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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11年起实行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广、实施时间最长、政策力度最大的营养餐干预项目，旨在通过为学生提供膳食补助，切实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诸多学者根据监测数据或实地调研，对各试点地区以及总体的试点地区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做了评估，多数研究表明，该计划有效改善了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刘玄华等，2015
［124］
；刘怡娅等，2018
［125］
；付中喜等，2017
［126］
；何志凡等，2018
［127］
；王迪等，2019
［128］
；甘倩等，2016
［129］
；曹薇等，2019
［130］
）但上述对比和分析均没有进行严格的试验对比和定量分析，也没有具体阐述儿童营养健康的干预机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个较好的准自然实验，范子英等（2020）
［131］
最先基于该准自然实验的背景，探究国家免费提供的营养餐对学生群体成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认为依赖家庭自身很难解决营养摄入和转变传统饮食观念的问题，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营养干预能够为转变观念和有效的营养补充提供外在条件，进而为提升学习成绩而创造条件，因此，营养干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通过健康状况这一重要传导路径。
2012年启动实施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通过为贫困地区6个月至2岁的婴幼儿每天免费提供1包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营养包来提高儿童的营养摄入，同时开展儿童营养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努力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健康状况。
张倩男等（2015）
［132］
和孙静等（2015）
［133］
对此项目的评估结果表明营养包干预显著促进了儿童生长发育，提高了其机体免疫能力。有些学者自行开展的营养包干预试验也证明了营养包干预对改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有效性。赵文莉等（2012）
［134］
、陈瑞等（2014）
［135］
对甘肃贫困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进行为期一年的营养包干预后，儿童贫血患病率、营养不良率较对照组儿童均有所下降。蒋秋静等（2016）
［136］
、黄永玲等（2019）
［137］
对重庆市、安徽省贫困地区6—24个月龄婴幼儿营养干预效果的评价也显示营养包干预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食品强化是指将人体必需氨基酸、维生素、铁、锌等微量营养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添加到特定食物中，以补充对这些营养元素的摄入量，纠正或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所致的相关疾病，如缺铁性贫血、维生素D缺乏引起的佝偻病等。我国食品强化常常集中于谷类、奶制品、豆制品、调味料等食物中，例如铁强化酱油、碘强化食盐、强化牛奶、强化饼干等。一些学者对铁强化酱油的干预效果进行调查研究，均发现了铁强化酱油对贫血状况的明显改善作用。（黎明强等，2007 ［138］ ；李鲁娟等，2008 ［139］ ；齐福生等，2011 ［140］ ）武天明等（2009） ［141］ 分析了饮用强化牛奶对促进儿童骨骼生长的效果，发现同时补充钙和维生素D对儿童骨骼生长的促进效果比单纯只补充钙更加明显。刘桐等（2016） ［27］ 对甘肃省某农村地区学龄儿童进行维生素A强化食物（红棕榈油维生素A营养饼干）干预实验，结果也显示出对当地学龄儿童维生素A缺乏情况的明显改善效果。
综上所述，基于食品补充和食品强化的营养改善计划和措施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上述营养干预项目大多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实施的营养餐干预或食物强化营养干预项目。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Cash Transfer programs，CTs）通过为目标群体提供现金，干预其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一些行为，以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分为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CCTs）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UCTs）两种形式，其中CCTs将现金补贴、营养教育及初级卫生保健等结合起来，针对贫困群体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但接受者必须遵循某些要求，比如定期参加营养教育课程，定期带儿童体检、进行免疫接种，或者必须将现金用于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等，总结来说，CCTs就是一种以有利于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为目标的现金补贴项目；而UCTs则没有要求一定的条件，仅是给予现金补贴。相对来说，CCTs目的性更强，约束力较大，许多国家使用该项措施针对贫困儿童的营养和教育问题进行干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消除贫困，一方面，现金转移支付增加了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促进了家庭消费，尤其能够提高高品质、高营养食品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往往以参与健康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为条件，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家庭中妇女、儿童享受预防性健康服务的比例，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风险。此外，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并不会降低成人的劳动参与率，反而能够有效遏制童工现象，减少童工数量，保障儿童健康和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减少儿童营养健康方面的风险。
