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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斯坦福评论》出版了一期特刊《现实世界》，专门讨论蒂尔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找工作。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一半，但他像是被封冻在时间里了。他是法律学院三年级生，却仍在与那些将Polo衫套穿的10多岁预科生一起打校园文化战争。他还在为《斯坦福评论》撰写“编辑来信”，尽管严格说来，他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担任编辑了，而且更准确地说，这是本科生的出版物。
蒂尔在一篇编者按中写道：“在政治上不正确是一种解脱，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能被禁止去做那些有可能让校园思想警察失望的事情。”他的专栏名为“从政治正确到就业”，在此可以展开对其政治正确的同龄人另类的循规蹈矩的嘲讽。按照蒂尔的说法，优秀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的工作选择是攻读人类学研究生、清点斑点猫头鹰的数量及“教人们如何使用避孕套”。
蒂尔作为一个热爱里根的保守派，又就读于一所热爱里根的大学，当然会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斯坦福竟然是一场恶毒的自由主义阴谋的中心，其目标就是全力攻击像他这样的人，而这至少有一部分肇始于其自身的不安全感。在21岁开始读法学院时，蒂尔仍然封闭自我，似乎对自身感到不舒服。他不跟别人约会，尽管可以在法律和政治问题上口若悬河，但他并不热情。多年后，他的同学们说，这就好像他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与世界隔绝开似的。这不仅关乎他的性取向，而且似乎涉及人类大多数的正常情感和亲密关系，例如喜悦、友谊、愚蠢、愤怒、仇恨等。
但蒂尔肯定也认为，这种在斯坦福受迫害的感觉是有用的，而且似乎还有意识地营造了这种感觉。保守主义的不满，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人所表达的不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极有市场，其中打头阵的就是艾伦·布卢姆1987年出版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布卢姆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也是新保守主义先驱列奥·斯特劳斯的门徒。他在书中抱怨学生们因为沉迷于摇滚乐而变得愚蠢，并将校园左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青年团相提并论。
当时，对评论家来说，称嬉皮士和纳粹一样思想封闭的观点似乎很聪明，而且出乎意料地吸引了厌恶反主流文化的那部分美国民众。布卢姆的书收获了评论家们的高度好评，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月位居榜首，并帮助培养了整整一代抱怨自己的声音被左翼思想警察夺走的信徒。
显然，这是一个矛盾，但似乎并没有困扰蒂尔或他的保守派同龄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对话，”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并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的唐·奇鲁瓦说，“我们班上的保守派相当直言不讳。我还以为他们是爱发牢骚的宝宝呢。”另外，对像蒂尔这样的人来说，指责自由派同学可能是进入共和党精英圈最直接的途径。“他这是在趁火打劫，”当时任斯坦福大学招生负责人和讲师的乔恩·雷德说，他曾有一次在校园里就多元化问题与蒂尔进行面对面的公开辩论，“《斯坦福评论》中有时会出现明智的保守主义。但彼得不是，他要向政府扔石头。”
所有这一切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名叫迪内希·德索萨的年轻保守主义者，他比蒂尔大6岁，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达特茅斯评论》的创始编辑，在美国东海岸扮演了与蒂尔几乎相同的角色。《达特茅斯评论》成为《斯坦福评论》等创办于同一时代的同类校园出版物的模板，它的反动明目张胆，还充满无情的挑衅，往往还极为残酷。在德索萨担任编辑期间，《达特茅斯评论》还发表过一篇白人学生恶意模仿黑人的英语撰写的反平权运动的专栏文章、一篇对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的采访录，以及一份机密的男同性恋学生团体的成员名单，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没有披露。
当蒂尔1985年入读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德索萨已经凭借自己尽情发挥的吸睛才能，在《展望》杂志觅得了一份编辑工作，这是一本由富有的保守派资助的、面向普林斯顿大学校友的右翼杂志。1987年，德索萨成为白宫政策顾问，与曾同在《达特茅斯评论》工作的校友劳拉·英格拉哈姆和彼得·鲁宾逊在白宫会合，这两个人后来还做过保守派电视评论员，在白宫担任演讲稿撰写人。
