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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人生的某个阶段之后，对于聚散这回事，我似乎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与任何人分开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痛苦得那么剧烈。
除了她。
不管是我每次离开湖南，还是她来北京看我，到了分别的时候，在高铁站和机场的安检口，我总是戴着很大的墨镜，也不多说话，很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心里汹涌着悲伤，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克制住。
“我就从来没哭过，”她斩钉截铁的说：“你从家里走，我觉得你是去外面闯世界了，应该为你高兴。我从你那里走，看到你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朋友又多，我很放心，也没什么好哭的。”
她用具有某种迷信色彩的语气强调：“而且啊，我哭会对你不好，会影响你的运气呀。”
即便上了年纪，她仍然有种天真，这天真有时让人感觉愚蠢，却又不忍指责。
她可能是忘了，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淡定的。
那是 2009 年的夏天。
我离开校园，初入社会，硬着头皮学习独立生活，没有人可以求助，也没想过要去求助。
那种负气是怎么回事？我很多年里都没想明白。
跟别人合租卷烟厂旁边的老式居民楼，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烟草气味，每一天。
她来长沙看我，她自己是极其能吃苦的一个人，可是看到我的居住环境，也忍不住直摇头。
为什么不租个好一点的房子呢？她一边打扫卫生一边问我，扫把伸进床底下，传来玻璃碰玻璃的清脆声音吓了她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空酒瓶子？
“因为房租便宜啊。”我根本一点都不觉得委屈：能做饭，能洗澡，关上卧室门就能安安静静写小说，下楼就是公交车站，交通也便利。
那时候，对于生活，我没有更多的需求。
起先是她一直用粗粝的方式养大我，到头来又是她觉得我太亏待自己。
那次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她一路都盯着车上的路线，默默记下沿途的车站。
“下次我再来就不要你去接啦，我自己坐公交车来。”她说给我听，也是说给自己听，好像能够少麻烦我一点也是好的。
进站之后，她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快回去。
我清楚的看到她转过身之后抬起手背擦眼泪的动作。
从头到尾，她没有问我床底下那些空酒瓶是怎么回事，她模模糊糊的知道我当时有很大的压力和茫然，她知道她问不出任何信息，于是干脆问都不问。
那是母亲的担忧和体谅。
很多年后，在一个非常寻常的时刻，她突然提起那些事情，说，我知道你那时候抑郁。
我没有说话。
那时候，是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非常年轻，没有经历过命运真正的打击和碾压，斗志多过伤感，我的心是硬的。
分别的时候，我是更镇定的那一个。
很多年后，我还能清楚的想起那一幕：她提着布包的行李，随着人流走进灰蒙蒙的车站，过了安检之后，她转过身来对我挥手——手的姿势是冲外甩的——她让我赶紧走，别在那儿傻站着了。
然后她转过头去，笨拙的擦眼泪。
后来的这些年里，只要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非常难过，那是与任何人的分别都不能相比的。
似乎一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之间不断的，不断的重复着循环着这样的告别。
其实在那之后不久，我的生活就改善了，我没有再继续过那种紧巴巴的日子。
我很快就出了第一本书，拿了稿费，后来又陆续出了第二本，第三本……在我的同学们还在反复面试找工作的时候，我似乎就已经找到了自己能一直走下去的那条路。
在冥冥之中，好像有某种能量被激活了。我的运气一下子好了起来。
再也没有老鼠半夜爬上枕头来，没有再在冬天洗过冷水澡，尽管我遇到更多不易但也变得更坚强。生活在为难了我一段时间之后，终归是调了个头，往好的方向前进了。
