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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已经不太记得，但确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整个世界好像已经准备把一切掌控权都交到了硅谷手中。那是2016年，当时商业杂志称之为“独角兽时代”，独角兽指的是那些成长迅速且自身价值变得不可估量的科技公司，它们几乎就是神话般的存在。杰夫·贝索斯拯救了美国的一张大报，马克·扎克伯格与旧金山的政客们打得火热，后者还用他的名字为一家医院命名，交通维权者在美国各大城市抗议，支持优步（Uber）打破原有交通出行格局的做法。彼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任期即将结束，在考虑自己的去向时，他打算移居加利福尼亚，成为一名科技投资者。那一年的春天，他对记者们说，风险投资听起来可能会“令人非常满意”。
但是，正当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踌躇满志、时代思潮为硅谷的无限前景和潜力高唱赞歌之际，硅谷的一位先驱者却早已将目光越过硅谷投向远方。在之前的20年里，彼得·蒂尔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投资了一些卓越的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脸书、PayPal和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由此，他建立了一个人际关系网，使其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和最富有的投资者，也让一代有抱负的创业者对他顶礼膜拜。但蒂尔想要的可不仅是在硅谷呼风唤雨，他想要的是真正的权力——政治的权力。他眼看就有机会抓住权力了。
起初，这一机会是以脸书的一桩小丑闻的形式到来的，而蒂尔正是脸书的早期投资者。2016年5月，科技博客Gizmodo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保守派的观点被脸书系统性地压制了。正在制作“热门话题”项目的编辑团队说，他们受命采用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的报道，但要屏蔽来自右翼媒体的报道，以及那些流行于保守派中的边缘话题，比如那个未经证实的说法，即美国联邦税务局一直在针对茶党附属的非营利组织。
这一独家报道其实已经很含蓄了，因为“热门话题”与常规的新闻递送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由算法来筛选组织的，往往充斥着右翼内容。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激怒了保守派，他们认为这是脸书在更广泛层面上存在偏见的证据。此前被禁的媒体“德拉吉报道”以扎克伯格的副手、《向前一步》一书的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有损形象的大幅照片作为头条，列出尖刻的标题：“不是向前一步……而是向左一步！”“脸书惹火上身”则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标题字幕。
脸书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扎克伯格意识到这是一场需要化解的危机，于是他向蒂尔求助。5月18日，星期三，16位著名的右翼媒体人士被召集到门洛帕克开会。他们中有脱口秀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格伦·贝克和达娜·佩里诺，有“茶党爱国者联盟”、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主席们，以及其他人。按官方说法，他们去那里是为了见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但其实去见蒂尔才是他们中很多人愿意走这一趟的真正原因。
蒂尔比扎克伯格年长10多岁，但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与扎克伯格一样，蒂尔也是一个无情的竞争对手，但在社交场合又十分笨拙。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蒂尔是扎克伯格的导师和赞助人，也是其公司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还是第一个意识到扎克伯格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权威人士。
多年前，扎克伯格在蒂尔眼中还只是一个举止粗鲁、不善交际的年轻人，他发明了一种方法，用来给他哈佛女同学的吸引力打分，而这就是他当时的主要从商资历。在投资脸书之后，蒂尔让扎克伯格对脸书拥有了绝对的掌控权，并帮助这个在名片上印着“我就是CEO……混球”的毛头小子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光鲜得体的资本家。这段关系让他们都变得非常富有，尽管蒂尔不再持有脸书的很多股份，但他仍然是公司董事会的一员，并为了提升公司的影响力投入了大量资金。
扎克伯格和蒂尔在前些年分道扬镳，因为蒂尔在保守派政治世界里越来越稳固，扎克伯格则接受了奥巴马时代的精神，成立了一个旨在促进对工商业有利的移民改革的游说团体，并承诺为“提高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的事业投入数十亿美元。
尽管扎克伯格主要致力于培植与奥巴马和其他左翼人士的关系，但他仍继续仰赖蒂尔作为他与美国右翼的联络人。扎克伯格的亲信们说，蒂尔是该公司的保守派良心。“马克希望在脸书里能实现左右两派间的平衡，”脸书的一位前高管说，“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是心地温良的民主党人，健康的辩论就无法开展。”扎克伯格的批评者认为，蒂尔对公司的影响更深远且更有害。以这种观点来看，蒂尔才是那个支配大师：要推动一个年轻的、意识形态不确定的创始人与共和党的一个极端主义派别结盟。
