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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加利福尼亚福斯特城，彼得·蒂尔和一小群八年级的男孩挤在小得像个箱子似的厨房的一张桌子旁。他们的脸为了不让人发现而藏在竖起的三环活页文件夹后面，眼睛老练地盯着一张地图和一套多面骰子。
旧金山郊区的房屋都极不起眼，密密匝匝地挤在笨重的圣马特奥海沃德大桥下。这片区域一直从硅谷连到奥克兰和工业集中的东湾，而“硅谷”这个名字指的就是旧金山半岛上聚集在101高速公路沿线的各军事研究院所和企业园区。福斯特城似乎离上述地方都不近，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当时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开挖一系列狭窄的潟湖，排干了这一带沼泽里的水。那时还是海边的莱维敦的居住者大多是白人工薪阶层，他们被体面的学校、安全的环境和海滨房产的前景所吸引。这群围坐在厨房餐桌旁的福斯特城的孩子并非创建了英特尔或惠普的天才们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可能是消防员或教师，拿彼得·蒂尔来说，他父亲就是一个脚蹬胶靴、头戴安全帽上班的采矿工程师。
蒂尔的朋友们都是书呆子，在1980年，作为书呆子，他们会在周末晚上一起玩《龙与地下城》。《龙与地下城》可以被称为一款棋盘游戏，但与其说它关乎输赢，倒不如说是与奇幻故事有关。游戏要求每个男孩为自己创造一个虚构的角色，众多角色选择中包含巫师、野蛮人、德鲁伊和僧侣，各自具备不同的技能：巫师装神弄鬼，野蛮人凶残搏杀，等等。最后一名玩家扮演叙述者和仲裁员的角色，他负责为这些角色设计一场冒险。
这个叙述者被称为“地下城主”，尽管它应该由大家轮流扮演，但瘦削、聪明且严肃得一脸痛苦状的彼得·蒂尔总是试图独揽这一角色。一个曾经和他一起玩的人说：“你得认清现实，他就喜欢那种不露声色的控制。”
除了是一种逃避，《龙与地下城》还隐含一点儿危险，至少对这些男孩的父母来说是这样。1980年，密歇根州一名17岁的游戏玩家自杀身亡，在基督教保守派中引发了道德恐慌，他们担心这类游戏怂恿青少年去捣鼓魔术、巫术或其他亵渎神明的把戏，进而扭曲他们的心智。福斯特城的孩子们则对此一笑了之，但这或许可以解释蒂尔为什么从来不请大家到家里来玩，那是因为他的父母笃信宗教。
他说他来自克利夫兰，尽管他的英语没有口音，但显然还是外国人。他既聪明又自律，但似乎并不快乐。蒂尔当时的一位朋友回忆说：“我不记得他大笑过，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你也看得出，他们家有些事儿……往好了说，那就是别具一格。”
1968年，他的父亲克劳斯·蒂尔和母亲苏珊·蒂尔从德国法兰克福来到美国，就在前一年的10月，彼得·安德烈斯·蒂尔出生了。克劳斯当时30岁出头，为亚瑟·G.麦基公司工作。该公司是一家美国工程咨询公司，专门从事炼油厂、钢铁厂和其他重工业的建设。克劳斯毕业于德国多特蒙德国家工程师学院，获得学士同等学位。多特蒙德国家工程师学院是现代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的前身。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因工作原因，这个小家庭迁往美国，克劳斯在凯斯西储大学攻读工程学研究生课程。
举家迁美一时显得不合潮流。联邦德国一直忙于战后重建，对大众社会运动持怀疑态度，反主流文化起步较晚，而且几乎没有影响到西柏林，更不用说其经济中心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兰克福是一座新兴城市，到处都是像蒂尔一家这样虔诚的白人基督徒。
相比之下，克利夫兰却激荡在自由恋爱、黑人权力及对任何好的联邦德国人来说都最糟糕的激进主义浪潮中。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在霍夫（距凯斯西储大学工程学院约2.4千米），一家老板是白人的酒吧拒绝为黑人服务，并张贴了一纸告示：“无水供黑——”一群暴徒聚集起来，打砸了这家酒吧后又转到其他商户，继续抢劫和纵火。1968年夏，警察和激进组织“新利比亚黑人民族主义者”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枪战和对峙，校园附近发生骚乱，共导致7人死亡，并引发连续多日的抢劫、纵火和真枪实弹的警察行动。种族矛盾看来会进一步激化，记者们后来得知，“新利比亚黑人民族主义者”获得了6 000美元的重建拨款（作为该市新当选的黑人市长卡尔·斯托克斯制订的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他们却用这笔钱购买了武器。
同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接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时，他作为一位选民意向一致的候选人参选，但含蓄地承诺要阻止黑人、嬉皮士和少数性取向者在美国恣意泛滥。“我们看到许多城市都笼罩在烟雾和火焰之中。”尼克松说，并赞扬了“绝大多数美国人，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不呐喊、不示威的人”。蒂尔的父母是狂热的共和党人，蒂尔也秉承了这种情感，从而视不呐喊的人为己类，崇拜尼克松时代和尼克松的政治继任者罗纳德·里根。
