富的内容，甚至留白，亦隐含一个大千世界。虽然没有完全悟到其中的奥秘，但我却开始探索与思考，这，才是至关重要。
我把自学的心得，对任氏花鸟画可借鉴用于人物写生画的方面归纳了三点：一是有很强的直觉感。二是水墨层次（尤其是灰色层次）十分丰富而空灵。三是笔墨表现恰到好处。
“星期爬山会” “星期爬山会”是由当时的绘画系彩墨画科主任朱金楼提出的建议，并组织活动。
院里经常性、不定期组织创作活动，作为教授教学之余的调节。实施后效果下错。特别动员到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加盟，如汪勖予、诸乐三、吴茀之、金浪、潘韵、顾坤伯等，队伍雄壮，声势颇浩大。潘天寿老师也踊跃参加，说不能老守着故纸堆搞研究，要亲近大自然，要跟上时代步伐，否则会落伍。
青年人本身就好动，我听说后自动加入了“星期爬山会”。爬山越岭，呼吸新鲜空气，目的是锻炼身体。我们青年人依仗年轻，身轻如燕，总是沿着古树参天、绿荫蔽日的蜿蜒小路，一路小跑在前头。登山也是个力气活，盛暑时，汗水湿透衣衫，可我们全然不顾。我们共同登过宝石山、玉皇山、栖霞岭、烟霞岭、南北高峰、上下天竺，九溪十八涧、吴山、龙井和西湖外围的五云山、琅珰岭等。一路留下我们欢快的笑声和老少身影。偶有机会赏到雨后彩虹，似梦游于仙境。
登顶回望，我见老教授们还在半山腰。他们一般以观景为主，锻炼为辅，稳健地拾阶而上。山间行走，时阴时雨，他们爬累了，会在茶亭小歇，泡杯新茶啜着，怡然自得地观赏四周景致。有时还能听到他们三言两语谈艺术，也是很受益的，比如“鲁迅说‘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郑板桥‘画到生时是熟时’”“刘勰曰‘文繁采寡，味之必厌’”“张僧繇的妙语‘画龙不点睛，惟恐龙飞去’”。
通过此项运动，让我们身心放松，也使我们与一批老教授更贴近了。同时也确确实实体验了生活，收集了创作素材，目睹老教授现场画速写，这些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诸乐三勾勒的野花局部、山石山形等，十分精准。我打听到他也是吴昌硕弟子。
登山而归，出汗排毒，亦享受了世外桃源的清宁。
老教授们登山后心情更畅。潘天寿老师作画《西湖美人峰》，用山水昭示新生活、新时代。诸乐三老师创作《远眺钱塘江》，画上题曰：登五云山高望钱塘江上。画为竖构图，江面绕山远去，点点帆船顺流而下。远处山景树木浓郁，房舍点缀山坳，近处墨色处理颇重，层次立体、丰富，美感十足。
临摹壁画 1955年，由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央美院）教授叶浅予为团长，率领中央美院和我院师生十来人组成联合考察团，赴敦煌考察。
中央美院选定詹建俊、汪志杰、刘勃舒三个留校学生参团，他们都属于业务尖子。敦煌考察作为我院古代艺术考察教学项目之一，专为培养青年教师等设立的进修项目，我和李震坚、周昌谷、宋忠元等均属造型能力强，视觉敏感，想象力丰富，于是，院里有意派我们走出校门，接受中国古代艺术熏陶，参团前往。同行的教师为邓白、金浪、史岩。金浪为此次考察团的副团长，他为国画老师，邓白为工笔画教师，史岩为美术史授课老师。考察期为三个月，即四、五、六月，此段时间日照充足，为最佳观窟季节。我们出发时间为3月下旬。
敦煌是集建筑、雕塑、壁画艺术于一身，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石窟文化中最经典的呈现之一。我最初对敦煌的了解，是从老师授课中及书本得来，是关于敦煌的经卷、写本、文物及著名画家张大千与敦煌情缘的一些事情，并对李丁龙临摹的《极乐世界图》等有初步了解。听说印度的宗教信徒，一路弘法，不为艰辛，结草为庵，凿石为窟，将佛教传入中国。
行程中我们途经戈壁滩，黄土飞扬，断断续续的芦苇，插在荒原上。戈壁滩上的落日有雁群掠过，嘎嘎叫声撕裂了静穆的旷野。经过村庄时到处是狗。从县城到莫高窟，还需走一个小时左右。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东南，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峭壁上，南北长约1600多米。有位叫乐尊的僧人，在此开凿了第一个窟龛，后经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延续，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伟的石窟群。我们一见，就被震撼到了。先去了敦煌研究所，那里只有寥寥几个研究人员。我们没有见到常书鸿，可能他上了年纪，长住西安了。其妻子30余岁，年轻有活力，基本守在千佛洞，接待一些宾客。
我们刚到，接待我们的是副所长段文杰，其他的研究人员如李承仙、史苇香、孙儒涧等都和我们一一握手，欢迎我们的到来。希望我们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做出一番事业来。我们被安顿在三官庙住宿。