直至如今，但想起那些年月，我还是会感觉有些许酸楚——不是因为自己受过的苦，而是因为那些事情曾被她真切的看到过。
那些过往，你瞒不住她。
所以，非哭泣不能表达。
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糟糕的。我也曾经悲观的认为这个状况大概是不可更改了。
我从来都知道，我不是她理想的女儿。
她想要一个乖巧的孩子，像大部分正常的小女孩那样，听话，温驯，懂事，出类拔萃，能让父母为之骄傲。
而我，偏偏是这一切的反面。
小时候的我勉强还算有几分聪明伶俐，进入青春期后，情况迅速急转直下，变成了最叫大人头疼的那种女生。在一大群朝气蓬勃的同龄人里，我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我内心阴沉，好像每天都在盘算着干点什么坏事儿，对她最致命的打击是——我念书也不行。
简直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灾难。
在那些时光里，她一定觉得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她一定在心里无数次责问过自己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她，给她一个这样的女儿。
无奈是的，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说实话了，也不用害怕任何人了，可是我依然解释不了，为什么当年自己会那么叛逆。
为什么会有那样暴烈的性情？
你究竟想反抗什么——我不知道。
有一件她反复提起的事情，当做我让她担惊受怕的佐证。
2005 年的夏天，某个中午，我的高中班主任打电话给她，叫她去趟学校，把我领走。
她真的急急忙忙就赶来了，大太阳底下走了半个小时，整张脸晒得通红，一身是汗。见到老师先是声音低了八度，然后就连身体也跟着矮了几公分。
我木然的站在走廊里，旁边就是教室，同学们都在等着上课。
“你们就在这里等吧。”老师夹起书本，没有再给我们多一点提示。
我从来没有觉得学校那么安静过。
她陪我一起在走廊里站着，手里紧紧握着一个信封。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彼时，我们连稍微贵一点儿的菜都买不起，可是生活却并不因此而温柔的对待我们。
也许在那一刻她是恨我的，因为我的过错使她堕入这样难堪的境地。可是，她立刻看到了我手臂上的十几条划痕。
“这是怎么搞的？”
她没想到，我会说：“我自己划的。”
在那个信息还很闭塞的年代，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抑郁”。她看向我的眼神里有种悲恸的困惑，她不明白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老师没有收下那个信封，她们在办公室拉拉扯扯的推搡，一直推到办公室外面，引得教室里的同学纷纷侧目，那一幕让年少的我深深感觉屈辱。
“你带她回去吧，她毕不了业的呀……”老师一直在劝她，用一种好心的口吻循循善诱：“她以后啊，只会走歪门邪道。”那语气是担忧的，但涵义却是恶毒的。
我看她就快要哭出来了。
她声音小小的，讲着一些单亲母亲的不容易，讲着一些求情的话，她不敢跟老师吵，怕闹大了对我更不利。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种种不公和刁难，也习惯了发生任何事情都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们早就麻木了。
要等到多久以后的某一天，在某一个契机中，你才会突然醒悟：也许，并非是你的错，也许那个人就是讨厌你——没有逻辑，就是单纯的讨厌你。
我不能辩解什么，一个不优秀的孩子，是没有话语权的。
你只能怪自己，一定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情，才会招致这样的境遇。
而对付这一切，所有在市井中长大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忍耐，沉默，直到它结束。
2017 年的夏天，她六十来岁了。年轻时的坏脾气都被磨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也都被淡忘，她成了一个整天笑嘻嘻的妇人。
我带她去旅行，为她打点好一切，她终于不需要再操心任何事。
我们坐在伊豆的旅馆的窗边，喝着滚烫的茶，静静的看着雨中的大海。
天和海都是灰色的，却不让人感觉压抑，眼前是一种闲适而从容的色调，我拿出相机，给她拍一些照片。
也许是因为足够放松吧，她忽然说起那些过去，用心有余悸的语气。