为撰写涉及校园左翼偏狭态度的《非自由教育》一书（于1991年年初出版），德索萨进行了调研，其间他曾到访斯坦福大学，当时蒂尔还在法学院读二年级。该书获得主流媒体的好评，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这些成功无疑影响了蒂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斯坦福评论》描述的斯坦福大学与其他亲历者记忆中的那所真实的大学如此不同。
1987年年初，就在关于以新课程（即在《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之外增加非白人作家的作品内容）来取代旧课程的投票即将进行之前，民权活动家杰西·杰克逊出现在一个集会上。“嘿嘿，嗬嗬，”学生们齐声喊道，“西方文化必须滚出去。”他们指的是“西方文化”课程，但在他自己关于那个时代的书中，蒂尔声称学生抗议者“指的是西方本身，指的是西方的历史和成就，指的是西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立宪民主制度，指的是基督教和犹太教”。
为了保守派读者的利益，蒂尔总是耸人听闻地炒作自己的在校时光，描述对杰西·杰克逊的示威场面并不是他唯一的方式。现实中，斯坦福大学并不是一个性泛滥的地方，本科生中就流传着一个笑话（精英大学里很常见的那种），调侃这些奋斗者太笨拙或太书呆子气，根本找不到情人。但是《斯坦福评论》把大学生的性生活描述得放纵不羁，给人的印象竟然是：去男厕所却没看到同性恋在苟且，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你从楼宇之间的空地穿过，却没有人硬塞给你一把免费的避孕套，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斯坦福大学发放避孕套是有充分理由的。艾滋病在旧金山湾区肆虐，估计已经有4%的人感染了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中，这一比例被认为接近50%。到1988年，旧金山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超过了20世纪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专家们警告说，旧金山可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内乱。《斯坦福评论》对此的反应是哈哈大笑和摇动手指。“如果这一疾病的传播如此令人担忧，为什么主流媒体不主张禁欲呢？”一位专栏作家这样问道。他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上瘾，这位专栏作家写道，男同性恋进行过“不自然的性行为”，“多次屈服于诱惑，欲火在他们体内燃烧，使他们确实难以控制自己”。
“当时普遍存在‘恐同’情绪，”梅甘·马克斯韦尔说，“但《斯坦福评论》对此的评价很尖刻。”对《斯坦福评论》而言，恐同不是一种需要克服的偏见，而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阴谋。蒂尔的报纸指出，真正的灾难是“恐同恐惧症”，即害怕被贴上恐同者的标签。在1992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后来在多家蒂尔的公司工作的时任主编内森·林建议，反同性恋偏见应该被更名为“厌女—鸡奸”（miso sodomy），即对肛交的憎恶，以关注这种“越轨的性行为”。
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这些都与职业生涯不相容——至少是与蒂尔憧憬的那种职业生涯不相容。当时跟他相熟的朋友说，蒂尔认为自己是巴克利式的人物，或者也有可能是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也想要钱。在《从政治正确到就业》专栏中，他抱怨说，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中仅有四分之一是百万富翁。他称赞这一阶层是斯坦福大学保守主义的伟大传统，可以追溯到戴维·斯塔尔·乔丹和赫伯特·胡佛，认为他们在道德上优于自由主义群体。“正是这些人支付了本国大部分的政府转移支付项目，并帮忙资助了像我们这样的大学，”蒂尔说，“贪婪并不像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盖柯在电影《华尔街》里夸耀的那样好，但比他所知道的自由主义者的普遍情绪——嫉妒要好。”
蒂尔认为，他将以声望很高的助理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供职于顶级律师事务所，年薪数百万美元，以及在那之后收获无尽的荣耀。在法学院时，他结识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儿子格雷戈里·肯尼迪，成为《法律评论》的编辑，并加入了联邦主义者协会。他还继续培养他能发现的最保守的大学生，尤其是比他小两岁的基思·拉布瓦，此人在很多方面堪称他的缩影。
