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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掌握的文献和信息，专门讨论“异”的主要著作有：贝尔曼《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顾彬《关于“异”的研究——顾彬讲演》、杨晓荣《小说翻译中的异域文化特色问题》、吴南松《“第三类语言”面面观》等。许钧的《翻译论》、乔治·穆南的《翻译的理论问题》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异”的研究著作，但是作者们在书中都针对翻译中的“异”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专门讨论“异”的主要文章有：高方硕士论文《翻译中“异”的概念》；许钧、高方《“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蔡新乐《翻译的对象——异质性》；过婧、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吴南松《翻译：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也谈翻译中对原文差异性的保持问题》；周远航《论詹纳尔〈西游记〉英译本的异质性及意义》；段峰《论翻译中的文化趋同与存异》；王凤霞《论对外宣传翻译中文化异质的可译性》等。吉利安·雷恩-迈尔希尔（Gillian Lane-Mercier）在《“异”与“本”之间：关于文字与读者问题》（ Entre l'Étranger et le Propre：le travail sur la lettre et le problème du lecteur ） 中、保罗·邦迪亚（Paul Bandia）在《从后殖民翻译棱镜中看贝尔曼的“异”的概念》（ Le concept bermanien de l'《Étranger》 dans le prisme de la traduction postcoloniale ） [2] 中、李露露在《从“译中求异”到“异中求译”——安托万·贝尔曼〈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解析》中都针对贝尔曼思想中的“异”做出了分析和解读。现有文献中描述性、解释性、探索性研究并存。根据知网数据，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以翻译中的“异”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从内容上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探讨、梳理、归纳翻译中的差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归纳出了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比如文化的缺项造成语言词汇的缺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各民族语言对‘非语言经验的实际切分不同’；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以及对世界映象的不同感受也在语言单位的划分、句法结构的形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
乔治·穆南从语言的意义单位、句法结构、形式功能、交际环境等方面梳理了语言间的差异，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总结出了11种“异”：文字词类、句法构造、文法与习惯、修辞格律、俗语、反映民族思想方式、感觉深浅、观点角度、风俗传统信仰、社会背景以及表现方法。高方在其硕士论文《翻译中“异”的概念》中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从翻译本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多个层面对翻译中的“异”的概念进行了探讨。许钧、高方在《“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
中对“异”与“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异”与“同”之间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美国思想家库恩（T.Kuhn）提出了“不可通约”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几何学中，本意是“不可以有共同的量度”（no common measurements）。库恩认为，科学标准的不同、概念的变迁以及世界观的差异造成了不可通约。
后来，库恩又提出“局部不可通约”（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即不是语言的所有部分都和其他语言不可通约，大部分是可以翻译为其他语言的，但是一小部分互相定义的术语，一旦离开了原先的典范，即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不能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
二是探讨在翻译中保留差异的必要性。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
[3]
和《翻译和文字远方的客栈》
[4]
中提出，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要经历外来文本的考验，外来文本也要在新环境中接受生存的考验，他指责翻译中对“异”的压抑与本土化，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尊重原文语言文化中的“异”，提出“将异作为异来接受”（reconnaître et recevoir l'Autre en tant qu'Autre）的翻译伦理目标。刘云虹、许钧在《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
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承载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战略意义，对忠实原则的坚守、对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是思想与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的必要条件。过婧、刘云虹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
一文中指出，在充分尊重他者的基础上，要努力彰显异质性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这始终是文学翻译的不懈追求与根本所在。文学文化只有在相互碰撞中才能更好地展现自身，唯有如此“走出去”的才有可能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蔡新乐在《翻译的对象——异质性》
一文中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译异”，这里的“异”指的是一种语言还原，即保留目的语根本特性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源语的特性。他强调“译异”要贯彻到底，所谓贯彻到底，即作为翻译结果在翻译文本中呈现。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异”必须要能够进入文化既定的常规关系，才能接受文化张力的冲撞。段峰在《论翻译中的文化趋同与存异》
