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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5月的一个星期三，在斯坦福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上，大约200名青年男子和少数女子聚集在学校大礼堂，聆听旧金山湾区最初的右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演讲。
在简短地讲解了“maverick”（特立独行者）这个词的历史之后，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建议，该校第16届毕业生应当效仿那些热爱自由的牛（“maverick”这个词曾经是指那些尚未被牧场打上烙印的自由散养的牛）。“我今天早上的演讲主题是人类的特立独行者——那些生而自由的人、那些没有被打上人类烙印或标签的人，他们是美国自由制度的希望。”乔丹在演讲中说，此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斯坦福日报》。
按照学术培训的标准，乔丹是一名鱼类研究者，即鱼类生物学家，但他以神童般的大学校长而闻名，他首次担任校长时年仅34岁，是在印第安纳大学；6年后，他又成为可与常春藤盟校相媲美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乔丹后来作为优生学家的名声很差，2020年10月，斯坦福大学宣布将他的名字从校园建筑物上去除。但相比于他的种族主义理论，那次的毕业典礼演讲更关注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自由概念，即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应在不受政府干预或监管的情况下自由行动。
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出版了《屠场》一书，全面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劳作条件。乔丹认为，这本书的“真正寓意”不在于工人被工厂主和其他资本家剥削，而在于工人本身就是问题。乔丹说：“成群结队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自由，他们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他们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人的存在威胁着自由制度，从中可以找到这本书的寓意。”换言之，真正的受害者是工厂主，他们因为按照工人应有的待遇对待工人而受到不公平的诽谤。“人类所有的种族生来就是要被剥削的，”乔丹说，“但剥削他们的国家倒霉了。”
毫无疑问，在乔丹的头脑中，也许还有他的听众的头脑中，新毕业生注定会成为剥削者，他感兴趣的就是如何捍卫他们的权利。乔丹说，他们是“头脑贵族”的新成员，他将此称为“民主的最终目的”。他敦促这些新晋贵族把美国当作个人自由的堡垒，尤其是免除高税收的自由。他们将“站在一起，做财政部的监督者，做加利福尼亚纳税人权利的守护者”。
这种极端保守的世界观，尽管已在官方历史中与乔丹的白人至上主义一起被抹去，但从未在心理上完全消失，并完全嵌入了斯坦福大学的格调之中。后来，斯坦福大学引入了赫伯特·胡佛的保守派智囊团。
胡佛研究所由胡佛——这位后来的美国总统和新政的坚定反对者，在1919年创立，它当时还只是一家专门收藏第一次世界大战档案文献的资料馆。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胡佛研究所野心膨胀，无论是从字面还是从现实来看，它都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也越来越阴森可怖，其对学生生活的影响贯穿了整个20世纪。胡佛研究所所在的塔楼高约87米，是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其地标性建筑物。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胡佛研究所的执行理事W.格伦·坎贝尔曾担任巴里·戈德华特的高级顾问。10年后，他又提名戈德华特的意识形态后继者、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为胡佛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
1985年9月，蒂尔入读斯坦福大学时，里根已进入第二届总统任期，白宫里到处都是胡佛研究所的校友和研究员，包括以撰写那份促成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备忘录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马丁·安德森。里根任命了至少30名安德森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担任政府要职，他认为是斯坦福大学“奠定的知识基础，使得华盛顿当下所发生的变化成为可能”，这是里根在白宫为这批人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的。斯坦福大学被推测为未来里根总统图书馆的选址地，也是许多聪明绝顶的保守派人士接受权力职位培训的地方。
