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研究在当下的研究界显然已经成为显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考察新文化运动时，觉察到了现代报纸文艺副刊在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新闻学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于是，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回到文化语境中去认识、研究这些文艺副刊就成了一种学术理路上的必然。对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不仅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多的质感，积累了更丰富更全面的史料，而且对基于现有研究格局上形成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历史叙述模式、知识结构、认知逻辑都在还原后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显得多少有点出入，因此，多进行个案研究、尽可能多地积累原始资料并以之为基础重构已经消逝了的“历史文化现场”就显得极为重要。
近年来，国内很多著名学者，比如陈思和、陈平原、沈卫威、孙玉石、程光炜、杨扬诸先生将研究的关注点对准了现代传媒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问题。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有实力、有条件进行现代报纸副刊研究的高等院校，也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博士论文中，出现了一批以报纸副刊和杂志为对象的研究论文。这个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孙玉石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报纸副刊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富矿”。陈漱渝先生也指出：“迄今为止，研究副刊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论著仍寥若晨星。翻开已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媒体传播角度考察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和作家创作历程的章节实不多见。”
研究的空白当然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注意。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知识生长点，这一切都基于我们所处的是一幅新的“文化景观”。在这幅已经逝去的但却是崭新的“文化景观”中，一切都是无差别的、鲜活的、未经筛选的、有血有肉的文化生态。沈卫威先生就此提出：“翻阅旧报刊的直接目的是找材料，感受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我把这种‘回到现场’的工作视为由树木而见森林，在森林里说树木。”
他把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比作树木，而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比作森林。“由树木而见森林，在森林里说树木”这个研究思路很好地说明了现代报纸副刊研究的途径所在，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做，才能突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传统研究误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充分地领略到文化生态中的丰富性、多样性、互动性及其对文化传播和文学生产的决定意义。
具体到报纸文艺副刊与新文学运动关系方面，孙玉石先生指出：“现代文学许多现象的发生，作家许多作品最初的发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往往是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的，报纸文艺副刊有它独特的空间和影响。五四时代的‘四大文学副刊’,19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20年代至4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都与新文学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的资源发掘，对于了解和研究现代文学的生成、作家的产生与传媒的关系，作家、作品从产生到发表的原初过程，某些文类（如小品、杂文、散文、书评）的产生与传播，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家风格的产生，文学创作的原生态面貌，文学作家、批评家、编辑与读者互动共生的文化生态等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也为原创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和动力源泉。”
孙玉石先生的判断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就以现代文学大家的出现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生产为例：“谈到郭沫若的文学活动，人们绝不会忘记发表他早期诗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提起冰心的文学活动，人们绝不会忘记最初发表《繁星》、《春水》的《晨报副刊》。”
这已经是后世文学史研究者反观历史的评价，当时文坛亲历者的回忆显然更加有说服力。1946年沈从文在为天津《益世报》编辑《文学周刊》时，就曾经在《编者言》指出：“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了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演讲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须由副刊找机会。”
事实上，沈从文自己也正是报纸副刊的受益者，他的成名与《晨报副镌》对其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1923年8月下旬，沈从文在离开湘西赴北京求学时，“湘西王”陈渠珍曾答应在他考取大学后给予资助，但后来随着陈渠珍的没落，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也曾经给当时由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投过稿件，但并未采用，就在他穷愁潦倒之时，郁达夫帮助了他。