一文中表示，翻译的表面目的是消除异质，而翻译的深层目的则是向异质开放。吴南松在《翻译：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也谈翻译中对原文差异性的保持问题》
一文中探讨了翻译中保持原文差异性之必要性。他提出，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生与融合，为此，译者有必要在翻译中采取保持原文差异性的做法。
三是探讨在翻译中保留差异的可行性。沃夫（Benjamin Whorf）认为，要想实现跨语言的理解，不应该被动地让其他语言与我们的语言匹配，而应该“让我们语言中的概念再构（reshape），从而和不同的、外来的世界观相沟通”
。奇却（Philipe Kitcher）也认为“可以通过丰富语言的内容这一方式，来成功地实现诠释，从而克服 ‘不可通约’ 的问题”
。但是库恩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新词的引入是改变了语言，而不仅仅是增加”
，因此“不可通约”的问题仍然存在。吴南松在《翻译：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也谈翻译中对原文差异性的保持问题》
一文中从语言差异性的保持和文化差异性的保持两方面对保持差异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并探讨了差异保持的限度问题。吴南松还在其著作《“第三类语言”面面观》中详细探讨了，在保证可接受性的基础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本语言文化异质性。邱懋如认为有必要引进“零翻译”的概念
，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包含两层意思：1.原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原文的词语，而是采用音译、移译的方法。但贾影认为不应该引入“零翻译”概念，应该承认语言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导致“不可译”的存在，这样有利于翻译理论建设以及翻译技巧的提高。
周远航在《论詹纳尔〈西游记〉英译本的异质性及意义》
一文中指出，詹纳尔翻译的《西游记》没有像以往的译本那样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对原本加以改写，而是在整体上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之异、文体之异、语言之异，并对詹纳尔译本进行了验证和分析。王凤霞在《论对外宣传翻译中文化异质的可译性》
一文中指出，文化异质体现在中英两种文字的语篇、思维模式、句式、文化词四个方面，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文化异质是可以移植到异文化中并被接受和认可的。
四是对贝尔曼思想中“异”的解读。吉利安·雷恩-迈尔希尔在《“异”与“本”之间：关于文字与读者问题》
[5]
一文中提出贝尔曼思想中的“异”并非专制的独白说教，而是在呼唤经验读者的加入和参与。这种参与和加入不仅指向文化、语言、出发语文本所代表的“异”的开放，也不单纯指这种开放促成的对目标语的丰富，还指向对自我内部的“异”的开放。对“异”的界定及相关思考不应单由翻译主体相关的理论所承担（如贝尔曼在《翻译批评》一书中所提出的），译本读者相关理论也应当有所承担。如此一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重新思考，进而为贝尔曼的观点——任何直译都应该注重开放、对话、杂交以及非中心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保罗·邦迪亚在《从后殖民翻译棱镜中看贝尔曼的“异”的概念》
[6]
一文中表示，贝尔曼在《异的考验》与《远方的客栈》里对“异”极力的推崇后来被温和的“对原文某种程度的尊重”所取代意味着对源语和目的语二元对立的消解，翻译不再走向彻底的源语主义或是彻底的目的语主义，而是既重视原文的特色，又尽量不损伤目标语文本的可读性以及原文本能指的可传达性，这样的翻译既能在接受语语言文化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能毫无顾忌地彰显差异。李露露在《从“译中求异”到“异中求译”——安托万·贝尔曼〈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解析》
一文中围绕文本展开了归纳梳理和翻译性解读，试图从贝尔曼翻译思想的内隐逻辑出发，指出当前译学界对贝尔曼的阅读和理解中可能存在的若干问题。
另外，顾彬在《关于“异”的研究——顾彬讲演》
一书中主要从文化角度谈论了对异的看法。他认为，“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也可以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西方人往往出于对本民族社会的不满、反抗欧洲的现代性或者渴望摆脱原罪的目的将目光投向异国寻找精神寄托，或者借助异国批判自己的民族和社会。
“异”的问题涉及翻译的方方面面，在翻译的历时研究中呈现出不同的变体：直译、翻译伦理、文化翻译等其实都是在探讨翻译中的“异”的问题，哲学中的他者和延异也与翻译之“异”有着紧密的联系。
数据显示很多学者将直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进行探讨，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对直译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翻译技法层面，它更是一种观念、一种立场、一种“主义”。与“异”的关系尤为密切的是后者。
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式介入》
[7]
一书中指出，其实直译主义自人们从事翻译活动以来就一直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直译主义”更是对翻译在理论上的思考形成了深远的影响。新直译主义的领军人物就是法国翻译家贝尔曼，即《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一书的作者。贝尔曼的直译观突破了字对字的翻译，纳入了变革目的语的目标。本雅明所宣扬的“直译”也不是作为具体翻译方法的“直译”，他宣扬“直译”不是为了追求对原文语言的贴合，而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之间的接合以及对纯语言的无限接近只有在文字层面才能实现”
。罗宾逊把新直译分为两类——“胆怯的直译”（timid literalism）和“不透明的直译”（opaque literalism）。前者既强调译文在语言上的可读性，又要求在目的语中保留“异化”成分或者是文化“他者”；后者亦可称作“激进的直译”，要求目的语尽可能地向源语靠拢。
在中国，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译或“硬译”对于中国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翻译方法。鲁迅认为，“‘硬译’是了解西方文化并把其介绍到中国的最好的途径”，因为“‘硬译’ 有助于在中国建构新语言和新文学，从而树立新文化、培养新民智”。
蔡新乐在《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一书中提到，闻一多的翻译观中隐含着这样的信念：“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甚至民族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可能已经出了问题，或者说再无诗意可言、可表，因而‘先进’的语言文字可以作为强心剂注射进来，强化业已衰弱不堪的躯体的活力，使之有可能走向新生。”