当保守派领袖们抵达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占地开阔的脸书总部时，蒂尔和扎克伯格恰好是研究如何改变一代人对商务休闲装概念的态度的绝好对象。扎克伯格穿着他一贯的标准搭配——灰色T恤和牛仔裤；蒂尔则穿着一件正装衬衫，袖子卷起，脚上穿着一双麻底鞋。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一副准备迎接碰撞的架势，双肩前倾，头总微微内收。
这一行人在一张大桌子前坐下，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带领他们听完了一场信息量大得难以理解的技术演讲，旨在解释是脸书的软件，而不是编辑人员，选择了绝大多数出现在脸书上的文章。扎克伯格询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在场的专家们认为，这是在邀请他们对脸书公司左倾的员工及有关硅谷支持自由事业的普遍感觉展开批评。
“他们就是要让他求仁得仁，”电台谈话节目名人、福克斯新闻频道前主持人格伦·贝克这样回忆道，他以其戏剧性的阴谋论和在镜头前傻乎乎的滑稽动作而闻名，“他也确实有些活该。”
贝克是蒂尔一直在暗中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与会者之一。当他在剑拔弩张的局势下离开福克斯新闻频道后，就有传言说，鲁珀特·默多克的妻子邓文迪曾于奥巴马执政期间要求将他换掉，当时正是他主持的节目遭人算计的当口儿，是蒂尔说服他专注于流媒体视频和播客。“你必须做出决断，是要走向未来，还是留在过去。”蒂尔对贝克说。
贝克很喜欢蒂尔，在会议中扮演了扎克伯格辩护人的角色。“你们有30位数十年来始终捍卫言论自由的人，”他一边跟扎克伯格讲话，一边朝他的同事们打手势，“而且，你们拥有的这个平台给了亿万人民言论自由。”
扎克伯格似乎被贝克表现出的同理心感动了。“我们创建脸书就是为了让它成为包罗各种思想的平台，”在一行人离开后，他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这样写道，“我们社区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都能轻松愉快地分享他们想要分享的任何东西。”
这句话向员工和外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即脸书打算允许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其平台上畅所欲言。当时，特朗普已经是事实上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脸书上的虚假信息（大部分对特朗普有利）完全盖过了真正的新闻。一项研究显示，那段时间脸书上最火的美国大选头条的标题，就是“教皇方济各震惊世界，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当然，从来就没有这回事。还有一条消息则错误地声称，维基解密的电子邮件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曾向“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出售武器。
扎克伯格最终道歉了，姑且算是吧，他后来在被召去回答国会关于脸书是如何被用来操纵大选的质询时这样表示：“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没有足够全面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当时脸书否认帮助传播错误信息，还淡化了俄罗斯政府介入的程度。
在门洛帕克会议两个月之后，蒂尔正式宣布支持特朗普，成为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明星。10月中旬，在特朗普炫耀性侵犯的《走进好莱坞》视频曝光仅几天后，蒂尔就向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捐赠了100万美元。此举帮助扭转了这一波负面新闻的浪潮，并为相关竞选行动注入了资金，作为压制选民策略的一部分，该行动将购买脸书大量有针对性的广告，意在打击希拉里的潜在支持者。
大选结束后，蒂尔得到了特朗普核心圈子的款待，并在特朗普大厦有了一间办公室，还获得了在新政府中安插亲信的自由。蒂尔为竞选带来了知识的可信度和严肃性，而这两者有时都很难传达。对特朗普主义右翼人士来说，蒂尔堪称大英雄，是促成特朗普意外获胜的关键性人物。
但对左派而言，蒂尔却是极端邪恶的：他是硅谷的权力掮客，曾依靠大量技术服务来帮助吸引美国人，然后利用他对这些服务的影响力，选出了一位承诺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并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的总统候选人。多年来，激进组织一直在对此类情况发出警告，称硅谷正在积聚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而且在一股中间偏左的理想主义光芒之下，民族主义的暗流正在膨胀。自科技行业存在以来，极右翼思想就从未缺位，这一直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成立之时。但是彼得·蒂尔让这一思想不再仅停留于表面，并将它们“武器化”。
蒂尔有时被描述为科技行业的标志性保守派，实际上这一观点严重低估了他的影响力。比起硅谷的其他投资者和企业家，甚至杰夫·贝索斯，或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抑或扎克伯格本人，蒂尔在创立最终定义硅谷的根本观念中所负的责任要大得多。而这一根本观念就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技术进步，而不要有哪怕一点点对于可能给社会造成潜在危害或导致其付出代价的顾虑。
