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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时代相比，高不确定性可以被称为新时代最为重要的一个特质。信息的高流动、无归属性、爆炸式的无序增长，个体力量的无限放大与个人价值观的苏醒，都导致管理者强烈地意识到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这个世界。
但是当管理者信心满满地认真行动起来，一部分人会突然意识到，另一部分人则可能是被事实教训后才认识到，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被人无情地直接当面指出，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也远远谈不上完成了这个转变。事实上，在我们即将展开讨论的所有新的领导力要素中，接纳不确定性这一项，它既是决定性的前提，同时也是最难具备的一条。
人类各种丰富的情感，比如幸福、悲伤、喜悦、恐惧、依恋、厌恶，是靠一种叫作神经传导素的物质来传递的。它作用的机理是，当我们的身体接收到外界信息时，神经系统会将信息传递回大脑。这时大脑会分泌一种神奇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会分别对应大脑所产生的不同情感。科学家们把这种化学物质称为神经传导素，发现它所起的作用如同一个“信使”。信使会将大脑的情绪反应通过细胞脉冲的方式传递给神经控制系统，驱使人们去进一步接近那些积极和温暖的情绪，或者是远远逃离厌恶的情绪。
尤为重要的是，神经传导素的这种回路会形成有意识的强化。比如当一个女孩在初次接触一个男孩，她的大脑接收到了喜爱和依恋的情绪时，虽然她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她的大脑会忠实地分泌相应的神经传导素来不断驱使她接近这个男孩，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回路强化。在不知不觉之间，爱情就产生了。
科学家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是最主要的几种神经传导素，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情绪和功能。多巴胺对应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情感。
我们现在从行为学的角度认识一下这个人们依赖的神经传导素回路所发挥的作用，心理学家们把它称为“模式辨认能力”。当多巴胺分泌产生时，大脑会发出指令让人们去寻求更多类似的积极反馈，如此重复则会让更多的多巴胺产生。多量的多巴胺会进一步释放这种积极情绪，从而强化了这个行为回路。在这个过程中，大脑自然分泌的神经传导素多巴胺无形中主导了一个固化行为模式的产生，这种“模式辨认能力”就如同自动导航驾驶一样，它会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形下主导我们的行为。
多巴胺在强化“模式辨认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其实还有更多。研究表明，多巴胺还能提供一种平复机制，也就是说，可以用来帮助消除不安情绪，减轻人的怀疑态度，从而使人更加容易出现模式辨认行为，以及更加容易相信大脑能识别出某种模式——哪怕在这种模式其实并未出现的情况下。
注射左旋多巴是一种被医生广泛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法。有大量的相关实验表明，经过注射左旋多巴后的对照组，会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模式辨认行为，比如会更容易接受某种风潮、某些当时流行的观念，更容易相信星座与算命术，以及更容易沉迷于赌博。因为在赌博时，他们感觉在随机的数字中能够看到他们认为有确定模式的东西，这种被模式辨认能力包装为规律或经验的东西，能够让他们感觉是在依照观察到的规律而铤而走险。
这种模式辨认行为在正常人群中存在着分布强度的显著差异。很显然，会有一部分人比另外一些人要更容易被模式辨认行为主导。比如，我们总是能够在身边发现有一部分人更容易笃信星座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包括血型、属相等），也会有一部分人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去跟随流行风潮。
模式辨认能力在大多数时候为我们提供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些被识别出的模式如果能够被多人验证，且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场景下能够被重复验证，那么就成了我们在前面讨论到的行为范式。这些行为范式能够指导我们高效行事。但在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盲目的爱情这种东西永远都是存在的。无论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自诩为理性之人，你都有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为模式辨认行为所误导。
对于那些非常严谨、理智且持高度怀疑主义理论的人群而言，他们不轻易相信他人，不轻易接受某种观念。他们会对事物进行反复求证，以求发现的规律真实可信。对于这部分人来讲，如果要在他们的大脑中建立起来一个稳固的可辨认模式，就需要无数次试验的强化，因而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一个结果——这些形成的辨认模式坚不可摧！你会发现要让这部分人群改变已经形成的观点或固有的行为方式会非常困难。即便在他们告诉自己要进行改变时，他们的大脑也会自然而然地进行阻止。
对更复杂的组织行为范式而言，人们在习得的过程中将需要更多次的强化，方能在大脑中留下极为深刻且固化的行为辨认模式。基于此，改变既有管理思想指导的固有行为模式，也会变得极为困难。