对蒂尔来说，重要的是，斯坦福大学也是一所优中之优的顶尖大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两年前将该校名次排在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之前。这地方应该完美地适合他。
然而，蒂尔却发现斯坦福大学令他失望透顶，他从入学第一天起就不开心。他被分配到布兰纳宿舍，这是一座教会风格的建筑，住着147名大学一年级学生，距离主院有好几个街区。他和另外两名学生合住在240室：格雷格·劳登是个行进乐队极客，而克里斯·亚当森是个颇有抱负的喜剧创作者，那年春天亚当森还在一个平台上竞选学生会职位，而就是这个平台竟呼吁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捉迷藏游戏，而校长必须在游戏中找到每一个注册的学生。他们对待蒂尔好像既嘲笑又惊奇。
蒂尔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好好读些经典好书，四周也应该是充满书卷气的宁静氛围。可谁承想，他在宿舍生活中看到的竟然全是荒唐愚蠢。斯坦福大学的各个宿舍楼里都有晒日光浴的场地，那里挤满了光着膀子的男生和穿着比基尼的女生，在本该上课学习的时间里，他们播放喧闹的音乐、喝酒、谈情说爱。不消说，这些蒂尔一样也没有参与，他似乎对交朋友真的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很多人（包括我）都极不正经。”当年同住在布兰纳宿舍的一个同学说道。
每天清晨，蒂尔都从240室出来走到喷泉边，然后刻意作秀似地服用维生素，一粒接一粒，而且总是在同一时间，以相同的顺序，总是在两粒之间喝一口水。这一切好像就是要向同学们证明，他在各方面都比那些宿醉不醒的同龄人优秀。“搞得像某种仪式，”他的同学梅甘·马克斯韦尔说，“他就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男生。”
蒂尔以同样的强度来完成课业。他想要学到东西，更重要的是，他想要超越、支配他的同龄人。他早上8点离开宿舍，而且通常不到图书馆关门是不会回来的。1986年年初，圣诞节假期结束后，蒂尔打开了一个装着成绩单的信封，得知他的平均学分绩点为4.0，这一成绩将使他作为一年级拔尖的学生之一获得当年的校长奖。为了庆祝，他找到了他唯一认识的另一个平均学分绩点也是4.0的同学，并花了10分钟向对方论证为什么他的4.0更好，因为其中包含了更多他得了A+的课程。“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新生彼得！”一位同学回忆说。
除了争最好的成绩，彼得只有两个爱好，至少在他的同学看来是这样，那就是国际象棋和政治。他是保守派，支持里根，反对1986年第四次当选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尽管这些观点使他在斯坦福大学显得相当传统守旧。里根刚刚以自1820年詹姆斯·门罗无对手选举以来最大的绝对优势胜选，而这个本科生班里也有不少颇有抱负的“威廉·F.巴克利”。
这倒不是说蒂尔也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混在一起，至少一开始没有。大一的每个星期五下午，他都会开着他那辆旧的大众兔子汽车，驱车32千米回到福斯特城，与克劳斯、苏珊和已上初中的帕特里克一起在捕鲸人岛的小房子里过周末。蒂尔对社交缺乏兴趣，加上他刻意表现出的优越感和一本正经，这一切都使他成为同伴们嘲弄的对象。他的一群同学录制了一盘反映布兰纳宿舍狂欢作乐的搞笑录音带，其中出现蒂尔的地方只有几秒：只听有人傲慢地说了声“再见”，又“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发动车子开走了。“天哪，”其中一个录音带制作者说，“我们对他来说就是一群浑蛋。”
还有一次，蒂尔在转述一个室友的话时爆粗口。对此，室友打印了一张纪念贴纸，并把它粘到了天花板上。贴纸上标着“1986年1月”，并注明“就在此地，彼得·蒂尔第一次说脏话”。这张纸在那儿贴了一整个学期，就好像高中同学在他父母家门前插上的“此屋出售”的牌子一样。整个宿舍楼里的人都被逗笑了，只有蒂尔除外，他没注意到，也没有人告诉他。5月，他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宿舍时，才有人把那标志指给他看。
他的一个室友说：“哥们儿，往上瞧！”他抬头看了看，一言不发地把桌子挪到那张贴纸下面，站上去将它一把撕了下来，然后离校去过暑假了。
他的虚荣心使他容易受到更多的嘲弄，也容易被人家不露声色地操纵。有一回，他的几个同学搞鬼下套，假意挑战蒂尔，跟他们下所谓的“啤酒象棋”，其实是想骗他喝醉。规则是，每输一子，就得喝酒，但真实动机是想看彼得·蒂尔能否放松一两个小时。当然，蒂尔是国际象棋高手，不过，格雷格的水平也算过得去，他们以为他或许能在比赛中早早地拿下彼得足够多的棋子，让他们好好乐呵一晚上。蒂尔架不住他们一直挑战，喝了不少啤酒，但也轻松地赢了比赛。他一直都皱着眉头。
