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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1年竺可桢先生创立地学系以来，南京大学地理学已走过百年发展路程。百年历史见证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历程与辉煌，彰显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对中国当代人文地理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奠基者。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设立的文史地部，到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再到1930年建立地理系，一直引领着中国近代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介绍“新地学”，讲授欧美的“人地学原理”“人生地理”，以及区域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理、边疆地理和建设地理等，创建了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南京大学的人文地理一贯重视田野调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组织的东北地理考察团，随后又开展的云南、两淮盐垦区考察以及内蒙古、青藏高原等地理考察，还有西北五省铁路旅游、京滇公路六省周览等考察，均开近代中国地理考察风气之先；1934年，竺可桢、胡焕庸、张其昀、黄国璋等先生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创办了《地理学报》，以弘扬地理科学、普及地理知识，使南京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地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核心。人文地理学先驱和奠基人胡焕庸、张其昀、李旭旦、任美锷、吴传钧、宋家泰、张同铸、曾尊固等先生都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学习或教学、研究。早在1935年，任美锷先生、李旭旦先生就翻译出版了法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1940年设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展城市地理与土地利用研究；20世纪40年代，任美锷先生在国内首先引介了韦伯工业区位论，并撰写了《建设地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胡焕庸先生提出了划分我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地理环境的“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的人口分布线，现称黑河—腾冲），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张其昀、沙学浚先生所著《中国区域志》及《中国历史地理》《城市与似城聚落》等，推进了台湾地区人文地理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发展。竺可桢先生倡导的“求是”学风、胡焕庸先生倡导的“学业并重”学风，一直引领着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南京大学积极推进当代中国人文地理教育，于1954年在全国最早设立了经济地理专业；1977年招收城市区域规划方向，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引起了学界对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关注，也推动了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事业发展；1983年兴办了经济地理与城乡区域规划专业（后为城市规划专业），成为综合性高校最早培养理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人才的单位之一；1982年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合作创办了自然资源专业（后为自然资源管理专业、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1991年又设立了旅游规划与管理专业（现为旅游管理专业）。这不仅为培养我国人文地理学人才提供了多元、多领域的支撑，而且也为南京大学城市地理、区域地理、旅游地理、土地利用、国土空间规划等人文地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南京大学不仅在人文地理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在人文地理学科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当代人文地理学教学与研究中名家辈出。张同铸先生的非洲地理研究、宋家泰先生的城市地理研究、曾尊固先生的农业地理研究、崔功豪先生的区域规划研究、雍万里先生的旅游地理研究、包浩生先生的自然资源与国土整治研究、彭补拙先生的土地利用研究、林炳耀先生的计量地理研究等，都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国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发展需求，积极探索农户行为地理、社会地理、信息地理、企业地理、文化地理、女性地理、交通地理等新的研究领域，保持着人文地理学学科前沿研究和教学创新的活力。
南京大学当代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以经济地理、城市地理、非洲地理、旅游地理、土地利用与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为主流领域，理论和应用并重，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渗透力和服务社会能力得到持续增强，研究机构建设也得到了积极推进。充分利用南京大学综合性院校多学科的优势，注重人文地理学科与城乡规划学科融合发展，并积极响应国家2019年提出的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要求，在地理学学科设立了土地利用与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等二级学科，引领了我国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博士生人才培养，整合学科资源，建设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中心及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按照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以及协同创新的目标，与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等单位共建自然资源部碳中和与国土空间优化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共建自然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此外，还积极推进人文地理学科实验室以及工程中心建设，包括建设南京大学江苏省智慧城市仿真工程实验室、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技术工程中心等，积极服务地方发展战略。
南京大学当代人文地理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在国内外人文地理教学、研究及区域管理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如，中国农业区划理论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邓静中研究员；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地理研究科学组织，曾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郭来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东南资源环境综合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农业地理学家佘之祥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著名区域地理学家毛汉英研究员；我国人文地理学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和第一位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顾朝林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河学者苗长虹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