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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市日报》总编辑张嘉缑获知市委宣传部长老纯峰病危的消息比梁吾周还要早，一则市委机关报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喉舌，在市直机关二十四小时派有记者，高层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讯息；二来他这个总编辑还兼任着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虽然这个副部长只是挂个虚名，但部里的重大事项还是得按规矩知会他。所以穆天剑亲临A市，市委书记急匆匆从北京赶回，他比外界知道得都要早，而且断定老部长这回大概真的挺不过去了。
但是张嘉缑并没有急于去医院。无论是部里还是市委办公厅，都没来正式通知，这说明上头对善后事宜还在运筹之中，眼下并不需要无关人员到场，他权衡了一下，认为还是静观其变为好。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角度看，去向老部长作一下最终告别也未尝不可，但外界会怎么看？人人都知道老部长去世，马上面临的便是选择继任人的问题，这个时候不待上级打招呼就冒冒失失地去了，会不会让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自己是在刻意表现与老部长的亲近，从而留下“迫不及待”的印象？所以他只是叮嘱负责市直报道的女记者时辰盯住穆天剑和魏东的行踪，及时掌握办公厅的动态，保持与报社的联系，至于如何报道，要看市委领导的意思。
张嘉缑算是市委宣传部的老人了，但与老纯峰的关系一般。对这位搞了一辈子宣传思想工作的老领导，他是有几分敬，有几分怕，也有几分不满。他在老纯峰手下干了十年，由一个干事一直升到副部长，基本上是在老纯峰手把手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那年出任报社总编辑兼党委书记，也是老纯峰力主的结果。两人后来关系不够融洽主要是在他主政报社之后，老纯峰似乎总对报社的宣传不满意，大会小会上表扬的时候少，指责的时候多，有时候为一篇稿子也会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把他一“训”半个钟头。平心而论，张嘉缑承认老头子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领导能力，乃至为人、魄力、作风都近于无可挑剔，自己在这些方面与之比较都有不小的差距，唯独对他的工作方法常有腹诽，有时甚至认为他是在有意刁难自己。现在，这位老人家一病不起了，倘若他还有康复的那一天，不管外界怎样说，不管对他如何不满，自己也一定要去病床前探望探望的，但既然他已经有今天没明天了，那不去就不去吧，犯不上为了一个将死的人惹一身麻烦，何况，死人是无法怪罪活人的。
张嘉缑知道自己这种心理过于龌龊，但身在官场，就得奉行这样的实用主义，而且他料定，有他这种想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
房间里空调开得很足，但张嘉缑还是有几分燥热感。他松开领带，拿起总编室送来的一版大样，看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他在天头部位签上自己的名字，按铃叫来总编室主任，吩咐他仔细把把关。目送他走出房间，张嘉缑锁好门，仰在真皮沙发上开始发呆。
写字台上方是一帧放大的照片，上面是省委书记王景林、省委宣传部长穆天剑在市委书记魏东和市委宣传部长老纯峰陪同下来报社视察的情景。照片上，张嘉缑正在向省市领导介绍激光照排系统的运作情况，老纯峰脸上露出满意而自豪的神情，在张嘉缑印象里，老头子很少在自己面前展现这样的笑容。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部长那自得而又带有几分天真的笑脸，想到不过两年工夫，生龙活虎的这个人就要与自己天人永隔了，不自禁地产生一丝悲戚，而且他马上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心绪不宁，也与老头子离去后政坛格局的下一步变化有关。
张嘉缑知道自己早已被列为宣传部长的后备干部之一，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对老纯峰生出几许感激。如果当初这位现任部长反对，市委断无可能将自己作为后备人选储备，从这一点看，老头子称得上是大公无私。当然老纯峰从不曾向他透露过什么。按说选择谁作后备干部是一件极其秘密的事，更不应该让本人知道，张嘉缑是去年被派去省委党校参加为期半年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之前才知道这件事的。党校学习，让谁说谁都说重要，可是派谁去谁也不爱去，除非是已经明确定向回来后就要提拔使用的人才愿意去，所以张嘉缑同样找借口想推掉。没想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关本为亲自给他打来电话，不客气地说他“不识时务”，放着阳光大道不走，甘当一辈子“报虫子”。
“大哥先别骂我呵，有什么指教我听着就是了！”张嘉缑与关本为在机关里共事多年，私交不错，两人又有点七拐八连的亲戚关系，所以也没拿他当领导看。
