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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学灯》，就不能不说它的正张《时事新报》。新闻史家张静庐在谈到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时，概括地谈到了《时事新报》等报纸的发起。他说：“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争之后，民气陡涨，民报（指民间的报纸，笔者注）的产生，更如雨后春笋般的勃兴，强学会的《中外纪闻》，《强学报》，先后在北京上海出版。著名的《时务报》，《时务日报》，《苏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都相继在上海产生了。这是民有新闻纸的最盛的创始期，当时编著的都是有名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孑民，吴稚晖，于右任，狄平子，汪穰卿等，可惜都是一班文人，除了下笔千言的做做文章外，不明经营之术，因此，经济发生困难，便渐渐的消灭，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只剩有《时报》，《时事新报》，和香港的《循环日报》罢了。”
如果从确切的意义上讲，张静庐的解释是不准确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谈到《时事新报》起源的时候，则是说：“《时事新报》的创刊，正是梁（指梁启超，笔者注）等在政治舞台上最后挣扎的时候。它的前身是《舆论日报》，原是清末反动官僚上海道蔡乃煌创办的，此时已停刊，梁和张东荪等集资接盘过来，创刊了《时事新报》。”
徐铸成的记述也是错误的。
资料表明，《时事新报》是直到1911年5月18日才出现的（并没有张静庐所说的那么早）。它的前身《时事报》是由邵松权等人集资创刊于1907年12月5日，延请汪剑秋主编。
1909年因经营不善被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并入了由狄葆丰1908年创办的《舆论日报》
,1910年更名为《舆论时事报》
,1910年9月23日出版至第999号再次进行改版，第1000号则又改回原名《时事报》，报务由孙家振、雷缙主持，主笔为章佩己，聘请吴沃尧为副刊主编。
1911年5月18日，《时事新报》正式面世，刊头标明是第1230号（编号与《时事报》相承继）。当日的报纸头版头条，在“本报特别广告”中指出：“时事报馆开设已及五年谬承海内外通人不弃良深感□兹特因世运进步在朝有责任之内阁在野有各级之议会人有政见探吼欲出而交通之责任在报章本报不敢不自尽天职与时事为因应竭力整顿大加扩充冀事国民喉舌之本分即酬诸君子期望之雅怀谨于四月二十日（阳历为5月18日，笔者注）更名曰时事新报以为更新之纪念●一本报聘请前中外日报总经理汪仲阁先生主持报事并广聘社员分科编辑●一本报特请法政教育实业各专家及习于掌故者为顾问员以辅本报社员之不及……”
可见，之所以改变报刊名称是因为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旨意，无论地方或是中央都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于是舆论大兴。“时事新报虽然是一间民营报纸，但早期的主持人具有远大眼光，有意把它发展为一份现代化的报纸。当最初采用时事新报为名的时候，已宣誓其新颖的编辑政策。”
那么创办《时事新报》的人，究竟是谁呢？
就是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张元济、高梦旦等人！
如果深究《时事新报》的诞生，则与张謇、张元济、郑孝胥等人主持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有关。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立宪政团，成立于1906年12月16日，是响应同年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的旨意而成立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为基础。1911年2月6日，预备立宪公会召开新年大会，并补行上年年会，由于会员分处各地，因此通过通信投票的办法，张謇当选为正会长，郑孝胥和张元济当选为副会长。既然要让国民明悉国政，宣传教育民众的工作就极为重要，但是在张元济的眼中“中国报界堕落极矣”，因此，在1911年初，张元济一方面准备创设杂志，来宣传立宪，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谈道：“再敝馆明正拟发行《政法杂志》，月出一册，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拟乞大文一、二首，冠之简端，以增光彩。”另一方面，张元济就是要创设报纸，与《政法杂志》一道形成组合拳，来宣传预备立宪。
1911年4月5日，张元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日报为今日一大要事，京中要人无不各挟一报以自护，从此国中恐只有个人之私言，而无国民之公论，非有贤者出为拯救，世道人心真不可问矣。友人去岁购入《时事报》，弟归自海外，来相商榷，宗旨相同，约集得三万金，尚不能动手。饷械未足，不敢轻易出战。然已踵决肘见，窘态毕露，亦可见近日经济之困难矣。但祝天佑中国，早赐刀环，旌旆归来，定当虚左以待。但不知何日方偿此愿？”
在1911年5月12日，也就是《时事新报》面世前一个星期，张元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又说：“日报近稍稍布置，拟即日更换面目。惟人才太缺乏，即云改革，恐亦不过如近日之新内阁。前书谓日报为不可缓之事，将至台湾有所谋划，不知果有端绪否？”
此时，张元济已经透露了想要革新《时事报》的想法，即“拟即日更换面目”。同时，张元济在这里说的梁启超远赴台湾为办报募捐筹款是确有其事的。梁启超年谱记载：“（1911年）入春以来，党内同志很多人提议创办日报，所以先生这时候有创办北京、上海两大日报的计划。这次他游台，除了考察的动机以外为报馆筹款也是一个很大目的。”
在写给《国民公报》主编、同党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也说：“仆顷欲筹十万金办两报馆（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今虽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数处，日间将为台湾之游（公若三月末来最妙，否则恐吾正往台也），亦为此事。若成，则都局非公莫任耳。”
1911年5月4日，徐佛苏给梁启超的回信中也提到：“即日接读手谕，知远游有所图，并注意言论机关，为之轩然久久。……弟此行甚欲筹资办报。游台既无所得，不知他处尚有可图者否？即乞预为筹布。”
可见，当时梁启超、徐佛苏等人非常希望在北京、上海有自己的言论机关报，可以发出自己“君主立宪”的声音。
在1911年5月31日，此时《时事新报》已经面世了，在张元济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张元济说：“《时事新报》为弟与梦旦数人所组织，仍延仲谷综理社事，已属发报处按期邮呈，敬祈教正。”
在同年7月5日致梁启超的信中，张元济又表示：“《时事新报》已属按日邮呈，其中舛谬之处务祈勿吝教诲。今日所谓舆论，无非一种偏激之谈，实不足以膺国民先导之任。敝报颇欲力矫其弊。而彼众我寡，不知何日方能唤醒群迷？想公闻之当亦为之扼腕也。”
可见，从《时事新报》创立一开始，张元济就按日给梁启超邮寄该报，梁启超与该报之间的紧密关系可想而知。梁启超也积极地回应了张元济的召唤，梁启超在7月7日给张元济的回信中表示：“于万无可为之中犹思所以拯救，一线光明亦未始无有。第非合群策群力，萃于一点，则成功不可期；非必得吾兄为中坚，指挥一切，然后同人兴会得以发起，而事可有济耳。”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时事新报》此时是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张元济在《时事新报》创刊后曾专门来访，“谈《时事报》推广情形”
。此时，《时事新报》并不是直接受梁启超控制的。
然而，作为历史当事人——曾经担任过《时事新报》经理——张云雷则直接讲明了梁启超对《时事新报》派系归属变更的影响，张云雷说：“《时事新报》最初是由南通张謇办博览会赚来的钱办起来的。
