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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期的《学灯》主要是从1918年3月至1919年2月，也就是从张东荪主持下的《时事新报》创办学术性副刊《学灯》开始，一直到1919年2月匡僧接手主编《学灯》为止。这个阶段就是《学灯》像婴儿一样不断成长、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切，都与张东荪是分不开的。
张东荪（1886—1973），字圣心，原名万田，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哲学家、名编辑。他的祖父张之杲（东甫公）曾任嘉定、吴江等县的知县，在1843年曾升任泰州知州。为了纪念他的祖父，他给自己改名为“东荪”。在1902年，他在长兄张尔田的影响下接触佛经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后来研究系的蓝公武、冯心支
等人这时与他来往密切。1906年由他组织的“爱智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月刊《教育》面世。此时的他已经受西方的科学、哲学影响很深，中国传统佛学的影响已经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退潮。辛亥革命前，张东荪已经返国，开始在国内著名刊物，比如《东方杂志》上发表政论文章。1912年后张东荪担任了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虽然孙中山把他也列为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并没有承认。与此同时，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进步党人，他曾在《理性与民主》一书中说道：“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
但此时的张东荪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他所坚持的社会改良的立场让他与梁启超等人越走越近，而局外人亦因此而越发认定他为梁启超一派的人物。在1916年，他参与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7月国会筹建后担任参议院秘书长，成了研究系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此时发表的《今后之政运观》一文中，他已经表示出了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厌倦与失望。在1917年初，31岁的他接替北上的张君劢主编《时事新报》。
从1918年1月3日起，张东荪把自己翻译的柏格森的《创化论》在《时事新报》上分12次连载。从本质上说，这个阶段的张东荪同梁启超一样，也是一个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学者，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应该是一个不能忘情于学术的政论家。
作为《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对《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在《学灯》创刊后的初始阶段，他作为《学灯》的第一任编辑为其发展奠定基调，他在这个阶段对《时事新报》内部做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
一个副刊，就如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舞台固然重要，他的舞伴更加重要。如果把《学灯》比作是一个演员的话，那么《时事新报》正刊就是它的舞台，而它的舞伴就是《时事新报》其他副刊。张东荪、潘公弼等人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舞台，来改造并组合演员”。台湾学者赖光临在《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曾说：“时事新报最大的革新，是在潘公弼主持时期，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他提出‘全盘业务平衡发展’方案。开辟副刊《学灯》，和报端长评声求气应，增加声势。并着手改革新闻部门和附张。时事新报的附张称‘报馀’，曾刊登《上海的黑幕》，连续二三年，受社会注目。只是风格和长评不调和，因将‘报馀’改名为‘青光’
，标榜高尚的幽默。”
从中可以看出，到底是不是跟“报端长评声求气应”、是不是跟“长评相调和”，这才是当时时事新报馆主事者在栏目取舍改造之间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不得不佩服时事新报馆同人的眼光。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21年元旦创刊的《商报》，其编辑包括陈布雷、潘公展、沈仲华等人，可谓一时之选。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指出：“它的唯一的缺点是，副刊太落伍，编辑者是专写小报的张丹斧，在小报上他的文章很叫座，但是在《商报》上，跟陈布雷的文章在一起，就显得很不调和了。其后虽然换王钝根、陈小菊等人，但是作风仍旧没有变，这可能是汤节之
