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至城市务工，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大量农民工并不能在城市获得平等的福利待遇，甚至面临较为窘迫的生活境况，因此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难以做到举家迁移，通常是夫妻一方外出或双方同时外出务工，子女则被留守在农村老家，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根据民政部等部门的摸底排查结果，截至2018年8月，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697万人，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较为庞大，而他们作为国家未来重要的人力资本储备，其生存发展状况与我国未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然而，这些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由亲子分离带来的照料缺失和教育缺位使得他们在健康、教育、心理等方面面临较大的风险与挑战。其中，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长发育和成年后的健康问题，也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收入水平等产生一定影响，即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直接关联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及其营养健康状况，对于留守儿童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我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关于留守儿童的政策文件，之后政府不断提高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程度，尤其是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如《中国婴幼儿喂养策略》《儿童喂养与营养指导技术规范》《全国儿童保健工作规范（试行）》《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儿童营养性疾病管理技术规范》等，从法规制度层面不断规范和强化了儿童营养工作，加强了儿童营养不良疾病的防治。此外，国家还开展了一系列儿童营养的具体干预项目，主要涉及食品补充、食品强化和营养教育三个方面，例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等，以及发布营养教育的参考性指南，包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儿童青少年膳食指南》《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等。

在此背景之下，本书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个大型微观数据库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展开实证研究。其中，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卡罗来纳人口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合作并整理，旨在评估我国人口的营养健康状况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该项目于1989年首次展开调查，其后每隔2—4年对样本进行追踪回访。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调查并整理，旨在研究我国居民经济活动、教育健康、家庭动态以及人口迁移等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该项目于2010年首次展开调查，其后每隔2年对基线调查样本进行追踪回访。基于此，本书综合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重点探究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干预机制，以期为改善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本书首先从“农村”“留守”“儿童”三个角度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进一步根据父母双方外出类型将农村留守儿童区分为父母双亲外出型留守儿童、父亲单独外出型留守儿童以及母亲单独外出型留守儿童三类。结合CHNS和CFPS数据库的调查结果，对我国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进行了测量。经研究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大多数，其次是父亲单独外出和母亲单独外出的留守儿童。然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东部地区留守儿童占比较低，中部地区留守儿童占比较高且不断上升，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分布呈现两极分化，个别省份留守儿童占比很高。此外，结合留守儿童的人口学特征、监护情况、父母特征、家庭条件以及学校条件等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留守儿童的低龄化趋势明显，并主要依赖于祖辈监护人进行照料；多数留守儿童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但文化水平不高；家庭饮用水、做饭燃料、卫生间类型等卫生条件正在不断改善，家庭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大部分留守儿童就读于普通公立学校，但进入重点/示范学校学习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同时，选择在学校寄宿的农村留守儿童占比很高。

接下来，本书从体格测量、膳食调查和营养疾病这三个维度构建了儿童营养健康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生长发育状况（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肥胖率）、每日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情况（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日均摄入量）以及营养健康状况（低BMI率、营养及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等9个指标。总体来看，在生长发育方面，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长迟缓问题较为严重，低体重率次之，而肥胖率则并不突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留守儿童的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问题均得到了改善，而肥胖问题却开始突显，可见留守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正逐渐转化成为营养失衡和营养过剩问题。在膳食摄入方面，留守儿童每日能量和宏量营养素的摄入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其膳食结构中高油脂、高热量的膳食在逐渐增加。在营养健康方面，留守儿童的低BMI率较高，但其营养及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则并不突出，且二者均在不断下降。此外，对比农村留守儿童、农村非留守儿童以及城市流动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发现，近些年来留守儿童的生长迟缓、低体重问题改善幅度较大，而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肥胖率上升幅度更大；同时，相比于另外两类儿童，留守儿童对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日均摄入量更高，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较低。

在此基础上，本书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儿童留守与否以及属于哪种留守类型对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和营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回归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状况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能量和各宏量营养素的日均摄入量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低BMI率和营养及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也较非留守儿童更高。但不同留守类型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母亲单独外出显著增加了留守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双亲均外出显著降低了儿童对能量与宏量营养素的摄入量，而父亲单独外出则显著提高了儿童的营养及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进一步地，本书从个人、父母、家庭和学校四个层面分析其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年龄对留守儿童生长发育指标的影响呈“U形”，对膳食摄入指标的影响呈“倒U形”，性别因素也有一定影响，表现为男童的生长发育情况和膳食摄入指标要好于女童；父母的身高、体重、健康和学历情况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膳食摄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饮用水、做饭燃料和卫生间类型等家庭卫生条件，以及电冰箱、微波炉和电饭煲等家庭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有助于促进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否寄宿对留守儿童低BMI率和营养及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就读于示范/重点学校能显著降低营养及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

为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本书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多种干预农村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机制与手段。经分析发现，营养元素摄入量的大小对儿童的生长发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均显示增加能量和三种宏量营养素的摄入量，并注意均衡营养搭配，能够有效降低儿童的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以及肥胖率。进一步地，为了提高儿童日均能量和宏量营养素的摄入量，本书从体育运动、营养知识、饮食偏好和饮食习惯等四个方面对儿童的膳食摄入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四个机制对儿童膳食摄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通过实施积极的运动干预、知识干预、饮食偏好干预和饮食习惯干预等措施，可以显著促进儿童的膳食摄入和结构均衡，进而改善其营养健康状况。

通过对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营养健康指标的分析、影响机制的回归检验以及干预措施的机制分析，本书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干预机制做了一个全面细致的分析，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从学术价值来看，首先，本书在梳理和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完善了“留守儿童”和“儿童营养”的概念内涵，促进了对“留守儿童”和“儿童营养”概念的全面深入理解；其次，本书从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和营养疾病三个角度构建了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测量指标，维度立体且丰富，为之后的指标构建和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最后，本书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详尽分析了影响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因素、机制以及干预措施，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应用价值来看，本书关于留守儿童营养健康影响机制和干预措施的研究结论，不仅能够在家庭层面使得留守儿童父母和监护人了解其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机制，从而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提高儿童营养健康水平，还能够在社会层面，为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尤其是能够引起其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问题的重视，促进更多与改善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相关的政策文件、干预项目的落地。最后，本书对我国留守儿童营养健康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福利水平的工作，而且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等现实背景下，对促进农村发展、减小城乡差距、保障未来人力资本储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