“从那次之后，我每天都揪着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接到老师的电话。家里座机一响我就怕”，又说：“不过她没有收我们的红包哦，不算太坏的。”
我笑着说，人家可能是嫌少吧，信封那么薄。
过去了，不再当做耻辱了才能举重若轻。
我知道，她不愿意我心里有仇恨，无论是恨那段经历，或者是恨某一个具体的人。
我没有和她说过，其实我很少回忆那段人生。因为我的世界越来越广阔，而记忆的储存量是有限的，带有伤痕的回忆越往后，颜色会越淡。
我年少时读亦舒，师太教导我们说，生活得好，就是最佳报复。
我只想好好生活，为自己，不为报复任何人。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里最深刻的部分，是那个烈日当头的中午，我们一前一后的走在回家路上。
我看着她疲惫的背影，咬着嘴唇，一直默默的哭。
走到家附近那个路口时，她回头对我说，我没有力气做饭了，就在这儿找一家盒饭店把中饭吃了吧。
小小的红陶钵，蒸出来的米饭很硬，每一粒都卡在喉头。
我吃不下。
一个让母亲没有尊严的孩子，觉得自己不配活下去。
“吃饭啊，”她拿筷子敲了敲我的碗：“天塌下来，也要先吃饭啊。”
对于我，那意义非凡的一顿饭。
我在后来的人生里遇到过许许多多比那天的情形要棘手百倍的难题。我独自一人跟生活打过无数场仗，多数时候，是我败了，但无论怎么样，我都会预留出一块缓冲的地带，让自己振作，不要彻底倒下。
先吃饭，再解决问题。
人吃饱之后才有力气继续作战。
后来我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有亲密的闺蜜，谈过几次恋爱。很多人陪我成长，在我脆弱时安慰我，在我没有信心时鼓励我。可是生命最初的的最初，陪我捱过这些痛苦的盟友有且只有她。
这世界上有的母亲温柔，有的母亲暴躁。
有的母亲无私，甘愿为家庭奉献一生。
有些母亲控制欲极强，以“爱”或是“为你好”之类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干涉孩子的人生。
各种各样的母亲，各种各样的孩子，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亲子关系。
我花了多少年才慢慢明白这件事。
不复杂的感情，就没有重量，或者说，你生命中最沉重的感情，往往都是复杂的。
她三十岁的时候才生我，在那个年代，女性到这个年龄才生育是很罕见的。
她曾经毫不避讳的同我讲起，当年方方面面都太艰难了，差一点点就决定不要这个小孩了。
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没有责任感，经济条件又差……无论怎么看，生下这个孩子都不是聪明的做法。
或许这就是母子缘吧，在艰难的自我挣扎之后，她还是决定生下这个小孩。
她说，生你的过程一点都不痛苦，很顺利。
她还说，把你抱回家，别人看到你，都对我说，你这个小孩是来还债的。
这些在我记忆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们，在那样早的时刻就下了判词。
想起来，总觉得有种一语成谶的宿命感。
那是 1987 年的夏天。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是个很难管教的小孩儿。
于是她不止一次说起，你小时候见到路边上的冰柜就不肯走，哭着吵着要吃冰淇淋。
她对此毫无办法，穷途末路之际，她只好卖掉了自己唯一一对金耳环，用那笔钱给我每天买个冰淇淋。
我知道她话里的含义，她希望我能够看着这些事情的份上，能够安分守己，别给她找太多的麻烦。
卖耳环那件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
那时，一些胆子大、有魄力的人主动摔了自己的铁饭碗，勇敢地下了海，自立门户做生意，他们大多是白手起家，因为赶上了时代的红利，多少也都挣到了一些钱。
而这一切传奇都跟她没有关系。
她从来都是性情单纯，头脑简单，缺乏远见和才智，在翻天覆地的时局中艰难的辗转腾挪，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同时说些“知足常乐”之类的话。
过了几年，婚姻实在难以为继，她便离了婚，离开生养之地。又经过很多折腾，终于找到容身之所。她立刻来接我，一看到剪着男孩发型，瘦得皮包骨头的我，就直掉眼泪。
她仍然是单纯的觉得，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会好起来，却怎么都没想到往后的十几年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艰难。
