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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着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就可以知道《学灯》诞生在怎样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情境中。1917年7月后，研究系依附于北洋实力派段祺瑞，短暂地形成了一种“研究系出谋、新交通系出钱、段派军阀出兵”的政治组合模式。但随着研究系分子政治谋划在现实中的屡屡挫败，1917年11月30日，北京政府批准研究系阁员梁启超、汤化龙等人辞职。这次从政的失利对研究系的打击是很大的。梁启超在11月18日递交辞呈后给好友张一麟的信中说：“昨今两日头痛欲裂，或是用脑太过，刺激太甚所致。”
此次从政对梁启超来说可谓情非得已。早在1916年底的时候，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就声明了今后的打算：“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养病闲居，吾亦将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且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
既然有这样的初衷在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一番政海沉浮后梁启超在1918年年初发起“松社”的时候要讲究“读书、养性、敦品、励行”。1918年1月12日，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张君劢说：“规严（即唐规严，笔者注）之意，欲以此社（指松社，笔者注）为讲学之业，而以罗罗山、曾文正之业责先生也。闻百里前在津曾亦为先生道及此举，今日提倡风气舍吾党外，更有何人？盖政治固不可为，社会事业亦谓不可为，可也？……规严之意既为方今救世良药，而又为吾党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处于无可逃之地位，故力赞其说，而敢以就正于先生也。”
这里所说的罗罗山就是罗泽南，他和曾国藩在道光、咸丰年间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
而戊戌变法期间守旧文人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
我们不难看出，经过了1917年研究系从政失败的经历，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已经意识到了进行社会事业、讲学教育、从事学术研究对扭转政治颓势的重要性，对“提倡风气”的重视及“舍吾党外，更有何人”的勇气和责任感必然使得他们敢为天下先！毫无疑问，《学灯》的出现就是具体的体现。
当然，我们也能看出，研究系党人规劝要“（以罗罗山和曾国藩）之业责先生（指梁启超）”，就可以看出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具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指向性，研究系此时从根底上对政治并没有失去兴趣。就如同陈叔通在1918年3月13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的那样：“天苟不亡中国，吾辈未必竟一无施展之日。”
在梁启超给党人籍忠寅的信中，梁启超也说：“最欲郑重相告语者，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
从梁启超的话中，毫无疑问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这个阶段只是在韬光养晦而已。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是错误的，只是不应该“与闻人家国事”而已，就像自己在去年从政那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学灯》面世了！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学灯》创刊后三天，也就是1918年3月7日，在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授意下，安福俱乐部成立了，路径的分歧于此显示了出来。
191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增辟副刊《学灯》，从此，我国报纸有了学术性的副刊。香港新闻史学家袁昶超在《中国报业小史》中就《学灯》的正张《时事新报》这样评价说：“这是华资创办的一家大报，足以与申报和新闻报分庭抗礼，对中国报纸的改革也有相当贡献。”
《学灯》的出现就是它最大的贡献！
由曾虚白主编、作为台湾大学教科书的《中国新闻史》一书指出：“它（指《时事新报》，笔者注）虽然是保守派的报纸，常常作反国民党的宣传，但是它跟《时报》一样，却是一张求革新的报纸。它试用专任采访记者、开公布栏、改革版面、加强副刊，使中国报业的内容和形式，起了很大的变化，内地各省报纸有所谓的‘时事新报式’，可知该报的革新，对中国报业影响之大。”
《学灯》的出现就是它最大的革新！
袁昶超对《学灯》出现的意义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后，若干著名报纸已增加副刊，介绍新时代的新思潮，讨论新社会的新问题，比诸单纯讲求兴趣的资料，较有重大的价值，而副刊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上海时事新报已增‘学灯’副刊，目的在‘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始创于民国七年三月三日，初由张东荪主编，迨五四运动之后，‘学灯’由宗白华主编。……自此以后，副刊成为我国报纸的一种专栏，差不多没有一张报纸不设副刊，而其性质也有多种，俾适合各种读者的程度。除学术、文艺而外，还有教育、科学、艺术、电影、小说、戏剧、妇女、儿童、与图画等副刊，含有颇浓厚的杂志色彩。”
又说：“时事新报又曾于七年三月四日发刊‘学灯’副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在《学灯》产生之前，研究系张东荪就在其主持的《时事新报》头版广告中长篇累牍地为其大做广告，这也是《学灯》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并进入我们视野中。1918年1月16日，《时事新报》第一张第一版广告栏中，就出现了一则“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的广告，该广告一直做到月底。在该广告标题中，“学灯”两字用印章体“反白”处理，显得极其醒目。广告中说：“本报同人慨夫社会之销沉青年之堕落以为根本救治之策惟教育是赖爰将原有教育界为之扩张更名曰学灯内容计分（一）学校指南揭载教育法令学校章程视学报告等以为办学者及求学者之（指）南针（二）青年俱乐部专备各校教员及学生诸君之投稿凡有益青年心身者内容不拘门类文字不拘长短均所欢迎（登出者酌具赠品）（三）教育小言用以涣发兴会辅助修养凡此数端皆同人所愿竭其绵薄以为贡献者非敢自诩为学界之明灯然亦期不负初衷区区微意幸海内外明达有以教之现定自三月一日起逐日载入本报第三张内特此预告”。
从这份最早的推介《学灯》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张东荪等人从一开始就是想通过在教育界中对青年人进行指导和帮助，来挽救过渡时代青年人的堕落、增进其修养，虽然在广告中宣称“非敢自诩为学界之明灯”，但是他们要从学界中努力的想法和抱负却是一目了然的。（另，《学灯》并没有按照广告中所说的在1918年3月1日面世，而是推迟至3月4日出版的。）同时，从该广告中也可以看出《学灯》是从原有的“教育界”栏转换而来的。对教育界的关注在当时不仅是对社会教育事业的关注，同时，它也是报纸适应社会需要而“营业化”的必然。就如同1928年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一书中说的那样：“最初，上海和内地的教育界，所喜欢看的日报，莫过于上海《时报》，因为时报在当时，对于教育界的新闻，记载特别详细的缘故；从新文化运动后，全国青年的思想，为之一新，时报的主编者，不晓得迎合时代潮流，并一张副刊都不肯出版，仍保留其《馀兴》《小时报》的老套头。因此，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应时而起，延宗白华为主编，撰述者都是一时之选，于是学界极表欢迎，时报十余年来在教育界里所打下的根基，不能不摇动，以至于倾坍。”
《学灯》问世以后，在昏沉酣睡的中国迅速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张东荪也颇为得意，他说：“南北各大报作‘同声之应’的，几于不胜枚举。”
可见一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