蒂尔不是最富有的科技巨头，尽管他几乎肯定比硅谷的普通亿万富翁更善于保护自己的资产，并且有本事为价值1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组合缴纳很少的税，但是他在许多方面始终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第一家公司PayPal曾是电子商务的先驱，PayPal自打从蒂尔当时出售时接盘的易贝（eBay）剥离出来后，至2021年年初，市值已接近3 000亿美元。他的第二家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在“9·11”事件后普及了数据挖掘技术的概念，并为科技行业批评人士所说的“监控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该公司成为当时特朗普政府移民和国防项目中的关键力量，其市值约为500亿美元，由作为该公司最大股东的蒂尔全面掌管。
蒂尔的创业履历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其作为投资者和幕后交易撮合人，影响力更大。他领导着所谓的“PayPal黑帮”，这是一个金融及个人关系纵横交织的非正式网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群体的成员包括埃隆·马斯克及优兔（YouTube）、Yelp和领英（LinkedIn）的创始人。他们将向爱彼迎（Airbnb）、来福车（Lyft）、声田（Spotify）、Stripe和深度思考（DeepMind）提供资金，而深度思考现在以谷歌领先世界的人工智能项目而闻名，当然他们也会向脸书提供资金。
由此，蒂尔和朋友们合力把一个曾经的地区性商业中心（规模约等于波士顿或其他一些美国中等都市区）改造成为无可争辩的美国经济和文化引擎。1996年，美国股票市场上市值最高的五家上市公司中没有一家科技公司，而到2021年，市值前五名已全部是美国科技公司。如今，最高产的好莱坞制片商是网飞（Netflix）。更多的美国人从社交媒体（主要是脸书）获取新闻，而不是有线电视。
这种增长并非一直都是完全良性的。现今的科技行业，尽管仍被很多人视作充斥着不善交际、心地纯良的书呆子的文化荒漠，但已经成为一股贪婪且貌似不道德的力量，这股力量能产生出新的娱乐形式、沟通交流的新媒介及叫出租车的更好办法，同时也对伴随着这些进步而来的行为成瘾、激进化和经济贫困熟视无睹。美国2016年接纳了优步和爱彼迎，却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两家公司以低工资和低保障的工作取代了拿固定工资的出租车司机和酒店从业者的工作，接着又极力阻挠政府将它们纳入监管的努力。
这种转变是蒂尔另外一个项目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试图强行推进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将权力从传统机构转移到初创公司和在背后控制它们的亿万富翁手中。蒂尔的基本理念相当复杂，而且在某些方面自相矛盾，后文将深入探讨，但其对技术进步的痴迷是与民族主义政治交织在一起的，此种政治理念有时似乎与白人至上主义纠缠不清。将原本或许很酸涩的东西变得甜美，这就是蒂尔的个人经历，一场从不得志的公司律师到互联网亿万富翁的人生蜕变之旅，他在大学上课、演讲及其著作《从0到1》中讲述了很多次。这本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成功手册还认为，垄断是好事，君主制是最有效的政府形式，科技创始人就如同神一般。这本书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125万册。
对那些崇拜他、反复观看他的演讲、在社交媒体上为他的才华大唱赞歌并购买他的书的年轻人来说，蒂尔犹如安·兰德和她所虚构的小说人物的结合体。他既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也是建筑师，就像优兔上粉丝如潮的建筑家霍华德·罗克。在这些追随者中，最狂热的是蒂尔奖学金学员们（Thiel Fellows），蒂尔的基金会给他们每人10万美元，让他们辍学创立公司。其他人则在他的谋士圈子里工作，他在经济上支持这些谋士，他们则宣传和捍卫他、他的朋友及他的思想。这些人有时会谈论所谓的“蒂尔江湖”，这是一个有自己的法则和道德标准的世界，并始终存在一种朝向这位资助者的万有引力。随着蒂尔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些法则已经成为整个硅谷的法则。他们从中获得的优势似乎越来越多地超越其本身。
蒂尔的世界观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影响到他的对手。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被蒂尔讥讽为垄断者和“宣传部长”，但施密特宣称自己是蒂尔的“超级粉丝”，尤其是对于蒂尔对高客传媒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大加赞赏。在那场行动中，蒂尔秘密资助摔跤选手胡克·霍根（Hulk Hogan）起诉高客传媒，导致该公司在2016年破产。蒂尔的努力结合了财政压力和欺骗，这是一种言论自由倡导者们强烈抨击的方式，但施密特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不仅能够挑战正统，而且本身也有意愿并乐于这样做的人。”施密特说。这位曾担任希拉里竞选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告诉我，在他看来，蒂尔对特朗普的支持令人钦佩，而这也是“他反主流世界观的一部分”。
人们对蒂尔的看法相当一致，即他是一位完美的自由思想者，也是一个天生就不会随波逐流的人。对此，蒂尔本人偶尔也是赞同的。“也许我确实一直在后台运行这个程序，同时总是这样思考：‘好吧，那与你所说的正好相反的又是什么呢？’于是，我就会去尝试。”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不久这样表示。“这办法经常出乎意料地奏效。”