更关键的是，郁达夫将他介绍给了新任《晨报副镌》主编刘勉己和瞿世英，两人都答应给沈从文的习作以发表的机会。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镌》第一次刊出了沈从文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本来，一筹莫展的沈从文都已经打算去“照相底版学校”做学徒了，但“因文学方面开始能谋生”，最终未去。
我们从刘勉己和瞿世英“答应给沈从文的习作以发表的机会”可以看出，他们对沈从文与《学灯》编辑宗白华发现郭沫若、《晨报副镌》主编孙伏园赏识冰心不同，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迫于郁达夫的面子以及与当时《晨报副镌》在北京社会文化生态中所处的不利局面有关。“他（指沈从文，笔者注）这时得以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孙伏园辞去主编一职后，《晨报副刊》原先的作者群随之转到《京报副刊》，副刊的稿件来源一时非常缺乏，‘晨副为对抗京副起见，乃有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以及几个小东小西的文章出现’。”
不管是由于编辑的赏识还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凑巧，总之，当时只是被认作“小东小西”的沈从文可以因文学才能开始能谋生了。稿费制度，确切点来说是报纸副刊稿费制度的逐渐形成与完善，让一大批像沈从文一样处身困苦的文学青年能继续延展他们蔷薇色的梦。这只是在经济方面，而在精神上，沈从文也获得了同情下的友谊。1925年3月10日沈从文在《京报·民众文艺》发表了《狂人书简》中的《与X》《与苹儿》《与小栗》。“本日，《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胡崇轩（即胡也频）和项拙一起来沈从文寓所来看望他，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从此胡也频成为他的文章知己。当时沈从文曾想放弃写作去学一项谋生的手艺——照相制版，两位编辑的到来，才坚定了沈从文走文学道路的决心，其后他在《京报·民众文艺》接连刊出《狂人书简》中的另外几篇以及散文《市集》。几天后，沈从文又因胡也频的关系认识了丁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报纸副刊为媒介，知识分子是如何聚合到一起来的，他们的社会交往又是怎样开始的。获得了经济上和精神上帮助的沈从文于1925年在文坛开始展露其创作才华：“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60余篇，有时在同一天里刊出两篇，而且这些作品，包括有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
当我们了解了沈从文踏入文坛的背景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他在1946年在《益世报》之《文学周刊》编者言中的回忆，我们当能更深刻地体会什么叫作新作家要“由副刊找机会”。
所以，陈漱渝先生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不研究文学副刊跟文学生产的互动，就不可能真实展示文学史的原生态。”
同样的，不了解文学史的原生态，就不可能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地认知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流派、思潮、大家及其作品。这样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沈卫威先生所讲的“由树木而见森林，在森林里说树木”。
报纸文艺副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而有关它们的专题研究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后起的研究领域。作为研究系主持下、号称五四时期“四大文艺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学灯》（以下简称《学灯》），对它的研究大致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1949年以前，有关《时事新报·学灯》的专题研究基本没有，只是在有关现代新闻学、出版史的著作中有所涉及，比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郭箴一的《上海报纸改革论》、胡仲持的《上海的新闻界》、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等著作中都涉及了《学灯》，论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它作为报纸文艺副刊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概要地提到了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问题，肯定了其在五四新文化历史语境中的作为和影响。但由于此类著作大多是以新闻报刊史的角度为主，因此大多只是对《学灯》出版史实和成就进行概略性描述，评价大多也是浮光掠影式的。
这个阶段并未对《学灯》进行专题研究，至于将《学灯》及其研究系背景联系起来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只有极少的著作，比如谢彬的《民国政党史》、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曾简要地谈到了这个研究系主持下的报馆从事新文化运动建设的情况。
在1949年之后，有关《学灯》的研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资料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副刊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史实的考订上；二是专题性研究，这类研究又可分为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和论文专论；三是通史性专论，即以中国现代新闻史为主、论述范围较全面的论著。