拉布瓦也是一名有抱负的律师，和蒂尔一样，本科毕业后即入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他也自我封闭。蒂尔的一位朋友说，《斯坦福评论》在这些年里是“如此男同化”，这既奇怪又完全在预料之中，都是拜该报对同性恋问题所做的牢骚太盛的报道所赐。然而，在个人气质上，蒂尔和拉布瓦又截然不同。拉布瓦比他的导师更外向一些，他甚至是一个学生兄弟会的成员，他也没有一丁点儿蒂尔那样的冷静。他是《斯坦福评论》的驻报写手，他的专栏文章通常包含一系列侮辱性嘲讽，主要针对校园内的不同群体，包括少数族裔、文科生、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斯坦福日报》的员工及斯坦福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此外也会夹杂一些体育方面的内容。
1992年3月，在蒂尔发表了他关于就业前景的编者按一个月后，当时还是法律专业一年级学生的拉布瓦决定把他的恶意攻击延展到《斯坦福评论》的版面之外。几年前，他在兄弟会里的一个哥们儿的兄弟被赶出了大学宿舍，因为那个人用不敬的言语描述了一个同性恋宿管助理。现在，当结束了一晚上的社交活动，并从这座涉事的奥特罗公寓楼走过时，拉布瓦决定挑明立场。他站在奥特罗公寓楼的宿管指导员丹尼斯·马蒂斯的家门外，反复喊叫着那个词。
“鬼基佬！”拉布瓦扯着嗓门喊着，“你会死于艾滋病的。你会得到报应的！你会得到报应的！该死的鬼基佬！”在这番长时间的叫骂中，他还时不时地加上一句挑衅的奚落：“看你们能不能把我也赶出宿舍！”
马蒂斯是一名讲师，他教授名著典籍课程，据大家所知，他并不是同性恋。当时他还没有回来，但学生们报告了这起事件，《斯坦福日报》报道称，此事可能涉嫌违反学校禁止仇恨言论的规定。拉布瓦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并表示他特意校准了自己的羞辱方式，以避免与相关规定发生冲突。他对《斯坦福日报》表示，他的那些评论是被允许的，因为主要是说同性恋总体上是不好的，并没有特别针对马蒂斯。他说自己之所以发飙，就是想要抗议校园内相关的言论规定。“我可是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他自负地说，“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在随后的信中写道：“我并非完全讨厌同性恋，但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当教师。”
可想而知，校方的反应是有多么严厉。拉布瓦说的没错，大声喊叫反同性恋的话语并不违反斯坦福大学的政策，但这可挡不住斯坦福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公开谴责他的行为。有一份新闻稿不仅历数了他的言论，还附上了迈克尔·杰克逊校长的反驳，称拉布瓦的情绪爆发是“幼稚且野蛮的”。他所在的兄弟会也出面道歉，法学院的学生则在社交场合回避他。“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位学生说道。
这件事及其后果与德索萨在书中描写的如出一辙，这本书是前一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的《非自由教育》，在这本书中，发表恐同言论的学生被迫公开道歉，在德索萨看来，这是一场悲剧。拉布瓦才不会这么做，他离开了斯坦福大学，轻松地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随后在联邦政府担任助理，并在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但在之后的几年里，蒂尔将这件事描述为一种迫害，其利用此事的手法与德索萨利用密歇根案的套路几乎如出一辙。
《斯坦福评论》虽然没有直接为拉布瓦的言论辩护，但其指责杰克逊发出那篇新闻稿，并将针对拉布瓦言论的口诛笔伐视为“政治正确”的疯狂行为。当《斯坦福评论》的一位前作者写了一封批评拉布瓦的信时，另一位专栏作者就发表了一篇回应，指责写信人是在提倡“一种生活方式，其中常常包括多个性伴侣、匿名的厕所性行为、吃下身体排泄物、施虐受虐狂、恋童癖和虐待沙鼠”。
在拉布瓦发飙骂人两天后，《斯坦福评论》发表了《性侵问题》一文。在此文中，与蒂尔关系密切的另一位保守派本科生戴维·萨克斯为斯图尔特·托马斯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辩护。托马斯是斯坦福大学的大四学生，他对依法认定他性侵一名一年级学生没有提出抗辩，于是他能否拿到毕业证就成了问题。萨克斯认为托马斯值得同情，也应该获得学位，因为所谓法定性侵就是个“狗屁”罪名，简直就是“性革命前的甲壳纲动物留在书本上的道德指令”，而且至少根据他的说法，受害者并没有反抗。为了说明这一点，萨克斯对此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指出17岁的受害者“仍然具备进行口交的身体协调能力”且“想必可以说出‘不要’这个词”。
在看起来比较轻松的话题上，编辑们还为那些希望避免卷入女权主义政治迫害的男性提供了一本指南，书中插入了一个融合在纳粹万字符上的女性气质符号。“女权纳粹将此定义扩大化，于是所有的男人现在都成了性侵者。”迈克·纽曼抱怨说，他建议《斯坦福评论》的读者远离斯坦福大学的女性，反正她们中很多人都“太丑”了。相反，他们应该把自己的情爱之意投向当地专科学院的女性，“这些女性忙于秘书职业的培训，才没有那个时间去看贝蒂·弗里丹的作品”。拉布瓦也为该报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他与另一位合著者开玩笑说，萨帕塔公寓楼就是托马斯欺负那位比他小的女生的地方，也许那里有“解决一年级新生无性恋困扰的办法”。
