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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市而难以做到举家迁移产生的特殊弱势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中，留守儿童逐渐成为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但是直到2004年以后，学术界才开始真正关注“留守儿童”。关于“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学术界的说法不一，但其核心内涵“父母外出造成亲子分离”是确定的，只是在特定的调查背景和实证研究中，限于数据获得、数据分析等方面的限制才对父母外出、留守地点、儿童年龄等情况做出限定。概念的不统一并不阻碍我们对“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了解，相反，正是因为概念的不确定才使得我们对留守儿童的了解更加深入。笼统地表述“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对于理解留守儿童是片面的，因为父母外出的时间点、外出务工的空间距离、外出的连续时长、回家探望的频率、日常联系的频率等这些信息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对于进入初中的学生与刚开始上幼儿园的儿童来说，父母此时外出务工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儿童对父母在隔壁县城务工与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心理感知也不同；日常频繁联系与一年才回家亲近父母一次的相处模式对于儿童的影响也不同等。此外，留守儿童往往经历流动儿童、普通儿童等身份之间的转变，在一次调查研究中，儿童“留守”身份的界定可能并不准确，因此，概念的界定只是为调查研究提供了方便，真正理解和辨析“留守儿童”需要全面了解其未来和现在的生活经历。当然，在调查和研究中，仍需要对留守儿童做出身份的鉴定，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认为留守儿童的界定需要围绕以下三个特点：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务工且较长时期不回家探望，在农村地区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独自生活、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儿童的身心发展关系到社会未来人力资本的形成，留守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在健康、教育和心理等方面面临更多的风险与挑战，更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相对来说，对于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问题关注较少。人们往往更加关注的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而不专门针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关注我国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现状，首先要明晰儿童营养健康的相关概念。一是儿童营养不良，广义的营养不良不仅包括营养摄入不足、微量元素缺乏，还包括营养结构失衡问题，前者表现为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贫血等，后者主要是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超重问题；二是患病情况，包括一些客观的生病指标如腹泻、感冒等；三是自评健康和有些学者构建的较为系统的健康指标。其次，要了解并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和指标。围绕儿童营养不良的测量方法和指标主要有体格测量、膳食调查、临床监测等，判断标准有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国际标准的样本量更大，更有权威性，适用于国与国间的比较，而国内标准更能体现国内儿童的现实情况。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我国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普遍差于普通农村非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也更容易出现营养摄入不足、生长发育迟缓等状况，但是部分流动儿童也面临超重、肥胖等营养过剩问题。留守儿童内部营养健康状况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区差异、父母外出不同类型、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同时，这些也是影响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
影响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学校因素和个人因素。具体而言，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观念等，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和结构、父母文化教育水平、家长育儿知识和理念、家长就业方式等，社区因素包括社区（村居）饮用水设施、如厕条件、交通便利性、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等，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出生体重、饮食习惯、膳食结构等。留守儿童作为儿童群体中的一员，其营养健康状况同样受到上述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受到父母外出务工引起的陪伴减少、照料缺失，祖辈监护人不完善的养育知识和观念等问题的影响。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包括正反两个效应：一是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家庭收入增加提高了儿童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了对医疗保险或其他商品的消费，降低了儿童患病率，使儿童健康状况改善；二是时间分配效应（或者称为忽视效应、分离效应等），因父母陪伴不足、留守成员对孩子照料时间减少而对儿童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父母外出工作，增长了见识和营养知识水平，也可能对提升留守儿童营养健康水平有促进作用。监护和照顾留守儿童的留守成员往往是祖辈，这种隔代照料方式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时间精力有限、营养知识不足、养育观念落后或者溺爱心理对儿童营养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上述这些影响还因留守儿童的性别、年龄、地区等的不同而不同，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增强或抵消作用使得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并不明确。大量学者使用微观计量经济方法对上述效应和机制进行了分析，但往往忽视了内生效应，导致因果关系识别出错，得出错误的结论。近来的研究中，学者更加重视和处理内生性问题，主要是通过倾向匹配得分、差分模型（二重差分或三重差分）或者相结合的方法，也更加注重通过稳健性检验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然而，在关于留守儿童营养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中，涉及留守成员对儿童监护类型的研究较少。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可分为三种类型：隔代监护（主要指祖辈）、单亲监护（指父母其中一方）、他人监护（除祖辈和单亲之外的其他亲属和朋友）和自我监护（留守儿童独自生活）。留守儿童的关键特征就是“亲子分离”，由此留守儿童不得不选择其他的监护方式。除“亲子分离”效应外，对留守儿童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日常生活中密切接触的监护者，他们对儿童的关心、照料、监督和指导直接决定了儿童的生活状态。如果监护人对儿童的照料足够完善，甚至可以抵消“亲子分离”的负面效应；反之，只会加剧留守儿童的困难处境。现有研究中，仅有少数几篇涉及祖辈照料的溺爱问题、营养知识不足问题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未来应该多加关注留守成员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效应和机制。
此外，除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家庭因素外，家庭的规模和结构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家庭子女较多，部分子女跟随父母迁移到城市，其他人则留守在家，这是否会导致父母资源分配不均而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家庭中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留守在家的孩子能否得到公平对待，是否会有一方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从而在生长发育方面产生显著的差异？有学者关注到了性别偏好、同胞数量与结构对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影响，但是还未见家庭规模与结构因素对留守儿童群体影响的相关研究。
在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中，以负面效应居多，学者的研究假设也往往是认为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我们应该考虑到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东部较为发达的省份，经济条件较好，儿童的认知发展更加全面，留守儿童可能更加能够享受到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也可能更加能体谅父母、理解父母，个人性格比较积极乐观、自强自立，那么他们或许表现出优于同伴的营养健康状况。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可能确实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风险，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中，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地域属性的影响，避免陷入“留守儿童一定是弱势儿童”的陷阱。
最后，在儿童营养干预方面，还未见有大型的、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营养健康干预的项目，现有的一些干预项目主要是膳食营养补充、营养包补充、营养知识教育等方面，多针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儿童。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国外的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我国还未广泛实施，部分学者将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与营养知识培训结合起来的项目干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未来在留守儿童的营养干预方面，应该多增加对其的膳食营养补充、监护人培训等方面，还可以尝试探索针对留守儿童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以提高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照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