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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一个下午，吃完午饭后，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他说这话时，我们正在收拾桌子上的餐具，两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在房间里吵架，狗在暖气片边睡觉，在梦中哼唧。他跟我说，他心里很乱，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因为疲惫、不满，也可能是怯懦。他说了很长时间，说到我们俩长达十五年的婚姻，提到了两个孩子，还有我。他承认，我们都没什么让他不满意的地方。他的态度和往常一样克制，除了右手一个夸张的动作，那时他正做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向我解释说：一些细小的声音、低语，正在把他推向别处。最后他说，这一切都怪他，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把我一个人甩在洗碗池旁边发呆。

我整夜都在反思，一个人躺在大床上，我很难过，不断审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危机的征兆。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男人，我们的家，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们无所不谈，到现在还喜欢腻在一起，拥抱亲吻，有时他特别风趣，会逗得我笑出眼泪，我无法相信他真的要离开。当我想到，他没有带走任何一件他在意的东西，甚至都没有和两个孩子打招呼，我确信他只是一时想不开，没有什么严重的。他正在度过一段危机时刻，就像书里讲的那样，一个人物面对日常的不满，有时会做出过激行为。

这种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生过：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很多年之前，那时我们在一起才六个月，在吻了我之后，他很快对我说，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我当时很爱他，听到这句话，感觉心灰意冷。他离开之后，我当时浑身冰凉，我在圣埃莫山的石头防护墙前面站着，看着眼前黯淡的城市、大海。但五天之后，他很尴尬地给我打电话，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他说，当时他忽然间感到一阵空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的那句话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琢磨了很久。

在很长时间之后，他又说了同样的话，那差不多是在四五年前。那个阶段，我们和他一个都灵理工大学的女同事来往。那女人名叫吉娜，出身优渥，是个聪明、有文化的女人。那时她刚刚死了丈夫，有个十五岁的女儿。我们刚搬到都灵才几个月，她帮我们在波河边上找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刚到都灵，我并不是很喜欢这座城市，感觉到处冷冰冰的。但我很快发现，从家里的阳台可以看到四季变化：秋天，可以看到碧绿的瓦伦蒂诺公园渐渐变黄，变红，在雾霭中，树叶在风中逐渐凋零，漂浮在波河灰色的河水上；春天来了，从河上会吹来凉风，在明媚的阳光中，河边的树枝上会长出新芽。

我很快就融入了都灵，再加上那对母女为了缓解我的不适，做了很多事情，她们帮我熟悉这里的街道，带我去她们最信任的店铺。但她们的这份关切下面，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觉得毫无疑问，吉娜爱上了马里奥，她总是在卖弄风骚。有时我会公然开他的玩笑说，你女朋友打电话来了。他会回避这个问题，但心里很得意，我们会一起笑起来。同时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她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她会让马里奥陪她去某个地方，有时候会说她女儿卡尔拉的一道化学题做不出来，有时让他帮着找一本在市面上买不到的书。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吉娜对我们也很慷慨，她来找我们的时候，总是会给我和两个孩子带些礼物，会把她的汽车借给我，也会经常把她在凯拉斯科镇子附近的房子钥匙给我，让我们去那里度周末。我们总是很高兴地接受，那座度假的房子特别舒服，虽然她们母女随时都可能会出现在那里，打破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习惯。再说了，受人恩惠也需要有所回报，我们就这样被人情束缚了。马里奥逐渐承担起了那女孩监护人的角色，他经常去学校，和她的老师交谈，承担了她死去的父亲的职责。马里奥工作很繁忙，后来还承担起了给她补化学课的责任。那能怎么办呢？刚开始，我防备着那个寡妇，我越来越受不了她挽着我丈夫的胳膊，笑着在他耳边说话。但有一天，一切都变得很明了。我从厨房里看到小卡尔拉上完课后和马里奥告别，她的吻没落在他的脸颊上，而是落在了嘴唇上。我马上明白，我应该担心的不是母亲，而是女儿。那个小姑娘，可能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她错落有致的身体、惶惑的眼神对我丈夫施展魅力。他看着那个女孩，就好像在树荫下看着太阳照射下的一面白墙。

我们为这事儿争吵了，但两个人都很平静。我讨厌高声叫喊，痛恨粗暴的举动。我的原生家庭很吵闹，他们会把情绪都表现出来。我呢，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我总是一声不吭，用两只手捂住耳朵，躲在那不勒斯家里的角落里，周围是萨尔瓦多·罗萨街道喧嚣的车声。我身处于吵闹的生活中，感觉可能会因为一句刺耳的话，一个身体不安的动作，所有东西好像忽然会抖出来。我学会了深思熟虑、沉默寡言，动作一直都不慌不忙，我甚至都不会跑着去赶公共汽车。我会尽可能把反应期拉长，在做出回应之前，我会先流露出不安的眼神、忐忑的微笑。我后来从事的工作，让我变得更加克制。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城市，并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回到那里，有两年时间，我在罗马一家航空公司受理投诉的部门工作。后来结婚以后，我辞职跟随马里奥在世界各地飘荡，他是个工程师，经常受派遣在外面工作。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为了掌控变化带来的焦虑不安，我习惯于耐心等着每一种情感爆发出来，用平静的声音说出来，我的喉咙一直保持着这种声音，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失控说出让人羞愧的话。

那种自我要求，对于我们度过那场婚姻危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充满耐心地小声交流，为了不让两个孩子听到，也为了避免说出无法挽回、让人伤心的话。马里奥含糊其词，就像一个没法说出自己症状的病人。我一直都没法让他说出他有什么感觉，他想要什么，我应该有什么心理准备。最后在一个下午，下班之后他满脸惊恐地回到家里，或者那不是真的害怕，那是我的情绪映射在他身上。事实是，他张嘴想对我说一件事，有那么一刹那，我感觉他想说的变成了另一件事。我觉察到了这一点，我好像看到了，那些话在说出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没有问他放弃说的话是什么。那个糟糕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很满足了。那只是他一时迷惘，忽然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用一种特别的语气，向我强调了这一点，那也是他多年前说过的话。那种感觉浮现在他心里，让他不再以通常的方式看待事情，让他无法看到、感觉到一些东西，但现在够了，他已经想清楚了。从那天起，我们不再和吉娜、卡尔拉母女来往，马里奥也不再给卡尔拉上化学课，他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感情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那天夜里我重新审视着每个细节，被失眠折磨得实在没办法，最后我从床上爬了起来，泡了一杯安神茶。我心想，马里奥就是这样的人，很多年他都很平静，没有一刻钟的迷惘，但忽然间会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迷失。现在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搅乱了他的内心，我不应该担心，只需要给他时间，让他恢复过来。我一直都没法入睡，我站在窗前，对着黑漆漆的花园，头靠着冰冷的玻璃，想缓解一下头疼。我听到楼下停车的声音，我动了动身子向楼下望，那不是我丈夫回来了，我看到了住在五楼的那个乐手——卡拉诺。他低着头走在路上，背着乐器盒子，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乐器。当他消失在小广场的树下，我关上灯回到了床上。我想，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