即便如此，蒂尔在特朗普当选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是让科技媒体和蒂尔的一些朋友感到震惊。他们想不通，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最自由地区、在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发家致富并似乎如此坚定地承诺争取美好未来的、一身书生气的同性恋移民，怎么会支持那么一个反动的、可能成为独裁主义者的人？我则是对另一个问题感到震惊：蒂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硅谷时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失败的金融从业者，他是如何玩转如此大的权力的？没错，他是一个逆向思考者，但逆向思维只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意识形态。我想知道蒂尔到底信奉什么，以及这些信念在硅谷本身到底有多么根深蒂固。
2007年，我在小型商业杂志《公司》（ Inc. ）当初级记者，有一次我坐在埃隆·马斯克的办公小隔间里，那时这里正是SpaceX条件非常简陋的总部。马斯克正一边开电话会议，一边查看电子邮件。在等他的时候，我盯着一张电影《感谢你抽烟》（ Thank you for Smoking ）的海报看。这部电影改编自克里斯托弗·巴克利的小说，他是威廉·F.巴克利的儿子，曾担任乔治·H.W.布什的演讲撰稿人。
海报上的演职员表中有马斯克的名字，也有其他几位“PayPal黑帮”成员的名字，包括PayPal副总裁马克·乌尔韦和首席运营官戴维·萨克斯，蒂尔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当时，他已经有了“炸弹投掷者”的名声，因此出现在这部以烟草业说客为主角的讽刺电影里看起来很合适。彼得·蒂尔就是大烟草公司的粉丝，或者至少，他完全可以接受别人这样看他。
当天晚些时候，马斯克向我讲述了自己被PayPal解职的往事。他是董事会的一个秘密阴谋的受害者，蒂尔策划了这一切，而他当时正在度蜜月。马斯克最终原谅了蒂尔，他说“我没找他们算账”，意指蒂尔及其同谋。马斯克把手伸到身后，做了一个从左后背拔下暗箭的动作。在那次采访及为写本书而做的另一次最近的采访中，马斯克完美地展现出他的优雅大度，但也明确表示他并不完全信任这位硅谷最重要的风险投资家。
从那时起，在我报道的几乎每个科技行业的事件中，蒂尔要么隐身幕后，要么居高临下，要么坐镇中央，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科技行业以外的报道中。2011年，在进步人士开始谈论免费大学的数年前，蒂尔就对学费上涨提出了警告，称高等教育行业的泡沫比房地产行业的更加令人不安。2014年，他出手引爆了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怒火，他当时就把谷歌称为垄断者，这比伊丽莎白·沃伦或伯尼·桑德斯要早好多年。当然，接下来的就是他对高客传媒的摧毁及特朗普的当选。
2018年，在硅谷、华盛顿特区等地方，我开始采访蒂尔的前雇员、商业伙伴和合伙人，试图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蒂尔在刚进入科技行业时，并没有多少钱，也谈不上有什么工程能力。他没有独特的社交风度，似乎也很少享受生活。他说话支支吾吾。至少在传统意义上，他完全没有魅力。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却令我大开眼界，蒂尔的朋友们说，他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而且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知道该如何取胜的本事。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将人生视作一场象棋比赛，他的朋友、商业伙伴和旗下的投资组合公司都可被他用来达到目的。当然，这也有不那么吸引人的一面。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倾向也许使他做交易时冷酷无情，有时甚至达到残忍的地步。
我本以为蒂尔的密友们都会殷勤地赞美他。有些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但对于我的问题，蒂尔的朋友们——那些身处政治权力阶层的人、身价成百上千万美元的工商业主，以及能够吸引亿万富翁关注的投资者，确切地说，他们更加普遍的反应并不是羡慕，而是恐惧！他们告诉我，他们很怕他。他是那么强大，报复心又是那么强。
在早期的一次采访中，有一个认识蒂尔多年的人，他在硅谷的职业生涯相当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和蒂尔人际关系网之间的协同，而就是他让我把采访的数字录音机关掉。“我是偏执狂。”他说。接着，他与我分享了一系列旧时逸事，把他的赞助人描绘成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者，拥有识别和培养年轻人才的诀窍，但他的冷酷无情让人感到不舒服。
接着，他开始针对个人。“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问我，“我是说，你难道就不担心他会来……找你麻烦吗？”
在我走笔至此时，硅谷的一大帮与蒂尔在经济和社交上过从甚密的投资者和企业家认为，即便是对蒂尔和他的朋友们进行批评性报道本身，也不再被接受。巴拉吉·斯里尼瓦桑曾被蒂尔选中而掌管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主张摧毁媒体，用他所谓的“全堆栈叙事”公关取而代之。他在推特上说，“建设者必须以批评对付这些批评者”，以及“要阻止那些站在未来对立面的人大声喊停。对此，你们义不容辞”。