张謇把这个报交给了他的秘书孟森去主持，原来的意图是赚钱，偏偏事不如愿，蚀了本，故有停办的意思。主持人孟森，号纯生，是共和党的人。孟森到北京找梁启超透露了这个消息，建议共和党把这个报买下来。梁启超听了很高兴，对我们说：‘上海是个新闻中心，我们在上海不能没有报，还是趁这个机会，把整个报纸买下来。’这个报买下来后，最初是由徐寄庼管理的。徐因兴业银行的事忙，要离职。正好这时第一次国会无形解散，我回到上海。大家怕让别人管理浪费，就让我来管，因此我当上了《时事新报》的经理。报纸上的生意仍然不好，黄溯初等人主张停办算了，梁启超却坚持一定要办下去，他说：‘我们的政见别处不让你发表就不能发表，自己手里有个报纸就好办。’在他的坚持下，我们还是继续办下去。”
在张云雷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事新报》从它诞生一开始就与梁启超、张謇等宪政派旧人关系极深，最终落入梁启超的手中也是在梁启超“宁愿赔钱也要手里有个报纸好发声”这个指导观念下的必然结果。张元济的说法和张云雷的说法看似有出入，其实也并不矛盾，张元济的说法侧重的是《时事新报》初创时期自身的初衷与努力，而张云雷的叙述则重在《时事新报》创刊时经济来源以及主导力量的前后更替。
清末，清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革命的形势可谓是一日千里。我们不妨看看《时事新报》诞生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志士170余人于广州起义，不幸失败，先后死难者有86人。
同年4月28日，顺德民军起义响应革命。
4月30日，清廷召见王公大臣，商议内阁官制。
5月3日，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及议员因为抗议总督张人骏不尊重谘议局职权，全体辞职。
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梁敦彦等为各部大臣。
同日，清廷下诏命令各省谘议局不得逾越权限。
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路收归国有。
5月12日，各省谘议局代表在北京顺治门外松筠庵开会讨论国事，认为治标首在练民团，以武力达成宪政目的；治本则在改组新内阁，反对皇亲权贵担任总理大臣。否则各省谘议局将联合宣告邻邦，凡是清廷对外借款，概不承认。
5月17日，资政院请开临时会，要求将预算借款事项交资政院讨论，清廷不许。
5月18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代表，再度集会于北京顺治门外松筠庵，要求全国举办民团自保，商讨质问政府，应付时局。
同日，湖南保路风潮扩大。
5月23日，各省谘议局代表连日在北京顺治门外松筠庵开会，决定事项多条，包括阁制、民兵、外债和参与宪法四问题，决议由各省谘议局议长与政府直接谈判。
5月24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通过对清廷之质问书，并推举代表与内阁谈判，同时计划组织政党，作为政治活动之团体。
谘议局与清廷的对抗日益尖锐，终于让各省谘议局中很多还对清廷抱有幻想的议员清醒了过来。
1911年6月下旬，湖南谘议局代表左学谦等赴京请愿，要求废止四国借款合同，未准，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伯英）因为请愿而被押回原籍。在各省留京代表送行之时，“殿俊愤激之余告众人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于是各议员遂多暗中组织机关，以谋革命之进展。殿俊返川时，四川保路同志会已告成立，乃一面继续请愿，一面策动颠覆清廷”
。
可见，当时清廷早已是在风雨飘摇之中，而以各省谘议局为代表的“民气”日益伸张。
立宪派知识分子逐步站在了清廷的对立面。要知道，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预备立宪公会的张元济、高梦旦、郑孝胥等人才购入并更名为《时事新报》的。而在北京，宪友会中梁启超一派的徐佛苏顺利掌控《国民公报》。
可以说，在京沪两地，立宪派都有了自己发声的喉舌机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的号角。此时梁启超和作为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面对举足轻重的袁世凯和风起云涌、一日千里的革命形势，展示出了怎样一种政治姿态呢？在革命的洪流中，以立宪起家的《时事新报》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呢？
从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的思想以及他对袁世凯的期待来看，明显有一个转变过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对于革命党发动的武昌起义本身，梁启超并不认为其会成功，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党高层内部相仇，破裂之势已成，革命军只有割据之心，外国瓜分中国也只是时间问题：“此吾党所当认之甚真，万不可缘彼辈一时之声势，而遽为所炫者也。……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对革命并不看好，但梁启超等人认为这是实现宪政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它打乱了梁启超谋划已久的拱卫中枢、宫廷兵变的筹划，梁启超也缘此略微调整了预定的计划：“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今日时势不容内争，令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幸此次叛军非由中山主动，不纯然为种族革命，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荦荦大端，大率如此。若果能办到，则缘有武汉之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
梁启超向党人坦承，自己的政策就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梁启超所运动的武力主要是清军吴禄贞统制的第六镇和张绍曾统制的第二十镇。但是，就在梁启超回国后希图大展宏图之时，吴禄贞遇刺身亡，张绍曾和蓝天蔚已入京，因此未曾得见，且传出蓝天蔚有不利于己之意，因此无功而返，前功尽弃。
即便宏图落空，梁启超仍坚持要实行君主立宪。他坦承：“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
可以说，直到1911年底，梁启超所怀抱的思想仍是老套的“虚君共和”。袁世凯在1911年组建内阁后，发表的阁员名单中将梁启超列为法律副大臣。对此，梁启超表示拒绝，他的想法是与袁世凯合作来平定大乱，“兵事项城任之，言论自任之意”，而拟采用的办法则是“拟发表意见，并办一报，转移舆论”
。1911年11月26日，他在写给好友罗瘿公的信中解释自己推辞袁世凯要其担任的法律副大臣职位的原因时说道：“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工，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
无疑，这是梁启超此时希望在京沪两地办报的初衷，但袁世凯此时对待梁启超“君主立宪”或是“虚君共和”的政治理念早已经不感兴趣，革命党人对他的妥协让他对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垂涎三尺，对待梁启超的提议也只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而已
。可以想见，梁启超和袁世凯之间的合作不可能是愉快顺利的。
革命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梁启超的预想。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改民国纪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南北议和随即成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妄图联合袁世凯“虚君共和”的思想彻底破产。面对这样的局势，立宪党人也逐渐清醒起来，在1912年1月27日罗瘿公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表示，“虚君共和”的主张已经成为过去，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吾党与之结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但使宿嫌捐弃，有可以相助者，略为助之而已”。罗瘿公明确表示，对待袁世凯“但虚与委蛇可也”