的‘生意眼’。”
显而易见，在生意和原则面前，时事新报馆是有自己高标准的。
我们知道，《学灯》是由以往的栏目“教育界”改造而来的。而在它诞生的同时，《时事新报》上还有其他的副刊存在，首倡黑幕的编辑钱生可负责的“报馀丛载”就是原本老牌、正统的《时事新报》的副刊。我们不妨以1918年2月16日（也就是预告《学灯》的广告第一次出现在头版的那天）为例，来看看此时三大张的《时事新报》版面的分布：
第一张首页，广告；第二版，时评一，北京专电、本国电讯、各国电讯、内外要闻；第三版，新闻；第四版，烟草广告等。
第二张第一版，本埠商情，日本邮船会社广告，沪杭铁路列车时刻表等；第二版，内外要闻，时评二；第三版，时评；第四版，广告、戏剧剧目广告、药品广告等。
第三张第一版，内外要闻二，中外新闻屑，本埠新闻屑；第二版，本埠时事；第三版，广告、时事三；第四版，报馀丛载。
1918年3月4日，《学灯》首次出现在《时事新报》第三张第一版之上，同版面的“新闻屑”（即社会新闻）栏目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版面。而《报馀丛载》则是在第三张的第四版之上。当天的第三张第一版的版面编排和内容设置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当日《学灯》下的新闻屑栏目中，刊发了两条社会新闻，一条是“查禁诲淫小说”，其中说道：“据通俗教育研究会呈称近查坊间发行之小说。有秘密女子。鸳鸯梦。晓外桃花记。牡丹奇缘。痴婆子传。……或撰述新编。或刊布旧籍。而核其内容。均系蓄意诲淫。大伤风化之书。其和尚奇缘一种。系前经查禁书目所列之灯草和尚。今复改变名目。希图蒙混。尤属故违禁令。又查坊间近发行淫学一书。虽不在小说范围。而假托学理以导淫。实与本会迭次呈请咨禁之各种不良小说。同一弊害。似应一并禁止。恳请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体查禁等情。据此核阅该会呈请咨禁各书。类皆文辞秽亵。名称荒谬。……咨请通行查禁。以重法令而端风化等因到部。查此项不良小说。迭经该会呈由教育部咨送通行查禁在案。兹准前因。自应严行禁止。除分饬外。相应照录清单。咨行查照即希饬属查禁。用维正俗。此咨。内务总长钱能训”
。
另外一条新闻是“沪上花界传单”，这则“轶尘”所作的新闻，简直就是妓竂酒楼的一则广告传单。作者声称得到了一张“奇趣”传单：“目下百物昂贵。淫业亦有难支之势。故拟从戊午正月起。和酒一律增价。……酒席每台向例洋十元戊午年新正月起。请每席酌加大洋二元。碰和彩红。酌加每场合洋十六元正。……以上所禀各情。如蒙俯允。在贵客所费无多。在敝院内外诸人。均沾恩益。沪上花界仝启”
。
从以上第一则消息，可以看出当时北洋政府对诲淫诲盗的小说已经采取了各种高压政策，宣扬色情的黑幕小说的命运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果然，在1918年9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就又出台了查禁黑幕小说的文件。而在3月份的时候，在《学灯》的第一期版面下，就出现了查禁诲淫小说的政府公文，不能不说是《学灯》的主事者已经提前觉察到了黑幕小说已经到了命运的尽头，《学灯》的出台很可能就是他们逐渐想与黑幕决裂的第一步。而从第二则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报纸倾向还是向商业化、恶俗化低头的，显露出一种低俗的市井气息。此时，包括《学灯》及新闻屑栏目正处于分化前的混沌期中。
而在《报馀丛载》中，此时大量充斥着粗制滥造的黑幕小说和格调低下的所谓文艺作品，比如“女学生之黑幕”、“巫医之黑幕”等，又比如“女学生歌”，歌词唱道：“娇娇女学生金丝边眼镜高底皮靴最时新头梳圆圆髻身穿洋钮裙一朵鲜花插胸襟到仔礼拜日开心正开心姊姊妹妹出校门拍照小广寒吃茶仝羽春要吊膀子跑马庭”
。而在《时事新报》，报纸的中缝里还在征求黑幕，比如以1918年2月17日为例，在第二张第二三版中，有本报征求北京之黑幕，包括官场之黑幕、旗人之黑幕、遗老之黑幕、娼妓之黑幕、求官之黑幕、市侩之黑幕、当差之黑幕、赌徒之黑幕、拐骗人贩之黑幕、苦力之黑幕等。“我国社会以北京上海为最繁盛名为首善实则叠薮重重黑幕非曾在个中莫由窥破……本报先已就上海发为征文今更就北京广求答案世之君子倘有真知灼见务祈以铸鼎燃犀之笔为探征索引之文本本清源……”
而在第一张第二三版间：“本馆十周纪念定报赠品上海黑幕汇编再版出书”。可见，市场上的备受追崇让《时事新报》发行人把黑幕类书籍当作促销赠品来搞报纸征订活动
。而且，《报馀丛载》是每天都有的栏目，而《学灯》只是每周一才出版一次。主角配角在舞台的占有上有着天壤之别。想想看，《学灯》就是作为一个配角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和这样的舞伴在共舞！
但是，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黑幕小说的颓势已经是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来。1918年4月13日，在《报馀丛载》末尾，有一则编辑启事“黑幕投稿者鉴”，其中说：“启者本报开设黑幕一栏。原为发覆锄奸。投稿诸君自亦同此心理，乃近来世风日下，反借黑幕二字以售其奸。本报有鉴于此。拟此后于黑幕一栏。益复严加甄别。凡有伤风化以及攻击隐私之稿。绝不任其传播。投稿诸君当能共喻斯旨。此亦发覆锄奸之一也。幸希及之。”
