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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阐发无为而治的思想，重在论述治国。历来认为，老子鼓吹愚民思想。其实他正反对现实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道德的沦丧，因此主张消除奸诈智慧和贪婪私念，即所谓“虚其心”、“弱其志”。他认为恢复淳朴的民风，国家才能大治，这正是老子的社会政治理想。
不尚贤 [1] ，使民不争 [2] ；不贵难得之货 [3] ，使民不为盗；不见（xiàn）可欲 [4] ，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 [5] ，实其腹，弱其志 [6] ，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 [7] ，则无不治。
[1] 尚贤：崇尚贤才、举贤用能。尚，崇尚、看重。贤，有才能的人。
[2] 不争：不争夺功名利禄、权势地位。
[3] 难得之货：稀罕的器物，即珠玉宝器。
[4] 不见可欲：见，同“现”，显示、显耀的意思。可欲，指能诱发人贪欲的东西。
[5] 虚其心：简化人民的头脑。
[6] 弱其志：削弱他们的意志。
[7] 为无为：前一个为字，做、实行之意。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世事，亦即以符合自然的态度去治理人民。
不推崇有才干的人，使人民不争功名利禄；不看重稀有商品，使人民不去偷盗；不炫耀那些能诱发人贪欲的东西，使人民的心性不被搅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要简化人民的头脑，填饱人民的肚子，削弱人民的意志，增强人民的体魄，永远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这样，使一些聪明的人不敢妄为，以“无为”的态度去治理人民，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了。
王弼注：“贤，犹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贵者，隆之称也。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尚贤显名，荣过其任，为而常校能相射。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箧，没命而盗，故可欲不见，则心无所乱也。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心虚则志弱也。守其真也，知者谓知为也。”
王夫之注：“‘争’未必起于‘贤’，‘盗’未必因于‘难得之货’，‘心’未必‘乱’于‘见可欲’。万物块处而梦妄作，我之神与形无以自平，则木与木相钻而热生，水与水相激而沤生；而又为以治之，则其生不息。故阳火进，而既进之位，虚以召阴；阴符退，而所退之物，游以犯阳。”
南怀瑾《老子他说》：“老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主张？我们如果了解秦汉以上与道家、儒家并列的墨翟——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领会其中的关键所在。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哲学思想，是特别强调‘尚贤’的。主张起用贤人来主政、当政，因为他所看到当时社会的衰乱，处处霸道横行，争权夺利而胡作非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统领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张要‘尚贤’与‘尚同’。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的才能智士。凡是才能智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老子讲到人世间的人事治道，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原则。他认为，消灭人们欲望的根源——名、利，才是消弭乱源的根本之道。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栻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由是观之，做官无大难，只莫作怪。
张栻实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曾仕强也曾有言：“宁可用忠厚的傻子，也莫用奸猾的坏蛋。”何也，用德而不用才也。如果只是用才不用德，最终难免落入“三习一弊”的俗套。
清初名臣孙嘉淦在奏疏中有言：“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临政愿治，孰不愿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课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携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的建议，是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延、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吗？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