她的前半生，“幸运”是个从来不曾出现的东西。
“你这一生有没有特别恨的人？你受了这么多苦，有没有想过要怪谁？”
她上了年纪之后，我问过她这一类问题。问的时候，我心里是有几个人选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没有啊，”她竟然真的想了半天，然后大幅度的摇了摇头：“每个人有自己的命，我不怪任何人。”
她是很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身心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纯良、胆小但很坚忍、质朴、逆来顺受、不怨天尤人。
这个时候，她已经跟命运讲和了。
但我还没有。
在她身边的那十来年，我们住在八十年代的居民楼里。
尽管房子破旧，但我有一间专属于自己的卧室，那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空间。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桌椅书柜都是九十年代初的式样，左边的抽屉里放着许多港台歌手的磁带……
直到今天，那个房间里的一切细节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每年的雨季，陈旧的房顶会漏水。她便自己搭着梯子爬上去，在阴暗逼仄的隔层里打着手电筒，猫着腰捡烂瓦片。
酷暑，高温如炼狱，夕照和顶层是双重的暴击，一天冲八个冷水澡也无济于事。
吊扇在房顶上慢悠悠的转着，因为太贫穷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买空调。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她仍然是高高兴兴的。
每天晚上把凉席铺在地板上，用湿毛巾来来回回擦几遍，带着一点儿自欺欺人的意味跟我说，心静自然凉。
为了生计，她做过很多份工。
她在食盐库房里包过盐，手指上的皮肤每天都皱皱的。在早餐店当过服务员，也在药店卖过药。冬天的时候，她在街边守着三轮车卖过包点，而年少时的我曾经因为某种奇怪的自尊心，每次都要故意绕过那个路口。
她为此伤心，可是她也不说。
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堆假发回来织小辫子，那种非常细的三股辫，编起来很伤眼睛。有一次，她第二天要交货，前一天深夜里她才发现自己编错了，在我记忆中，那次她是真的急得有点儿崩溃了，讲话的声音里都带着一点儿哭腔。于是已经睡觉了的我从床上爬起来，陪她一根根拆掉，一根根重新编。
我们编了一整夜。
那些年月里，我们好像是在一种很糟糕和一种更糟糕的境况里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奇怪的是，无论怎么匮乏怎么难，她好像总是有办法把日子过下去。
她从来不记生活的仇，这就是母亲。
可是在长久的赤贫中，我的心里始终在积攒着一种东西，一种强烈的想要改造自己人生的决心。
而我的锋芒令她困惑。她跟她的朋友说起我，她说，我有点怕她，这个小孩到底是像谁？我和她爸爸都没什么上进心，她怎么做事情那么拼？
我有收入之后，给她买了几样基础的生活电器，但她也舍不得用，总是小心翼翼的。
我知道，她是惶恐，因为她穷太久了，担心今天花的是明天甚至后天的钱。她总是喋喋不休的教我“晴天挣了防落雨”。她对我缺乏了解，更缺乏信心。
“妈，我能挣钱了，以后我们能过好日子了。”这是我十八岁时发给她的一条短信，大白话，很直接，完全不像我现在的语言风格。
当时她用的是一个翻盖手机。十多年了，这个手机她还留着。
过了很久她才跟我说，当年她看到那条短信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她觉得自己或许可以放心了。
她放心了，并不是她真的相信我以后能挣很多钱，她会有一个荣华富贵的下半生，而是因为她曾经对我充满了绝望，认定我不可能有好的未来。
是她终于不需要再担忧了，那个曾被老师断言“将来一定会走歪门邪道”的女孩没有落入被诅咒的命运，并且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中，走了正道。
往后的这些时光，命运十足厚待我。
我对她说过的话，都一一兑现了，尽管在别的事情上我吃足了苦头，也曾撞得头破血流，但我们真的没有再回去过从前那样的穷困潦倒之中。
每一年她生日和母亲节，我都会去挑一件小小的金饰送给她。
我从来不戴黄金，作为一个文艺女青年，我始终觉得黄金过于华贵浮夸，与我喜好不符。
