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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我多年读书心得与志业所在之结集，在我个人生命史中亦具有独特的意义。
1999年至2005年期间，我师从王小甫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一心欲回香港，回到香港的大专院校中继续从事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而隔年即2006年，正是当时香港教育统筹局在香港实行教育改革的第一年，从这一年开始，香港的学制从以前英式的3年初中、2年高中、2年大学预科之3-2-2制度，改为了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的3-3-4俄式学制。中国历史课也从香港各公私立初中的必修课被改为选修，不久之后，在高中阶段，将中国历史课内容并入新设立的高中通识科。
每个历史事件有其因果关联，大历史背景对个体的影响往往是具体而深远的。我于彼时想应征的几份教席，均是大学里面新设立的通识教师职位而已，但想在这一年，在香港的正式大学中，寻求一份中国历史系，尤其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正式教职，无异缘木求鱼。
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2009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此专著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研究“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思想文化背景。“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宋变革期的重要标志，更揭示了唐代前期政治集团与文化集团的关系，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史学研究见微知著，禹域神州之内，三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历史，每一次的政治变革、重大历史事件，均会影响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安史之乱影响如此，其他各朝各代的历史事件也均如此。从此，历史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文化关系等议题，遂成为我念兹在兹的学术关注重点，随后更因家庭与工作关系，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眼中所观，自然多措意于其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心中所思，自然是吾辈国人文化从哪里来，又该向何处去。
2009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此后经年，遂选择了《五经正义》中的《春秋左传正义》，作为自己重点研读的甲部书籍。《五经正义》是唐代前期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经历了唐太宗、唐高宗两朝，才由官方主持修订而成。其地位与影响，既深且远。直到今日，《左传正义》依然是研习《春秋》与《春秋左氏传》的必读书目。笔者在研读《左传》期间，发现有不少古人鬼神梦境之记录。如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公，讲述其先祖少昊氏以鸟名命官的一段历史传说，其内容广及远古神话中的黄帝、颛顼等。初读到，已去翻检《尚书》《国语》《史记》以及诸子著作等相关史籍，希望有拾遗补缺之助。同时又记起《论语》中孔子所言“不语怪力乱神”。《左传》与《论语》成书，时代相距当不远，为何《左传》中又偏偏留下了这许多的怪与神？中国远古神话内容大量保存在先秦典籍中，定有其重要意义。孔老夫子也并没有否定、否认这些内容，只是存而不语、敬而远之罢了。
上古神话与帝王传说、历史传说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到底是何种关系，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与重视。这一议题的背后，其因果源流，无疑也是历史学学者、人类学学者一直尝试解答的问题。而《天上人间》这本小书的写作缘起，可说正是读《左传》以及相关著作之心得的结集。
2014年，余英时先生的新作《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新探》，仿佛暗室烛光启示了我对有关中国远古神话与中国文明起源的思考，实有碱艾相得之感。余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特别拈出远古神话传说中颛顼“绝地天通”一段，以说明中国古代思想轴心突破的展开。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礼乐传统、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也由此而得以成立。关于中国古代思想起源的学术讨论，相信会继续有思想家、哲学家给予探讨推进，此一领域非我术业专攻之所，不敢妄置一词。我的本业是历史研究，既然我们相信《左传》中所记载的史料是可信可据的，仅颛顼一人，在《左传》中就已经五见（文公十八年、昭公八年、昭公十年、昭公十七年以及昭公二十九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颛顼的神话故事有哪些？颛顼为何要“绝地天通”而不是“绝天地通”？“绝地天通”后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改变？这些改变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余先生的学术关注在于天人之际哲学思想的起源，而我则更希望以时空顺序，在人间历史中增广见闻，考竟源流。
古人云“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所以我相信，历史学方法、乙部材料才是研究上述问题的最主要依据。《春秋》是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鲁国国史，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此后西汉时代的司马迁，有志续《春秋》而作《太史公书》，即我们熟知的《史记》；东汉的班固又接续《史记》而作《汉书》。自此之后，历代的所谓正史，无一例外地沿袭了司马迁与班固开创的史书体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就在于她连绵不断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以司马迁父子为例，两代均任太史之职，故亦通晓天文历算之学，其撰述《史记》之目的，也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史记·天官书》中就清楚列明了夏商周三代以前传掌天文历算之法的重、黎、羲、和四氏，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掌管天文历法的职官。因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仅是史官，更是出身自这一世系，所以才能清楚记录这一谱系以及清楚了解天文历法与人间祭祀之关系。在《史记》八《书》中，卷三为《律书》，接以卷四《历书》，再接以卷五《天官书》，在在显示出熟知天文历算的两父子，编撰史书之专业与用心。在《律书》记录天文历算所由来之后，立即专门说明天文历法与人间祭祀之间的传承关联，才让后世史家有例可依，有迹可循，知学术之渊源有自。