1971年，蒂尔家又添了第四个成员——蒂尔的弟弟帕特里克。弟弟出生后不久，父亲就给蒂尔解释了死亡是怎么回事，所用的措辞显得很冷酷，甚至近乎残忍（蒂尔多年后也照搬挪用了）。蒂尔也许是第一次以涉及生命形态的方式向克劳斯问起他们公寓里的小地毯，克劳斯解释说那是用一头死奶牛的皮做的。
“所有动物都会死亡，包括所有的人，”克劳斯说，“我总有一天会死去，你也一样。”
那一刻，对当时年仅3岁的小男孩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几十年后，对这个男人来说，依然如此。大多数孩子，要么通过父母的爱，要么通过一种快乐的认知失调，就能从这些早期涉及自身死亡的遭遇中恢复过来。蒂尔却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甚至人到中年，他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那头奶牛残酷的结局。
经过6年时间，克劳斯获得了硕士学位，成为一名项目经理，负责管理矿山项目的工程师团队。他的专长是建设露天矿，包括挖掘大量的泥土和岩石，然后对它们进行化学处理，以提取矿物质。蒂尔一家经常搬家，克劳斯更是经常外出，往往在离家很远的工作地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
离开克利夫兰，这家人选择了一个与蒂尔童年生活过的那个相对多元化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地方安家，那就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克劳斯被分配到纳米布沙漠的铀矿搞建设，那里离如今纳米比亚的斯瓦科普蒙德不远。
彼得·蒂尔先在约翰内斯堡的普里德温白人精英英语预科学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斯瓦科普蒙德的公立德语学校德意志小学学习了两年。那是一段孤独的时光，可以看到那时拍摄的照片：闷闷不乐的男孩穿着短衫、短裤，打着领带，提着一个成年人用的大号公文包。蒂尔在纳米比亚时的小学同学格奥尔格·厄尔布回忆说他聪明但内向。“他的样子总是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且十分聪明，但好像他对什么都没兴趣，”厄尔布说，“在学校里，我们和彼得并没有太多交集。我们都知道矿工的孩子们在这儿是待不久的。”
克劳斯受雇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南非曾将被称为“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当作附属国进行管理，现在却已面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压力，并一直在试图推进秘密的核武器计划。克劳斯正在参与建造的勒辛矿场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南非能够在美国意图切断其经济时挺过来，苏联如果进攻也能自卫。矿工们对此不抱幻想。“在勒辛开采铀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该矿的公关主管皮埃尔·马辛说，“我的工作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的存在是正当的。”
在西南非洲开采铀矿，这不仅是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也是为了利用这个制度。据说，勒辛矿的用工情况比南非的强制劳动要好，但仍然是以与契约奴役相差不多的劳工状况而声名狼藉。在被迫返回他们的“故乡”（即被种族隔离政权描述为半自治的只允许黑人居住的地区）之前，移民劳工要按合同在此干满一年。那些白人经理（如蒂尔一家）可以享受斯瓦科普蒙德全新的医疗和牙科中心的服务，还可以成为公司乡村俱乐部的会员。黑人劳工，包括一些拖家带口的黑人劳工，则住在矿场附近劳动营的宿舍里，不能使用专为白人提供的医疗设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是一种刑事犯罪，未带身份证就进入矿区通常也会被关进监狱一天。
铀矿开采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纳米比亚支持委员会（一个支持独立的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用严厉的措辞描述了该矿场的条件，还引用了一位合同工的叙述，他说没人告诉劳工他们是在建设铀矿，因此他们对辐射的危险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是，白人员工会隔着玻璃发放工资，似乎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污染。这份报告提到，1976年，在兴建矿场期间，工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彼得·蒂尔在南部非洲的两年半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他会回忆起，在自家屋后尘土飞扬的河床上，一连几个小时独自读书或玩耍的时光，又或是如果克劳斯或苏珊愿意，他也会跟他们下棋。