墨西哥和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较早开展了CCTs，目前CCTs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开展。（James Manley ＆ Seth Gitter，2013） ［142］ 哥伦比亚政府从2001—2002年开始实施家庭行动计划（Familias en Acción，FA）也是一种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Orazio Attanasio等（2005） ［143］ 对其评估结果表明FA计划将农村地区不足24个月的儿童的腹泻发生率从32.6％降低到22.0％，将24—48个月的儿童的腹泻发生率从21.3％降低到10.4％。在南非实施的养老金计划（Old Age Pensions）属于UCTs，评估结果也显示出，该养老金计划能够通过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加儿童的膳食营养，从而显著增加当地儿童的身高。（Duflo E，2003） ［144］ 还有其他许多研究结论也都肯定了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对儿童营养健康的促进作用（Gertler，2004 ［145］ ；Rivera J A et al.，2004 ［146］ ；Leroy J L et al.，2008 ［147］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CCTs可能会使家庭负担加重而不利于其他家庭成员的成长，比如Gitter等（2011） ［148］ 发现在厄瓜多尔，通过限制家庭使用童工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导致年龄更小的孩子的身高增长受到抑制。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仅对孤儿和困境儿童有一定的现金补贴和救助政策，旨在保障这些儿童的基本生活质量，对于儿童教育和营养等方面的针对性支持不够。同时，在我国使用现金转移支付干预儿童营养健康的项目研究较少，Lin Qian等（2015） ［149］ 、Zhang Y F等（2018） ［150］ 曾在湖南省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通过现金支付或健康津贴，促使监护人参加营养教育课程、保证儿童享受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等，结果显示，现金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高看护人参加营养教育课程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对儿童营养及相关疾病的认知水平，改善了对儿童膳食的选择行为，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提高。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拉丁美洲、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实施，为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对儿童的教育和健康问题也起到了显著的改善效果，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较为大型的CCT项目或UCT项目，更无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项目。
在学校里，体育课及相关体质锻炼活动的开展和运动健身意识的培养在增强儿童体魄、保持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诸多学者的调研结果证实了体育锻炼对儿童生长发育的有益作用。贾晓东等（1990） ［151］ 在对沈阳市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调研中发现，体育锻炼能够提前儿童身高突增的年龄，同时延迟突增结束的年龄，从而延长了儿童身高突增期的整个时长，并且突增期的年均身高增长值也显著增加，最终导致那些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的身高要远远高于那些不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而且，经常运动的儿童的骨龄也要明显高于不经常运动的儿童，年龄与骨龄的差值也要更低，这也反映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对儿童的骨骼发育和身高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陈姜等，2002） ［152］ 刘毅、李明灯（2017） ［153］ 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体育游戏干预，发现体育锻炼能够显著促进儿童身高和体重的增长，而且不同体育运动方案对儿童身体形态、心肺功能、上下肢力量、平衡能力等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看，体育锻炼对于塑造儿童良好身体形态、增强心肺功能、保持心理健康均起到积极的作用。（殷恒婵等，2012） ［154］ 刘星亮、孟思进（2013） ［155］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体格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武汉市初、高中学生进行运动干预的结果也证实了运动对力量、速度、耐力、柔韧性等身体素质的显著促进效果，同时运动也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这一点在张亨菊等（1997） ［156］ 对济南市部分中小学学生的调查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而且，对于肥胖儿童来说，运动干预也是预防和减少肥胖的有效手段，刘文等（2008） ［157］ 基于学校的有组织的运动干预发现运动可以通过促进糖脂代谢，有效地预防和延缓青少年的肥胖问题。
