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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与“同”的问题，或者说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对该问题的论述可代表西方思想的基本看法。“同一性”不仅指A与A自身的同一，也指A与B通过中介的同一。同一性中有差异性的运作：首先，只有A与A自身同一，才能异于其他事物；其次，A与B之所以能通过中介同一，是因为A与B之间存在差异。差异性中也有同一性的运作：首先，A之所以异于B，是因为A与A自身同一；其次，A之所以与B构成差异，是因为A与A自身同一而不是与B同一，且B与B自身同一而不是与A同一。
可见，没有绝对的同一性，也没有绝对的差异性；同一性中有差异性，差异性中也有同一性。在翻译的语境下同理，“异”与“同”并存，不可分割且同样重要。
瓦特默赫（Joshua Watmough）在《语言论》的附录中列上了“共相”一词，并指出：“不管语言的诸面多么不同……但存在着语言本身固有的、基本的共相，并重现在迄今为止所研究过的所有特殊语言之中。”
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归纳出世界上存在宇宙共相、生态共相、生物共相等现象，并指出语言的共相是以上共相现象存在的必然结果。的确，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具备语音系统、文字符号系统、表达系统等，且能够凭借这些系统传情达意、履行交际职能，这些就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也就是“同”，它们必然存在，否则翻译就不可能进行。同样，“异”也不可或缺，翻译因“异”而起，依“异”而生，没有“异”，翻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同”决定了翻译的可行性，“异”决定了翻译的必要性。“同”与“异”同样重要，但“同”是和谐的，没有矛盾和冲突，而“异”则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烦与痛苦。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与痛苦，人们倾向于选择淡化甚至去除“异”，然而这样的选择无疑忽视了“异”的重要性。
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对“异”的思考。如美籍学者酒井直树认为：“任何对翻译的思考都应该伴随对语言间及语言内部的‘异’的构建方式更深入的追问，这是思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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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宓庆也提出：“对翻译学而言，认识语言的同质性固然很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深入、系统地研究特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异质性，树立语言的异质观。”
许钧更是多次指出，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异”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可见，对“异”的关注是翻译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首先，翻译中“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强调，语言系统里只存在差异，没有肯定的义项。这意味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符号的意义只有通过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才能体现出来。有差异才有意义，那么意义的普遍存在也就证明了差异的普遍存在，而差异的存在也给予了翻译以存在的必要。先是语言上的差异，“用德里达的话说，如果没有上帝变乱语言，出现各种不同语言，且各种语言又有不可简化的多样性，那人类就不需要进行翻译。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因语言之异而产生”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孙艺风指出：“既然没必要强求文化等同或一致，翻译就不可能避开异质他者性，因而必须涉及对它的理解、阐释和感知。”
不同的语言、文化、思维之间必然存在距离甚至对异己的排斥，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翻译这样跨越语言文化思维的活动，来架构互通的轨道、创造理解的条件，处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总之，只要有翻译，必然有差异。
其次，翻译中“异”的存在有其必要性。第一，“异”造就了对翻译的需求，因为“异”构筑的障碍，只有借助翻译才能克服。第二，翻译在克服“异”的障碍的同时，不仅不能把“异”消除，还要设法保持“异”，甚至要彰显差异，如此才“使作品的异质生命因子得以传承”
，从而充分发挥翻译的重要价值。早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洪堡（Wilhelm von Homboldt）等人就提出译者要忠实于原文的“异质”（Das Fremde）。德里达也认为“语言不可简化的多样性是无法克服的，他甚至提出翻译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保持这种语言的多样性特征’”
。其实不只语言，文化、社会、诗学等翻译多重维度上的异质性特征都不能简单抹去，因为这些“异”里潜藏着翻译的重要价值，即让世界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种族之间能够彼此交流的同时，维持进而丰富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语言，那一定意味着贫瘠、停滞、枯萎。只有不同的语言之间才能够互相给予、彼此丰润，正如德里达所言：“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
事实证明，保持了差异性的翻译的确是语言革新的主要途径之一。保留了原文的差异性，就必然会给译入语带来新的概念、新的表达法等元素，从而赋予语言以新的生命力。比如，“汉语里原来只有‘一败涂地’、‘致命弱点’、‘假慈悲’、‘拖延战术’ 等等说法，而现在通过翻译，我们有了‘遭遇滑铁卢’（to meet one's Waterloo）、‘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s）、‘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费边政策’（Fabian policies）等等新的表达；汉语原先习惯的叙述模式是先因后果、先条件（假设）后推论，而如今通过翻译，我们也已对先果后因、先推论后条件（假设）的叙述方法习以为常”