“你要去的是地市级后备干部班，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你竟然要主动放弃？！一看就是满脑子小农意识。”
关本为不客气地开导他。张嘉缑的确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后在乡镇和县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关本为时常这样嘲弄他。也就是在这天，张嘉缑知道自己已被确定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后备人选，与他同列这个名单的还有市委党校的第一副校长梁吾周。其后不久，李听梵到市委宣传部挂职常务副部长，外界风传她也被补为部长的接班人之一，不过她却是省里管理的后备干部。
后备后备，关键是备而能用。从新中国成立我党取得执政地位那一天起，党的高层领导就非常重视培养后备人才问题，当时的伟大领袖还专门为党制订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从事政治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多年，张嘉缑甚至至今都能背下来这五条：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应该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称得上是高瞻远瞩，甫一立国，便想到长治久安问题，尽管这五条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个执政党自身建设不能或缺的圭臬。后备干部制度不能说不好，但具体执行却弹性非常大，“备而不用”是最常见的现象。导致这一状况有多方面原因。按照规定，后备干部必须“一岗双备”或“一岗多备”，就是说一个岗位要储备最少两个后备人选，为的是可以互相比较，以资优中选优。不管是“双备”还是“多备”，最终能走上所备岗位的毕竟只能是一个人，那么余下来的一个甚至是多个后备人选往往就空欢喜一场，这些淘汰下来的人中，真正被提拔到其他岗位上使用的少之又少，因为其他岗位同样也备好了多个人选。再者，干部任用的“人治”痕迹久治不愈，说是长期储备，长期考察，择优使用，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在各地各级官场普遍存在。这一任领导选定的后备干部，如果不能在这一任领导手下得到提拔，换了新领导来，这些后备干部基本上就没“戏”了。而且糟糕的是，大多数新领导都不愿意再把前任的后备干部重新“备”起来，他们也要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备干部不仅不是件荣耀的事，反而成了包袱，甚至成了罪过，不但新领导不把你当成自己人看待，其他人也不敢再与你来往太多，生怕被误判为前任嫡系，站错了队。于是，这些由“绩优股”一夜变成“垃圾股”的前后备干部们，其政治前途基本上就算完结了。
后备干部所备的那个职务就像一张悬在眼前的大饼，诱人的香味固然可以嗅得到，但想吃到嘴里却不容易。张嘉缑看过一份新华社内参，说是据某省省委组织部调查，该省后备干部提拔使用率仅为30%，这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要成为那三分之一幸运儿的陪衬！如果仅仅是“陪太子读书”也就罢了，可怕的是出现上面所说的那种结果，那样的话，当这后备干部可就不如不当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当上后备干部的人就得拼命想办法，使出浑身解数，红道黑道白道齐上，力争在第一时间里把那张香喷喷的大饼吃到口。
但是，由后备干部“转正”，并不全凭主观努力，有时候，客观条件甚至成为决定因素。譬如所备的那个岗位迟迟腾不出位子来，任你再着急也是没有用的，而能使那个岗位出缺，不外乎几种原因：高升，辞职，平级调离，降职左迁，犯事了被撤职，因病或因其他意外不能视事而离岗，亡故。说起来有诸多理由可以让占据这个岗位的人腾出位置，可在现实中这样的机率实在是太低了。最可气的是，好容易捱到坐在自己所备岗位上的那个主儿到站了，不料上级一个文件下来，这个岗位撤销了，多年的心血付诸流水，时有后备干部经不起这样的残酷打击而精神失常。更有那些一备十年二十年的“后备油子”，这些人，备到后来年纪大了，精神头和进取心都消磨殆尽，对这个当初令他们激动自豪、心旌摇动的美好称号也麻木了，面对比自己年轻得多、“后备”也晚得多的新贵们，自然会产生一种酸葡萄心理，工作上时有抵触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张嘉缑当然不甘心成为一个被大浪淘沙“淘”掉的人。老纯峰去世，对A市可能是个损失，对他这个后备干部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化悲痛为力量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争取战胜竞争对手，顺利接上他的班，从而更好地继承老头子的遗志，完成他老人家未竟的事业。
只是，从哪里选择突破口，张嘉缑一时还拿不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