在某些圈子里，蒂尔的名字本身就是动词。说要“彼得·蒂尔”某个媒体或某个记者，意思就是要把他们搞破产，譬如针对高客传媒的诉讼导致它被判赔偿1.4亿美元，起因是高客传媒曾发表一系列帖文，暗指蒂尔不过是个“所谓的有远见卓识的人”，还透露他是同性恋。这向那些公开批评蒂尔或他朋友的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只要敢这样做，就会有同样危险的下场。
就因为蒂尔总是试图打击那些揭露其斑斑劣迹的人，所以在我为写作本书所做的数百小时的采访中，150多名接受采访的前雇员、商业伙伴、朋友和其他人中的许多人都坚持要匿名，连其最有权势的亲信都害怕他，他的那些中学同学自然也害怕他。在整个过程中，我主要通过中间人与蒂尔沟通。2011年，我见过他一次，第二次面对面是在2019年，他坚持那次会晤不留任何记录，我提了一长串问题想核实某些事情，他全都拒绝回答。
我的目标就是，在本书正文中尝试去解析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凭借高深莫测而赚了数十亿美元的人。我想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建立起如此高的追随度，又是如何做到持续地每赌必中的——即使这些决定看起来很疯狂。我想知道，一个如此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是怎么做到同时又表现得那般冷酷无情的。蒂尔是一个值得钦佩和研究的天才，还是一个反社会的虚无主义者？他是两者兼而有之吗？
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们也是我们向“蒂尔江湖”所打造的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提出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建立硅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许多有权势的人开始崇拜和模仿他，今天的硅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蒂尔的世界观——无论好坏。如果我们想了解扎克伯格，或者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甚至特朗普式的极右倾向（蒂尔也在秘密培植），我们就需要了解彼得·蒂尔。
1980年，在加利福尼亚福斯特城，彼得·蒂尔和一小群八年级的男孩挤在小得像个箱子似的厨房的一张桌子旁。他们的脸为了不让人发现而藏在竖起的三环活页文件夹后面，眼睛老练地盯着一张地图和一套多面骰子。
旧金山郊区的房屋都极不起眼，密密匝匝地挤在笨重的圣马特奥海沃德大桥下。这片区域一直从硅谷连到奥克兰和工业集中的东湾，而“硅谷”这个名字指的就是旧金山半岛上聚集在101高速公路沿线的各军事研究院所和企业园区。福斯特城似乎离上述地方都不近，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当时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开挖一系列狭窄的潟湖，排干了这一带沼泽里的水。那时还是海边的莱维敦的居住者大多是白人工薪阶层，他们被体面的学校、安全的环境和海滨房产的前景所吸引。这群围坐在厨房餐桌旁的福斯特城的孩子并非创建了英特尔或惠普的天才们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可能是消防员或教师，拿彼得·蒂尔来说，他父亲就是一个脚蹬胶靴、头戴安全帽上班的采矿工程师。
蒂尔的朋友们都是书呆子，在1980年，作为书呆子，他们会在周末晚上一起玩《龙与地下城》。《龙与地下城》可以被称为一款棋盘游戏，但与其说它关乎输赢，倒不如说是与奇幻故事有关。游戏要求每个男孩为自己创造一个虚构的角色，众多角色选择中包含巫师、野蛮人、德鲁伊和僧侣，各自具备不同的技能：巫师装神弄鬼，野蛮人凶残搏杀，等等。最后一名玩家扮演叙述者和仲裁员的角色，他负责为这些角色设计一场冒险。
这个叙述者被称为“地下城主”，尽管它应该由大家轮流扮演，但瘦削、聪明且严肃得一脸痛苦状的彼得·蒂尔总是试图独揽这一角色。一个曾经和他一起玩的人说：“你得认清现实，他就喜欢那种不露声色的控制。”
除了是一种逃避，《龙与地下城》还隐含一点儿危险，至少对这些男孩的父母来说是这样。1980年，密歇根州一名17岁的游戏玩家自杀身亡，在基督教保守派中引发了道德恐慌，他们担心这类游戏怂恿青少年去捣鼓魔术、巫术或其他亵渎神明的把戏，进而扭曲他们的心智。福斯特城的孩子们则对此一笑了之，但这或许可以解释蒂尔为什么从来不请大家到家里来玩，那是因为他的父母笃信宗教。
他说他来自克利夫兰，尽管他的英语没有口音，但显然还是外国人。他既聪明又自律，但似乎并不快乐。蒂尔当时的一位朋友回忆说：“我不记得他大笑过，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你也看得出，他们家有些事儿……往好了说，那就是别具一格。”
1968年，他的父亲克劳斯·蒂尔和母亲苏珊·蒂尔从德国法兰克福来到美国，就在前一年的10月，彼得·安德烈斯·蒂尔出生了。克劳斯当时30岁出头，为亚瑟·G.麦基公司工作。该公司是一家美国工程咨询公司，专门从事炼油厂、钢铁厂和其他重工业的建设。克劳斯毕业于德国多特蒙德国家工程师学院，获得学士同等学位。多特蒙德国家工程师学院是现代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的前身。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因工作原因，这个小家庭迁往美国，克劳斯在凯斯西储大学攻读工程学研究生课程。
举家迁美一时显得不合潮流。联邦德国一直忙于战后重建，对大众社会运动持怀疑态度，反主流文化起步较晚，而且几乎没有影响到西柏林，更不用说其经济中心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兰克福是一座新兴城市，到处都是像蒂尔一家这样虔诚的白人基督徒。