为了有指导性的说明，钱生可在《时事新报》报纸中缝大做北京和上海两地黑幕的征求广告，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在垂死挣扎一般。当时发起的两地黑幕征求也很有地域特色。
北京征求：官场、旗人、遗老、帝制、娼妓、求官、古董书画、市侩、当差、政客、宫禁、老吏、相公、会馆、门客等。
上海征求：探警、游民、苦力、拆白党、洋奴、烟界、巫医、匪徒、娼妓、赌徒、拐骗人贩、市侩等。
当时征文的报酬分为三类：其一，按内容分为甲类每千字三元，乙类二元，丙类一元；其二，赠书券，例同上；其三，赠本报一年、半年、三个月。不愿受酬的不在此列。而篇幅要求则是以数千字为度，千字以内更为欢迎，最多不得超过两万字。
这样的广告一直陆陆续续做到了1918年11月8日。1918年11月9日张东荪和潘公弼终于下定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当日《时事新报》头版头条刊登出了“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黑幕者，本报本其改良社会之宏愿特创之一种纪实文字也。两载以还，极承各界赞许，黑幕名词遂卓然成立。而最近各小书肆之投机出版物接踪并起，亦无不各有其黑幕。试就各报广告栏而一计之，不下百十种之多。以表面言，本报创之于前，各书肆继之于后，我道不孤，不可谓非极盛。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此类效颦之黑幕虽至多，试逐一按其内容，诲淫者有之，攻人隐私者有之，罪恶昭著，人所共见。黑幕二字即其自身之的评，尚何改良社会之有。揆诸本报始揭黑幕之宗旨，实属背道而驰，诚非本报之所及料也。呜呼，黑幕何辜，遭此荼毒。虽曰黑幕不负人，人自负黑幕。而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且认为循是以往假借名义者日多，泾渭不分，或竟事与愿违，无益而反有害。爰特将本报黑幕一栏即日取消，暂以短篇小说为代。稍缓当别创一种记载以答爱读本报黑幕诸君殷殷盛意。至于定报赠品，仍赠黑幕乙编全部，特此通告。”
好一句“黑幕不负人，人自负黑幕”就能把自身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了么？不过，毕竟这是时事新报社与黑幕文化一个具有进步的、划时代意义的切割动作。
与此同时，《学灯》的版面在1918年11月12日扩大到了六分之五个版面，在25日又扩大到了一个整版。版面扩大的同时，学灯的出版周期也从每周一次扩大到每周三次。到了1918年12月9日，开始每天都有《学灯》面世。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说的，“起初每周一次，5月起每周二次，12月起每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12月起逐日刊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从11月24日开始，《学灯》就在每周一、三、五出版了，每周三次。从1918年12月9日开始，学灯就改为日刊了。
从1918年3月4日开始，《时事新报》的编辑们做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内容上对版面“合并同类项”。《学灯》原来是在第三张第一版，版面只有三分之二，下面的三分之一版面都是格调趣味比较低的社会新闻栏目“新闻屑”，而整体品位低下的《报馀丛载》中也不乏有些有学术价值的栏目，比如其中的“杂俎”和“文苑”等栏目，就刊登一些学术性、文艺性的内容，比如在1918年5月28日，“杂俎”刊登了《中国邮票考略》，在1918年6月9日，刊登了《友人口中的甘肃风俗》，都是一些适合于《学灯》发表的内容。编辑显然也注意到了它们与《报馀丛载》之间互相为异质，不相协调。于是，在1918年11月7日，“杂俎”就取代了以前的“新闻屑”而出现在了《学灯》栏下。而“新闻屑”则更是被置于《报馀丛载》栏目中了，而“杂俎”栏在11月27日也被归并进《学灯》栏目中。
在这里，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学灯》从周刊变成三日刊，用了两个月的时间（3月到5月），从三日刊变到两日刊，用了六个月的时间（5月到11月），而从两日刊到日刊，则只用了15天！是什么因素推动着《学灯》如此快速发展呢？
《学灯》成立的时候，也正是安福俱乐部成立的时候。徐树铮操纵下的新国会选举严格地排斥研究系，“研究系之忠实分子而曾出任旧国会议员者，则另开一单，密令各省区特别注意，不许选出”
。于是，研究系在1918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铩羽而归。梁启超再一次尝到了先被利用后被抛弃的苦痛，这次国会选举的失利对梁启超和研究系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也是让他们真正灰心于政治的创伤。梁启超在1918年10月26日回答《申报》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指出：“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