也就是说，直译不仅仅是方法策略，更是输送新鲜血液或是治疗药物的针管，能让衰弱的躯体恢复活力。张之洞也认为“洞知的掌握，是准确的译文的前提。在缺乏这种前提的时候，最好的翻译，是直译、硬译、哪怕一词一字的‘对仗译’”
，即为了拯救、为了维持住力气，可以采取违反表达习惯的方式。蔡新乐指出：“如果进行‘形式移植’，起初不可避免一定是‘生硬’的、‘牵强’的。或许，只要存在跨文化交流，任何‘翻译文本’ 或‘翻译传统’本身都难免这种局面。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目的语本身的包容或消化吸收能力自然会改变‘生硬牵强’。”
设想如果一开始就把“生硬牵强”消灭掉，也就把借鉴新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消灭掉了。
所以，直译不是简单的字面对应的翻译技巧，而是对“异”的渴望与追求。
“翻译的现象反映的是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而伦理，正是对于自己和他者之间合理关系的界定。”
翻译界普遍认为，“翻译伦理”这一术语的提出来自贝尔曼，有学者认为，正是贝尔曼1984年出版的《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一书引发了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翻译伦理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贝尔曼的“尊重他异性”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和“因地制宜”翻译伦理、谢莉·西蒙的“彰显女性差异”的翻译伦理、斯皮瓦克的“保留第三世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伦理等。可见，翻译伦理与“异”的关系极为密切。
朱志瑜在《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
一文中澄清了规定、描写与伦理几个概念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贝尔曼、韦努蒂、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伦理观，提出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文化间的不平等使“翻译伦理”愈显重要。刘云虹在《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理思想辨析》
一文中详细解析了贝尔曼、韦努蒂和皮姆的翻译伦理思想，指出对翻译伦理的探索与思考都源自或立足于对翻译的本质与价值的认识、理解和定位。王大智在《翻译与翻译伦理》
一书中对中西方翻译伦理思想进行了挖掘、梳理和分析，并对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对“翻译伦理”的维度与向度做出了理论上的揭示。
“异化”是韦努蒂翻译伦理思想中的关键词，很多学者将“异化”视为一种翻译策略，然而申连云在《尊重差异——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
一文中指出，异化归化之争不是翻译策略问题，而是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作者提出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张景华在《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
一书中从翻译伦理角度解读了韦努蒂翻译思想的理论范式与伦理诉求，围绕差异性伦理追溯了异化翻译论的起源、发展和形塑的过程，阐明了异化翻译与直译的区别和联系。1995年，在英国阿斯顿大学召开的翻译研究学术研讨会围绕“异化（foreignization）／归化（domestication）”这一专题组织了辩论，美国的道格拉斯·罗宾逊也曾与韦努蒂就异化翻译展开过激烈的论战
[8]
。“在中国，自介绍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论之后，我国译学届在21世纪之初出现了一场有关异化和归化的讨论（参见郑海凌2001，朱志瑜2001，孙致礼2002，王东风2002，葛校琴2002，罗选民2005）。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据不完全统计，仅1999年到2007年底我国各种学术刊物上有关归化／异化翻译的论文多达530余篇，而直接引用韦努蒂的翻译理论部分论述的文章高达780余篇”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异化翻译理论强调保留和尊重异域他者的语言文化，他要求“译者阅读源文时保持异质感，主张译者用语言创新的视角来挑选和阐释源文、评估译文异质性语言的价值，既满足翻译一致性的要求，又服务革新书面德语的目标”
。刘军平认为，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与当时德国抗击法国霸权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正因为通过翻译吸收了他者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德国积累了文化资本，构建了自我民族认同。
李红满在《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
一文中指出，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假定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对话，但是在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而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使平衡的对话根本无法实现。吕俊与侯向群在《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一书中表示，翻译伦理学是一种构想，这种构想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目的是建立不同文化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钱林森在《和而不同——中法文化对话集》
中谈到，法国著名汉学家、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明确主张理解并尊重他人与自我的差异。著名汉学家，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郁白先生（Nicolas Chapuis）也认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向他者学习的机会。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更是提出了三个推进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原则：平等的态度、包容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刘云虹和许钧在《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
一文中提出，从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异质性是文学与文化的根本所在。为了方便阅读和推广而抹去异质性的翻译，表面上看也许更易于接受和传播，但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作品的歪曲、对读者的欺骗以及对文化的误读与曲解。酒井直树认为，“翻译只有在没有被预先抹平的差异中操作才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9]