今天，关于蒂尔时代的《斯坦福评论》并没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与提供在线档案（包括自1892年以来的每一期的扫描件）的《斯坦福日报》不同，凡是1999年之前在《斯坦福评论》上发表的内容，都只能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一个特殊区域才能阅读，那里存放着斯坦福大学的记录档案和珍本书籍。要阅读这些资料，你必须事先提出查阅申请，签署一份冗长的警告不得复印任何资料的协议，然后在一堆破损的纸箱中翻检这些旧时报纸，它们完全不按时间顺序存放，甚至还有几期不见了踪影。多年来，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一直有传闻说丢失的那些都是为保护蒂尔的声誉而故意从档案中删除的。但是，考虑到仍有尚待发现的东西，这些传闻也就无关紧要了。
2019年年底，我用了一整天来翻阅这些旧报纸，其间不断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些作者竟然设法积聚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却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冲击。但也有个例外：2018年被提名为联邦法官的联邦检察官瑞安·邦兹1995年发表在《斯坦福评论》上的一篇专栏文章浮出水面后，特朗普政府就把他的名字从候选名单中删除了。在这篇专栏文章中，邦兹抱怨校园多元化举措“更进一步助长限制意识、加剧不宽容及文化认同上的对号入座，其影响远甚于纳粹焚书”。以特朗普政府的标准来看，这是令人反感的，但并不比拉布瓦的所作所为更极端。
蒂尔原谅了这一切吗？多少有点儿吧。他似乎对拉布瓦的上蹿下跳感到尴尬，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干出那样的事，但他也发现这么干挺管用。他一直告诉朋友们，保守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社团过于保守。他的一位同学、《斯坦福评论》的前工作人员说，在蒂尔的心中，他认为主流自由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但保守派无法让自己与极右翼成员握手言和。“他真希望右翼变得更像左翼，”此人说道，“他们会说，虽然我不认同这个观念超前的人，但我们可以一起做事。”这位前工作人员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核心”思路，促成了蒂尔在25年后对特朗普的全力支持。
蒂尔本人没有卷入这场争斗，而是朝着自己的职业目标努力。他会时不时地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但活动主题几乎都是严肃的，如案例法、政治学、政治哲学等。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直接成为设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詹姆斯·拉里·埃德蒙森的助理。1992—1993年，蒂尔一直住在布鲁克黑文北郊的一套公寓里。埃德蒙森和蒂尔一样，也是雄心勃勃的保守派，当年作为年轻的律师，在里根提名他为法官之前，他曾主持里根在亚特兰大郊区的竞选活动。
联邦法律助理通常不像有抱负的法学院学生或第一年参加工作的公司律师那样玩儿命，所以蒂尔为自己创造了一点儿额外的强度。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每次他去看蒂尔时，他的厨房桌子上都堆着一摞书。“他说他需要充实自己，”这位知情人士说，“所以他正在重读《尤利西斯》。”
蒂尔在现实世界的经历始于第二年秋天，当时他搬到纽约，开始在大名鼎鼎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担任第一年的助理。蒂尔在现实世界中的经历并不像他在大学校园里想象的无政治正确地带那么光彩夺目。他曾经把律所想象成一个充满正义的行业；事实上，这是一种折磨。在现实世界中实践的法律有着斯坦福大学那种赤裸裸、卑微的雄心壮志，但没有那种令人愉快的自以为是。这里没有自由主义者需要对抗，有的只是如流水般的青年男女，分散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顶级精英律所中，人人拥有近乎完美的成绩，同样近乎完美的法学院入学考试分数，同样愿意每周工作80个小时，而不管执行的任务多么无聊。蒂尔没有明显的过人之处，就好像他无足轻重似的。
蒂尔告诉一个朋友，作为一名公司律师，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齿轮、一个公务员，没有希望对任何事情产生任何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成功地找到一个好搭档还是令人兴奋的，但这个目标感觉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如果他对自己诚实，他就会变得沮丧。“我认为，许多传统的竞争方式导致太多的人去做传统的事情，”几年后他这样说，“于是你就会陷入激烈的竞争，然后即使你赢了，也不太值得。你也许会得到一份薪水稍高的工作，但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听起来这桩买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都不划算。”