知识是承载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从来都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备受尊敬。人们学习和掌握知识、信奉知识，运用知识解决大量问题，这会进一步凸显知识的力量。知识固然是人类智慧的圭臬，但我们在这里却建议大家认真思考一下知识的另一面：如果人们过于信奉知识的力量，极有可能导致在很多情形下被知识蒙蔽双眼。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热爱读书之人，他们博览群书，但在不同的书里面往往只会看到同一种想法。如果想要在辩论中说服他们，往往会极其困难。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我们经常会在各类不同的场合捍卫自己的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对你已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捍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有必要简单探讨一下关于知识的两个真相。深入了解这两个真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偏执的来源，理解知识一方面在扮演文明进化的助推器，但另一方面旧知识也在掣肘着新知识的产生，阻碍着变革的发生。
第一个真相是人们更加偏爱来自经验的知识，哪怕明知道它不是很严谨，而又因为这个经验来自自身，人们往往会对此产生情感的偏袒进而捍卫。这会直接构成日常生活中很多愚蠢争吵的由来。
从严谨的角度出发，每个人都会同意所有的知识都应来自无数次观察的反复验证，比如说，来自一万个样本量的积累和观察。通常这种经过了严密的实证支持的发现，我们会称为科学的知识。
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大多数场景下，你其实并不需要对所有事物都经历一万次观察，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判断。比如说，关于某个作者，你可能只需要翻过 1~2 本书，就会得出结论是否会把这个作者的书扔进某个角落。你第一次来到非洲，只是在旅途中走访了几个并没有那么受打扰的村庄，参加了当地人欢迎你的几场有趣的仪式，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关于非洲人生活的直观印象。回国之后如果有机会参加关于黑人生活方式的讨论，你可能就会以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发表你的观点。你会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按此行事，快速形成对某类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并且，通常情况下你都会对这些来自亲身观察的观点进行捍卫，难以被其他人不同的观点影响。
要知道，人类的天性是喜爱捷径和效率的，人们习惯于只通过数次的观察就会得到一个判断和结论。想象一下你初次接触一个陌生人，你花了多久就确立了一个对他的初步印象？大多数人可能不需要一分钟！这种不到一分钟就形成的判断，和来自一万次的观察才会揭示的真相，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会构成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笔者有一位同事多年的老朋友，从事咨询的生涯比笔者还要多几年，她聪明好学且相当勤奋。她的咨询风格犀利且直接，经常在与客户简单快速的沟通之后就迅速给出自己的判断。鉴于她丰富的咨询经验，在很多情况下她确实是对的，这一点也为她赢得了不少声望。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她却可能会因为过于鲁莽的判断而碰得头破血流！
从效率出发的角度考虑，我们也并非鼓励对所有的新事物都要做一万次的观察，同时也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弄得和严谨的科学研究一样。但我们确实需要注意到，对经验捷径的过于自信有时候确实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甚至会完全蒙蔽我们的双眼。
关于知识的第二个真相，则是我们通常不太习惯于从证伪的角度考虑问题，甚至于拒绝证伪，它影响的是对事物看法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这个真相不是来自为了搞清楚它我们需要投入多少艰巨的努力，而是来自一个我们容易忽视的角度，一个专家们称为消极经验主义的角度。
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在科学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所提出的科学证伪主义。按照波普的理论，每一个需要认知的事物都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有观察所积累的部分，它不应是事物全部的真相；另一部分则应是由怀疑主义来不断挑战，不断寻找负面案例来证明其不正确性。波普相信科学不应是被证实的，而应是被证伪的。
波普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反经验主义。坦率地讲，这一有些违背常识的理论比较难以让人接受，在波普生前他的理论也遭到了极为广泛的争议。虽然在历史上不乏一些极为著名的例子可以支持波普的观点，比如哥白尼在 15 世纪完全缺乏科学观测手段的情况下提出日心说，但人们依赖经验的惯性依然强大无比。
怀疑主义论者从来都不是一个被主流接受的思维方式。人们自身习惯于经验主义的观察并乐于接受按此行事的他人。对于常持怀疑态度并总想证明一个观点存在错误可能性的人，人们总是很恼火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慎重考虑社会接纳性，会让你掂量一下别人是否愿意与一个事事采取怀疑态度的人相处。
上述两个关于知识的真相揭示了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人们信奉知识来自经验和观察，这种基于实证得来的知识由于其自我强化的特性而易于导致人们滑向偏执；另一方面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和新事物产生之时，知识应随之迭代和更新，而人们对知识认知的误区会阻碍到这一点。人们会表现得固执、偏执，不愿接受新的事物，难以被说服和改变。
经验本身并不总是正确的，在观念上认知这一点并不难。
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归纳与总结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比如，你看完一本感兴趣的书，你一定不会记得这本书的每一个细节，更不可能完全记住组成这本书的全部 20 万个文字。但通常你会记住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并且很可能在很长时间之后的某一个需要的时间点，比如说和朋友们的讨论中你能快速地回忆起来，并能将之清晰地表达出来。