矿场开业的那年，蒂尔一家回到了克利夫兰，但他们在这里只待了一年，他们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在位于萨克拉门托以西的沙漠高地的荒凉一隅——诺克斯维尔，克劳斯被派去建设一座新的金矿。也许是从克利夫兰的生活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蒂尔一家在福斯特城定居下来，这个田园诗般的郊区非常适合当时的“里根革命”。他们花了12万美元，在捕鲸人岛买了一座三居室的房子，这个小岛像一只拳头似地伸入人工湖，其周围的四个小半岛，每个都有一条通到尽头的死路。
在福斯特城的鲍迪奇中学，蒂尔踏上了一条充满天赋和才华的成长之路，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说他注定会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我们都强烈地感觉到，你一定得取得好成绩，考进好大学，你的整个人生幸福全都取决于此。”蒂尔的同学尼尚嘉·布利斯说。有一年春天，蒂尔的历史老师开了个玩笑，他对全班说，这次考试谁都得不了A，一时间全班鸦雀无声，然后才哄堂大笑：“愚人节快乐！”
在学业成绩出类拔萃的学生中，蒂尔被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他的成绩和考试分数都是最高的。与其朋友圈里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心里都明白自己是书呆子，并为此感到些许羞愧，但蒂尔似乎并不在意。在朋友们的毕业纪念册上，除了写下“今年夏天再见”和“很高兴与你相识”之类的话，蒂尔还嘲笑道：“也许你会缩小一点点和我的差距。”
“在我们这一代，聪明并不酷，”他的一位朋友说，“我记得我努力掩饰自己的聪明。彼得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但他从不刻意掩饰这一点。”每个人，即便是那些书呆子，也都会去踢足球或打棒球，还要假装很喜欢的样子，但蒂尔是个例外。
他对下棋情有独钟。1972年，在蒂尔5岁之前，曾经的神童——遁世且好斗的鲍比·费舍尔成为首位赢得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的美国人。美国首次在黄金时段直播了这场“世纪大对决”，在美国人的注视下，费舍尔击败了苏联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这是自1948年以来苏联以外的国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它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成就的证明。这位新晋冠军回国后在“鲍比·费舍尔日”中受到了热烈欢迎，还登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全美高中和初中国际象棋队的成员也随之激增。
蒂尔1981年进入圣马特奥国际象棋俱乐部，该俱乐部有数十名成员，他们在午餐时段聚在一起进行比赛，吸引了大批观众。他们要么玩快棋，一种玩家时间有限的变种玩法，通常在5~10分钟内完成一局对弈；要么玩“四狂象棋”，一种团队运动，玩家可以抓抢棋子，并将其传给队友来下。该俱乐部排名榜的插槽上留有30个点位，蒂尔总是能让自己的名片保持在第1个点位，而他的国际象棋棋盘上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天生会赢”。他是学校里最好的棋手，而且至少一度是美国13岁以下的最佳棋手之一。
如果真的遭遇失败，这个惯常坚忍的年轻人也会失去冷静。有一次，在一届锦标赛的比赛间隙，蒂尔为了好玩打了一场练习比赛，而且好像根本没有用心。他的对手缺乏经验，对当下的局面也完全没有概念，横冲直闯就出了一着。接着，他意识到，且令他们双方都大感惊讶的是，这一着实际上就是制胜的一击。蒂尔明显变得心烦意乱，无法在后续的正式比赛中保持镇静，最终输掉了剩余的所有比赛。一次失败，即便是毫无意义的失败，也让他难以化解。
不忙于在棋盘上所向披靡时，他就会沉浸在幻想和科幻小说的世界里。除了《龙与地下城》，当然还有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他痴迷于托尔金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读，后来甚至吹嘘自己能背下《魔戒》三部曲。他还玩电子游戏，包括《魔域帝国》，这是一款粗糙的自选项目冒险游戏，他在克劳斯带回家的坦迪TRS80上玩。
计算机革命就发生在向南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另一位美国天才史蒂夫·乔布斯在那里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现在该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1亿美元。克劳斯是计算机技术的早期应用者，他敦促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同事们都来使用电脑，他的儿子也延续了他对科技的兴趣。彼得·蒂尔编写过一些程序，但真正吸引他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他读了艾萨克·阿西莫夫和亚瑟·C.克拉克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用想象勾画了人形机器人、太空旅行、月球定居点、能填饱肚子的石油源食物、飘浮在空中而不靠轮子行驶的汽车，甚至长生不老。
