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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报纸之有副刊，人们一般认为最早是在1897年11月24日随报附送的上海英商中文报纸《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
从这个阶段起，一直到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的重要性逐渐显现。最初其作用主要是在正张缺乏稿件时来补充版面，所以在当时就被老百姓称为“报屁股”、“报尾巴”，一般报纸也大多称其附张为“杂俎”、“馀兴”（或“余兴”）。因此，长久以来报纸副刊在报馆自身的文化角色定位中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报馆方面却发现这些不起眼的“报屁股”受到了日益崛起的知识阶层和市民社会的欢迎，它的娱乐性、多样性、即时性都是吸引普罗大众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报馆来说发展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就变成了扩大营业的极好手段。张静庐就指出：“副刊如编辑得法，辅助报纸的销行之力甚大，因容易受一般青年学子所欢迎，往往为了一份副刊而订阅一份报纸，这事情是很多的。”
至于为什么副刊会比正张更受到大家的欢迎，还与当时报纸正张千篇一律的编辑惯习、因循守旧的编辑作风有关。张静庐曾指出：“至于上海的报馆，则向来只知道剪裁外埠的报纸，或新闻社同性质的新闻的供给，除了外埠的特约通信员之外，更无所谓外勤记者。所以如果你细心的把各种报纸比较着看，往往使你惊异地发觉他们大同小异，有时竟至完全相同！本埠的新闻，采用新闻社和访员的，外埠的新闻，剪裁外埠的报纸，这几乎是各报馆所一成不变的新闻编辑法！”
正是由于报纸正张大家都大同小异，于是利用副刊的差异性来相互竞争以扩大营业就成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必然。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就说：“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
可见，当时官化和营业化是民国早年两种不良的倾向。姚公鹤曾说：“俨借报纸为党争之利器，则愈演愈进，愈况愈下，举全埠（指上海，笔者注）报纸而能脱离此漩涡者，已不数见矣。……有鉴于中国之党争，凡著名之报无一不落党阱。”
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以往政党色彩鲜明的上海的报业转而出现了一股政治色彩褪色、“营业化”色彩激增的潮流。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到《时事新报》时说，“初为研究系所经营之机关报，后乃竭力设法脱离窠臼，改为营业性质”；在谈到《中华新报》时也说其“为政学系之机关，近亦注意于营业”；在谈到《新申报》时又说：“其出版之初，乃与申报之纠葛有关系，后略渗入临时的政治性质，势力当然与申报相差远甚，但现在在竭力改进中，颇注意于营业。”谢六逸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时代，新闻受了经济势力的影响，它脱离政治羁绊，变成一种产业，这是当然的发展。”
但是，在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报界对营业化过度追求的倾向导致了副刊整体精神层次和思想水准的堕落。报纸的营业化本来是正常的，不但可以摆脱沦为“拿津贴”，成为政党团体附庸的先例，而且可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进而扩充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就是在这样一股为了注重经济效益而转为“营业化”的时代文化风潮中，报界经营者由于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反而“为营业所化”。
于是，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买办文化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畸形交织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追逐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增加报纸的经济收入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就成了许多报社老板和副刊编辑者所信守的教条、圭臬。京沪各地报纸普遍出现了因为过度注重营业化而导致的“大报小报化”之倾向。
在这种经营理念的影响下，报纸副刊生态变得异常恶劣。新闻史家张静庐在回顾当年的历史状况时曾说：“从前无论京沪和各地的新闻纸，其报尾所登的小品文字，上海人所谓的‘报屁股’，都是登些红男绿女的小说和笔记，甚至于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话，和诱人作恶的黑幕秘诀。”
在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一书中，中国早期新闻学学者徐宝璜也指出了中国报纸副刊界的“非道德化”倾向，他说：“吾国报纸……为迎合社会心理以推广销路起见，于副张中或附印小报，登载‘花国新闻’，香艳诗词，导淫小说，及某某之艳史等案件。且有广收妓竂之广告并登妓女之照片，为其招徕生意者。是不惟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既损本身之价值，亦失阅者之信任，因阅者将渐视其为一种消闲品耳。此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