对于复杂的东西，人们习惯于用简洁的方式来总结。对于一本书，你会用一个观点来记住它；一部电影，你会记住一个大概的故事，可能会再加上数个你印象深刻的镜头画面；一次愉快的长途旅行，你会记住几个温暖或有趣的瞬间，仅此而已。虽然科学家们声称我们的大脑有着 140 亿个脑细胞，但我们不可能以电脑存储的方式来记住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大脑的工作方式更像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忆筛选，它会根据一系列的属性标签，把一些你认为有用或有兴趣的内容存储起来。在你需要的时候，大脑更多是根据标签在检索你的记忆。每一次记忆的回溯，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还原，随着年代的流逝和记忆的缺失，回溯的内容也会越来越模糊。为了对抗这个模糊的过程，人们会进一步强化一部分标签，也就是说，对留存内容做进一步的简化。到了最后，有一些记忆已经烟消云散，而有一些能够陪伴你久远，你觉得记忆深刻的，其实是仅剩的几幅被你无意识强化的失真画面而已。
这个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记忆和标签式存储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模式辨认的简化。这样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便于传播。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良好的平衡。一方面，人类的进步需要不断扩大知识的边界和领域，新的知识会不断涌现，知识的体量在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人们会不断将已掌握的信息经由简化和模式化而转化为可重复的经验和规律，以更好地利于学习和传播。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不断放大和不断简化相对抗的过程。
但在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平衡并不存在。长久以来，人们对知识的高度依赖会演变出一种倾向，那就是过于强调了对知识敬畏的一面，而忽略了知识可能会束缚和局限人们去怀疑、探索和挑战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一面。
有时候，人们会把来自生活的经验和追求科学真理的智慧搞混，比如“二八原则”就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条。“二八原则”会告诉你，事物发生的真相往往就在大概率的 80%里面，我们的注意力应当主要投注在这里。如果分散注意力到另外的 20%里面，你会有五倍以上的概率一无所获。这样的教诲来自书本、媒体、专家、职场前辈等所有看起来很权威的地方。如果你的目的是应付生活、节约自己已经被生活搞得疲惫不堪的时间与精力，那么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的目的是探究真相、突破现有边界以建立新的认知，那么“二八原则”会成为你最大的束缚。
正如大量地被我们广泛使用的各类管理原则一样，它们往往是基于经验的，适用于大多数的组织场景。而基于简化使用的考虑，大大提高了我们行事的效率，却难以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的局限。
但我们往往并不能熟练地区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我们熟练使用这些工具，它们给了我们一个无比强大的感觉，因为这能解释和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下的问题（远远超过 80%）。这种感觉甚至有可能让人们产生迷恋。
所有人都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观察：所有的管理者自从进入组织的高潜力名单之后，就会被安排大量的管理类培训。这类培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在熟悉的管理场景中能够不假思索地运用那些熟知的管理工具，比如如何为下属制定和分解目标、如何和下属进行绩效面谈、如何有效主持一场头脑风暴会议、如何有效授权，等等。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发生在各地的一万场头脑风暴会议，无论地域、文化和语言如何不同，大家使用的会议主持技巧一定高度雷同。这些训练有素的管理者自信且熟练，看起来能够掌控自如，他们此刻内心的感觉是如此的强大。
客观来讲，这些成熟的管理工具当然是有效的，但前提是在成熟的管理场景下，或者说是在经验主义主导的场景下。但在今天已进入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的背景下，组织和环境的变化，理论上会导致原有成熟管理工具不再那么地有效和可靠。
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管理者都是这样被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他们感觉自己被充分武装后无比强大，也能够在过往的场景中解决大量问题。这样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不确定性环境中，他们更容易表现出来的，不是适应和重新学习，而是像勇敢的斗士一样展示原来固有的技能，哪怕在新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
在不同程度上，你我都会表现出来这种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在大多数情形下你能成功解决问题的技能，会自然而然地被我们带到下一个新的场景，而不太愿意思考它是否合适。即便在失败的情形下，我们也往往拒绝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过往最强大的地方，在于让你拒绝改变。
而我们所讨论的接纳不确定性，事实上是去接纳那些我们的常规经验所不能解释的部分，接纳我们的模式辨认能力无法识别的部分，接纳我们的习惯不愿触及的部分，尤其是让我们去用远不够强大的部分去处理复杂和未知的部分，困难可想而知。
在面对不确定走出接纳的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后面的步伐也并不轻松，还会有一系列的困难在等着你。这些困难并不一定比你亲手打破自己最强大的地方来得更大，但也绝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