起初她心疼钱，劝我说，不要买了。后来，买给她，她也不戴了，那些飞车抢劫老太太金项链的民生新闻让她胆战心惊，她害怕。
我不知道，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偿还吗？为我懵懂的幼年？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还不够。
我现在拥有的，比彼时的她要丰厚得多。
我给她的只是我的一小部分，而她曾给我的，是她的所有。
因为长期分隔于两地，于是在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她的苍老来得很突然：不是上次刚染过头发吗，怎么这么快，白头发又出来了？
我给她买很多护肤品，教她认哪一支是精华哪一支是乳液。她认真听完，转身就忘。如果你批评她没有用心记，她就会反驳你，记了也没用，已经老了，涂再厚也吸收不了了。
我不喜欢她背的那些样式老气，花纹难看的包，带她出去逛街，想给她买一只质量好的包，她翻看了价签之后连连摇头，她说，真皮包太重了，提不动。
专柜小姐当然看得出来她是觉得太贵了，便舌灿莲花夸我看起来如何富贵，给妈妈买个好点儿的包是多么微不足道……
她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搪塞几句之后拉着我赶紧走了。
原本都是希望她高兴的事，却往往将她弄得不那么高兴。
她从来没有察觉，她的一生是委屈而别扭的。
几十年里，她的行为始终恪守着传统价值观，但内心深处又秉持着一些她同辈人所不能理解、甚至是反对的观念。
她从来没有催过我结婚，生孩子，甚至连隐晦的提都没有提过。
在婚恋问题成为了社会的常规话题时，我和她也有过一些讨论。有时我甚至会故意试她的底线：如果我要嫁的人，离过婚呢，有小孩呢？
如果对方经济条件很差，以后可能要靠我养家，怎么办呢？
如果我打算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就自己一个人过，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这些问题都极其尖锐。在大部分的家庭，它们是提都不能提的禁忌。
她在最初听到我说这些的时候也很慌乱，将信将疑的反过来问我，你是说真的还是开玩笑？
后来，她渐渐松弛下来。她开始跟我说，只要对方品性好，对你好，你也喜欢，我没什么意见。
“我选人眼光不好，你总不会比我差吧，不比我差就行。”她善于自我嘲讽，也让人惊讶于她仍然有这样天真的心性。
她有些朋友时常也会问起，你女儿还没嫁人啊？女孩子事业做得再好，该找对象还是要找呀，眼光不能太高的。
她们还会有意无意的说起，我知道一个男孩子，条件不错的，要不要……
她不会插科打诨的转移话题，也不会搪塞说“有机会再说吧”。一个老实人，只会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说：“你们的小孩儿倒是都结婚了，小孩也生了，我看你们平时也没少说媳妇女婿的坏话啊，你们也没多满意嘛。”
她一向和善，嘴也笨，和我吵架从来没赢过。但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她是不惜得罪朋友们的。
在我年少时，她也是个年轻的母亲。面对重重磨难，她自顾不暇，也意识不到要保护我的心灵，任凭生活的残酷真相朝我铺头盖面朝的打过来。
我成年后依然敏感，性格过于倔强和强势，都与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
她对此一直感觉愧疚。
终于，在这么多年后，虽然她的生命已经不再强壮，但她自觉还能够为我挡住一些糟心事、一些不那么友善的话，这让她觉得自己仍然是有价值的。
我表扬她开明，不是老古董，不像那些爱管闲事的阿姨。她开心得不得了，仿佛那真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我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她的呢？
每当我想到这一点——还只是刚刚起了一丁点儿念头——我就会立刻遏制住它，让自己去做点其他什么事，不要再继续深想。
这看起来不够勇敢，也没有智慧，但这是我精神世界里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是我诚实的懦弱。
所有的生命，无论起点于何处，最终都将殊途同归。
这些，我都明白，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从容和平静的对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那是连想象也无法到达的境地。