。著名作家余华曾说过：“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些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与外语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既用汉语传达了域外作品的神韵又同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性……”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也曾提出：“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过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同理，文化也必须在彼此的接触、互动甚至冲撞和交融中才能发生更新、产生创造，进而实现发展和延续。为了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通过了《多样性宪章》，鼓励跨文化交流。“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实践来看，民族文化从外来（常指西方）专业知识获益，又不至于经历文化意义上的流离失所，是完全可能的。相反，单一同质文化的隐患十分明显，中国曾长期隔离于世界之外——即使偶尔引进外来文化，也是被本土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显而易见，过分强调文化保护主义从长远来看对本土文化是有害的，而支持文化改造无疑才是丰富、扩展本土文化的理性选择。”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也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欧阳康在《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一文中指出，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一方面通过“内聚力”维持自身特质并传承之；另一方面则通过“外引力”从外部资源中吸收养分从而发展自身。
可见，一种文明对“异”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的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汉代的文化繁荣程度远不如唐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朝代的文化政策不同。汉代的文化政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排除诸子杂说，专门推行儒家学说，导致汉代文化总体来说趋于单调。唐代则不同，统治者对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致使“胡服胡食竞为时髦，胡医胡药广为流行……胡乐胡曲飘散朝野，胡风胡俗盛极一时”
，这种能够容纳不同文化形态的博大胸怀，成就了大唐盛世。对于外来文化给当时中原文化带来的影响，陈寅恪评论道：“［外来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另一个事实是，欧洲历史上数次的文化勃兴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文化借鉴热潮，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交流中形成了文化互鉴，文化互鉴促进了文化勃兴，最终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步。正如梁启超所言：“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长力愈强，此定理也。”
一种文化只有具备兼容并包的精神，能够承认、尊重、容纳“异”，才能谋得大发展。
洪堡之所以提出译者要忠实于原文的“异质”，也是为了德国的语言文化能够汲取外来语言文化的养分，以丰富和发展自身，进而促进德意志民族的自新与自强。正如刘云虹和许钧所指出的：“翻译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克服并表现‘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并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
兴起于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也明确拒斥整体性、同一性、普遍性，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艾柯（Umberto Eco）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多地发现差别。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
诸多现实表明，单一的语言文化资源已无法满足当今时代的需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应在充分尊重地方性资源的差异性、保证每一种文明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保持和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对话与交流互鉴，从而“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
，在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新。
同时，单一的语言、文学、文化和思维也预示着翻译的没落与终结，因为翻译的对象必然是“异”而不会是“同”，“同”不需要翻译，指向整合、同化、统一的翻译根本无法成立。正如刘云虹所指出的：“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异质性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必然诉求，也是翻译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无论为了回应语言文化成长的呼唤，还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翻译都必须直面“异”之悖论的拷问。
古往今来，无论东西，翻译研究者、实践者们对“异”已有过大量的思考，并发表了大量的见解，然而我们真的了解“异”吗？“异”是什么？有哪些本质属性？它与翻译的本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它在哪些维度上有所体现？如何体现？面对“异”的悖论，译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针对“异”的翻译策略有哪些？“异”的接受存在怎样的规律？笔者认为，只有充分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对“异”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而只有对“异”有了清晰的认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