第一类研究，即涉及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的资料性研究，是最基础的工作。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于1959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共三集，每集又分上下册），其中不但详细地编印了《学灯》目录，而且对它在史料方面和思想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在史料方面基本正确，但在思想及其评价方面，该书在批判研究系报刊反共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同时，也简单地否定了《学灯》的文化价值、历史意义。虽然该书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在现今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类研究，即专题性研究，它的主题相对比较分散。一方面主要存在于五四运动史和梁启超、张东荪等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中，海外的研究有美国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约瑟夫·阿·勒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等著作。他们都注意到了五四时期研究系介入新文化运动并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历史现象，更是指明研究系的报馆与新文化运动的密切关系，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对此深入研究。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及其报馆文化作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朋园，在其《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等著作中都谈到研究系文化建设主题。尤其是在1971年出版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张朋园开创性地论述了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了研究系作为一个党派进行文化建设的政治指向性，也概括地指出了研究系报纸在文化建设上的成就。但是可能囿于主题的限制，在重点强调梁启超个人文化转向意义的同时，遮蔽了张东荪主导下的《学灯》所体现出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进行新文化建设的复调色彩和多样性，在资料方面也颇多粗疏之处，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而在同期中国大陆，即便是在五四运动史的相关论述中也彻底“抹掉”了这个由梁启超领导的“臭名昭著”的政党群体，更不要说对研究系及其文化转向的研究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彭明1960年代受周策纵著作刺激而创作的《五四运动史》（其中根本不提研究系），当然也包括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出版）一书。另一方面，“文革”后随着政治高压的消解，大陆学界逐渐从大众媒体传播、文化生态考察、文学现场重构、政治与文化角力等崭新视角来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如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王晓明的《批判空间的开创》、程光炜的《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等。这也重新刺激了学界对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研究的热情，出现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作品，比如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崔银河《<；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左玉河的张东荪系列研究（包括《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张东荪年谱》）、郑大华的《张君劢传》《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和李贵忠的《张君劢年谱长编》等。其中最有相关性的著作就是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一书。该书较系统地论述了研究系的思想特征和文化转向，对研究系报纸副刊（包括《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由于主题受到时间限制，副刊个案研究不够深入，资料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甄别与完善。此外，近年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现当代专业、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论文中也出现了《学灯》的专题研究，比如复旦大学吴静的《<；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华东师大张黎敏的《<；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等。这类论文较全面地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灯》的历史面貌和思想风格，在肯定《学灯》历史地位的同时对当时副刊与文化生态的关系进行了再评价，在论文主题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却忽视了对《学灯》研究系背景及其文化表现二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没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复杂的文化场域中来展现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和北京大学新青年一派的互动关系，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阐释明显不足。除著作之外，从1990年代开始也陆续出现了一批论述研究系与副刊建设关系的研究论文，重要的包括陈漱渝《从研究系谈到<；晨报副刊>》、朱寿桐《<；学灯>；与“新文艺”建设》、陈思和《<；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序言》、吴小美和樊亚平《晨报副刊》系列研究论文、夏一鸣《郑振铎的文学、思想和编辑策略——以<；学灯>；副刊为例》、吴从发《郭沫若与“学灯”关系之辩论》、秦贤次《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等。从总体上说，这些论文都注意到了研究系主导下的《学灯》《晨报副刊》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它们的出现矫正了过去文学研究中“左”的偏颇，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学风和直面历史的胆识。