。
必须指出的是，立宪党人此时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在主张和实行方面已经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1912年孙洪伊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谈到了立宪派旧日的矛盾：“……中坚人物，本多旧识，非请愿国会时曾共一团者，即前宪友会之会员，当时于精神上隐分两派（一近朴拙诚实，一近灵华巧黠，非敢谓其有所轩轾，而精神上之不同则有不可为讳者），事实上亦时有竞争（例如中美银行之争，张君季直及孟君森主之，而同人反对铁路借款之争，孟君昭常、黄君为基主之，而同人反对之）。”
孙洪伊这里所说的“灵华巧黠”派是指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的温和分子，“朴拙诚实”派指孙洪伊、汤化龙、蒲殿俊等立宪派内激进分子。
而长期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与张謇为首的江浙派关系比较冷淡，除了历史上的旧矛盾之外，新的矛盾仍然在延续着。就在梁启超坚持实行虚君共和的同时，1911年底张謇、张元济等人早已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1911年12月顺直谘议局曾致电张謇劝其共襄和平以全大局，张謇在回电中拒绝了该谘议局君主立宪的提议：“惟敝省人民鉴于汉口江宁官兵淫杀焚掠之惨，决欲组成世界最良之政体为民请命，俾不至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是对于君主民主问题已无待商之地，倘荷赞成此旨，共同提倡，全国一致则战祸永息，岂徒一时大局幸甚。”他甚至在组织上直接切断了和前清谘议局的历史渊源：“敝会十月初一日成立，旧谘议局即日消灭合并。”
不仅如此，张謇还积极与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等人合作，调和诸军以组建革命临时政府，他先是受命担任两淮盐政为革命军筹款，后来又与程德全、章炳麟等人议创统一党。而在张元济一面，1911年12月21日，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在袁世凯授意下为张元济补授学部副大臣，在写给袁世凯坚拒该职务的电文中，张元济表示：“宗旨不合，不敢承受。既承雅意，愿进一言：人心如此，大势已去，全局安危，系公一人，若必强行遏抑，不特祸国殃民，即为皇室计，亦何必争此虚位，以贻无穷之奇祸。事机危迫，望速断行。”
而在历史结托、政策路径、人际交往等方面，梁启超与预备立宪公会的张謇、郑孝胥等人也大相径庭。梁启超在写给同党徐君勉的信中表示：“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之复与袁结，务欲慼涛于绝地。”
可见，正是由于与张謇等人结好的载泽等人的阻挠，让梁启超利用载涛达成宪政的计划归于失败。皇室内部的矛盾与立宪党人内部的分歧交织在了一起，矛盾可谓错综复杂。
在这样的党派政治大环境下，考虑到《时事新报》预备立宪公会的背景以及它与张謇、张元济等人的紧密关系，显然它此时并不是梁启超同舟共济、同声相应的刊物。
而面对风起云涌的武昌革命及其引发的全国革命热潮，《时事新报》在舆论方面毫无疑问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报道的，当然这也与上海报界整个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武昌首义爆发之后，上海报界即立刻予以关注报道，《申报》《民主报》《民铎报》《神州日报》等积极地报道了武昌首义的消息，对革命者表示同情。老牌的《申报》在1911年10月17日发表了评论《革命军与政府》一文，其中对革命军在军事、外交、民生上的种种举措表示赞扬：“凡此种种革命军之布置，可谓周密而有见信天下之能力，天下之人无一非议之者。”并对北京政府急于镇压革命、压制报界、失去人心的做法表示批评：“然则胜负之数，以彼较此，盖有不待龟筮而可知矣。奈何尚欲以强力压抑北京报界使不谈鄂事耶。”
平和持重的《申报》尚且如此，其他倾向于革命的报刊则更是对武昌首义不吝溢美之词，热烈欢呼革命成功的到来。各家报纸虽然不见得个个都赞成革命军，但毫无疑问，没有报馆公开反对革命军，可以说这是当时普遍民意的反映。为了在新闻报道上抢占制高点，各报馆纷纷革新报道方式，有的报纸增加版面或是创设专版，有的则在新闻上配发有关照片，广为招徕读者。1911年11月3日，民国军占领沪上军营并攻打制造局，后占领上海城。“人民击掌欢呼之声如雷，此亦可见人心之一斑矣。”
上海光复意义重大，原本湖北革命军和清军呈相持之势、互有胜负，各地大多抱观望态度，革命形势之所以柳暗花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上海光复一事。此后，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亦积极运动独立，11月上旬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宁波、嘉兴等地光复，等到11月底广西、云南、湖南、江西、福建均已光复。“长江以南实无半片属清之土，甚可为民军前途欣贺。”
可以说全国各地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澎湃汹涌。
在这样的“革命”热潮中，立宪派的《时事新报》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正是由于有立宪派的历史“包袱”，身份暧昧的它在报道武昌首义的时候表现得尤为“革命”，无疑，这是一个让它展示自己在革命时代“脱胎换骨”、表明自身进步立场的极好机会。1911年10月17日《时事新报》增设了《午报》来进一步深入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除此之外，时事新报馆还曾增加月刊和星期画刊对革命进行报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事新报馆顺应时势、体贴民意，从1912年1月开始，编印出版了十册《革命文牍类编》
，该书各册均一版再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宣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革命者的方针政策、鼓动革命情绪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该书第一册“例言”中提到了编辑方针：
—— 本编所撰以革命军政府业经发表之文牍为主，故名革命文牍类编
—— 本编分为檄告、布告、照会、示谕、函牍、祭告、章程及规则、电报，凡八类各文依类编列，不稍紊杂
—— 广东革命在辛亥三月虽未及设立军政府，其文牍已发表者皆列于每类之前
—— 湖北军政府首先成立，故各文选录较多
—— 湖南军政府相继成立及已发表之文牍亦一律选录，列于湖北军政府文牍之次
—— 各省革命军纷纷响应以后各处文牍尚当详为搜辑，陆续编订印行
—— 文牍之无关重要者酌量删弃，阅者谅之
从“例言”以及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时事新报馆利用报馆职业的便利，颇为用心地搜罗了从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期间革命军政府发出的各项文件以及北洋实力派与革命者通信来往、公告照会的各类函电，构建了丰富、立体、生动的历史态势、人物动向、舆论生态的历史场景并保留了第一手原始资料。
时事新报馆除了一版再版地发行《革命文牍类编》之外，同时还出版发行了《革命党小传》（第一至第六册）
、《中国革命记》（期刊）
。其中《革命党小传》介绍了孙中山、黄兴、秋瑾等革命志士达百余人之多，其中重要人物都附有照片，对他们的革命历史和事迹大加宣传和褒扬，尤其是对他们的交往和人物关系多有介绍，可以说这样的做法为普通民众了解革命的由来以及增进对革命者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对孙中山的介绍中就提到：“……惠州次第失败，志未遂，乃更于长江沿岸大植革党实力，己而孙来日本结纳留学生，冀成中国革命大团体，于是时始识黄兴，更与胡衍鸾、汪兆铭、陈天华、宋□仁等共谋推倒满清政府，今日革命军突起，旬日之间，各省响应，必以孙文为后应。”