，他还提出“翻译共存机制”这一概念。道格拉斯·罗宾逊指出，“酒井术语中的‘共存’是指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互动过程，在翻译的帮助下，这一过程使两种文化各自独立又相互连贯，同时作为语言之间的均衡交流，该过程又会反过来构建‘翻译’。……这一术语之所以在跨文明的碰撞中非常有用，是因为它在建构的历史中观照碰撞的双方，使权力不均衡的双方可以更清楚地描绘出差异”
。段自力在《求异与化同：求异翻译伦理追求的有效实现途径——以朱译莎剧为例》
一文中指出，尊重差异是当今翻译应有的伦理态度，但是只有使用合适的方式翻译差异，才能确保差异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有效的传播与接受。吴赟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以白睿文、陈毓贤英译〈长恨歌〉为例》
一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主张努力寻求异质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文化翻译关注的是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文化翻译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对文化差异的传递，如卢巧丹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与接受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翻译的问题。她指出，文本在不同文化间通过碰撞、沟通而逐渐融合，最后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她将这个动态的过程总结为摆渡、飞散、求异存同等，并结合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等英译个案进行了研究。汪宝荣在《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中全面梳理了鲁迅小说通过翻译旅行到英语国家的历史轨迹并考察了译者如何翻译蕴含“异域情调”的绍兴方言及文化。
周领顺以“乡土语言”这个中国乡土文化的载体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对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包括对乡土语言概念的界定、对同一汉学家不同时期译作的纵向考察、不同汉学家译作对比的横向考察和评价等。董勋、段成
、彭秀银
等研究了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红高粱》中民俗文化的翻译。
第二类探讨的是一种翻译文化观，其中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研究尤为突出。“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不是常规的翻译概念，即并不涉及源语或目标语文本的概念。他所指的翻译过程，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具体翻译操作过程。……巴巴在谈文化翻译时多少有些含混，是以隐喻的方式谈的。”
文化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反映出不同的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不同的表达方式。简言之，这种类型的文化翻译关注的重点是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
。其主要观点是：文化层面的翻译之所以困难重重，根源在于共同经历和体验的缺失
，因此需要把文化知识转换为共享知识，方法是“让两种文化直接接触，把相异成分融入目标语文本，向目标语读者介绍陌生的语言习语及文化实践”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重在文化交流，文化第一位，信息第二位，并主张在翻译中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差异性。
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论是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价值差异论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本体差异论中引申出来的，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
刘军平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六个维度及其特点》一文中对“延异”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并指出，德里达提出的这个概念否定了意义的普遍性。
朱炜在《论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和德里达的延异思想》一文中从“踪迹”和“文字”两个方面诠释了德里达的延异思想，找出了索绪尔的“差异”与德里达的“延异”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差异是符号世界的本原，差异原则在语言系统内把握意义；延异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差异原则，延异以更为古老的运作对差异进行了超越与突破，成为本原之本原。
许钧在《翻译论》中指出，德里达以“异”的概念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为“多样性”的存在和价值打开了大门。
蔡新乐在《翻译与自我——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解读与批判》一书中提出，德里达是在以“反语”的形式论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者说是原著与译文、原创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向目的语文化引入了新事物，然后新事物占据了新的文化空间，以其空前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征服或替换了旧主人，“客人”摇身一变成为“主人”。
许钧指出：“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活动中遭遇的种种‘异’的考验归根结底都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识与理解、立场与态度。”
他者问题是西方现代哲学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最早源于现象学走出“唯我论”立场的构想，其后在心理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中得以进一步彰显。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提出，本质的差别即“对立”。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只是与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所谓对立面，一般就是在自身内包含此方与其彼方，自身与其反面之物。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一个中介：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而且，通过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判断那样对我本身做判断，因为我正是作为对象对他人显现的。”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可以从与之相关的其他存在者身上获得对存在的理解，“类似于主体间性所强调的由自身所处结构中的 ‘他性’ 来自我定位”