我一直担心她随着年纪越大，身体会出现一些毛病。又担心她轻信别人，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中老年人的朋友圈里危机四伏，我总是担心她会不会哪天不小心就上了什么当，踩了什么坑。
我对许多事情忧心忡忡，完全没有想到，先被命运伏击的人，是我自己。
再过多少年也会记得吧，那是九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我取了B超报告，把结果拍下来发给我的医生朋友。他用语音告诉我“你这个，很大可能性是癌”，那一刻的情形。
下午五点多，整个社会已经松弛下来，所有人都进入了国庆假期的气氛。
医生们都下班了。如果我想做进一步的检查，只能等到假期结束。到时候我可以选择，是留在长沙治疗，还是回北京治疗。
站在医院寂静的走廊里，我脑中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件事，不可以让她知道。
那天晚上我向她提议：“我们明天去看看你妈妈吧？”
她非常惊讶，认为我是心血来潮，戏弄她。
就这么决定了。我给马当打了一个电话，请他明天送我们过去。挂掉电话之后，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她做了晚饭，而我吃得很少。平时我没少说她做的饭菜难吃，于是她也没有察觉任何异样。
对她来说，那是个寻常的夜晚。
而我在静默的深渊之中承受着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折磨。
这是 2015 年的秋天。
在此之前，我和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说起来，是因为我常年在北京，又忙。其实心底里都知道，亲疏这回事实在是装不出来。
她夹在中间一直很为难，既要在亲戚们说我坏话的时候维护我，转头又要劝我，毕竟是有血缘的，以前的事情你不要太记恨他们。
他们都以为，我的冷淡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受重视，一直被他们贬低、被他们嘲笑，而我现在走狗屎运，混得还不错，所以故意疏远他们。
我没有对他们解释过。我对他们的不喜欢，并不是为我自己。
我怜悯的是，她一生中所有的悲哀，都是父母而起。
她让我看到，原生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可以持久到一生。
有些事情，她可以以女儿的立场去原谅，可以说服自己说这些人毕竟是亲人，但我不可以。
那次见面，我们不欢而散。
话没有好好说几句话，饭没有好好吃几口饭，老太太嘴一瘪，没有原因的，忽然就哭了起来，万般委屈的样子。我们每个人都尴尬极了，找不到台阶下。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说话，那场面让人感觉荒诞。我应该庆幸自己在很年轻时就读过了《局外人》，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体会到了加缪在那篇小说里所表达的意味。
我没有说，我可能得了很严重的病。
我也没有说，谁知道这辈子还能见几次面。
我更不可能说，我不想让我妈这一生有太多的遗憾。
抽完一支烟后，我叫了买单。
局外人，彻彻底底是局外人。
几天之后，我乘飞机回北京。离开家的时候她照常叮嘱我，到机场了给我发个微信哦，到北京了再给我发个微信哦。
我说，好啦，放心吧。
我没有说，妈妈，我又要去打一场艰难的仗了。
在北京生活以来，我听闻过好几个朋友的父亲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突然辞世的消息。
尽管他们在第一时间买了最早的航班，尽管他们一秒都没有耽误的往家赶，尽管飞机的速度已经那么快，却还是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人会在什么时候察觉自己渺小无能？无非是在这样的时刻。
至亲要离去，你愿意拿自己的一切作为交换来留下他，可是你留不住。
我这几位朋友都很坚强，在遭遇这样的打击之后，没有过度消沉，依然竭力维持着正常的生活。但是，到了深夜，我无数次看到他们在分了组的朋友圈里写着词不达意的哀思。
痛苦都藏在不能示人的地方。那伤口日日夜夜隐隐作痛，永远不会痊愈。
我动过两次手术，从麻醉中慢慢苏醒过来，睁眼都觉得困难，但依然有强烈的意识：康复之后，一定要尽量多和她在一起。要多回家看她，或是让她来北京住一住。
我跟自己说，这一生诸多变数，无法预测，因此要特别珍惜所有能够和她共同度过的时间。
人就是这么奇怪，这么愚钝。似乎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无法真正成熟。