可以说，这样的宣传为广大群众认识、了解革命者交往脉络，了解革命的历史渊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革命文牍类编》《革命党小传》《中国革命记》作为时事新报馆的一记组合拳，不但增加了读者、拓展了营业收入，而且在深入宣传革命之外，树立了时事新报馆与时俱进、拥护革命的进步形象。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时事新报馆的进步表现还与它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舆论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君主立宪的渐进改革的要求和共和民主的急进革命的斗争在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之前一直针锋相对地存在着。1906年清廷就打着“预备立宪”的幌子来加强皇族的统治，随着辛亥年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的相继爆发，清廷慌忙应对，九月初九（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表示革去皇族内阁制度，开放党禁，赦免党人，命令溥伦纂定宪法交资政院审定。清军内部也出现了要求改制的呼声，驻守直隶滦州的士兵不允开往南方，要求立宪
，甚至表示：“皇上若不俞允，则军士将拔队向北京进发。查此种要求极关重要，海陆两军现与资政院有势力之议员同谋要求改革政务，闻他处军界中人亦拟照此要求云。”
在滦州军队代表张绍曾要求立宪的奏文中说道：“此次变乱起原，其肇因虽有万端，消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之结果巳耳。”张绍曾提议改定宪法、改革政体，他表示这样才是平定武昌之乱的根本方法：“迅颁谕旨明白宣示，尊军心于一致，坚亿众之信从，则革党无自而煽，大乱由此而息微，特武昌匪祸可以刻日就平。”
可见，这个时候清廷“立宪”，首要的目的并不是立宪本身，而是为了应对武昌起义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上海报界对这一点其实极为明了：“无论新朝廷与旧朝廷，必将旧日秽败之政治尽行铲除，然后秩序始可着手整理，若仅仅加以涂附之改革，犹是今日立宪之面目也。”
就连立宪派内部，此时也起声浪，对清廷的立宪口号以及与清政府合作表示决绝反对。1911年九月九日（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表示开放党禁，革去皇族内阁制度，制定宪法并组织完全内阁，11月1日清廷命袁世凯代替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在这样的权力转换时期，有消息称：“京师各政党讨论今日挽回大局政策，约期与阁臣谈判以冀早日进行。”
10月31日又有消息：“各政党代表赴庆邸与总协理筹议挽救大局之策，闻已决定数款。”
预备立宪公会驻京办事处也给上海董事发电：“今日各政团派员诣庆邸协商改革事宜。本会以孟昭常往，乞告会员。”
有鉴于此，宪友会江苏支部立刻给宪友会总部发电：“闻在京各政团派员诣庆邸协商改革事，政府一面下罪己诏，一面大杀汉口人民，而各政团犹欲与虎谋皮，可哀可耻，总部如亦与闻，本支部绝不承认。”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也发电：“北京宪报馆：孟政团派员诣邸协商改革，此事大反国民心理，北军恣意焚杀汉镇如洗，东南人心愈激，罪己诏且不足以动之，遑论其他大势，如此本会已无活动之余地，公无论如何主张勿用全体名义。上海预备立宪公会。”
可见，立宪派中的开明人士已经看透了清廷的小算盘并走上了决绝的抗争之路，无疑，在此时立宪派由于主张上的不同已经分崩离析了。
而在革命者看来，此时要求立宪的毫无疑问就是反革命者，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民气高涨、革命态势汹涌的地方。在1911年11月3日民军占领上海之前，虽然报纸、民间对革命军持同情态度，但是沪上清廷的统治者还在垂死挣扎，为了控制舆论，沪道刘观察以沪上各报刊登鄂省战事违背报律为由，通令严查，如有违反要求严惩
。但沪上报界同情革命、支持首义的倾向并未改变。1911年11月3日，民军占领上海之后，沪军都督陈英士面临的局面是复杂的。在外，北军虎视眈眈，而且君主立宪的舆论和呼声始终甚嚣尘上，对革命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在内，一方面要除恶政、保秩序、稳民心，另一方面，社会不稳定因素太多，据传清暗杀队在沪活动，爆炸时有发生，因此，严查北军奸细、惩办汉奸的工作始终进行，可以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和革命的红色恐怖相互激荡，共同钩织了紧张、暴力的历史氛围和社会环境。立宪党人在上海无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察。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在沪中而不从革党者，地位极危险云。”
在这样的严峻的环境中，报纸在政治形态上的敏感性、倾向性必然受到了敌我双方的高度重视
，革命党人无疑是极为重视宣传工作的：“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
因此在上海，报纸自觉地去迎合政治环境的要求和约束就成了必然。立宪派背景的《时事新报》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以前的立宪派的友人们还在北方呼喊着君主立宪，而已经抛弃立宪梦想的自己却身处革命的上海。
黑历史还在纠缠着，谣言如期而至。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迅速派兵镇压，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8日扫荡汉口敌军，前后战斗41天，最终汉阳在11月27日失陷，史称“阳夏战争”。遵循“有闻必录”的原则，《时事新报》《申报》等报纸均登载了义军汉阳失利的消息。但是本属正常的新闻报道却引起了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广大群众的不满，时事新报馆招牌被捣毁，并收到了写有“倘若再登官军胜革军败之谣，则将以炸弹奉送”之语的匿名信多封；申报馆特意在11月29日评论栏中发表了《胜败之数》一文，表示不能以一时一地的成败来评判民军，希望革命者屡仆屡起，表示了得人心者革命必成的信心。即便如此，申报馆也收到了再登载革命军败消息就以炸弹奉送的匿名信，12月1日晚申报馆也有群众聚众闹事，不得已申报馆在12月3日报纸头条刊登了所收到汉阳失守电文的影制铜版照片，以证明自己只是遵循“有闻必录”的原则，并非捏造。
与此同时，又有人在上海各处散发传单，其中表示：“近日袁世凯特派员孟庸生辇巨金来申，联合雷继声、张菊生、夏粹芳等主张君主立宪派，运动《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四家捏报汉阳失守等情，淆乱人心，凡我同胞切勿为其所惑，仍乞坚守一定宗旨，以图进行，民国幸甚，国民公启。”
孟昭常，字庸生，孟森之弟，在1906年12月16日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担任会董、驻办员，是该立宪团体的骨干分子，后任《宪报》主笔兼法政学堂校长。1911年11月15日《申报》登载电文称，“清廷密派江苏资政院议员孟昭常挟巨资来沪游说革命军解散藉探秘密”
;11月17日，《申报》又登载消息表示有传言说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资政院议员出力最多，袁世凯运动经费达到数百万之多，袁世凯与资政院议员共谋挽救危局之策以从速结束战事
;11月26日，《申报》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孟昭常：“袁世凯命资政院孟议员赴沪运动报界赞成其所持君主立宪之说，以冀保存满洲政府。”
面对这样的谣言和指责，面对自己君主立宪时的旧友，身处报界且历史暧昧的《时事新报》处境确实尴尬，而《申报》则多日多次在报纸上为自己辩白，声言岂有自己报纸揭露自己黑幕的做法。张元济也在1911年12月8日刊登启事，为己洗刷污名：“昨见国民公启传单，谓鄙人受袁世凯嗾使，为之运动报馆，造汉阳失守之谣云云。揣言者之意，不过谓鄙人欲借此以博富贵耳，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宦途，何独于危亡颠覆之时转发做官思想，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终岁勤劳，仅博砚田之获亦十有余年矣，何一旦忽改其初志也，钟鸣漏尽及时报复，哀我同胞何必甘为阮圆海乎，此等无稽之言本不足辩，因名誉攸关，兼恐有损各报馆之名誉，故特声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事新报报馆与中外日报报馆又发生纠纷。