逮至东汉时期班固作《汉书》，遂依《史记·封禅书》而作《郊祀志》。此时汉人的天人观念，已经相当明确，即《汉书》所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所以班孟坚特别在《郊祀志》中补充了一些太史公《封禅书》中没有提及的史料，以便后世之学者能更加了解颛顼“绝地天通”后，人间是如何向上沟通神明的，亦即《汉书》所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郊祀志》中还特别增加一段颛顼“绝地天通”后，分命重黎各掌天地神人的史料，以及神农以降祭祀“社稷”之义，余则继续沿袭太史公《封禅书》之文与意。孟坚所补，实得子长未竟之意。综合《史记》与《汉书》二书而观之，才可知颛顼、重黎、虞舜、夏禹世袭祭祀，世掌天文历算之渊源；也才可知人间百姓对上帝、祖先的祭祀，才是古人在地、天被隔绝后，与上天沟通的重要方式方法，是天人关系中最重要的沟通纽带。班固《汉书》中详示：“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廇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这不仅是当时的祭祀等级制度，无疑也是在昭示颛顼“绝地天通”之后，人间如何落实了由祭祀百神到人文礼乐。此后周公制礼作乐、孔夫子“吾从周”，都是在指示神人分治之后的人间路向！
记得在修读大学预科期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国文学科课本中有《太史公自序》一篇，太史公自叙其“继《春秋》”之志，引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如此，晚辈学人亦当如是。前修在望，我遂立志以中国远古神话内容为主题，以岁时风俗为辅线，尝试开始此“成一家之言”的文化溯源与文化认同之作。
实赖同仁协力襄助，以“班马”（“班”取班固之班，“马”取司马迁之马）之名，自2017年开始用了三年时间，在台湾拍摄全岛庙宇匠师系列纪录片《匠魂》，力求以影像来记录有传统特色的宗庙建筑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迹。此系列记录的台湾庙宇，数目超过百座，采访了相关的三十八位寺庙艺术匠师，这些匠师中包含了土木建筑师、木雕师、绘画师、陶瓷雕塑师等诸多方家。诚心所致，陆续发现关于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等神话人物，居然都可在台湾找到其祭祀崇拜的庙宇。又或者这些庙宇中供奉的神像，很多还是明清时代的先民从大陆奉来台湾安置的，文化传承意义尤为重大。志业谋生与在职读书，二者结合，更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系统，绝非古人凭空捏造而来。相反，它们很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以华人最重视的孝道为例，《后汉书·礼仪志》中《案户》条略言：“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每逢仲秋，官府赐乡间七十岁以上老者以鸠杖，不仅用赐杖以示敬老，就连拐杖上的鸠鸟造型，也用意良多。老人进食，最怕哽噎而影响呼吸危害生命。鸠鸟进食，不容易噎到，古人正以此表示对长辈的祝福。这条史料，既反映了东汉人的岁时习俗，更是官府民间上行下效，如何以孝化民的生动案例。
前引《汉书·郊祀志》中也记载“士庶祭祀祖考”，祭祀的等级虽然与帝王祭祀神明不同，但祭祀的目的是一致的：昭显孝道且上通神明。它清楚道出了古人如何借岁时来彰显孝道，来展现人间关怀。在出土的诸多汉代画像石中，也可证明这一点。如在出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中，就多见孔子和老子都手持上述的鸠杖、随行的童子也手牵鸠车玩具的画面。老幼均以“鸠”为信，正是汉代孝道精神的延续与体现。画像中的意境，在文献中同样有记载。如《论语·子罕》篇中有一“达巷党人”。到了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就直接表述为“达巷党人童子”了，这达巷党人童子，就是项橐（参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孔鲤颜回卒年考》），也就是画像石中手牵鸠车的童子了。此类画像石的内容，体现了汉代人是如何理解《论语》，以及如何践行孔门所宣扬的儒家孝道。而此处的“鸠”，也即是前文《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氏鸟名官中的“祝鸠”，官则为“司徒”。孔颖达《左传正义》曰：“此是谨悫孝顺之鸟，故名司徒之官，教人使之孝也。”可见自汉至唐，无论是鸠杖，还是鸠车，体现的都是百姓在生活中如何落实人伦、落实两岸华人迄今坚守的“百行孝为先”之大义。今人古人，原始要终，若合符契。
今日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日常社会风俗，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司马迁《史记》曾引用一句古人谚语“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此句话是形容君子相交贵在知心，不论相识时间的长短。“倾盖”就是中途偶遇，停而交谈的意思。如果我们参考汉代画像中保留的汉代车马图，多可发现汉代马车均有一华盖，两车若相遇并排，车中人想交谈，必然要侧向同一边，两车之车盖遂会倾斜，即“倾盖”之由来。今粤语口语中依然使用“倾盖”一词，代表交谈聊天之意。所谓粤语保留最多中古文言，此其证据之一。再以形容吃为例，粤语中会以“九大簋”来形容酒席饭菜之丰富，“九”乃古文中多数之意，而“簋”字正是青铜器中的“簋”，乃自古祭祀宴飨之时，用以盛食物之礼器重器。今日北京东直门内有餐饮一条街，也是以“簋街”命名。
粤语中“回家”称作“返归”或“归家”。归，《广雅·释言》中曰：“归，返也。”是返、归同义。且“归”字，自古即有归家之意。特别古代妇人归夫家，就直接曰“归”。验之于《左氏春秋》，古人名“归”者，多以“家”为字。如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字子家；宣公十四年的鲁公孙归父，字子家。古人名与字互训，证明“归”确有“归家”之义。今日粤语中以“返归”言“归家”，正是由此古义而来。礼失求诸野，不料春秋古人名字之关联含义，竟于今日粤语中得见其遗意。以上这些，也正是今人日常生活延续古代文化的明证。
王国维1925年在其《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大意是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得以补正旧材料，亦可证明古书有其事实实录之一面。王国维以考古资料与古代文献相结合来探求古史真正面目的“二重证据法”，也正是本书所心师与模仿的方向。中国神话故事中涉及的中国文明起源、中国文化传统等内容，不是仅仅靠古贤先哲留下的历史文献得以传世，如今更有赖考古发现、考古学研究将其系统化证实；有赖两岸华人，凭借语言习惯、衣食住行等习俗，在现实生活中代代相承，世世留存。
我爱这片神奇的国土，更爱这片国土上薪火相承的文化。这本小书，不仅代表了我对学问与知识的追求，更象征了我对人文价值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