对他的嘲弄与政治无关，至少一开始是如此，但蒂尔恰恰搞得像与政治有关似的。“他透过有色眼镜把自由主义者都看作对自己不好的人，”一位同学说，“在斯坦福大学人们那样对待他，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他。”他在高中时并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在斯坦福大学，他开始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右翼煽动者。
他开玩笑说要建立一个假的慈善机构——“和平自由派”，仅基于一个含糊其词的左翼事业议程来募集资金，然后除了付钱给他，根本不用拿这些钱去做任何事。至少有两次，他对同学说，他认为他们对种族隔离的担忧有些过头。
在一次有关推动大学和公司停止与南非这个施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做生意的交谈中，他对梅甘·马克斯韦尔说：“这招儿管用。”当时，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全美各高校的黑人学生会组织一直在举行静坐活动，鼓动投资者从南非撤资，而这些抗议活动让蒂尔感受到一点点针对个人的意味，因为他经常满是怀念地谈起自己在南非的童年。马克斯韦尔说，当他实事求是地解释说那个国家不应该按照美国学生的道德标准行事时，她着实大吃一惊，而且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承认过，作为黑人女性，马克斯韦尔有可能会把此话当成一种冒犯。“他说得那样心安理得，”马克斯韦尔回忆说，“这可能才是此事最诡异之处。”
另一名非洲裔美国学生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对蒂尔支持种族隔离的立场提出疑问，一天晚上，她敲开240室的房门，要求他解释清楚。根据利思科特-海姆斯的描述，蒂尔一脸茫然地看着她，跟她说，南非制度性地拒绝给予黑人公民权从经济上说是正确的。任何道德问题都无关宏旨。有这么个说法，通常那些替这个种族隔离国家辩解的人都会拿它来说事，好像就是说南非要比邻国发达得多，那里的生活，即便是对那些被制度性地剥夺了权利的人而言，也要比其他地方（比如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好得多。
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在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前，利思科特-海姆斯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知名的科律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实践，并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她所著的《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一书就是对所谓的“直升机式父母”的批评。）尽管如此，她照样在2016年写道，那一次打交道“对我来说就是如鲠在喉30年”。蒂尔的发言人回应说，蒂尔“不记得有陌生人询问过他对种族隔离的看法”，他也“从来没有支持过种族隔离”。
蒂尔最终加入了“大学共和党”组织，并结识了安·兰德。他还与南非学者、神学家罗伯特·哈默顿-凯利以友相待，此人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堂的教长和校内大型无教派教会的牧师，他认为该教会成员人数不断增加与“促成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的力量一脉相承”。哈默顿-凯利在南非问题上持温和的态度，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但坦承自己感到有“矛盾心理”，赞成部分而非全面撤资。
除了有共同的南非之根，蒂尔和这位牧师还有一些共同点，即他们都仰慕和迷恋校内另一位反传统者勒内·基拉尔，此人经常在学生宗教团体组织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基拉尔是法国文学教授，虽然在斯坦福大学还算不上尽人皆知，但在法国可是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他在校园里与众不同，因为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宗教的虔诚，并把基督教作为其世界观的核心。