1911年12月2日，《申报》发表了“健生”投稿的《革命危言》一文，12月4日《时事新报》也发表了这篇文章。对革命者“此一都督，彼一都督”的争权夺利现象略有批评，希望革命者有逊让之风，以为人心革命之提倡。其中表示：“上无统一之方，下有分峙之象，此大乱之道也。”文中建议临时政府应该从速建立，地方官制应该尽快实行，避免无政府主义的乱象。如果我们比较《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两篇同名文章，就会发现它们稍有不同，这一点也被中外日报报馆“敏锐”地抓住了，利用它来做文章，在呈送沪军都督的呈文中揭发道：“革命危言中破坏革命之最力者即内治纷纠人心摇摇及欢迎革命者一变而为怨望，生灵涂炭之机遍布隐伏，再逾旬月势将爆发而不可收拾等语，申报知此数语有关共和政局，特删除不登，而时事新报以投身报界十余年老于阅历之汪颂阁氏，岂不知此，竟敢率尔登载，其居心概可想见。”《时事新报》登载未删节的《革命危言》之后，1911年12月6日《中外日报》刊登了叶存善等人《泣告同胞》的告白声明，其中揭发《时事新报》受孟昭常运动而反对革命，尤其抨击《时事新报》刊登的《革命危言》一文是在宣扬革命为大乱之道，是反革命的宣传文章。这样的批判也并非空穴来风，《时事新报》上未删节的这几句话完全就是梁启超等立宪党人的观点，1911年10月29日梁启超在致同党徐君勉的信中对武昌首义表达了几乎完全一样的看法，此后立宪党人多次表达类似的观点。
《时事新报》对此极为窘愤，不但刊发特别广告回击中外日报馆的诬告，而且向沪军都督提起控告，表示中外日报馆毁谤时事新报报馆声誉，声明《革命危言》一文毫无反对革命之实，真正的反革命则是《中外日报》，篡改词句来构陷同业，它们才有毁谤军政府、丑诋革命的言论。“总之，该报有意诬谤显而易见，本可置之不辩，特恐阅者不察，市三成虎，实于本报名誉有碍，谨粘呈本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十六日中外报十二日申报各一纸，敢恳麾下俯赐察核，传集人证，审讯明确，如本报有受贿之据、危言有反对之实，诒年谨引颈待刑，如系中外报有意诬毁，亦请严行究办，以保神圣之言论自由，事关大局，不敢缄默，伏候裁夺施行，实为公便。”
从汪诒年指天誓日的呈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愤之深广。
1911年12月8日，中外日报馆也向沪军都督呈文，重申《革命危言》的反革命实质，而且再次强调了《时事新报》受立宪党人孟昭常运动的传言之可靠：“总之，该报反对革命及受人运动之隐私既被叶君所揭发，乃恼羞成怒，不得已而以控告为恫吓。要之，保世提倡共和政策遑论上级官吏不能压制，即白刃加前亦不稍变宗旨焉。谨将该报反对革命之言论及叶程二君泣告同胞广告之原稿一则呈览外，一面由叶君将该报受人运动确据再行续呈，俾分泾渭而惩奸邪，事关民国大局，伏乞卓裁施行，实为公便，谨呈。”
革命派机关报《民立报》在12月11日也在“专件”栏内刊登了中外日报报馆的呈文，以为声援。时事新报报馆和汪诒年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面前打官司的双方身份很有趣，一方是前立宪党人背景的《时事新报》，一方是清政府官产的《中外日报》，它们双方在革命党人面前都极力攻击对方才是反革命，通过这样的方式政治站队来展示自身的革命立场和形象，这一幕也真是颇为滑稽。1911年12月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一纸批文总算是结束了双方的论争：“危言一则非但无反对之意，且足为各处民军砭石。此后王（汪）当时时有此箴规，庶足以保言论自由，俾为政者得闻其失。中外报误会词旨，指为反对，虽由爱国热度之高，究属失于斟酌，当此民族竞存时代，报馆愈多愈好，讵庸自相倾轧，致失报界资格，希汪主笔为大局维持，勿与争较，中外报应自知误会，引为失言，以后其各交欢，毋负本都督之厚望焉。”
毕竟，上海刚刚光复，对陈其美来说，大敌当前，依仗新闻界、团结新闻界来扩大宣传、达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陈其美对《革命危言》中抨击革命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此一都督，彼一都督”的观点是极为赞同的。上海光复之后，革命者内部围绕着上海都督一职产生了极大矛盾和分裂，同盟会的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排挤掉上海光复中功劳最大的光复会李燮和，李燮和后来在吴淞创建吴淞军政分府，在普通民众看来，似乎上海光复后出现了两个军政府、两个都督一般，在江苏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此时，也正是南京光复，孙中山即将回国，国内正筹举临时大总统之时，已经大权在握的陈其美，显然是想借助舆论，清理政军管理系统，维护同盟会以及自身统治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因此他对于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无疑是赞同的。
如果我们把时事新报报馆在1912年初出版《革命文牍类编》《革命者小传》《中国革命记》等革命书籍的行为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政治生态中去考察、认知，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领会这样一种出版行动在当时意味着怎样的政治姿态和革命站位，而且在《革命文牍类编》中，时事新报报馆特地将《预备立宪公会致孟昭常电》《上海宪友会江苏支部致北京总部电》等电文录入，以示自身坦荡之余，进一步坐实了自身“革命”的位置与形象。再比如商务印书馆一面，1911年12月初所谓“国民公启”传单谣传张元济、夏粹芳等受孟昭常运动在《时事新报》等报纸上造谣民军汉阳溃败之后，商务印书馆立刻发动危机公关，12月5日在商务印书馆第66次董事会上，鲍咸昌提议抽薪助饷
，除了在经济上支持义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宣传上、政治上支持革命。12月15日，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征求革命史料：“革命军兴，山河光复。废君主之专制，进国民于共和，岂惟四千年未有之盛，抑亦五大洲创见之局。不有纪述，奚诏将来。鄙馆同人不揣固陋，拟于大局底定之后，编辑全国革命史稿，以彰吾中华民国之光，兼备诸著述大家之甄择。现先搜辑材料，分类汇存。虽各省报纸差已全备，而见闻异辞，终有缺略。伏求各省军政府、军政分府暨从事革命之团体、个人俯赐赞助，代为搜罗。……凡有稿件，请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革命史编辑部查收。”
1912年5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校订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出版，在商务印书馆为该书拟就的序言中自夸道：“……是书其为有功于群治进化者抑非寻常纪载所可同年语”
。此外，商务印书馆在1911年年底还出版了《大革命写真画》多集，用照片的形式宣传武昌首义和江浙光复的革命场景以及人物：“这种五彩月份牌是商务印书馆赶印出来，迎接革命胜利的。”
可见，与时事新报报馆出版《革命文牍类编》《革命者小传》一样，商务印书馆搜罗革命史料、出版革命写真集的方式，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危机公关、政治站队的重要形式，这是我们在考察民国初年报纸倾向、政治宣传和文化生产时不能不注意的。
投身革命宣传的同时，以《时事新报》为代表的立宪派报人给予袁世凯毫不留情的抨击。1912年1月29日，由于袁世凯在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两面玩弄，阻碍和谈，忍无可忍的孙中山当日给议和代表伍廷芳发电，宣布袁世凯失信无义，阻挠共和的罪状。同日，神通广大的《时事新报》就刊发了该檄文，言辞激烈异常，其中称：“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起兵衅，全惟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后来由于袁世凯态度有所转变，伍廷芳并没有正式发表该电文，为了应对不利的舆论环境，总统府秘书冯自由出面发函更正：“各报馆公鉴：阅廿九日时事新报，载有大总统宣布袁世凯罪状特电一则，殊堪诧异。本秘书处从未尝奉总统教令，发过此电，不审时事新报从何得来？除另电该报立即更正外，并登各报，免淆观听。总统府秘书冯自由。”
从这次“走火”也可以看出《时事新报》的革命倾向。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伊始，民国政坛可谓是走马灯式地变幻着。个人与党派、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政治组织结构瞬息万变。尤其是在1912年，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组党年”：