第三类则是当代通史性的专论，这样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闻学界，比如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姚福申和管志华的《中国报纸副刊学》、王文彬的《中国报纸的副刊》等著作。它们主要是从新闻学、报纸副刊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时期的四大文艺副刊的，对《学灯》等副刊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涉及较少，相关论述也多引用前人观点，较少创新之处。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则对《学灯》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对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价值评价颇高，很多观点具有开拓性，但限于主题并未将此专题研究深化。
回顾有关《学灯》研究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研究者对《学灯》的介绍与评价出入极大。
在解放前，报刊史家张静庐对《学灯》的历史价值的认知是有代表性的。1928年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一书中谈到了《学灯》的兴起和没落时说：“在上海的新闻纸，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的，要算《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最初，上海和内地的教育界，所喜欢看的日报，莫过于上海《时报》，因为时报在当时，对于教育界的新闻，记载特别详细的缘故；从新文化运动后，全国青年的思想，为之一新，时报的主编者，不晓得迎合时代潮流，并一张副刊都不肯出版，仍保留其《馀兴》《小时报》的老套头。因此，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应时而起，延宗白华为主编，撰述者都是一时之选，于是学界极表欢迎，时报十余年来在教育界里所打下的根基，不能不摇动，以至于倾坍。《学灯》自宗白华郭虞裳以至郑振铎的编辑，仍还能够保留其独立发展的精神，郑去，后继无人，归并报尾，以至今日，已没有人再提起这一张曾经脍炙人口的《学灯》了。”
他在谈到新文化运动中报纸副刊的影响力时又表示：“自新文化运动后，上海民国日报增添副刊一张，名‘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名‘学灯’，专载学术思想的介绍，和批评，与新文艺的翻译和创作，为一般新学界所欢迎；均印单张，可以合订。惟现在‘觉悟’与‘学灯’二栏虽犹存在，已无生气，迥非往日之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了。”
评价不可谓不高。
在中国大陆地区，系统对《学灯》进行资料整理和尝试进行初步阐释的努力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编者说明他们的编写目的是：“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期刊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资料，……就近几年来我们所搜集和整理的这一方面的刊物，作出比较系统的介绍，并编印目录，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资料。”
而他们的编辑重心则是：“期刊内容的详细介绍，对每种刊物的主要言论，我们分析了它的总的思想倾向，着重介绍了有关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以及与劳动人民的结合等方面的材料，并且批判了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特别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
从这套书籍的编纂思路来看，显然是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色彩的烙印。从这套书籍的编辑规模不难看出这是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活动（总共介绍了从五四时期前后的期刊一百六十余种），而且是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我们不难想见这套书籍的特点了。这套书籍共分三集，每集又分上下册。在每集上册的第一页都有关于本集涉及刊物的一个简略的介绍，一般都是一句话，言简意赅，措辞也是耐人寻味，颇有盖棺定论的政治色彩，比如提到著名的副刊时说：“‘晨报’副刊是著名的宣传新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大型副刊；‘星期评论’、‘觉悟’、‘建设’是紧接着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出版的进步期刊；‘解放与改造’（‘改造’）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学灯’是著名的时事新报副刊，从‘学灯’中蜕化出来的极端反动的、专门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研究’
也是时事新报的副刊，在这里将它们一并介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研究关注的都是这些报刊在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并且把这种政治倾向简单地同它们的价值挂起钩来。虽然如此，当时的研究即使是在现在看来，仍然是有一定价值的，尤其是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对《学灯》的一些基本资料进行了介绍（这部分基本上是可靠的）
，并且对它在新文化运动格局中的文化、学术角色也进行了政治定位。不妨抄在下面：
五四时期的著名的日刊“学灯”，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创刊于1918年3月4日，起初每周一次，5月起每周二次，12月起每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12月起逐日刊行。1921年5月10日起，“时事新报”增辟“文学旬刊”，9月16日起，增辟“社会主义研究”旬刊，每逢这些副刊出版时，“学灯”就休刊。我们已见最晚的“学灯”是1925年11月的。“学灯”的版式也几度改变。最初每期只占大半版（下半是“新闻屑”副刊）,1919年2月起扩充为两版。1922年起改为4开4版的附张（1923年4—10月为横四开）,1924年10月起“学灯”和“文学”“艺术”等副刊的第4版辟为“教育界”附刊，“学灯”的篇幅只占三版。1925年7月后更缩小为两版，但11月11日起又与“教育界”合并扩充为四版。1923年起，“时事新报”陆续增辟副刊多种：1921年11月4日创刊“青光”日刊，内容以青年的文化娱乐生活为主；1923年4月8日创刊“合作旬刊”，是合作研究会的刊物；1923年4月14日创刊“艺术”也是旬刊