穷尽我们所有的才智，你会问命运什么问题？
你如何能去试探它的底线好让自己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和多少机会？
你不能。
我开始和她聊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关于她年轻的岁月，她的情感，关于我的父亲和他的家人。
隔着茫茫尘世，她是唯一能够解答我对于生之来处所有疑问的人。
这些交流，我们从前连边缘都不曾触碰。不是忌讳，而是因为在平常的琐碎生活里，根本想不到这些。在这过程中，我有时会悄悄开着手机的录音功能，记录下我们的对话。
这一切，她都不知道。
我想，很多很多年之后，这些声音一定会成为我失眠的夜里的慰藉。她会一直陪伴着我。
她和我讲起她的发小。
那个从小聪敏的女孩子，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顺利考上了大学，之后又去国外留学深造，一路念到了博士后，婚姻也很美满。而她自己，却在人生同一阶段选择了去工厂，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从此人生也一路潦草了下去。
如果这是电影，两组画面拼在一起，会是极其鲜明而残酷的对比。
她用闲话家常的语气说起这些陈年往事，语气平静，神色如常，像是谈论市场里的菜价。
我心中却有惊涛骇浪，仿佛在虚无之中看到了命运本尊。
“你心里有没有过一点嫉妒？”我问了这个问题。
我想，就算她大大方方说，当然嫉妒啦，那也不过是人之常情，符合我对人性的认知。可是她说，没有啊，从来没有过。
这才让我难以理解。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嫉妒也没有用吗？可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们相差其实不大的。
“每个时代都有过得好的人和过得不好的人，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成就所有人。”她用自己持续了一生的简单而朴素的价值观来解答我。那种坦率几近赤诚：没错，我这一生不够成功，甚至可以说是活得很失败，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难道已经冷漠到不允许有人失败吗？
失败的人，就不配得到快乐吗？
失败的人，也有自己的人生啊。
“我们那么多同学，也只有她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书，只有她一个人出了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很难判定她究竟是擅长认命还是豁达：“其余大部分人，都各有各的难处。”末了，又说：“他们现在还说我命好呢，女儿很能干。”
在湖南话的语境里，“能干”算是对一个女生很不错的评价。
她觉得，她在自己的时代里不得志，可是她看到我在我的时代里实现了自我价值，这也是一种补偿。
我想了几天，问她，你想不想去日本和阿姨见个面？
她的反应是一贯的随和模样，别给她添麻烦，别给你添麻烦，我怎么样都行。
春末夏初，正是母亲节前夕，我们一起去了东京。
在机场排队过海关时，她站在我身后，小小声说，出国这么麻烦啊，我一个人肯定搞不定。
每次同她一起出行，我总有一种奇妙的感受，无法与旁人言说。
我幼年时，她独自带着我在湖南几个城市辗转。坐绿皮火车，坐破破的长途汽车。在每一个车站，她一只手提行李，另一只手牵着小小的我，去买盒饭，买矿泉水。
有时，离发车还早，我们会坐在路边上吃一碗带汤的兰花干，或是一小碗蒸甜酒，吃完之后她用卫生纸给我擦干净嘴和手，再一起走进空气污浊的候车室，找一个角落待着候车。
她一直很穷，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玩过，甚至傻乎乎的认为自己这辈子都坐不起飞机，更别奢望出国。
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带她出去旅行，特意给她选了靠窗的座位。飞机起飞时，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地面上越来越小的建筑物，露出孩童般惊讶和欣喜的表情。
在我们家，她不像母亲，我不像女儿，一切是颠倒过来的。
我迟迟没有结婚，没有生育小孩，而她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她就像我的孩子。
我们一起去东京迪士尼海洋公园。