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和预备立宪公会改组为统一党，其理事为：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
1912年4月11日，统一共和党成立于南京。总务干事为：蔡锷，张凤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常务干事包括殷汝骊，彭允彝等人，参议包括吴景濂等。
1912年4月24日，统一党、民社、国民公会、国民协进会（周大烈、籍忠寅为代表）、国民党（中华帝国宪政会改组，与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不同）改组为共和党，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为：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程德全，蓝天蔚，李经义等。（后来统一党中的章太炎、王赓退出重组统一党）
1912年8月5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会商后合并，组成国民党。理事七人：孙文，黄兴，岑春煊，蔡锷，吴景濂，张凤翙，宋教仁。
1912年9月27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由汤化龙、林长民等人组织）、国民协进会（宪友会的另一支，范源濂等领导）、共和统一党（宪友会一支，由孙洪伊领导）、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国民新政党等六党合并组成民主党。
至此，在参众两院中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足鼎立之势。矛盾围绕着各方参众两院议席的争夺也越来越激化。《时事新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张謇、孟森等共和党人让渡到梁启超一派手中的，根据《郑孝胥日记》中1912年6月1日记载：“《时事新报》为浙人陈敬第接办，陈本资政院议员，……日来此报持论颇有知识。”
按照张云雷的说法，《时事新报》过渡到梁启超一派后该报最早的主持人是徐寄庼，而徐寄庼确实在1912年6月时已经代表时事新报馆露面了。
因此，梁启超一派入主《时事新报》就是在党派并起之时，目的就是要在上海保有一个可以发出自己党派声音的喉舌机关。
在党派斗争的大环境中，《时事新报》恢复了自己的党派本色，归于梁启超等人，变成了共和党的喉舌，由之前与革命者的短暂联合变成了公开对抗。
1912年3月，唐绍仪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他为了调和南北政争，挑选了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等同盟会会员入阁，其自身也加入了同盟会，但是不久之后就在用人、财政等方面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一派产生极大矛盾，共和党与同盟会对他均不满意，唐绍仪于6月15日提出辞呈。在此期间，共和党人与同盟会矛盾恶化：“此时，参议院中之共和党议员既排斥旧议长，限制旧议员，又力攻唐总理，统一共和党亦与之相结合，同盟会受唐同党之影响，辩护之不能，抗争之无资料，见共和党之声执汹汹，无术可以挽回。又传闻共和党将弹劾唐总理，皇惧无状。院外同盟会员且责其参议员之无能，有关系之报纸日惟以空言相恫吓，不曰某为立宪党，宜处死刑，即曰某为保皇党，宜处死刑。……此为同盟会与共和党气焰之消长时代。”
唐绍仪辞职之后，京中即有舆论表示，宋教仁有取而代之的消息。另一方面，蔡锷也向袁世凯推荐梁启超，要求予以重任，黎元洪也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表示民国用人应该不拘党派之见：“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
但这些要求都被粤督、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等发电力驳。
权力真空出现，就在同盟会议决于6月17日各机关报对唐绍仪“自行攻讦”的同时
,6月17日，共和党秘密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攻击同盟会。主要方法包括：（1）为同盟会多布谣言，让机关报尽力攻击。（2）所有京沪汉津报馆由党中寄稿，并且一致进行……等项作为响应
，北京《国民公报》抨击同盟会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并要求警厅取缔同盟会；唐绍仪隐退之后，同盟会陈其美曾要求总统与总理同进退，因此，《国民公报》等报馆联名发电要求声讨其罪恶；同时，《亚细亚报》京沪报纸盛传唐绍仪在南京曾给孙中山比款银一百万两，孙中山要求国务院为自己辩诬。
双方的矛盾随之激化，1912年7月6日，由于前日《国民公报》“时评”栏中抨击南京政府是假政府，与同盟会关系密切的《国光新闻》《民主报》《国风日报》《民意报》《民约报》《民国报》《共和日报》等七家报馆联名在北京外城警厅控告国民公报馆，当日下午六时，同盟会干事、《国光新闻》总理田桐、《民主报》总理仇亮率领二十多人赴国民公报馆问罪，捣毁报馆之余并殴伤总经理徐佛苏
和主笔蓝公武多人，《国民公报》因此而停版多日，附印的《新纪元报》也停刊
，黎元洪为此电请袁世凯严惩田桐等人
；《时事新报》为此极为激愤，通电表示：“此系田仇等积恨该报主持谠论，力斥暴民政治，同盟会胡瑛、刘揆一屡次邀徐入会，徐不肯，遭此横祸。同盟会似此无赖，抱一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主义，以满洲亲贵之气焰，济以下等野蛮之行为，稍与争持正论，即嫁以大逆不道之名，近如武昌起义十数年革命之钜子孙武刘成禺诸君，国风报等皆指为宗社党，斥为国贼。目中只有同盟会并无国家并无人民，黑暗如此，愿海上同志为自由请命死以之阳。”
1912年11月，上海共和党的《时事新报》《神州报》《民声报》重新刊印了宣统元年保皇党机关报所刊载的陶成章攻击孙中山的文章《孙文罪状》，11月6日，《民立报》刊载署名“南洋归客”的文章《驳诋毁孙中山者》，其中指出：“近日上海时事新报、神州报、民声报等报载有孙文罪状一篇，历数其在南洋，在东古之事迹，欲以臆造之词诬我建设民国之伟人，其手段之卑劣，可谓已极。此文前数年曾刊于保皇党机关报，其中事实纯系构饰。”
毫无疑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事新报》在民国初创时作为共和党的喉舌刊物，配合了袁世凯针对同盟会的斗争，因此，袁世凯曾经对《时事新报》划拨了一些维持经费，这也是它历史上的污点之一。
1913年2月，按照临时约法，即将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复选。同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了共和党，目的是要联络民主党和统一党，做好“三党提携”的工作，以与国民党对抗。他在入党同日写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吾顷为时势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党，此后真躬临前敌也，……三党提携已决，总算多数，惟吾断不欲组织第一次内阁，或推西林（即岑春煊，笔者注）亦未定耳。借款各路俱绝，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
天不遂人愿，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召开，梁启超的努力在国会选举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国民党在两院870个议席中，获得392席，共和党获得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余为跨党者或无党派所得，在参众两院，国民党议席均占优势。面对议会选举的失败，梁启超在4月18日写给梁令娴的信中说道：“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
在参众两院议长的选举中，4月25日国民党占绝对优势的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而在众议院，面对不利局面，一方面，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分化国民党议员