法官助理的任期结束后，蒂尔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走向成为世界一流年轻律师的下一步：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律助理。他接受了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他的朋友格雷格的父亲）和安东宁·斯卡利亚对他的面试，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但在1994年春，正当他还在律师事务所苦苦打拼时，他收到了求职拒绝信。“我崩溃了。”他后来说，并把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描述为“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机”。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律师生涯到此结束了。七个月零三天之后，他走出了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而这期间他一直在数日子（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兆头）。
他在纽约又待了一年左右，在瑞士信贷金融产品公司找到一份衍生品交易员的工作，但他在那里也很不开心、很沮丧，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过场。要是以前的同事还记得的话，那对他的印象也就是彬彬有礼但印象不深。“他就是个无名小卒。”一个人说。
蒂尔在瑞士信贷短暂任职期间学习了商业知识——至少他的同事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他已在谋划，他打算搬回到旧金山湾区。他想出版一本讲述他在斯坦福大学经历的书。他非常怀念宿舍里的辩论，很想再回去和朋友们好好唇枪舌剑一番。他还想要钱，他每年挣10万美元，却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很穷。如果他留下来，就算有他那样的血统和才华，也还得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才有可能掌管一些事情。所以他又辞职了，这一次他告诉同事，他要回加利福尼亚创办一家对冲基金。他们礼貌地点了点头。前文提到的那位银行前同事说：“比他级别高的交易员都在背后耻笑他，就好像在说‘真是个白痴！’”
在纽约，蒂尔很难交到朋友。他后来抱怨说，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似乎没有人彼此喜欢，甚至在他们不写备忘录或起草合同时，彼此之间也好像无话可说。杰克·雷南是蒂尔在纽约的室友，他是房地产商之子，比蒂尔早几年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在汉普顿斯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周末，但也就仅此而已。他似乎没有过任何形式的约会生活，这一定使他感到痛苦，但也可能是当时负责任的选择。纽约的同性恋群体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大，也更活跃，当然也是艾滋病病毒活跃的热点地区。
当蒂尔将自己完全隔绝于社交之外时，他一直在写一部把拉布瓦的恐同情绪爆发描绘成殉道的书稿，尽管拉布瓦其实并没有受到斯坦福大学的惩罚，还和蒂尔一样取得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但不管怎样，在蒂尔的笔下，斯坦福大学决定评论拉布瓦的言论是不合情理的，尽管这些言论是作为言论自由噱头的一部分公开发表的。用如今的话来说，拉布瓦被取消了（即某人因其言论或行为违反了一些社会规范，而不再受到支持）。专门讨论他的案例的那一章题为“欢迎来到塞勒姆”，拉布瓦作为“该书采访过的多元文化主义受害者之一，无私地分享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故而在致谢中得到了特别感谢。
虽然《多元神话——校园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不宽容》一书只做了有限的尝试来捍卫言论的实质，但它将蒂尔和合著者戴维·萨克斯对同性恋权利的信念展露无遗：
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感、一种不祥的预感，认为“容忍”和“接受”（通常理解为“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不足以满足一些更好斗的同性恋活动家。许多同性恋维权运动似乎超出了公共教育或公民意识所需要的范围，看起来更像是刻意要让普通公众感到震惊。许多美国人都想知道，如果同性恋仅仅是想和其他人一样被宽容，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想尽办法，不仅把自己定义为寻求自由生活的个体，而且把自己定义为要求赔偿的一群特殊的受害者。
当然，蒂尔认为自己是受压迫的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白人、保守派、非政治正确人士。“他有一种受害者的核心心态。”《斯坦福评论》的一位前同事说。在网上社区出现的几十年前，这些自封的“非自愿独身者”通常是右翼男性，他们将自己糟糕的约会前景归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观念。而《多元神话》一书指出，大学校园里存在一种“对约会场景的公开敌意”。用蒂尔和萨克斯的话说，这种敌意正在毁掉年轻人的浪漫前景。