不光是报纸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甚至有敏锐的读者也注意到了副刊整体精神层面的堕落：“至若征歌选舞，侈谈声色，淫词浪墨，满幅淋漓，或揭个人之黑幕，或肆不经之谈，揣其用意，亦无非欲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而已。嗟夫，此等报纸，其造孽于社会者，岂可衡量计哉？”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显然更是认识到了新闻界的堕落和这种现象的必然联系。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中抨击了北京新闻界因为逢迎读者的低级趣味而呈现出“非道德”的现状。他说：“我所说的新闻界没有道德，一件就是‘逢社会之恶’。他国的新闻界是开导社会的，我国新闻界是逢迎社会的，真真可叹！近来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新闻记者也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学好，新闻记者就绝口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新闻记者就去搜辑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淫乐，新闻记者就去微访无数花界伶界的消息，来备他们的遗忘。这番话不是我言之过甚，乃是实在有的。两年以来，更发达了北京的报纸，除了小报几十种不计外，其余大报之后，也纷纷增设评花评戏的附张。”
1919年10月1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蔡元培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也谈及新闻界、副刊界的病态：“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竂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
蔡元培看法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当时报纸正张与副刊之间在文化境界、道德水准上的差异与错位。
上述几则材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与进步学者从新闻从业人员在拜金观念影响下道德的堕落、精神的萎缩方面入手，为当时的病态报纸文化生态所开列的病状。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也决不能忽视，那就是中国幼稚的新闻界的组织人事体制、运作体制和新闻栏编辑习惯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要负相当的责任。同时，报纸正张的社会新闻栏对副刊品格的堕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当时国内的新闻界在副刊上自毁品格、贻害社会固然不错，但是他认为“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的说法显然也值得商榷。副刊整体群落的堕落，甚至所谓“黑幕文化”之起源与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的腐朽及其对报纸副刊的渗透紧密相关。
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一书中谈到了当时上海报馆的组织结构。他把记者分为内勤记者和外勤记者，其中内勤记者又分为总主笔、总编辑、电信编辑、外省新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本地新闻编辑、社会新闻编辑、教育新闻编辑、文艺编辑、游艺编辑、商业经济编辑等11种。他在社会新闻编辑一栏下所作解释如下：“社会新闻编辑——所谓社会新闻者，是专记盗贼奸拐婚姻以及家庭等等琐事，以示区别于国际政治新闻而言。社会新闻名称是否确当，固尚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名词差不多已为一般人所惯用，且别无相当替代的名词，故此处仍称之为‘社会新闻’。我国报纸之注重社会新闻者，以北京的社会日报为首创，其后北京各报相继仿行，其新闻的来源，得诸侦缉队公安局者有之，得诸临时新闻记者（详外勤记者与访员节）的投稿者有之。……上海首先注重这类新闻者为时报，现在则各大报均开辟专栏刊载，而时事新报尤为偏重，较之北京各报，可说是‘青出于蓝’了。”
至于社会新闻栏内的主要内容，谢六逸在1929年5月26日第八卷22期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上海各报社会栏记者养成所学则》一文中将上海报纸的社会新闻栏归纳，调侃式地将其分为强奸式、虫豸入女尸式、怪胎式、捕盗式、婚礼式、学者归国式、死尸展览式，此为“必修科目”，另有枪毙罪犯式、学校始业休业式、主仆私奔式为“选修科目”。从以上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新闻栏的自身定位、编辑方法、写作风格和内容分类等方面的特色。
而这种出现在社会新闻栏中的丑恶现象与上海报馆流行的访员制度有很大关系。对此深有感触的张静庐指出：“……在上海，外勤记者与访员，的确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处的地位与工作，可说是绝不相同。外勤记者是受雇于一报馆或一新闻社，而尽力所及去采访各种新闻，新闻所从发生的区域和机关，是没有限定的，新闻的性质也是非常庞杂，不能规定的，而访员则不然，访员是占据了一个机关或一区地域，在这一机关（例如租界的临时法院）和一区域（例如闸北或南市）内，一日间所发生的新闻，全由该访员自行记述，分钞若干份，送给各报馆，而取得各报馆的稿费。……其所记述的新闻，则大都属于火警盗贼奸拐等事，而记述的方法，又刻板不移，文辞似通非通，事实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更谈不到记载的详尽确实，而报馆的编辑者又往往因为足不出户的关系，对于社会上一切鬼魅魍魉的黑幕，世态人情的变化，茫然不知，所以在访员们所供给的新闻里，最多只略略地加以审阅或修饰，甚至一字不易地便编入各版的新闻内。于是时常在报端发现不情不实的新闻，似是而非的新闻，欺骗大多数的读者。在混过一时间之后，社会上多数的读者，对此种颠倒错乱的新闻，渐感不信任，遂不得不于未读报纸之前，先在心里存了一种成见，就是读某种新闻要用某种方法，而后始不受报纸的欺骗。这将使报纸的信用丧失到何种程度啊！……访员之得在上海盘踞一地域与一机关而包办新闻，这差不多已是上海自有新闻纸以来之积习，什么人都不能把这种恶势力打倒。”
“当时（指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时期，笔者注）对于新闻的采访，选择，都没有十分的用力，因此造成了封建式的访员制度，竟为新闻纸改革的一个大障碍。”