，另一方面，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达成统一战线，最终4月28日民主党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共和党陈国祥当选为副议长。参众两院中形成两党对峙之势。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事发后，从与袁世凯交好的蜜月期清醒过来的孙中山等人坚决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等人则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仓促发难难以成事，主张法律解决。对于宋案，时事新报馆一方面对暗杀者强烈谴责，认为其做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彼贼人不知公理，不知人道”，可见即便是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对手，对于刺杀宋教仁这样严重破坏政治秩序的恶性犯罪也是强烈谴责的，而另一方面，对于宋案的责任追究和缉凶，《时事新报》
却表现得极为“沉稳”，对于国民党对袁世凯当局的激烈言论表示反对，要求其拿出切实证据、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同时批判孙中山、国民党之所以反对袁世凯就是觊觎总统宝座并想以国民党人来取代现内阁。
就在革命党人在“战或不战”两端犹豫不决之时，4月26日北洋政府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订立“善后大借款”，意图扩军备战。在此期间，共和党人黎元洪则居中斡旋，希冀调停国民党人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5月6日，袁世凯颁令“除暴安民”，21日袁世凯令梁士诒、段芝贵等人传话给国民党，宣称将“举兵征伐”捣乱的国民党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势之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在北京合并，组成进步党。
进步党的基本政策就是赞成善后大借款，主张“宋案”法律解决，要求改组内阁，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等。可见它的出现，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关系密切，是在袁世凯直接授意下组织起来的。
张朋园在分析进步党时曾经谈道：“民国建立之后，政权既非国民党所有，亦不在进步党的手中，而是在北洋势力控制之下。袁世凯承袭了清政权，国民党进步党皆无可奈何。然国民党试图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削袁氏的权力。进步党则取相反的方向，要辅佐袁氏，引导袁氏，要祛除袁氏旧日的专制思想，真正实行共和。”
可见此时的进步党是拥护共和的，他们所做的，只是想依附拉拢并引导袁世凯这个实权人物，在对抗国民党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国会内的斗争却并没有实现进步党人“纳中国政治于正轨”的理想。参议院议长张继回忆：“4月开国会，余被举为参议院长，共和党人及进步党议员始终捣乱，常流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余知大局日非，离平到沪，主张倒袁，受总理命赴九江。”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到9月初，革命的火焰被袁世凯彻底扑灭，孙中山、黄兴等流亡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在此期间，熊希龄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组建“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张謇担任农商总长等。对于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时事新报》作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完全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对于“赣祸”，拥护袁世凯的军事剿灭行动，对袁世凯的军事行动提供舆论支持，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动提供辩护，认为国民党的讨袁行动只是一党一派的举动，并不能代表民意。《时事新报》的言论，完全是由它作为进步党机关报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一旦大权在握，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开始铲除政治对手。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议员，此后由于议员人数不足无法开会，因此国会无形消散了。赶走了国民党、消灭了国会，袁世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民初刚刚建立起来的责任内阁制度，在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权力播弄之下土崩瓦解。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道不同不相与谋，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垮台，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纷纷离去，梁启超控制下的《时事新报》也逐渐开始转变拥护袁世凯的政治立场。
一代枭雄袁世凯显然更知道权力的作用，他并没有让梁启超发挥新闻舆论的力量来影响自己。1914年4月3日，袁世凯命令北京政府颁布了“报纸条例”，该条例共三十五条，不仅悉数照抄《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禁限条款，而且还从日本《新闻纸条例》等外国报律中搬来很多新的禁限措施以限制新闻自由、钳制言论。该条例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等等。此令一出，报界群情激愤。《时事新报》当时转载了一篇美国新闻家威廉氏评论中国报纸的论文——《论中国之报纸》，对中国的新闻现状和报纸生态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对新闻不自由和舆论功利化的倾向大加抨击。在译文之前，有一段附言：“中国报界，方以新报律取缔太严，不胜其激愤。美国著名新闻家威廉氏，方航海东来，以考察我国之新闻事业。而此篇不先不后，适于是时发现于北京英文日报，是乌可以不译，特不知吾党读之，作如何感想耳。译者附识。”
从“特不知吾党读之，作如何感想耳”的语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时事新报馆同人对袁世凯钳制舆论的愤慨但却无奈的复杂感受。
从专制走向帝制对袁世凯来说几乎是必然的。1915年5月9日，北洋政府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承认日本提出关于二十一条件之最后通牒，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为其制造称帝舆论，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人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在政治高压之下，“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
。忍耐是暂时的，1915年梁启超及进步党人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面前很快就彻底地清醒过来。梁启超激愤之下在8月20日于中华书局的《大中华》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恶行径予以抨击。“此为梁任公反对袁氏之始”