。列维纳斯对胡塞尔的唯我论、海德格尔的主体与他人共在以及萨特对他者的思考都做了反思与批判，他认为，他人不等于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他人由“他性”构建，我与他人之间是一种神秘的关系。列维纳斯大力质疑、挑战同一性，标举他者的差异性。
拉康认为主体永远不可能摆脱“大他者”的控制。
《“他者”的多副面孔》
一文基于语境原则，通过探讨他者在柏拉图和黑格尔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批评和法国女性主义中的不同用法和内涵，指出“他者”是一个关系概念，存在于两组关系之中：一为同一／同者与他者，一为自我／主体与他者，有时后一组关系为前一组关系的具体表现。同时，他者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属性，即差异性、从属性和建构性，这三种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不同语境中侧重有所不同。扎哈维（Zahavi）在《主体性与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一书中提出，“他人的他者性恰在其难以捉摸和不可通达性中显明。……倘若我们要求更多的东西，倘若我们断言以下这一点：只有当我们如她自己那般体验她的感受或思想时我们才会具有一种对他人的真实体验，这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只有当我如同体验我自己那般体验她时我才体验到他者，也即是说，它将导向自身和他人间差异的抹消、一种对他者之他异性（alterity）——它使得他人成为他人——的否弃”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指出，对于主体性而言，“从自身出发”（to go forth from itself）以及将自身向他人敞开是极为重要的。
保罗·利科认同贝尔曼在《异的考验》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即翻译应将“他者”作为“他者”承认并接受，换言之，接受不可还原为自我的他异性，并将之视为自我构成的重要成分。他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一书中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关注了他者在自我构建中的作用，指出翻译是经由他者返回自身的一个重要的迂回途径。
他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我们才能真正确认自己的身份，在对比、区分、对立中才能清晰地理解自己。
[10]
“友好”是保罗·利科翻译观中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友好”指异国人拥有进入他人领域且不被视为敌人的权利。如果为了将信息返还，源语要居住在目的语中，那翻译就是康德“普遍友好”的一个漂亮的例子。
[11]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他者”跟翻译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后现代主义翻译观强调主体性与翻译规范研究，重视“混杂性”与“他者”，有利于重新界定翻译行为、译本与翻译家等概念，也有利于澄清关于翻译研究的许多争执。
刘军平认为，后现代主义拒斥整体性和普遍性而强调“他者”、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独特的视角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张力和生命力。他表示对他者的接受和理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本质上与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是相一致的，是对自我理解的积极补充。
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但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虽然“异”渗透在翻译研究之中，但是多散见于以其他翻译问题为主题的探讨，真正以“异”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研究数量并不多，缺乏从本质出发的、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与探讨。第二，对“异”的认识不够充分。具体表现在对“异”及其相近概念之间的区分较模糊，对“异”的本质属性也缺乏反映本质和规律的、准确而简明的概括。第三，“异”的研究中的跨学科观照，尤其是哲学视角的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深化。近年来翻译研究中屡屡提及的他者和伦理其实都是哲学范畴里的概念，由于哲学文本及思想的晦涩与深邃，将哲学引入翻译研究的难度较大，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仅停留在表层，或是只关注其中的某个侧面，而没有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第四，已有研究中，对英汉互译的例子探讨较多，但对法汉互译的例子探讨较少。
本书通过六个章节对以下六个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异”是什么？“异”与翻译的本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异”在哪些维度上有所体现？面对“异”的悖论，译者的任务是什么？针对“异”的翻译策略有哪些？对“异”的接受存在怎样的规律？
第一章从“词源追溯”与“已有认识”两个方面来认识翻译中的“异”，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异”的基本属性。通过逐个追溯词源，本章辨析了在翻译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与“异”相关的词汇，如法语中的étranger、altérité、autre、Autre、hétérogène、différence；英语中的foreign；中文里的“异”等。接着，本研究梳理了古今中外多个相关领域中对“异”的认识。除了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领域，本章还将哲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等领域内对“异”的思考纳入考察。最后，基于对“异”的概念辨析以及对“异”的认识的梳理，本章尝试归纳出“异”的六大基本属性：非同一性、外在性、间距性、侵入性、对立性与互存性。
第二章重点探讨了“异”与翻译本质的关系。综观对翻译的定义以及对翻译本质的已有思考，本章发现“异”是翻译的本质诉求，因为翻译的整个过程都围绕着“异”：首先意识到“异”的存在，然后针对“异”进行转换，而转换的目的是让对方能够理解、接受这些“异”。于是本章以“异”为核心，分别从“异与符号转换”“异与翻译的交流功能”“异与翻译的建构功能”以及“异的追源”四个角度，对翻译的本质重新进行了梳理。