张静庐从社会新闻栏从业者的组织构成、行为作风和职业特色出发来分析访员制度的历史源流与影响，对我们在人事组织方面去理解那个时代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之堕落有着重要的帮助。
正是由于以访员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新闻栏胡编乱造，根本上背离了新闻最基本的要素——真实，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报纸社会功用极为看重的梁启超对这一“公器”的变质极为痛心。1917年1月12日，梁启超在北京安庆会馆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其中批判到中国新闻纸的虚假和捏造之风，他说：“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事物物。无不映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惝恍。不可辨别。无以名之。……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蜃楼海市。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
梁启超表示北京报馆虽多，但现实却让人不免悲观。
那么，为何报纸社会新闻栏会发生“艺术性”的转向而与以文化、艺术为特征的副刊发生关系的呢？张静庐认为使用文学艺术手法来编辑社会新闻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如奸拐盗窃杀人自杀恋爱离婚等事，凡从前为报馆编辑所不注意者，亦即所谓访员所供给的死的刻板的琐闻，现在都用小说记事的方法，原原本本，详为记述委婉曲折，几与短篇的侦探或恋爱小说无异，为一般读者所欢迎。”
而张竞生在20年代初也提出对报界“美的新闻纸”的要求：“夫新闻纸所载社会纪事，与政治军事等，全在主笔有史才，把他做成有系统起来，而又加以艺术的妙笔，使社会枯燥的事情，一变而为极兴趣的材料。……今日新闻界常把至有趣的事情，用了一种极枯燥的‘电报式’写出来，仅使人觉得无味。例如死囚（常有极重要的人物在内）的纪载，仅会抄官厅一纸通告了事。其在外国则将死囚在监生活及往刑场时状态及其心理，详详细细的登载出来，使人觉得津津有味。因为‘极刑’乃人生至重大的事而为社会之变态者，人人皆有注意之必要与喜看之趋向。”
在张竞生看来，这样艺术化的社会新闻栏是“美的新闻纸”，是主编所谓“史才”的体现，于是才有把记载“社会之变态者”之新闻“做成有系统起来，而又加以艺术的妙笔”的必要。张静庐也指出当时的编辑作法“用小说记事的方法”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变态的需要而已
。鲁迅在三十年代评论阮玲玉之死而作《论“人言可畏”》一文，批评的虽然是三十年代上海的报纸文化，可同样适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报纸生态。他说：“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
之所以在报纸上会有这样的文学描写，历来关注“国民性改造”的鲁迅认为，“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小市民读者）化几个铜圆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很上算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报馆在营业化观念影响下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的“艺术化”发展的历史逻辑，而报纸副刊将已经“艺术化”的社会新闻栏纳入其怀又是多么的理所当然！而社会新闻栏“艺术化”的恶性发展则直接导致了黑幕文化在报纸副刊栏内的流行。
黑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报纸副刊在营业化追求的宗旨下的堕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黑幕文化则又进一步严重地干扰和损害了社会文化生态、报纸副刊的健全发展。而它的兴起和退潮都与《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密切相关。
1916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在其当时的副刊《报馀丛载》（主持者为编辑钱生可）上开辟“上海黑幕”栏目，并且大肆征集所谓的黑幕材料。这在上海的报纸副刊界尚是首次！胡适在1918年创作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认为这是“最下流”的做法，也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当时《时事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充斥着大量的所谓黑幕小说，社会上也流行着诸如《上海黑幕》《中国黑幕大观》等黑幕作品，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乌烟瘴气、黑暗至极。
1918年3月1日，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了路滨生编辑的《中国黑幕大观》正续集，鸳鸯蝴蝶派文人王钝根在该书的序言中极力褒扬黑幕，他说：“黑幕者，摘奸发覆之笔记也。某报社创之于先，各书肆继之于后。惟某报社之黑幕，纪事恒囿于一隅，而各书肆所出之黑幕，内容又未必尽佳。于是有路滨孙者，奋袂而起，手编中国黑幕大观四巨册，都百万言。自比燃犀铸鼎，奸魅无遁形矣。”
又说：“然则主人之辑为是书，不啻为黑暗社会建设无数灯塔，作奸者不敢尝试，涉世者知所趋避，百余万言之福音，有功于世道人心者甚大。黑幕既除，神州遂旦，古人不欺暗室之风，或者复见于今世乎！”
而在事实上，这类黑幕书籍中大量地充斥着色情、龌龊的变态描写和极端腐朽的思想倾向。叶楚伧（笔名小凤，笔者注）则直指黑幕文化之敛财真相，他说：“黑幕二字，今已成一诲淫诲盗之假名。当此二字初发见于某报时，小凤奉之若神明，以为得此慈悲广大教主，将地狱现状，一一揭布，必能令众生目骇心惊，见而自戒。及见其渐近于淫亵，则喟然叹曰：洪水之祸发于此矣。果也，响应者，春芽怒发，彼亦一黑幕，此亦一黑幕，……夫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堂，则直曰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堂耳；卖淫书则直曰卖淫书耳，而必曰宣布黑幕也。”