我们考察任务安排很紧凑，前三天由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陪我们参观及做介绍。之后，我们一般在每日上午临摹，因只有上午，阳光才能投射进洞。但一小会儿，光线即暗淡了。我们就想办法，找来锡纸做反光板，把日光反至壁画上。午后，日光渐移洞外，视觉开始模糊，到了再怎么折腾也无济于事时，临摹只得中止，翌日继续进行。有的洞窟还没有窟门。晚上与老师相聚在一起，谈感想，交流心得。
进窟第一感觉就是色彩斑斓，形象生动，场面宏阔，令人目不暇接，大开眼界。画中的表现形式语言、绘画上的抒情性以及写意精神、收敛放纵的笔法等，均给我一种新鲜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魏、唐、宋壁画，十分震慑心灵。我快速支起画架，一丝不苟地先画下佛的整体，再画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笔唰唰地勾勒眼前的大多为白描的人物图像。画了一段时间，脖子、手都发酸，但我仍不忍停下。可惜画纸小，尺幅有限，北朝大型壁画等不能临摹。于是我们分几个人一组，同时分部位画，再进行拼图。我们有时看得不过瘾，还请当地人挑灯观壁画、彩塑，对古人之迹崇拜、倾慕不已。
那段日子里天天作画，临摹，我所临画的人物，采用的是在校学的素描方法，加水墨表达。
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壁画褪色，有些壁画缺损，是为千百年风雨侵蚀等造成的，使临摹受到影响。考察任务也十分艰巨，幸有老师现场把关指导。三个月时间，我挑选了部分各时代壁画，作忠实临写，约有百来张素描或速写，可谓满载而归。
临摹大多为单幅壁画，仅限于客观写生，如宋代五台山图、千佛洞泥塑像、“天龙八部”之一的阿修罗的战阵、隋代佛故事和供养人画、唐代的经变图等。北朝的壁画是压抑与沉闷的；大唐风格则为形神健硕，昂扬向上；宋代画则多工细，白描疏秀，结构精心，有更多的写实精神。这是我印象中敦煌艺术遗存的直接感悟。
三个月考察期满后，我们领受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可谓志得意满。根据学校规定，每个人都需写学习总结。记得我从四方面作的总结，一、对敦煌壁画艺术价值及其形式语言有所了解。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儒、道、释（佛）三足鼎立，反映到艺术领域就是儒家之宫廷画、道家之文人画、佛家之宗教壁画。所有的传统宗教壁画中，敦煌壁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和最为经典的代表。它从题材、内容、造型、色彩等，都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二、敦煌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境界。它接受了中原文化，借鉴西域、古印度等外来艺术手法和审美观念。最终融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三、敦煌壁画的情感表达及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是合乎人情，合乎规律的，并包含人生哲理。四、了解到各朝代的绘画表现技法，了解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艺术风格的变化。
目睹未被阳光照射的石窟中未变色的壁画。通过这次文化洗礼，使我对人生、对艺术产生了新的思考和见解，视野得以拓展，并意识到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同时深深爱上了中国画，立志终身为中国画美术传承与发展、探索作出积极努力。
同团学生之间也交流经验，我欣赏到中央美院詹建俊、汪志杰、刘勃舒绘画的各有特点。特别是刘勃舒，很聪明，把墙面的破洞、污渍、煤油熏黑之状统统临摹下来，就像墙上剥下来的画似的，使我很受启发。同道切磋，收获不小。现回眸其画，价值不菲，他的画除有艺术价值外，更有历史价值。
我们旅途上有说有笑，叶浅予先生沿途给我们讲些有趣的事。他说自己从小脚上擦油，喜欢往南货店跑，随便抓糕饼吃，结果蛀牙。母亲找来牙医，为他治牙，牙医为他涂了药水，当场取出很多蠕动的小虫。这下他以为牙不疼了，隔一晚，他牙疼再次发作，才发现牙医为江湖骗子。他骨子里有幽默感，有时说起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他说齐白石有一幅画，就画一把竹耙，题款说明他曾用这耙上山扒柴，对它充满感情。画上一个简单形象，所含内容却丰富。他字斟句酌评述道：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大小，绝不仅仅在于情节庞大，如何复杂，而在于形象所包含内容是否丰富，是否深刻。他的教诲，至今回响耳畔。