尽管体育锻炼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都大有裨益，但是只有当儿童表现出对体育锻炼的热爱和积极参与的态度时，体育锻炼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儿童生长发育的促进作用。彭莉、牟作松（2007） ［158］ 调查了重庆市中学生在校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并对其营养健康水平进行了测量评估，发现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与其对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态度密切相关，具体来说，那些对学校体育活动持积极态度的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要更好，而不喜欢学校体育活动的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相对差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生对体育锻炼的浓厚兴趣对其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吴蓓蓓等（2009） ［60］ 将儿童是否喜欢学校的体育课纳入回归模型中，发现喜欢体育课的儿童的营养状况较好，同时锻炼频率越高的儿童的营养状况也越好。因此，要实施对儿童的运动干预项目，首先应该培养他们的运动健身兴趣。除了体育运动的生物学价值外，薛冬梅等（2012） ［159］ 还提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帮助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综上所述，体育锻炼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增强身体的各项素质，还有益于心理健康。通过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儿童参与更多的体育锻炼，从而促进生长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儿童树立运动健身的观念和培养体育锻炼的兴趣。
健康知识教育能够通过增加人们的营养健康知识，帮助树立科学的饮食观念，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从而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改善营养健康状况。夏燕琼等（2013） ［76］ 通过对广东省12所学校学生进行营养知识和行为的宣传教育（形式包括宣传海报、健康教育讲座、召开主题班会等形式等），发现与干预前相比，留守儿童知识得分以及饮食行为得分均有所提高。岳莉等（2015） ［160］ 发现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是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主要获取来源，因此可以通过对留守儿童家长和老师进行充分的营养健康知识教育，以及提高他们的营养知识水平、纠正不健康的喂养方式等来促进留守儿童摄入更充足且均衡的膳食。在众多实施营养教育干预的项目中，看护人是营养干预实施的重要对象。陆青梅等（2012） ［161］ 在广西百色市进行了一项针对看护人的营养教育试验，发现看护人接受营养教育后，对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从而纠正了以往不良的膳食喂养行为，促进留守儿童膳食营养水平的明显提高。罗惠文等（2015） ［162］ 采取从家庭到社会的多方位干预模式，也对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了营养教育干预研究，结果显著提升了监护者的营养健康素质，降低了儿童不良饮食行为检出率。
有少数学者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开展了营养教育的干预项目。常芳等（2013） ［163］ 在陕西10个贫困县45所小学中开展了随机控制实验，通过发放营养知识宣传手册、张贴海报和观看视频资料等手段在学校与家庭中开展营养知识教育，主要参与对象为校长、班主任老师、学校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家长等，最后发现这些营养信息干预有效改善了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影响机制为学校和家庭两方面儿童看护人照料水平的提高，且对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来说，信息干预的改善效果要优于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Zhang等（2018） ［150］ 以留守儿童监护人为干预对象，采用现金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与营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促使监护人参加营养教育课程，使其了解儿童健康检查、健康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儿童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经过为期1年的干预后，结果显示CCT干预能够改善留守儿童监护人儿童营养及相关疾病的认知，同时改善监护人对食物的选择行为。此外，基于社区的营养教育项目也被证明对儿童的营养健康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郝波等，2007 ［164］ ；于娟娟等，2013 ［165］ ；王玉霞，2013 ［166］ ；赵恒佩等，2020 ［167］ ）通过将组织家长参加育儿知识专题讲座、发放宣传手册、张贴海报以及提供育儿咨询等方式，在社区内开展营养健康教育的对照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教育，促进了家长对育儿知识的掌握，提升了儿童定期参加体检的比例，有效促进了社区儿童的健康成长。（黄艳芳，2014） ［168］ 在社区内对3个月以内婴儿家长进行辅食添加方面的教育，最后也发现婴儿辅食及时添加率明显提高，家长的育儿水平得到一定提升。（张凤莲等，2009） ［169］