基拉尔的一大观念是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总是受相互模仿的欲望驱动，蒂尔将其内化并作为其投资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基拉尔争辩说，我们不要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认定它们是好的，我们想要它们则是因为其他人也想要它们。这种“模仿欲望”是普遍的，导致嫉妒，进而引发暴力。历史上，各种社会曾使用替罪羊的方式，即将暴力冲动转向社区中某位无辜的成员，以疏导和控制这些情绪，为避免战争和大规模杀戮提供了一个发泄口。根据基拉尔的说法，俄狄浦斯、圣女贞德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是替罪羊，但最重要的替罪羊是耶稣，他的牺牲确保了引领人类超越过去的嫉妒暴力。这些观点大多体现于文学作品当中，但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形单影只的人，对于那些有受害者情结的人，对于那些了解其福音书——塑造了本科生蒂尔的所有特质的人来说，这些观点不可否认地引起了共鸣。
虽然蒂尔说他的成长经历是福音派的，但他似乎一直封存着自己的信仰。当时的朋友们都不记得他谈论过宗教，也不记得在学校的《圣经》学习小组中见过他。他冷静理性，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不是无神论者。但基拉尔的发现似乎唤醒了蒂尔身上的某些新东西，如果不是一种对于个人热情的深刻感知，就是对宗教在其公众身份中发挥的作用的认识。做保守的基督徒，或许就是对他所鄙视的校园文化的一种挑衅。这对彼得·蒂尔来说极具吸引力。他后来把基拉尔描述成“一位对世界有着不同描述的、非常有趣的教授。这一点与时代极不合拍，故而它对有点儿叛逆的本科生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他就是这样开始看待自己的：他不是一个彬彬有礼、骨瘦如柴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叛逆的人。在斯坦福大学，他成了健身房的常客，身上绑着举重腰带，大汗淋漓，一边举铁健身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论柏拉图。若不在健身房，那他一定在“咖啡屋”（其实就是该校学生会的别称），那里有一个摆满棋盘的房间。每到晚上，蒂尔都会到那儿去，在一张桌子旁与人捉对厮杀。
当时玩的是闪电棋，也叫极速国际象棋，蒂尔会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连续下几十局5分钟棋，从这种极限烧脑的活动中汲取经验教训。在闪电棋中，诀窍就是尽可能地快速走棋，这不仅是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也是为了限制对手在双方换手之间的思考能力，迫使他们在耗掉时间的同时直冒冷汗。由于这种动态，一开始看似要赢的棋局可能瞬间一败涂地。如果你落于下风，那基本上你唯一的希望就是装出一副笃定、果断的样子。快速且有目的地走棋，就好像你胸有成竹一般，即便你其实根本无计可施。让他们认为你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并指望他们犯错。
在他大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组成团队，在每星期二晚上组织一场俱乐部比赛，并开始努力宣传这支团队。虽然他们只吸纳了为数不多的选手，但把蒂尔推到了斯坦福大学国际象棋舞台的中心位置。
精英象棋需要将头脑规划和直觉判断结合起来。你不仅要记住每个常见的开局，以及可能的攻防组合，还必须能够随着棋局的变化快速调整。蒂尔强在前者，而非后者，所以假若对手出其不意，他很容易就被打乱阵脚。正如另一名学生亚当·利夫所说，“他完全按照教科书的规则”，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开局，尤其是鲁伊·洛佩斯开局，也叫西班牙开局，一上来就使出王兵，这是鲍比·费舍尔喜欢的战术。“在我看来，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很有竞争力，也喜欢攻击。”蒂尔的队友格里沙·科特利亚尔说。科特利亚尔毕业于莫斯科的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并在一家州立国际象棋学院接受过训练，后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
读大学三年级时，蒂尔和利夫（所有本科生里唯一排名比他高的）有时会在宿舍里摆开棋盘对弈，这便成了当晚整个宿舍楼的一大娱乐活动。“场面非常壮观。”利夫说。据利夫回忆，有一次，他还播放霍华德·琼斯的唱片做背景音乐。这期间，还听到了这位英国低吟男歌手1985年最火的那首《无人应受责备》。“你可以看到巅峰，但你无法企及/拼图已是最后一块，可你就是无法将它拼起，”琼斯悲伤地唱道，接着，吸引人的来了，“别怪，别怪，谁也别怪！”
蒂尔的视线离开棋盘，他抬起头来。“这也太扯了吧，”他说，“总归有人要怪的。”在他们几千场比赛中，这是利夫记得的唯一一次蒂尔的注意力被分散。
另一位国际象棋选手也分享了他对那个时代的蒂尔的美好回忆。大约在1988年春，国际象棋团队开车去蒙特雷参加一场比赛，蒂尔驾驶着那辆大众兔子车。他们走的是加利福尼亚州17号公路，一条穿越圣克鲁斯山脉的四车道高速公路，人称加利福尼亚最危险的公路之一。