考察临近尾声，我们中有人提问叶先生：敦煌艺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究竟有什么作用？叶先生请我们自己回答。我们毕竟是学生，比较羞涩，你看我，我看你，无人敢打破这个局面。于是叶先生睿智地说道，以后你们自己会找到正确答案的。猜想大概他可能是让我们开动脑筋，勤思考吧，怕作结论后会束缚住我们的思想。
以后，我就关注他有关人物画的论著。他谈人物画创作的理论，说，创作，这是复杂的问题，它涉及的面很广。“情节”表现主题思想……要明了，“莫要使别人猜测费解”……“自己心里有数，别人看不懂的，这种处理方法是主观主义”。光有情节还不够，“应该更深入一步，叫人感动”。若“处理情节时，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说明上，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人咀嚼”，这是“很不够的”。“应该使人看了觉得带劲，应该通过这个‘情节’有更多联想和更多感受”。真是至理名言。没有经历无数次的创作实践，从理论到理论，怎么体会他的理论含义呢？到了我能理解、参悟，也是后来经历丰富了，人生体验更多了，才领悟。我很佩服这位导师。
天祝藏区 在敦煌进修期满后，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常书鸿先生，颇为失望。他令我辈后学仰慕—坚守荒凉寂寞的敦煌、意志顽强。拜见不成，于是我们请求其夫人李承仙，让我们欣赏一下常先生的画作，一饱眼福。常夫人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记得好像看了部分常书鸿留法作的吉卜赛女人人体作品等。
告别敦煌后，我们顺道去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于是，叶先生打破常规，说那就取消“三同”（与当地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吧，自由作画。我们白天找当地藏民画速写，晚上挑灯加班继续画。我们是骑马进夏河草场的，住的是帐篷，喝过奶茶，还观看赛马。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之后，兵分两路，我与刘勃舒走甘南藏族自治州那条线，赴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的乌鞘岭。
乌鞘岭岭高3700多米，素以山势险峻而闻名，为河西的门户与咽喉。它向西连接祁连山，向东延伸至黄土高原，为陇中高原与河西走廊的天然分割线。有汉、明长城古迹遗存于乌鞘岭，气势壮观。碰到阴雨天，群山连绵成了极淡的山影墨痕。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岭上有韩湘子庙，约建于明代，香火甚旺。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说：“过往者皆驻足礼拜，并求签语，祈求一路平安。”听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天取经，都曾途经乌鞘岭。因语言不通，原定计划被打破，我们便小作调整，以领略乌鞘岭夏日风光为主，作些牧民写生等。那里女孩鬓发都插着大朵格桑花，带着山野的清新芬芳，美丽圣洁。青稞的麦浪涌过山岗，簇簇野花盛开。
我们进入原始的少数民族地区后，收获亦不小。参观了拉不愣寺，并画了不少水墨人物速写与写生。这些画，速写、写生，连同在敦煌考察时的临摹画，在返回北京时，曾于中央美院展出。
回杭州后，我创作了《拾蘑菇》，周昌谷创作《两个羊羔》，宋忠元创作《牧区医疗队》等。有老师看到我的作品，非常直率地对我说，用素描水墨去画，还不如用素描直接画更好。经高人指点，使我少走许多弯路。最主要的是听了他们的指导意见，促使我决定转入对传统绘画的深层次研究。
1955年，我们三人画作参加了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中的绘画作品展。我的作品能首次于海外展出，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
6月，由彩墨画系主任朱金楼带队，随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潘韵等老教授赴乐清雁荡山写生。
1956年，我随院里组织的太行山武乡参观团，接受革命教育，参观了抗战时期的防空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