综上所述，直接对儿童或者对其监护人的营养教育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而开展营养教育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学校或社区。
儿童的饮食习惯对其膳食和营养摄入有直接的关联，良好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儿童摄入充足且均衡的营养，促进生长发育，提高身体抵抗力，反之则不利于其营养健康状况，大量学者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如曾嵘等（2009） ［28］ 发现儿童偶尔或从不吃早餐（小于等于1—2次/周）、偶尔或从不喝牛奶（小于等于 1—2 次/周）与儿童的低体重密切相关；秦新红等（2010） ［170］ 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经常摄入鱼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能够有效预防营养不良的发生。此外，洋快餐同时具有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和低矿物质、低维生素、低膳食纤维的特点，过量摄入容易引起肥胖问题，还会降低免疫力，诱发其他的各种疾病，因此，儿童偏好洋快餐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倪国华、郑风田（2012） ［171］ 使用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到儿童摄入洋快餐使其肥胖和罹患其他疾病的概率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得到，儿童对健康饮食的认知、家长的教育引导和洋快餐企业宣传诱导对儿童的洋快餐偏好和摄入量有显著影响。此外，儿童的卫生习惯，如主动洗手等也能显著降低儿童的患病率，马爽等（2020） ［172］ 对陇南市学龄前儿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儿童主动洗手习惯与儿童身体健康呈正相关。
儿童饮食习惯或行为往往受到食物种类、个人偏好及家庭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因此，了解儿童饮食习惯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对儿童的习惯进行干预，以帮助纠正不良习惯、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首先，儿童饮食习惯受家庭或父母的影响最大，父母的言传身教起到重要的作用（范新宇、陈忠龙，2005） ［173］ ，而父母的影响主要通过口头教育、食物分配、自身饮食习惯以及受教育水平、营养健康认知等途径进行。（马文军等，2001） ［174］ 具体来看，马冠生等（2002） ［175］ 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父母在吃饭时会口头提醒孩子多吃那些他们认为的营养食物，当父母的营养健康知识水平较高时，这种口头提示能够有效增加儿童进食营养食品的可能性，从而有益于儿童的生长发育。父母饮食习惯对儿童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儿童通常更愿意接受父母也会吃的食物。（马文军等，2000） ［176］ 调查发现，父母一周内吃早餐次数越多，孩子吃早餐的次数也越多，同时孩子的营养摄入水平也与父母的饮食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如果家长有一些诸如挑食等的不良饮食行为，也必然会对其子女的饮食行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晓玲等，2002） ［177］ 其次，父母的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儿童的饮食主要由母亲进行安排，江汉等（2002） ［92］ 、罗海燕等（2007） ［178］ 的调查研究均表明母亲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儿童进食更多的健康食品。再次，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儿童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也有一定的影响。李晓玲等（2002） ［177］ 在一些城市调查发现，当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时，给儿童的零用钱随之增加，容易造成儿童对快餐、垃圾食品等的过量摄入，从而增加肥胖的风险，因此，尽管一些家庭中父母文化水平较高、营养认知充分、自身饮食习惯良好，孩子的肥胖率仍然较高，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对儿童零用钱和非健康食品摄入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吴一凡等（2020） ［179］ 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时，对儿童的膳食摄入有积极影响，表现为家庭月收入较高时，能够显著促进儿童的健康饮食行为。然而，收入对于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父亲文化水平的影响，当父亲文化水平较低时，家庭较高的收入反而可能引发儿童更多不良饮食行为的出现。（刘丽等，2012） ［180］ 最后，纪颖等（2019） ［99］ 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饮食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越高、照料人饮食行为越良好，留守儿童的饮食行为也就越好，但是由父亲单方照料的留守儿童的饮食行为相对较差，表明父亲单方照料行为对儿童的饮食行为具有消极影响，可见对于留守儿童群体来说，照料人的类型对其饮食行为的影响尤其重要。
综上所述，儿童饮食习惯对其营养健康状况具有直接的影响，可以通过干预父母的饮食行为、营养知识等促进儿童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程度的家庭来说，要特别注意区分干预措施。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还要额外关注家庭亲密度、照料人的类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