他们并不需要特别赶路，但蒂尔开车时就像着了魔。他像迈克尔·安德雷蒂一样过弯，在车道上左突右冲，超车时几乎追尾，而且好像大部分路段都在踩油门。不出所料，一辆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的车灯闪现在他的后视镜中。蒂尔被拦截到路边停车，交警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开得有多快。坐在车里的年轻人一边为车被拦下而松了一口气，一边又害怕那个交警，他们紧张地面面相觑。
“嗯，”蒂尔以他平静而稳重的男中音回答道，“我不确定限速是否有意义。”
交警什么也没说。蒂尔接着说：“这可能是违反宪法的。这绝对是对自由的侵犯。”
交警看了看蒂尔和车里的极客们，觉得为这件事浪费时间不值当。他告诉蒂尔减速行驶，并祝他愉快。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现已50多岁的男子说：“对于那次国际象棋比赛，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乘车经历。”
这件事真正令人难忘的是，当蒂尔成功辩解并奇迹般地只得到口头警告就被放行后，蒂尔照样像之前一样重重地踩下油门。就好像他不但确信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奈何不了他，而且相信物理学定律也拿他没招儿似的。
当不下国际象棋的时候，他就会被知识界的反叛者所吸引。大学二年级时，蒂尔结识了极具极客气质的计算机科学家、国际象棋高手巴尼·佩尔，从而接触到反熵主义，即认为技术的进步将使人类获得永生，应该使用人体冷冻法来冻结人体解剖后的大脑，以便将来再次激活它，或者将他们的思想上传到计算机里。
与此同时，他和里德·霍夫曼也走得很近。他们虽在同一个班级，但直到大二第二学期（4—6月）才在一次题为“心灵、物质及意义”的哲学导论讲座上开始交谈。下课后，他们一起走出去，在院子里又聊了一个小时。“争论着生命、宇宙和一切。”蒂尔后来回忆道。
霍夫曼在高中时也曾被人欺负，他在伯克利的一个激进活动分子家庭长大，曾就读于一所进步的新英格兰预科学校。他对蒂尔的宿舍极端主义有所耳闻，所以认为他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疯子”，这是他后来说的原话。但霍夫曼与蒂尔的室友不同，他对待蒂尔的保守主义是非常认真的。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俩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且相互仰慕，以至于决定联手造势竞选学生会职位。他们的平台是反官僚主义的：据他们了解，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自治机构，官称“斯坦福大学学生联合会”，仅翻修办公室就花掉了大约8万美元。霍夫曼扮演着进步分子的角色，用这件事指摘斯坦福学联没有把预算花在改善学生生活上。蒂尔的论调则听起来更像典型的茶党人士，声称自己“极为反感”有些学生“帮朋友包装简历来获取学联官僚机构的职位”。
他们都胜选了，但蒂尔进入这个左倾的机构却是有点儿奇怪。就在这场选举中，学生们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要求从南非撤资的决议，并否决了将里根图书馆建在校园里的计划。蒂尔欣然接受了他的反对派角色，但常常感到沮丧。在里根总统基金会宣布取消在斯坦福大学设立里根图书馆，转而选址南加州后，蒂尔发表了一场演讲，称斯坦福的自由派领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果他被轰下台来，他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朋友。带着高中时输棋后时常表现出的沮丧，蒂尔走了出去。这位知情人士说，这一事件影响深刻。蒂尔认为斯坦福大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很多同学对他很不友好。”这位朋友说。
他在《斯坦福评论》上大肆抱怨了一通。《斯坦福评论》是一份八卦小报风格的月报，主要面向保守派读者，是蒂尔和一位高中时的朋友（斯坦福大学准新生）诺曼·布克在那年春天创立的。这是他第一次创业，将纳入后来主宰硅谷的那张庞大的人脉网的最初一批节点。1987年6月9日出版的创刊号的报头位置列有一份12人的名单，其中蒂尔任主编。这12个人都是男性，这种模式贯穿了蒂尔的整个职业生涯。
创刊号的内容既有政治评论，也有校园新闻，包括一篇关于某班级赴萨尔瓦多旅行的头版报道，作者认为这篇报道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对拉丁美洲政治“不平衡”的看法。有一篇涉及性的专栏讽刺文章《性变态者的自白》，讲述了一位选择独身的年轻异性恋男子的故事，还有一份“另类的”夏季读物清单。（可能有些奇怪的是，鉴于《斯坦福评论》对性的故作正经，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探索情欲的处女作《零下的激情》竟有资格与托尔金、T.H.怀特和埃德蒙·伯克的作品比肩入选。）“少数声音成功地主导了讨论，”蒂尔在编者按中写道，“他们的观点往往与斯坦福大学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斯坦福大学社区中许多更为温和的学生保持沉默，认为他们说不说出自己的想法都没什么分别。”