相比之下，克利夫兰却激荡在自由恋爱、黑人权力及对任何好的联邦德国人来说都最糟糕的激进主义浪潮中。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在霍夫（距凯斯西储大学工程学院约2.4千米），一家老板是白人的酒吧拒绝为黑人服务，并张贴了一纸告示：“无水供黑——”一群暴徒聚集起来，打砸了这家酒吧后又转到其他商户，继续抢劫和纵火。1968年夏，警察和激进组织“新利比亚黑人民族主义者”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枪战和对峙，校园附近发生骚乱，共导致7人死亡，并引发连续多日的抢劫、纵火和真枪实弹的警察行动。种族矛盾看来会进一步激化，记者们后来得知，“新利比亚黑人民族主义者”获得了6 000美元的重建拨款（作为该市新当选的黑人市长卡尔·斯托克斯制订的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他们却用这笔钱购买了武器。
同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接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时，他作为一位选民意向一致的候选人参选，但含蓄地承诺要阻止黑人、嬉皮士和少数性取向者在美国恣意泛滥。“我们看到许多城市都笼罩在烟雾和火焰之中。”尼克松说，并赞扬了“绝大多数美国人，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不呐喊、不示威的人”。蒂尔的父母是狂热的共和党人，蒂尔也秉承了这种情感，从而视不呐喊的人为己类，崇拜尼克松时代和尼克松的政治继任者罗纳德·里根。
1971年，蒂尔家又添了第四个成员——蒂尔的弟弟帕特里克。弟弟出生后不久，父亲就给蒂尔解释了死亡是怎么回事，所用的措辞显得很冷酷，甚至近乎残忍（蒂尔多年后也照搬挪用了）。蒂尔也许是第一次以涉及生命形态的方式向克劳斯问起他们公寓里的小地毯，克劳斯解释说那是用一头死奶牛的皮做的。
“所有动物都会死亡，包括所有的人，”克劳斯说，“我总有一天会死去，你也一样。”
那一刻，对当时年仅3岁的小男孩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几十年后，对这个男人来说，依然如此。大多数孩子，要么通过父母的爱，要么通过一种快乐的认知失调，就能从这些早期涉及自身死亡的遭遇中恢复过来。蒂尔却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甚至人到中年，他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那头奶牛残酷的结局。
经过6年时间，克劳斯获得了硕士学位，成为一名项目经理，负责管理矿山项目的工程师团队。他的专长是建设露天矿，包括挖掘大量的泥土和岩石，然后对它们进行化学处理，以提取矿物质。蒂尔一家经常搬家，克劳斯更是经常外出，往往在离家很远的工作地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
离开克利夫兰，这家人选择了一个与蒂尔童年生活过的那个相对多元化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地方安家，那就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克劳斯被分配到纳米布沙漠的铀矿搞建设，那里离如今纳米比亚的斯瓦科普蒙德不远。
彼得·蒂尔先在约翰内斯堡的普里德温白人精英英语预科学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斯瓦科普蒙德的公立德语学校德意志小学学习了两年。那是一段孤独的时光，可以看到那时拍摄的照片：闷闷不乐的男孩穿着短衫、短裤，打着领带，提着一个成年人用的大号公文包。蒂尔在纳米比亚时的小学同学格奥尔格·厄尔布回忆说他聪明但内向。“他的样子总是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且十分聪明，但好像他对什么都没兴趣，”厄尔布说，“在学校里，我们和彼得并没有太多交集。我们都知道矿工的孩子们在这儿是待不久的。”
克劳斯受雇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南非曾将被称为“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当作附属国进行管理，现在却已面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压力，并一直在试图推进秘密的核武器计划。克劳斯正在参与建造的勒辛矿场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南非能够在美国意图切断其经济时挺过来，苏联如果进攻也能自卫。矿工们对此不抱幻想。“在勒辛开采铀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该矿的公关主管皮埃尔·马辛说，“我的工作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的存在是正当的。”
在西南非洲开采铀矿，这不仅是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也是为了利用这个制度。据说，勒辛矿的用工情况比南非的强制劳动要好，但仍然是以与契约奴役相差不多的劳工状况而声名狼藉。在被迫返回他们的“故乡”（即被种族隔离政权描述为半自治的只允许黑人居住的地区）之前，移民劳工要按合同在此干满一年。那些白人经理（如蒂尔一家）可以享受斯瓦科普蒙德全新的医疗和牙科中心的服务，还可以成为公司乡村俱乐部的会员。黑人劳工，包括一些拖家带口的黑人劳工，则住在矿场附近劳动营的宿舍里，不能使用专为白人提供的医疗设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是一种刑事犯罪，未带身份证就进入矿区通常也会被关进监狱一天。