蒂尔不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一位同学（也是极客）说，他和其他人都很“敬畏”彼得，但发现他高深莫测、拒人于千里之外，还很高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亲密的朋友。”他说。蒂尔的头脑和体格使他成为霸凌的目标，读中学那会儿，他很瘦小。他的朋友凯文·瓦克诺夫回忆说，蒂尔在刚上高中时就被人欺负。
所有这一切，尽管从未被人评说过，但他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那种微妙的娘娘腔，使他成为众人嘲弄的对象，就连那些自认为是蒂尔朋友的人也概莫能外。他的同学们最喜欢搞的一个把戏就是在晚上开车到附近转悠，寻找前院竖有待售标志的房子，他们拔起尽可能多的标志牌，有时能搜罗十几个，然后直接开车到捕鲸人岛，把牌子插在蒂尔家的前院。
“彼得，我听说你要搬家了！”第二天他们会这么说。他们第一次这么做时，让人感觉很好笑。“现在回想起来，很明显我们是在欺负人，”一名恶作剧参与者说，“我一直在想，他也许在某处放着一张他想要杀掉的人的名单，而我赫然在列。”
随着身体逐渐发育成熟，蒂尔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到高三的时候，他已经变得英俊帅气，下巴轮廓分明，鼻子棱角坚挺，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梳到一边。他的成绩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在国际象棋上最强，在数学团队中也最优秀，在SAT考试中更是获得近乎完美的成绩，还得到了美国优秀学生奖。他不仅自信，更多的是倨傲不恭，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那就是走在哪里都带着那副表情，好像在说：“去你的，世界！”
1984—1985年版的圣马特奥高中年鉴《榆树》里，满满都是对舞蹈表演、足球比赛、学校草坪上的午餐及在半岛另一侧沙滩外冲浪的回忆。彼得·蒂尔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交场景的页面上，但在几乎所有纪念圣马特奥国际象棋俱乐部及各学术社团活动的页面上都有他的身影。这与前几年迥然相异，同学们猜测，这或许正是所有人都认为最不全面的那个人为了向大学招生人员展示自己有多么全面刻意为之的努力。
他充满自信地站在航天俱乐部的前排，穿着一件会员专属定制的蓝色风衣，戴着卡西欧电子表；在一副棋盘前，他摆出沉思状；他时常出现在德语俱乐部和拉丁语俱乐部的成员合影中。他还出现在科学俱乐部、模拟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并在该年鉴的最高级页面上拿着一支笔和一堆文件摆姿势，就好像他准备提交一份法律摘要似的。他被票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
蒂尔最看重的一句引语出自《霍比特人》：“最伟大的冒险就在眼前／今天和明天还未可知。”若干年后，他会说这一整段他都能背诵，这段话接下来是：“机会和改变都在你的手中有待创造／生活的模式亦在你的手中有待打破。”在某种程度上，这段话将成为他的座右铭，尽管在这一点上，这仍然是一种混乱的生活。事实上，这段文字并非出自令蒂尔痴迷不已的《霍比特人》和《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它其实源自朱尔斯·巴斯为1977年上映的动画版《霍比特人》创作的主题曲，朱尔斯是20世纪80年代的动画片《霹雳猫》的天才制作人。1985年春，蒂尔考入斯坦福大学，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校。在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蒂尔按要求必须选一个最能恰当描述自己的词，他选择了“聪明”。
从那以后，朋友们注意到蒂尔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好像他已经从福斯特城搬走。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秋后算账，也从来没有与以前折磨过他的人发生正面冲突。在毕业纪念册上，蒂尔除了像往常那样嘲讽他们的分数没有他的高，还提到他一点儿也不想再见到他们。“祝你今夏快乐，生活愉快！”他这样给布利斯题写留言，显得既冷血又温存，“我绝不会（哪怕假设）打掉你。”布利斯认为这一定是因为她跟蒂尔讲了她母亲怀上她是个意外，并认为蒂尔试图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表现他的良善。他在留言下面签了名：“爱你的，彼得·蒂尔。”
蒂尔一直很冷漠，但现在他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包括高中、朋友和老师，他开始挑战各种底线。据一位同学说，蒂尔曾对低年级的学生说，他愿意代他们参加SAT考试，每次收费500美元。那年秋天，在斯坦福大学，两位同学回忆起蒂尔谈论搞副业的情景，其中一人说他四处讨教该如何“安排无法追踪的付款”。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对规定的不可抑制的蔑视来获利。考虑到蒂尔的野心和丢掉斯坦福大学学籍的可能性，这么做有难以置信的风险。但蒂尔似乎并不在乎。他对学术规则并不忠诚，就像他对自己忽视的其他社会礼仪一样。也许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他自诩的“天生会赢”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