蒂尔对《斯坦福评论》的主要创新是将小众精英群体（保守的斯坦福大学本科生）的狭隘关切与国家主流政治联结起来。因此，这个左倾的学生组织收取的会费就成为税收与消费自由主义的缩微版本，即使涉及的金额微乎其微（每个学生每年可选择性地支付29美元）。因拟在斯坦福的“西方文化”课程中增加佐拉·尼尔·赫斯顿等非白人作家的作品，斯坦福大学一项关于课程设置的计划就此演变成“圣诞节之战”。《斯坦福评论》以“悬而未决的西方文化课”为题，刊发了专题封面报道，并附有大幅配图：一边是《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另一边是隐约可见的大问号。
《斯坦福评论》将用支持校园保守派的美国院际研究协会的拨款，以及借由自由主义正在斯坦福大学蔓延的警告而向校友们募集的捐款来维持运营。几年后，一封特别成功的筹款信提醒校友，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正在教授一门关于黑人发型的课程，这意味着斯坦福大学实际上已经用关于卷发的讲座取代了传统的西方文化课。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种说法都是假的，但不管怎样，捐款还是会滚滚而来。
关于斯坦福大学核心课程的争论，最终引起了教育部长比尔·贝内特的注意，他在1988年春同意参加《斯坦福评论》主办的活动。之后，贝内特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麦克尼尔/莱勒新闻一小时》节目上说，他的听众举着双手表示他们是被“吓到了”才去改变斯坦福的课程。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试图反驳，他准确地指出听众中都是被《斯坦福评论》诱导才做出如此反应的右翼学生。蒂尔在接受合众国际社、《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为贝内特的话辩解。他对《华盛顿邮报》的采访者说：“有一方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那年夏天，他被贝内特的教育部录用为实习生。
蒂尔毕业于1989年，但他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继续读书。他后来承认，自己并没有特别深入地考虑申请法学院的这个决定。他认为自己“仍旧还是做本科生时的模式，只想怎样才能拿到A，怎样才能在法学院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他说：“也许我被法学院吸引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精准地按顺序排名。”
但这不仅是为了自我超越。蒂尔现在有了一个对手，他想继续战斗。西方文化课的相关变化将于1989年秋生效，而那些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书是不可能控告自己的。在斯坦福大学的4年里，他逐渐认识到该校的多元文化自由主义格外卑劣，甚至还很危险。
在斯坦福大学1989年的年鉴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纪念该校首个百年校庆的内容，其中包括学生事务主任迈克尔·杰克逊的档案照片。杰克逊是一名黑人，20世纪6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后又回到母校担任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几年后，蒂尔专门就这幅画撰文，尤其着重于杰克逊个人风格的演变。“在杰克逊主任摄于1969年并被收入百年纪念年鉴的这张照片中，他是激进的时尚派，留着蓬乱的非洲头，穿着色彩艳丽的喇叭裤，”蒂尔这样写道，“现如今，大约过了20年后，这位主任衣冠楚楚地在校园里漫步，与学生们交谈，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排扣的西装也熨烫得整整齐齐。许多60年代的激进分子从未离开过校园，现在都当上了教授和老师。”
蒂尔的观点似乎是，在斯坦福大学本科学位之外又拥有了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的杰克逊主任，根本就是20世纪60年代决意要将斯坦福大学文化多元化的某种“潜伏”力量的一分子。蒂尔说，自由主义者也许看起来令人尊敬，但他们其实很危险。定义这种危险会消耗他几十年的时间。他认为斯坦福和其他精英大学并不是培养人才的机构，而是令人窒息和危险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种“就像500年前的天主教会一样腐败的”祭司体系。蒂尔最终会发现技术和金钱的诱惑，一旦他找到融入现实世界的路径，摧毁或取代这种祭司体系的意愿只会变得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