铀矿开采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纳米比亚支持委员会（一个支持独立的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用严厉的措辞描述了该矿场的条件，还引用了一位合同工的叙述，他说没人告诉劳工他们是在建设铀矿，因此他们对辐射的危险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是，白人员工会隔着玻璃发放工资，似乎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污染。这份报告提到，1976年，在兴建矿场期间，工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彼得·蒂尔在南部非洲的两年半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他会回忆起，在自家屋后尘土飞扬的河床上，一连几个小时独自读书或玩耍的时光，又或是如果克劳斯或苏珊愿意，他也会跟他们下棋。
矿场开业的那年，蒂尔一家回到了克利夫兰，但他们在这里只待了一年，他们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在位于萨克拉门托以西的沙漠高地的荒凉一隅——诺克斯维尔，克劳斯被派去建设一座新的金矿。也许是从克利夫兰的生活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蒂尔一家在福斯特城定居下来，这个田园诗般的郊区非常适合当时的“里根革命”。他们花了12万美元，在捕鲸人岛买了一座三居室的房子，这个小岛像一只拳头似地伸入人工湖，其周围的四个小半岛，每个都有一条通到尽头的死路。
在福斯特城的鲍迪奇中学，蒂尔踏上了一条充满天赋和才华的成长之路，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说他注定会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我们都强烈地感觉到，你一定得取得好成绩，考进好大学，你的整个人生幸福全都取决于此。”蒂尔的同学尼尚嘉·布利斯说。有一年春天，蒂尔的历史老师开了个玩笑，他对全班说，这次考试谁都得不了A，一时间全班鸦雀无声，然后才哄堂大笑：“愚人节快乐！”
在学业成绩出类拔萃的学生中，蒂尔被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他的成绩和考试分数都是最高的。与其朋友圈里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心里都明白自己是书呆子，并为此感到些许羞愧，但蒂尔似乎并不在意。在朋友们的毕业纪念册上，除了写下“今年夏天再见”和“很高兴与你相识”之类的话，蒂尔还嘲笑道：“也许你会缩小一点点和我的差距。”
“在我们这一代，聪明并不酷，”他的一位朋友说，“我记得我努力掩饰自己的聪明。彼得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但他从不刻意掩饰这一点。”每个人，即便是那些书呆子，也都会去踢足球或打棒球，还要假装很喜欢的样子，但蒂尔是个例外。
他对下棋情有独钟。1972年，在蒂尔5岁之前，曾经的神童——遁世且好斗的鲍比·费舍尔成为首位赢得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的美国人。美国首次在黄金时段直播了这场“世纪大对决”，在美国人的注视下，费舍尔击败了苏联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这是自1948年以来苏联以外的国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它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成就的证明。这位新晋冠军回国后在“鲍比·费舍尔日”中受到了热烈欢迎，还登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全美高中和初中国际象棋队的成员也随之激增。
蒂尔1981年进入圣马特奥国际象棋俱乐部，该俱乐部有数十名成员，他们在午餐时段聚在一起进行比赛，吸引了大批观众。他们要么玩快棋，一种玩家时间有限的变种玩法，通常在5~10分钟内完成一局对弈；要么玩“四狂象棋”，一种团队运动，玩家可以抓抢棋子，并将其传给队友来下。该俱乐部排名榜的插槽上留有30个点位，蒂尔总是能让自己的名片保持在第1个点位，而他的国际象棋棋盘上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天生会赢”。他是学校里最好的棋手，而且至少一度是美国13岁以下的最佳棋手之一。
如果真的遭遇失败，这个惯常坚忍的年轻人也会失去冷静。有一次，在一届锦标赛的比赛间隙，蒂尔为了好玩打了一场练习比赛，而且好像根本没有用心。他的对手缺乏经验，对当下的局面也完全没有概念，横冲直闯就出了一着。接着，他意识到，且令他们双方都大感惊讶的是，这一着实际上就是制胜的一击。蒂尔明显变得心烦意乱，无法在后续的正式比赛中保持镇静，最终输掉了剩余的所有比赛。一次失败，即便是毫无意义的失败，也让他难以化解。
不忙于在棋盘上所向披靡时，他就会沉浸在幻想和科幻小说的世界里。除了《龙与地下城》，当然还有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他痴迷于托尔金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读，后来甚至吹嘘自己能背下《魔戒》三部曲。他还玩电子游戏，包括《魔域帝国》，这是一款粗糙的自选项目冒险游戏，他在克劳斯带回家的坦迪TRS80上玩。
计算机革命就发生在向南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另一位美国天才史蒂夫·乔布斯在那里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现在该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1亿美元。克劳斯是计算机技术的早期应用者，他敦促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同事们都来使用电脑，他的儿子也延续了他对科技的兴趣。彼得·蒂尔编写过一些程序，但真正吸引他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他读了艾萨克·阿西莫夫和亚瑟·C.克拉克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用想象勾画了人形机器人、太空旅行、月球定居点、能填饱肚子的石油源食物、飘浮在空中而不靠轮子行驶的汽车，甚至长生不老。