就在梁启超准备在文化方面有所积极的时候，1918年11月，欧战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及其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潜在的冲击和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一方面是“公理战胜”的迷梦憧憬，另一方面则是对从日本等国手中追缴我国作为战胜国权益的愿景中隐藏着的不安与忐忑。因此，梁启超约集了蒋百里、徐新六、丁文江、张君劢、杨鼎甫等六人远赴欧洲，在旁观巴黎和会的同时也对一战后的欧洲进行细致考察。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回忆起即将赴欧的前夜：“是晚（1918年12月27日，笔者注）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28日晨六时，梁启超等人即搭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号赴欧。
在这种“换一个新生命”憧憬的影响下，在“要从思想界尽力”的志愿下，1919年2月4日，也就是《时事新报》春节停刊后再次出版的第一天，在头版头条里出现了一则重要的启事——“本报学灯栏大扩充”，其中表示：“兹将本栏扩充为两页。其理由有二。一曰小说琐闻。其目的在有趣。孰意每日阅之。其趣因熟见而不鲜矣。不如不常见之为愈也。故决定移置每星期日之泼克增刊中。二曰教育新闻。向在要闻栏揭载。非特有时被挤。而且地位有限。不能详尽。不如移置于学灯。可以自由披露。以此二理由。则学灯不能不扩充也。”
就在《学灯》表示要大力扩充的时候，本日，《报馀丛载》竟然没有了！它已经被《时事新报》彻底裁撤了。
1919年2月5日，这一天在《学灯》的历史上是极其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这天《时事新报》的头版头条并列着两则启事，其一是昨天的用特大号黑体标题刊印的“本报学灯栏大扩充”的启事，其二是相形之下落寞很多的“钱生可启事”。作为首创黑幕之《时事新报》老牌副刊《报馀丛载》的主编，钱生可在启事中说道：“鄙人现已离去时事新报馆特白再者如有亲朋惠赐函件暂时仍请寄时事新报馆转交可也”。钱生可的语言虽简单平静，可即使是透过这百年暗淡的历史烟云回望这则尘封的启事，不难想见曾炙手可热并领一时风骚的钱生可之感伤与无奈。
不过，黑幕文化在当时的社会仍然很有市场。虽然离开了时事新报馆，钱生可并没有放弃这一赚钱的手段。在1919年3月24日，《时事新报》头版上刊登了一则“钱生可启事”，其中说：“时事新报上海黑幕汇编一书本鄙人所编辑现现经鄙人商由时事新报馆主任许允将该书甲乙两编全部版权收归鄙人名下即日重印发卖并先发行廉价预约券特此登报声明”。在3月28日，时事新报馆在头版发出征订启事，表示凡订报半年以上者，送梁启超的讲坛第一集一部，订报全年者，加送上海黑幕乙编一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时事新报馆在“挤走”钱生可之后一段时期内本身的复杂和暧昧。
毕竟，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通过我们在上一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上海报纸出版界文化生态的研究以及本章对时事新报社在这种生态中种种转变的分析可知，一方面，民初社会“去政治化”之后的舆论环境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条件让新闻传媒的从业者纷纷都成了拜金思潮的急先锋，极大地损害了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现代新闻出版、文化传媒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追求；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营业化的风潮中，抑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研究系主导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都是报刊界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圣之时者”，研究系一派知识分子作为最早赞助北大新青年一派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力量，他们的参与本身就让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了一种复调多样的面貌。对于1919年初研究系的文化转向，北大新青年一派也是区别对待的。对于研究系主导的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历来认报纸应为文化运动急先锋的胡适极为欢迎，认为它们是“新文学的机关报”、“中国北方自由主义观念的两个有力的中心”
；但胡适、傅斯年等人对号称要做北大新青年派“诤友”的张东荪所主导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的文化转向，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这不能不说是耐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