尤其是，蒂尔和萨克斯指责自由派在性侵犯问题上的主张过度，他们说，如此一来“调情”就被重新定义为“性侵”，让他们认为正常的性行为变得不再可能。他们写道：“当口头施压意味着胁迫，而胁迫意味着性侵，那么性侵的数量就会和事后反悔的调情的数量一样多。”2016年，在蒂尔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款后，这段文字出现在各种专栏文章中，表明他似乎和特朗普一样对性侵漠不关心，于是蒂尔做出道歉，萨克斯也表示道歉。蒂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东西。”然而，第二年，据称在《斯坦福评论》的一次活动上，他告诉一名学生编辑，道歉不过是做做样子，蒂尔说：“有时你得跟他们说些他们想听的。”
与此同时，按照《多元神话》的说法，同性恋享受着所有的乐趣。蒂尔和萨克斯还在这本书中抱怨：“尽管对那些想要正常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人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斯坦福大学未能封死许多公共卫生间中的‘寻欢洞’。”当然，这很容易被用作心理学分析。一些认识蒂尔的人很有说服力地推测，蒂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恐同症是一种自我厌恶的表达。但《多元神话》的煽动性特质很可能只是蒂尔一门心思想要有所成就的产物。蒂尔想要成名，他当然明白，应届毕业生们的前景会因力挺一个在精英大学校园里高喊“去死吧，鬼基佬”的人而备受关注。保守派的媒体会接受的。
《多元神话》于1995年由独立研究所出版。独立研究所是旧金山湾区的保守派智库，该智库聘请蒂尔为研究员，给他开少量的工资并为他提供了一个推广自己想法的平台。从那年秋天开始，他和萨克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首篇题为“快乐的土著人民日”，这篇文章针对大学校园里与“反西方”节日挂钩的新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轻蔑的调查。斯坦福大学校长格哈德·卡斯珀和教务长康多莉扎·赖斯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称他们的文章“妖言惑众”。由此，双方开始针锋相对。
致力于培养“反知识分子”的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约翰·M.奥林基金会，以及德索萨的《非自由教育》一书的资金提供者，曾向独立研究所提供4万美元，以资助其宣传推广《多元神话》。蒂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这本书得到了德索萨的支持，当然支持者还有勒内·基拉尔、《旗帜周刊》的威廉·克里斯托尔、《美国观察者》的埃米特·蒂勒尔及时任国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考克斯后来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10多家地方报纸都刊登了专栏文章，帕特·罗伯逊的《700俱乐部》节目及右翼广播电台也有所提及。《多元神话》是由青年美国基金会和美国院际研究协会共同推广，蒂尔本人也参与其中，他站在学生会前面，守着一大摞书向路过的人分发。准确地说，这还算不上名人效应，但蒂尔是如此喜欢这种反应，以至于想在他和大学老友、自由主义者里德·霍夫曼合办的政治脱口秀节目中也充分利用，遂于1996年在湾区公共频道短暂播放。（想象一下：双雄斗智，但肯定更加自负。）
当然，蒂尔可不只是想在知识界功成名就，他还想成为富人，这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1995年重回旧金山湾区后，蒂尔曾短暂地和父母住在一起。之后，他和室友合住在离圣马特奥市高速公路很近的一间低矮的公寓里，吃饭就订中餐外卖，需要发泄情绪时就到帕洛阿尔托城里去下象棋。
就这样，1996年的一天，他和另一位前法律助理走进了斯坦福法律图书馆，开始研究如何创建对冲基金。他聘请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斯坦福评论》的总编辑杰夫·吉西亚担任自己的助理，并在沙山路上租了一个衣帽间大小的办公室，作为该基金的通信地址。
随后的一年里，蒂尔忙着从朋友、朋友的家人及任何他能找到的人那里筹集足够的资金。表面上看，这或许并没有那么高大上，他的那些瑞士信贷的前同事，以及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那些充满野心的初级律师同事肯定也都不怎么看好，但是蒂尔并不在乎，他选择拒绝那些曾经拒绝过他的人，并决心不把自己未能获得最高法院法律助理一职视为失败，反而视为一种幸运。自视清高的东海岸当权派可能不想要他。这也没问题。一位当时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说：“在纽约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感到自卑，他已经准备好接手一切。”
在这方面，蒂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此时此刻，硅谷满是成就卓著的年轻人，他们对自己的天赋深信不疑，并决心不懈地努力致富，而硅谷也刚刚开始回馈他们。蒂尔当时还不清楚这一点，但对于不劳而获的自信，从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天时地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