第三章探讨了“异”在多重维度上的体现。由于翻译受到文本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异”在翻译中的呈现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维度的。本章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将“异”的表现归入三个维度：语言的差异、文化的隔阂和意识形态的碰撞。对文学维度之异的思考必然会渗透在对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探讨之中，因此本章不单列文学维度。
第四章探讨了面对“异”，译者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说，译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翻译是两种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因此译者需要对“异”进行必要的转换，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除了最基本的转换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异”，如何处理这些“异”，是学界的争议所在，也是本章探讨的重点。无论是为了有意义地交流，还是为了语言文化的丰富、革新与构建，都必须标记“异”的不可忽视的在场。因此本章认为，除了基本的符号转换外，译者还肩负三个任务：一是保留“异”；二是让保留下来的“异”进入目标语系统；三是让保留下来并进入目标语系统的“异”对目标语系统产生影响，革新、丰富、构建语言和文化。
第五章探讨了对于不同维度上的“异”分别有哪些处理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制定与选择取决于哪些因素。本章化用社会学中关于异乡人（étranger）在新环境中采取的适应策略的相关研究，将针对“异”的典型翻译策略归纳为四种：不妥协、杂糅、转化和删减。“不妥协”策略指尽可能保留原文中语言、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不为了可读性、接受度而迁就本土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杂糅”策略指在尽力保留异质性成分的基础上，为保障一定的可接受性，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以适应译入语环境。“转化”策略指主动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表达、文化信息、价值观等进行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使译文读起来像是用本土语言写作而成。“删减”策略指对原文中的异质语言表达、文化信息、价值观进行删减。这四种策略对“异”的保留程度依次降低。这四条策略所针对的“异”涵盖了三个维度，但在不同维度上，侧重有所不同。对于具体的策略选择，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对“异”的需求、面对“异”的心态、对“异”的接受能力以及文本中“异”的可传递性。本章的探讨结合了大量的翻译实例，包括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法译本中的例句以及葛浩文译本中的经典例句。
第六章结合历史和当下的语境及现实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和争议，探讨对“异”的接受过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有哪些规律可循。研究结论表明，对“异”的接受取决于对“异”的态度，而对“异”的态度取决于对“异”的认识，对“异”的认识则会受到文化接受语境与读者接受心态的深刻影响。在整个接受过程中，相关因素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比较与归纳法、文献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法展开。对相关理论文献以及翻译文本进行广泛阅读，对已有观点以及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和归纳，对重要的部分或晦翳不明之处进行深度耕犁、分析辨明。将“异”放在整个翻译发展史中去考察，有逻辑地展现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不同立场下的“异”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进行宏观把握，对重要观点及相关理论进行深入考察；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对实践文本进行细致剖析，尝试揭示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
[1] Rao，Sathya.《Naoki Sakai：penser la traduction entre l'Orient et l'Occident》. TTR ，2010（1），p.153.
[2] Bandia，Paul.《Le concept bermanien de l'〈 Étranger〉 dans le prisme de la traduction postcoloniale》. TTR ，2001（2），pp.123-139.
[3] 参见Berman，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84。
[4] 参见Berman，Antoine.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99。
[5] 参见Lane-Mercier，Gillian.《Entre l'Étranger et le Propre：le travail sur la lettre et le problème du lecteur》. TTR ，2001（2），pp.83-95。
[6] 参见Bandia，Paul.《Le concept bermanien de l'〈 Étranger〉 dans le prisme de la traduction postcoloniale》. TTR ，2001（2），pp.123-139。
[7] 参见道格拉斯·罗宾逊《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式介入》（ What is translation？Centrifugal Theo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s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8] 参见Robinson，Douglas. What is translation？Centrifugal Theo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s .London：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9] Rao，Sathya.《Naoki Sakai：penser la traduction entre l'Orient et l'Occident》. TTR ，2010（1），p.157.
[10] 参见Ricoeur，Paul.《La condition d'étranger》. Esprit ，2006（3），p.268。
[11] 参见Ricoeur，Paul.《La condition d'étranger》. Esprit ，2006（3），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