。梁启超在1915年8月22日写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激愤地说到自己写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心情和动机：“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后来他在回顾护国战争时也提到：“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张朋园曾借用美国思想家、群众心理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观点指出：“任何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理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理想，往往采取激烈的手段。温和型的知识分子，则不惜与环境周旋，委曲求全。但是到了他们发觉山穷水尽的时候，也是会奋起反抗的。……知识分子不像粗衣粗食者，不反抗则矣，一旦持反抗的态度，绝无调和的余地。因为他们并不愁衣食，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精神的理想而已。讨袁之役，便是温和性知识分子绝望之后所掀起的。”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刊登之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读者“争先恐后，路为之塞”
，原本噤若寒蝉的国人为之唤醒。内务部不得不在1915年9月11日致电京师警察厅，表示奉大总统谕令，由该部通告各报馆禁止刊载议论国体事件文电。
梁启超在1915年12月16日南下上海从事倒袁运动，在沪上运筹帷幄。
云南在12月25日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3月4日梁启超南下广西说服陆荣廷举义，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担任都参谋，5月6日军务院成立，唐继尧和岑春煊分别担任正、副抚军长而梁启超担任政务委员长和抚军职务。毫无疑问，梁启超是护国战争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此次护国之役，先生既为最初发动者，又为各方面之中心，其居沪期间的种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实为此役成功的最大关键。”
在护国之役的关键历史时刻，《时事新报》作为梁启超一派的喉舌，坚决站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个立场上。著名报人张静庐回忆说：“从二次革命失败，国会解散，国民党人都被袁世凯所通缉，逃到外国。其时，国内的新闻纸，都慑于袁氏的淫威之下，日歌颂袁氏的功德，奄奄无生气。直到民国四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之心，暴露于世人之前，于是讨袁的声浪，渐次震荡于南方各省区，军事上的经营渐次成熟，讨袁的新闻纸，亦络续出现，在上海如民党的《民国日报》由叶楚伧邵力子主办。《民意报》由徐朗西主办。政学系的《中华新报》，由杨永泰谷忠秀主办。其时研究系的《时事新报》也由广东军务院的关系，力抨袁氏。”
也正是由于《时事新报》
是梁启超反袁的喉舌，因此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严厉压制。1915年10月21日，内务部就查禁《时事新报》致全国各省警察厅电：“上海时事新报任意造谣，意图扰乱，实属妨害治安，业经本部通电严禁，并由交通部禁止邮递，撤销访电执照。该厅有维持地方安宁之责，应即特派专员，切实侦查，随时检查，不准时事新报再行发卖散布。内地如有发现此项报纸，除没收外，仍科发卖散布人以应得之罪。自此次严禁之后，倘该厅办理不力，以致所属地方仍有此报流播，应由厅长负责。除电知各省长官严饬办理外，特再电达。仰即遵照。”
其后，虽有德国使馆夏参赞多次至外交部声明《时事新报》与德国存在押款关系且谓该报愿意改变论调
，希望内务部撤销禁令，但是北洋政府以该报违反《报纸条例》为借口，拒绝撤销查禁令。1915年12月21日，内务部再次致函交通部，要求交通部通饬各处邮局一律禁止邮递，并撤销该报馆各处访员领取的新闻电报执照，“以杜传播，而保治安”
。即便如此，面对种种迫害，身处租界内的《时事新报》仍然利用各种途径在内地传播。在1916年1月13日内务部致统率办事处的函电中就无奈地表示近来火车交通各路均有售卖此报者：“至时事新报于禁寄禁销之后，仍有暗流传播内地情事，殊堪诧异，亦经本部通电各省暨警厅饬属一体加意查禁矣。”
可以说，《时事新报》为沪上报纸反袁树立了榜样，袁世凯称帝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之后，沪上华文报纸除《亚细亚报》之外，仍然沿用了“民国五年”字样，内务部气急败坏地给沪道发电并传知各报馆，如果仍然沿用“民国五年”字样，“即行停止邮递，并于各地禁阅”
。
1915年12月29日梁启超时在上海，在写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对《时事新报》大加赞扬：“一切事想在报纸（此间报纸则《时事新报》消息最真）上见之，不多及。”
这也是“《时事新报》”第一次出现在梁启超写给家人的书信中。1916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蔡锷的信中提到上海的舆论界：“此间言论极不自由，有力之报皆被贿收，外报亦然（路透电最可厌）。我军机关惟《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两家，皆受压迫
，未知命运能有几日。”通信中，梁启超也对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尤有最要之一事，请将自筹安会发生以来北京关于选举推戴各项事宜唆使之密电，全份录出，交此间机关报发表，将彼阴谋尽行暴露。”
在斗争日益激烈，阵线日渐分明之际，《时事新报》事实上成了梁启超一派唯一的机关报。（梁启超信中提到的《中华新报》是1915年10月10日政学系杨永泰、谷忠秀等专为反对帝制而在上海办的报纸，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算是梁启超一派的机关报。同期，就算是在别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梁启超也十分注意派别影响、言论自由问题。早在1915年2月，他在写给张仲仁的信中就提到：“英文《京报》初约弟作文时，弟与严定契约，谓言论须完全独立，若有他人授意彼报，强我作者，我即立刻与彼报断关系。”
）
1916年1月29日梁启超写信给时在云南的党人籍忠寅，主要谈到运动联络坐镇东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江苏都督冯国璋一事，同时也要求为因反袁而陷入困境的《时事新报》筹款接济，他说：“别有一私情宜奉白者，此间《时事新报》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
，所关甚巨，前此支持本已极难，自筹安会发生后，本报首登密电，揭其阴谋，伪政府禁销内地，每月更须赔垫两千元以上，今为鼓吹主义起见，凡外邮可通之处，皆分途寄赠各机关，不收报资，所费逾（愈）浩。此间同人皆不名一钱之辈，公所知也。数月以来，勉支此局，力竭声嘶，重以近来派人往各省及外洋游说运动，区区川资，且穷于罗掘，将来外洋虽捐款有得，同人亦觉不欲经手收支，惟一切交富滇（指富滇银行，笔者注），听军政府调拨而已。坐是此间乃无涓滴可资活动，意欲请蓂督
命富滇行长张木欣就近筹拨一二万，交溯初支用，其大部分则用以支持《时事新报》，小部分则供同人奔走资斧。当此饷糈眉急时，诚不忍更以此相累，然此间机括既万不容松劲，而以平昔狷介之同人实无力可以支此，故敢道其苦辛，希密商蓂公速予处分，不胜大愿。”
这里我们注意到梁启超的“别有一私情宜奉白者”这句话，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上募款支持《时事新报》在一贯注重报纸宣传功效的梁启超看来，是一件“私情”，可见他对《时事新报》的重视与珍视，事实上从他后面的说法中看出，作为自家事业的《时事新报》实在是一件“公事”而非“私情”。
讨袁之役最终以袁世凯的暴亡而休止，梁启超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即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也。”
但是新的事业又在等待着梁启超，国会恢复在即，而进步党也即将进入“研究系”时期。
就在1916年8月国会恢复以前，内务部通告解禁袁世凯祸国时期内所查禁的29种报纸“一律自可自由行销”：“……时事新报前准贵部咨行转饬仍准邮递并发还新闻电报执照，业经本部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