在这里，王钝根所说的“某报社创之于先”和叶楚伧所说的“初发见于某报”语有所讳，其实都指的是《时事新报》！
罗家伦在写于1918年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说起黑幕在“前清末年已经有一点萌蘖。待民国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东生在《封建势力在报纸上》一文中也指出：“然而最不通的是所谓社会新闻，上海的小报，因为专记载私人的隐事，或者造谣以敲竹杠，是给人认为下流无耻者之所为的，……大报的编辑，知道迎合社会的丑恶心理，有这样的效果；于是自时事新报作俑于前，其他报纸，亦俱先后抽出奸杀恋爱绑票的事件，加以动人的标题，名曰社会新闻。……但是这种小报化的现象，一般报馆的编辑，方自以为革新，那里知道这是报纸的堕落！”
东生言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上海盛行的黑幕文化和“社会新闻栏”堕落之间的关联。
正在崛起的新文学界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黑幕文化”对文学、社会的严重危害，旗帜鲜明地抵制这种不道德的游戏文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黑幕小说”与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谴责小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说：“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
周作人则先后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论“黑幕”》和《再论“黑幕”》，条分缕析地驳斥了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要求为黑幕正名的呼声，最后他断定：“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
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就封建文人游戏文学的观念，发表评论说：“……小说家本着他们‘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
批判不可谓不尖锐。
而在瞿秋白看来，黑幕小说及鸳鸯蝴蝶派都是上海报纸副刊堕落后的产物，他说：“辛亥革命之后，《民权日报》有《民权素》，《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有《快活林》等等——这些‘报屁股’出现，是所谓‘礼拜六’派的老祖宗。这些报屁股的新派文学家，虽然还用古代文言企图表现‘新的文学’，……可是，不久，这种文腔就澌灭下去。代替他的是用现代文言做的笔记小说，黑幕小说。这种所谓现代文言，就是不遵守格律义法的变相古文，而且逐渐增加梁启超式的文体，一直变到完全不像古文的文言。从古代文言的小说，变到现代文言的小说——这种变更是礼拜六派内部的变更，……这是自然而然的变更。……为什么这个变更这样和平呢？很简单的：这是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没有人要的货色，‘自然而然’的消灭，不见，退出市场。总之，古代文言和现代文言的小说，不但绝不是国语的文学，而且也建设不成功文言的‘新的文学’。”
瞿秋白点出了报纸副刊（所谓“报屁股”）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关系，而黑幕小说的出现被他当做了“礼拜六派内部的变更”，也就是说，《申报》《新闻报》的副刊《自由谈》《快活林》与以古代文言为特色的鸳鸯蝴蝶派的产生有关，是“礼拜六派”的老祖宗。而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时事新报》的副刊《报馀丛载》就与以现代文言为特色的鸳鸯蝴蝶派有关，是所谓“黑幕小说”的老祖宗。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上海报纸副刊界与通俗文学界的深远联系。
针对报界的乱象，就连跟《时事新报》关系紧密的梁启超也批评道：“余以为第一须用力者，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
甚至北洋政府方面也注意到了社会上流行的黑幕小说、奇情小说、浪史奇观等书籍、图画、报纸广告对新闻报纸和社会大众的精神危害。1916年5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
发现北京城内流行《醒世奇观》《拐骗奇谈》《男女串骗奇谈》《女骗术》等不良小说，随即呼吁教育部予以取缔，教育部请求内务部设法查禁淫秽小说，以维持风气。
本月内务部下令严行取缔该类书籍；同年11月，内务部又下令严禁奇情小说和浪史奇观之类书籍，而通俗教育研究会则接连发表公开信，一方面要求作家不要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近时黑幕一类之小说，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且使觇国之人谓吾国人民之程度其卑劣至于如此，益将鄙夷轻蔑，以为与文明种族不足比伦。……本会为此滋惧，用敢敬告今之小说家，尊重作者之一己之名誉，保存吾国文学之价值，勿逞一时之兴会，勿贪微薄之盈利，将此日力多著有益之小说，庶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敢布悃忱，诸希采纳是幸。”
另一方面呼吁作家多创作提倡勤朴艰苦美德小说。
同年12月，内务部再次下令劝诫各新闻报纸自律，以维护社会风气。我们知道，报纸杂志、文学生产、文化出版与整个文化环境、文化生态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也是非常紧密的，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是需要各个组成部分结构肌理的全面健康发展才可以实现的。否则，局部的癌细胞就可以染遍整个健康的肌体。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政府高压、学界反对、社会侧目的现实环境下，时事新报社面临多大的危机！1917年，已经厌倦了议会政治斗争的研究系张东荪接替北上的张君劢主持《时事新报》，严峻的形势逼迫他开始着手《时事新报》及其副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