周围都是带着小朋友的父母或是与闺蜜同行的明艳少女，而她和我一起坐在广场上等着表演的花车，那个时刻，我有些恍惚，遥远的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我的眼前。
我指着园内地图逐一给她讲解，这是米奇和米妮，就是我们所说的米老鼠，这是巴斯光年和土豆先生，他们是《玩具总动员》里的角色，不属于迪士尼这个系统，前几年迪士尼收购了皮克斯，才新增了这些娱乐项目。
其实，我知道，她记不住，也认不全。
她看了表演秀，和我一起坐了碰碰船，很高兴了。觉得不够刺激，又拉着我一块儿去玩地心探险。
小火车极速下坠，我死死的抱住她一条手臂，完全无法动弹，连尖叫都发不出声音。她在旁边哈哈大笑，说，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胆小呢。
她不知道我有严重的恐高。她也不知道这多年，无论去哪个游乐场，我从来不玩失重和极速的项目，我永远是帮大家看包的那个人。
对我的朋友们来说，那是娱乐。对我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我曾经认真的想过，到底要怎么对待自己这个弱点。
最后我的结论是：就算一辈子坐不了云霄飞车和跳楼机，玩不了跳伞和蹦极，对于我来说，也算不得是什么遗憾。
可是在迪士尼，为什么我会强忍住惊恐，和她一起坐上小火车呢。
或许是因为我还有一点儿不舍，和一点儿希望——我希望在我们的人生中，这件事曾发生过。
它没能发生在我五六岁的时候，那就让它发生在我快要三十岁的时候，也很好。
在一个雨天，我们到达伊豆。
旅馆在海边。早餐和晚餐都由专人送进房间。乖巧的日本女孩，穿着素色的浴衣，扎一个可爱的发髻，不断的将新鲜的食物送进来，再将吃完的餐碟撤出去。
礼节太多，她起先感觉非常不好意思，有些无措，一直不能够松弛的享受服务。到后来，她忽然说，我以后肯定会经常想起她。
谁？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顿了顿，才知道她说的是负责我们房间服务的女孩。
“人就是这么容易产生感情，其实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就是看她这么进进出出，这么辛苦，我就觉得，我以后肯定会经常想起她吧。”
她一直都是很感性的人。
我有时候会想，也许是因为我的血液里也流窜着这份感性，我才会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吧。
白天，我们在海边散完步，又回到房间一起喝茶。
将茶杯递给她时，想起日语里有“一期一会”这样充满禅意的词，大意是指，这一生能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喝茶的机会，也许只有这一次。
夜晚，我们一起泡露天温泉。
远处群山环绕，夜空如洗，能清楚的看见云彩和星光。
在温暖的水里，我静静的看着她。这是曾经孕育我的身体，这是老去的身体，这是世界上与我最亲近的人，在经过了那么多的对峙和互相伤害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平衡。
这一年，我刚好三十岁。
在所有的神话传说里，我最喜欢的是哪吒。我曾无比羡慕他削骨还父，削肉还母，以刀锋刎颈，成为天地间一缕自由的孤魂。
在真正看懂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仿佛自己也在那个故事中死去了一次。
没有人知道，我生命中最离经叛道的时期，恰恰是我最没有安全感的时期。
她日子最难过的那些时候，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你……”之类的话，这些话曾刺痛我，使我负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偿还她。不仅是我自己那份，连带着其他人的，连带着命运所苛待她的那些，我通通都想弥补给她。
用她的话说，我早已经还清了，可以去做自由的人了。
可是人生，怎么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亏欠与偿还，怎么可能如此轻浮。
再一次在机场送别她，我乘轻轨回市区。
我独自站在车厢的某个角落里，从车窗仰望天空，一架又一架飞机起飞、降落。我的眼泪在茶色的墨镜镜片后面滚滚而落。
这一生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离别呢？
这痛彻心扉的，远比爱要沉重的情感。
这一生一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