蒂尔不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一位同学（也是极客）说，他和其他人都很“敬畏”彼得，但发现他高深莫测、拒人于千里之外，还很高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亲密的朋友。”他说。蒂尔的头脑和体格使他成为霸凌的目标，读中学那会儿，他很瘦小。他的朋友凯文·瓦克诺夫回忆说，蒂尔在刚上高中时就被人欺负。
所有这一切，尽管从未被人评说过，但他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那种微妙的娘娘腔，使他成为众人嘲弄的对象，就连那些自认为是蒂尔朋友的人也概莫能外。他的同学们最喜欢搞的一个把戏就是在晚上开车到附近转悠，寻找前院竖有待售标志的房子，他们拔起尽可能多的标志牌，有时能搜罗十几个，然后直接开车到捕鲸人岛，把牌子插在蒂尔家的前院。
“彼得，我听说你要搬家了！”第二天他们会这么说。他们第一次这么做时，让人感觉很好笑。“现在回想起来，很明显我们是在欺负人，”一名恶作剧参与者说，“我一直在想，他也许在某处放着一张他想要杀掉的人的名单，而我赫然在列。”
随着身体逐渐发育成熟，蒂尔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到高三的时候，他已经变得英俊帅气，下巴轮廓分明，鼻子棱角坚挺，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梳到一边。他的成绩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在国际象棋上最强，在数学团队中也最优秀，在SAT考试中更是获得近乎完美的成绩，还得到了美国优秀学生奖。他不仅自信，更多的是倨傲不恭，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那就是走在哪里都带着那副表情，好像在说：“去你的，世界！”
1984—1985年版的圣马特奥高中年鉴《榆树》里，满满都是对舞蹈表演、足球比赛、学校草坪上的午餐及在半岛另一侧沙滩外冲浪的回忆。彼得·蒂尔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交场景的页面上，但在几乎所有纪念圣马特奥国际象棋俱乐部及各学术社团活动的页面上都有他的身影。这与前几年迥然相异，同学们猜测，这或许正是所有人都认为最不全面的那个人为了向大学招生人员展示自己有多么全面刻意为之的努力。
他充满自信地站在航天俱乐部的前排，穿着一件会员专属定制的蓝色风衣，戴着卡西欧电子表；在一副棋盘前，他摆出沉思状；他时常出现在德语俱乐部和拉丁语俱乐部的成员合影中。他还出现在科学俱乐部、模拟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并在该年鉴的最高级页面上拿着一支笔和一堆文件摆姿势，就好像他准备提交一份法律摘要似的。他被票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
蒂尔最看重的一句引语出自《霍比特人》：“最伟大的冒险就在眼前／今天和明天还未可知。”若干年后，他会说这一整段他都能背诵，这段话接下来是：“机会和改变都在你的手中有待创造／生活的模式亦在你的手中有待打破。”在某种程度上，这段话将成为他的座右铭，尽管在这一点上，这仍然是一种混乱的生活。事实上，这段文字并非出自令蒂尔痴迷不已的《霍比特人》和《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它其实源自朱尔斯·巴斯为1977年上映的动画版《霍比特人》创作的主题曲，朱尔斯是20世纪80年代的动画片《霹雳猫》的天才制作人。1985年春，蒂尔考入斯坦福大学，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校。在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蒂尔按要求必须选一个最能恰当描述自己的词，他选择了“聪明”。
从那以后，朋友们注意到蒂尔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好像他已经从福斯特城搬走。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秋后算账，也从来没有与以前折磨过他的人发生正面冲突。在毕业纪念册上，蒂尔除了像往常那样嘲讽他们的分数没有他的高，还提到他一点儿也不想再见到他们。“祝你今夏快乐，生活愉快！”他这样给布利斯题写留言，显得既冷血又温存，“我绝不会（哪怕假设）打掉你。”布利斯认为这一定是因为她跟蒂尔讲了她母亲怀上她是个意外，并认为蒂尔试图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表现他的良善。他在留言下面签了名：“爱你的，彼得·蒂尔。”
蒂尔一直很冷漠，但现在他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包括高中、朋友和老师，他开始挑战各种底线。据一位同学说，蒂尔曾对低年级的学生说，他愿意代他们参加SAT考试，每次收费500美元。那年秋天，在斯坦福大学，两位同学回忆起蒂尔谈论搞副业的情景，其中一人说他四处讨教该如何“安排无法追踪的付款”。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对规定的不可抑制的蔑视来获利。考虑到蒂尔的野心和丢掉斯坦福大学学籍的可能性，这么做有难以置信的风险。但蒂尔似乎并不在乎。他对学术规则并不忠诚，就像他对自己忽视的其他社会礼仪一样。也许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他自诩的“天生会赢”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