石楠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杨保军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张晓玲副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城市地理学家吴缚龙教授等，都曾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曾任南京大学思源教授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沈清教授，南京大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海外）获得者、美国犹他大学魏也华教授也都在人文地理学科工作过，对推进该学科国际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南京大学当代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遵循了任美锷先生提出的“大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思想的结果，现今业已形成了以地理学为基础学科，以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城乡规划学等学科为交融的新“大人文地理科学”学科体系。南京大学正以此为基础，在弘扬人文地理学科传统优势的同时，通过“融入前沿、综合交叉、服务应用”的大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理念，积极建设和发展“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中心”（www.hugeo.nju.edu.cn）。
新人文地理学科体系建设，更加体现了时代背景，更加体现了学科融合的特点，更加体现了人文地理学方法的探索性，更加体现了新兴学科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实施的要求。尤其是在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支持下，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联合城乡规划、公共管理等学科，牵头实施了“面向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为人文地理学跨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此，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组织出版并修订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丛书》，这不仅是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发展脉络的延续，更体现了学科前沿、交叉、融合、方法创新等，同时，也是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新要求、新趋势的体现。
《南京大学人文地理优秀博士文丛》将秉承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求是”学风，“学业并重”，积极探索人文地理学科新兴领域，不断深化发展人文地理学理论，努力发展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从而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科建设添砖加瓦，为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科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我们衷心希望《南京大学人文地理优秀博士文丛》能更加体现地理学科的包容性理念，不仅反映南京大学在职教师、研究生的研究成果，还反映南京大学校友的优秀研究成果，形成体现南大精神、反映南大文化、传承南大事业的新人文地理学科体系。衷心希望《南京大学人文地理优秀博士文丛》的出版，不仅展现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能够成为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发展新的里程碑。
旅游流是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移动互联新时代和高速交通体系完善的背景下，研究复杂多变又全域扩散的大众游客出行，对于系统认知游客流动模式及在空间中的交互机制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本书的主体内容针对江苏省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利用月度客流数据等多种来源的丰富数据，尝试建构适宜的方法论与方法框架应对日益复杂的“流动空间”问题。在定量分析省域入游客流总量的景区位序规模特征、季节特征与空间格局，以及省域内多目的地客流的移动模式、关联规则与扩散的时空分异的基础上，通过多目的地旅游扩散流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区域分异与关联性特征，对区域旅游流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动力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进行网络交互的综合考察。继而采用GWR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研究旅游景区客流与在网络中位置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异。通过对定量研究结果归纳总结，揭示了旅游客流扩散与空间交互的动态规律，探索了旅游流复杂网络形成和演化的规律与机理，旨在为区域目的地均衡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和决策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江苏省域旅游景区的客流位序—规模特征方面，省外客源的旅游流分布较省内客源差异大，更符合首位型分布特征。景区客流规模在苏北、苏南呈现逐渐强化的不规则帕累托分布，苏北表现出更强的长尾效应，苏中较为均衡，城市旅游客流的经济均衡比差异较大。结合季节性差异、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季节性比率，对省域景区旅游客流规模的季节差异及特征进行了分析。气候的季节性与长假效应会导致部分区域或核心景区游客量集中。全省客流整体的季节性不明显，具体景区间分化差异明显。省外旅游流全年整体在西北—东南方向随季节迁移，部分目的地旅游旺季和黄金周出游高峰等对旅游重心有明显影响。
（2）不同客源或出游模式的游客在出游偏好地域及距离尺度上存在空间性差异，单目的地游客的分布与省内游客分布相似；多目的地省外游客的空间分布与全年省外客流情况类似，且范围更加集中。根据增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旅游流空间交互的敏感距离尺度为75 km与125 km。根据大样本抽样的多目的地游客移动模式统计，随着距离的增加，旅游人次会逐渐减少，但在80 km和200 km区段存在局部高值，对应多目的地线路长度的区段阈值。游线类型上，出游高峰带来线路的多样性增加，受出游距离约束更少。
（3）省域旅游流网络呈现复杂网络结构，具有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特性。江南地区为主要的旅游扩散区域，网络密度较大，景区间交互较密切。旅游流网络会随出游量和偏好变化而产生结构变化。基于社团划分的目的地区域与空间区域间存在跃迁扩散现象。城市内景区网络结构呈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规律，由初级的链式与单中心式等非网络形式，随景区数和客流量增加而呈现初步网络、聚核网络、多核网络等网络结构。
（4）目的地旅游流交互受景区客流量、属性特征、空间距离和网络结构的共同作用。客流量与旅游流网络的各结构指标间有显著的相关性。5A级景区占据网络的中心位置，更容易获得客流和来自网络中结构关系的支持。景区间距离对是否形成扩散关系有衰减作用。微观网络结构模体F8R和FKX对旅游流网络影响最显著，部分景区有明显的结构洞优势。旅游流网络中并不倾向于互惠性关联；出2星的微观模体结构则可以提高空间关联的形成概率。客流规模较高的景区间内部关联概念较高；同城间景区关联是非同城的1.66倍。
（5）省域景区时空格局、多目的地移动行为模式和景区不同属性特征共同影响旅游流空间交互，城市网络与旅游流网络通过交互嵌入，形成省域内的次级目的地区域。景区等级越高，对景区旅游流网络核心值和客流量有正向影响，且对网络重要性指标的影响更大。门票价格会降低在旅游流网络中的核心度和总体接待的游客量，但在多目的地客流量方面存在微弱正向影响。满意度对景区旅游流网络核心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客流量影响不显著。网络评价量代表的景区吸引力指标对客流量有正向影响，其中，对多目的地游线客流的影响更大，而对景区在网络中的节点重要性影响不显著。旅游流随景区距离市中心越远而降低；景区周边区域内旅游服务设施的水平对各旅游流变量均为正向影响，对游线客流有更强影响。提高景区等级，对年客流量和线路客流量的影响从江苏南部到北部依次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