，已见最后一期为1925年11月21日出版的126期；1925年5月11日起创刊书评性的“鉴赏周刊”，已见最后一期为1925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26期。“文学旬刊”由郑振铎编辑，37期（1922年5月）起正式定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56期（1922年11月）后由谢六逸主编，“学灯”出版期数也就相应地逐渐消减。从1922年2月起，“学灯”按月出版单行合订本，1923年起从五卷计期，每年为一卷，每月为一册。（笔者注：这部分史实稍不完全，时事新报的副刊还包括“工商之友”、“泼克”、“现代妇女”
、“余载”、“上海”等）
“学灯”的编辑也更换了多次。最初由张东荪负责，不久由匡僧主编，匡僧于1919年4月25日声明因脑病辞职，改由澹庐即俞颂华负责，后又改郭虞裳（曾任上海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1920年1月起，李石岑接编，直到1921年7月底，此后郑振铎一度担任编辑，1922年2月起改由柯一岑负责，约到1923年初为止。此后“学灯”的编者不明，只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几和郭梦良都曾担任过。从编辑人的思想倾向来说，除了张东荪是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外，大多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受张东荪的影响的。“时事新报”是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在研究系中又属于梁启超张东荪等的一派，因此政治态度和同属于研究系的“北京晨报”及“国民公报”比起来，更为右倾，而“学灯”虽以宣传新思想闻名，实际上从开始起就属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质量比“晨报”副刊差得多，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不能比。愈到后期，“学灯”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学术气息愈为浓厚，最后蜕化出“社会主义研究”这样的反动刊物，而它本身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连原来的虚名也保不住了。
从中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编纂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对《学灯》的评价非常之低！它也谈到了《学灯》后来的没落及其缘由。可如果我们把它对《学灯》历史沿革、衰落缘由、历史评价的描述与同期台湾出版的大学新闻学系教科书——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对同一个刊物的两种表述反差极大。在1966年4月台湾出版的《中国新闻史》曾风靡一时，后来作为大学教科书，其中对《学灯》是这样描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报业是文化的尖兵，自然在这一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报纸天天出版，读者多，只要登高一呼，声势自然很大。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是上海的《时事新报》。该报属于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等一班人，搞政治失败以后，就致力于文化革新，使《时事新报》成了鼓吹新文化运动的一支主流。《时事新报》的副刊，本来叫《报馀丛载》，曾刊载“上海之黑幕”，连续三年。民国七年三月四日起，这一副刊上，增加了一版《学灯》，专载介绍学术，讨论思想的文字，很受教育界的欢迎。《学灯》初发刊时，本来是周刊，同年五月，改为半周刊，十一月改每周三次，十二月起，改日刊，由此可以知道读者对它的反响。民国十八年五月中旬停刊，廿六年二月十四日复刊，为寿命最长的副刊之一。《学灯》的内容很广泛，包含《文学旬刊》、《现代妇女》、《艺术》、《青光》、《戏剧》等各种周刊。该刊先后的主持人，是宗白华和郭虞裳等。……可惜的是，该报在报业经营方面力求革新，在政治思想方面，却日益走向反动。民国十六年以前，该报一直是研究系的言论机关，一方面鼓吹新文化，一方面却从事反国民党的宣传。国民革命军打下江西，该报经理林炎夫有先见之明，先到南昌，向各方面要人设法疏通。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该报遂得以照常出版。同时，该报也改组，由申报经理张竹平参加。张氏重整旗鼓，请陈布雷任主笔。第二年，陈氏离开，由程沧波继任。该报自脱离政治的关系后，开始走向企业化，成为全国最有名、销数最大的报纸之一。……新文化运动策源于北京，但是主力线却在上海，这因为北京在军阀的统治下，受限制很大。上海有租界作庇护，言论比较自由。实际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是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作家）和报纸、杂志。在报纸中，立功最大的要算《时事新报》和它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和它的副刊《觉悟》；《北平晨报》和它的副刊《副镌》。……在上海，一般人称副刊为“报屁股”，可见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学灯》、《觉悟》、《晨报副镌》的最大贡献是，它们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读者的水准。过去写“报屁股”的大多是落魄的文人；而给这几个副刊投稿的，却大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作家。它们特别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此所发生的影响也很大。报纸固然推进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也促进了报纸的改革。最明显的是，报纸所用的文体，开始由文言变成了白话，并且加上了新式标点符号。这一方面增加了报纸的教育功能，也扩大了报纸的读者群，拓展了报纸的销路，推进了中国的整个报业。
可见，台湾研究者曾虚白对于以《学灯》为代表的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历史作用是极为肯定的，而关于《学灯》兴起与没落的原因，曾虚白等人则是延续了解放前张静庐早期的说法。
有趣的是，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抨击《时事新报》及《学灯》为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动刊物”，而台湾曾虚白等人因为该报反对国民党也评价其发展历程为“日益反动”。毫无疑问，研究系特殊的历史角色注定了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眼中都是“双重的”反动派。
既不同于中国大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认为“《学灯》价值远逊于《觉悟》”的观点，又不同于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将“《学灯》、《觉悟》历史功绩并举”的说法，五十年代初退居香港的曹聚仁作为与陈望道、邵力子等民国日报馆同人有很深历史交情的文史学家，却在自己兼具回忆录和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文坛五十年》中说：“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的；……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线上，研究系梁启超派所创办的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大力，远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之上。”
事实上，对同一历史对象的不同的评价与各派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持的政治立场有关系，当然也与各自基于与该对象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亲疏的不同所形成的特定历史视角有关。
我认为张朋园的历史观有历史研究观念上的指导意义。他说：“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在追求历史的垂询价值。西方人的历史观在解释现在的由来。两相比较，西方人的说法似较为合理。历史的价值不容易判断，借历史以了解现在却是逻辑的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有必要对《学灯》及研究系做出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判断和评价的。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的。
首先，《学灯》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曾产生过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它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有所欠缺的。本研究是学界首次以研究系主持下的报纸副刊《学灯》历史沿革及其与研究系之间互动关系为主题的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历史地认识以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等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思想特征、政治观念和文化理念，认识到他们在政治上挫败之后文化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此后从事新文化建设的历史功绩和文化意义。借此我们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这个被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新闻史“遮蔽”多年的政党社团的文化、思想风貌，即拂去历史的灰尘来重新认识研究系的文化建设作为和价值。其次，本研究首次阐明了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参与及其与北大新青年一派紧密的互动关系带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对于我们重新历史地、全面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力量，立体地、深入地认识北京大学新青年一派知识分子群体有着重要的比对意义和他者价值。这也对我们重构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场景、构筑更丰饶可观的五四新文化生态，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格局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再次，通过将《学灯》看作一个历史文化生命主体，历时性地探究它的诞生、发展、成熟乃至衰亡的全过程，探讨五四时期上海一地由报纸副刊、杂志、书局等构筑的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网络的紧密互动关系，对我们认识以《学灯》为代表的报纸副刊是如何引领上海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开展提供一个崭新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也可以与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一校一刊”（即北京大学加《新青年》）模式相对照，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上海新文化运动建设的特殊性。最后，通过对《学灯》与新文学运动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更深入地认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产生与编辑、传媒的互动关系等有关文学创作的原生态风貌。
总之，我们就是想要通过研究《学灯》来“解剖一只麻雀”，将其放置于复杂的历史原生态中，探究其在研究系的主持下在思想文化、文学生态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历史且公允地评判其价值和地位。现在学界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也就是盲目求大求全地去进行所谓“史”的创作。我认为陈思和教授的看法在当下学界非常具有警醒作用。他说：“以我私见，凡一项科研项目的确定，宏观的综合研究应该越少越好，而具体的问题研究、个案研究却越多越好，这就好像是建造大厦的基础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的个案研究，就想建构什么理论框架或写什么‘史’，简直如同儿戏一样。所以我所购买的专业书，大都限于具体的作家研究、问题研究和单位个案研究，这类书收集资料齐全，研究态度踏实认真，提供出来的有用信息就比较多；而对于一些动不动就是这个‘史’那个‘史’的宏观研究，我一般总是敬而远之，因为我读过不少这样的宏观研究，大都是蜻蜓点水，于材料缺乏认真考辨，于理论大都似是而非，不读也没有什么损失。”
陈思和教授的看法不仅针砭学界时弊，而且他所提出的个案研究的优势则从另一个方面指明了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的学术路向、研究范式，那就是从个案研究出发，以扎实丰富的材料为基础，树立历史文化语境的全局意识，不但重视史料、史事、史实的收集、整理与考辨，而且要在提升问题意识、注重问题导向的同时，坚持论从史出，面对材料要有相当的理论分析和阐释能力，要在知识格局和思想框架的构建中做到史料与理论的有机结合。
作为个案研究，对研究系主导下的报纸副刊《学灯》的全面、整体、系统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空白。本文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显然也有很高的难度。
第一，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就是资料问题。五四“四大文艺副刊”里，《晨报副刊》（起先名为《晨报副镌》，1925年改为《晨报副刊》，本文为论述方便，统称《晨报副刊》）的保存现状是最为理想的，有原刊，也有影印本，几乎各个综合性高校和图书馆都有收藏，查阅起来非常方便。其次，就是《民国日报·觉悟》了，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影印了全套的《民国日报》，但是由于它的合订本没有保存下来，因此要想看副刊就需要翻阅全部的《民国日报》。“由于当时的编者考虑装合订本的方便，在《觉悟》的版式设计方面动了很多脑筋，许多情况下，读一期《觉悟》就要把厚厚的一巨册《民国日报》颠来倒去地翻转好多遍。”
但因为有影印本，所以阅读起来相对还是比较方便的，传统文科院校和各大图书馆都有保存。再次，要算是《京报副刊》，虽然没有影印本，但是由于存在当时的合订本，因此，保存现状也相对理想，在国内个别传统重点文科院校、国家级图书馆有藏，比如北大、复旦、南大（虽有但不全）、国图、上图（南图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影印本，只有原版刊物和微缩胶片可读，因此相关研究受到限制。保存状况最差的是《学灯》，国内高校中只有北大有存，复旦馆藏只有一页《学灯》，南大、南图都没有，上图和国图也只是有微缩胶片可供借阅。
即使是现存的《时事新报》以及《学灯》，由于种种政治原因，长久以来不受重视，资料散佚现象严重，只能说是基本完整。
当我们说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研究在学界已经成为显学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清楚，这门所谓的“显学”是以客观资料的限制而将绝大多数研究者排除在外而形成的。如果不突破资料瓶颈的限制，不让更多的研究者享有资料上的便利、平权进而参与进来，以四大文艺副刊为代表的报纸副刊研究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显学”！
第二，如果要研究《学灯》，必须要深刻、全面地了解五四时期前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新闻史、文学史、政治史等多方面状况，形成相应规模的知识结构和整体框架，也就是说要把《学灯》认作一棵大树，而去整体、深入地了解其所处身的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等各型文化生态，从而做到“在森林里说树木”。比如，如何看待研究系从事新文化运动建设，《学灯》在研究系整体文化格局构想中的角色与作用是什么，研究系的报纸副刊与北大新青年一派是怎样交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如何体现的，五四时期前后新闻生态尤其是副刊文化生态是怎样的，《时事新报》的其他副刊与《学灯》的关系如何，《学灯》是如何引领上海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开展的等等。新的研究对象必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这对写作者的要求，尤其是在知识储备、学识构架、问题激发、材料整理与分析、理论提升等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
第三，《学灯》这个副刊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时代的复杂在它的身上有着鲜明的烙印。它的产生、扩充、发展、成熟乃至最后走向没落，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在和外在的交互原因。一方面，它的主编变换频繁，各种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政治力量随着主编的变化而相继介入到《学灯》的生命历程中，比如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今人会等等，并在刊物各个阶段历史面貌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另一方面，作为研究系的报馆，时事新报馆主事者的种种管控存在于无形之中。基于这样的内外特征，我的想法是做到“由树木而见森林”，通过对《学灯》自身和所处历史文化语境复杂性的描述，来探讨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地区开展的文化动力结构，以及由《学灯》而展开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文化力量是如何功能性地组合在一起并成为新文化运作的整体。
第四，《学灯》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如何处理好媒介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也是非常棘手的。在有的媒介研究中，报纸刊物只是被当做了文学研究的资料库，完全忽视了媒介自身的历史文化生命意识和功能运作的整体观念，这样做很容易把媒介研究做成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拼盘，有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甚至因此而对文学史视野下的报纸副刊研究根本上持否定态度。从总体上来说，关于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还没有在整体上形成一套严谨的研究规范和学术范式。但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我们多进行个案研究，来充分地积累研究成果与经验，这个类型的报纸文艺副刊研究必然将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气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五四时期前后在沪由时事新报馆编辑发行的《时事新报·学灯》，1938年渝版《时事新报·学灯》不在研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