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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外出务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儿童健康状况：一是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家庭收入增加提高了儿童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了对医疗保险或其他商品的消费，降低了儿童患病率，使儿童健康状况改善；二是时间分配效应，留守成员对孩子照料时间减少而对儿童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陈玥、赵忠，2012） ［78］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父母外出务工的忽视效应（田旭等，2018） ［25］ 、分离效应（孙文凯、王乙杰，2016 ［40］ ；吴培材，2020 ［79］ ）、替代效应（刘靖，2008 ［80］ ；王震，2013 ［81］ ）等，与时间分配效应的含义相近，主要是指父母外出务工后，对孩子照料时间减少、祖父母或年长孩子照料的质量下降、留守儿童承担更多家务不利于身体健康等。此外，苏华山等（2017） ［38］ 还提到育儿知识效应，指父母在城市务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营养健康观念增强，育儿知识增加，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具有积极改善作用。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是多种效应的综合，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收入效应的作用机制不同。有研究指出营养需求与收入水平呈非线性相关，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营养素的需求弹性先上升后下降（张车伟、蔡昉，2002） ［82］ ，因此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提高收入水平能够更大程度地增加其营养需求。在满足基本能量摄入需求之后，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则能够促进营养结构的升级，比如摄入更高比例的蛋白质（徐志刚等，2017） ［33］ 。因此，基于收入水平对营养素需求的调节作用，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需要更多考虑父母外出后留守儿童的膳食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营养素的供给量。进一步地，考虑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效应，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外出务工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有利于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孙文凯、王乙杰（2016） ［40］ 发现对于基年收入较低和收入增长率较高的家庭，收入对提高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正面效应更大，具体来说：对于基年收入较低或者收入增长率较高的家庭，收入效应对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非常明显；而对于基年收入较高或收入增长率较低的家庭，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对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不显著，甚至会损害其健康水平。徐志刚等（2019） ［83］ 基于父亲异地就业收入效应的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结论，即低收入家庭中父亲异地就业的收入效应非常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收入效应的边际效果下降，最终对儿童营养摄入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父母外出务工对其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陈玥、赵忠（2012） ［78］ 的分析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0—6岁和12—18岁儿童营养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前者是因为年龄较小，对父母或者监护人的依赖性更强，父母不在家产生的照料缺失或不充分对儿童的生活起居影响更大，后者则是因为年龄较大，可能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而不利于其生长发育；对6—12岁儿童而言，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是正向的，因为该年龄阶段的儿童自理能力相对0—6岁儿童更强，对父母或监护人的依赖性降低，相对12—18岁儿童，可能不会承担太多太繁重的家务劳动，所以相对而言受到正向影响。顾和军、刘云平（2012） ［84］ ，李钟帅、苏群（2014） ［35］ ，苏华山等（2017） ［38］ 对母亲外出影响儿童营养健康的结果也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年龄较小的留守儿童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较大者由于自理能力提高、学校教育等原因而未受到显著影响。
不同类型的父母外出的情况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李钟帅、苏群（2014） ［35］ 实证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在长期能够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母亲外出在长期内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原因在于：首先，一般来说，男性承担了更多挣取收入的家庭责任，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提升对家庭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是长期而持续的，而这一正向收入效应对各年龄阶段的儿童均有作用；其次，能够外出务工的男性劳动力可能本身也具有更健康的体魄，基于遗传因素的作用，可能对子女的健康水平有正向影响；再次，在家庭角色分工中父亲对儿童照料的责任较母亲更少，因此其外出务工可能并不会对子女的照料有明显的影响，没有照料缺失的负面影响，然而母亲作为子女照料的主要责任人，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的负向影响可能是十分显著的；最后，母亲不仅直接负责儿童日常膳食摄入，还倾向于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儿童的健康成长中，比如医疗保险、培训辅导等，因此母亲外出务工将会削弱这些偏好为儿童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母亲之前在家中承担的家务劳动也将转由留守儿童承担一部分，这也可能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非农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女性参与非农劳动比例上升，而女性同时作为挣取收入者和儿童照料者，许多学者关注到其就业方式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的影响。母亲就业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正向收入效应和负向替代效应两种情况，分别指母亲就业增加的收入可为孩子购买更多的保障商品和由于工作导致对孩子照料的时间减少、质量下降（刘靖，2008 ［80］ ；王震，2013 ［81］ ）。顾和军、刘云平（2012） ［84］ 则区分母亲全职、兼职和不工作三种工作特征，实证分析得到由于兼职工作在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更高，母亲兼职对于儿童的照料可能比未就业的母亲更充分，而且母亲就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得不管母亲是全职还是兼职，都会对儿童健康有积极影响，尽管兼职工作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此外，母亲在孩子不同年龄段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生长发育比较重要的0—2岁时期，儿童对母乳喂养有一定需求，母亲提前就业将会导致中断哺乳，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在3岁及以后的年龄阶段，儿童一般进入幼儿园等托幼机构，对母亲照料的依赖性有所降低，母亲工作对其健康的影响相对有限。李钟帅、苏群（2104） ［35］ 的研究以7岁为界，将儿童分为0—6岁学龄前和7—12岁学龄两个群体，也得到母亲外出对学龄前儿童营养健康有损害，而对学龄儿童短期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的影响机制可能有两个：第一，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母亲作为其最直接的照料人，监督和影响着儿童的膳食摄入和卫生习惯，对其营养健康水平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第二，学龄儿童已经进入学校开始接受教育，自我意识增强，老师、同学的教导和行为对儿童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不仅仅受限于来自母亲的影响，因此，学龄儿童对母亲的依赖性降低，母亲外出务工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比较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差异，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机制。苏华山等（2017） ［38］ 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父母同时外出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在城市地区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父母同时外出的情况较多，城市地区较少，而且城市地区配套的医疗、教育等设施相对优越，家庭经济水平整体相对较高，使得父母外出对城乡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点；李强、臧文斌（2011） ［34］ 的研究也表明在城市中父母不在家对儿童的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然而丁继红、徐宁吟（2018） ［36］ 得到的结论不同，他们发现父母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城市儿童的身高，但是对农村留守儿童无显著影响。沈纪（2019） ［41］ 认为不同于留守儿童“亲子分离”的情况，流动儿童和父母居住在一起，不会面临照料缺失的负面效应，而且同时享受父母在城市务工的正向收入效应和城市在清洁卫生、丰富食品、优质教育等方面的正向效应，这就导致留守儿童可能面临比流动儿童更差的营养健康状况，然而城市流动儿童也可能会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影响，如社会融入困难、医疗保障不足等，可见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和年龄作为重要的人口学特征，不仅在生理上与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还可能通过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年龄更小的孩子往往更受父母关爱。另外，在欠发达地区，“重男轻女”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对男孩的相对偏爱，可能会对女孩的营养健康状况造成损伤。Wagstaff A等（2003） ［85］ 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与其身高、体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曾嵘等（2009） ［28］ 的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儿童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以及贫血率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这同时与翟凤英等（1998） ［86］ 的分析发现也基本类似，原因可能在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逐渐减少，渐渐削弱了人们对男女性别的重视程度。薛红丽等（2010） ［87］ 对甘肃省农村地区7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分析也没有发现因重男轻女观念导致女童生长发育状况低于男童的情况，反而是男童营养不良的检出率普遍高于女童，与男孩相比，女孩发生生长迟缓或消瘦的比例显著更低。此外，饮食行为与儿童体脂、BMI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学龄阶段饮食行为对男童体脂水平的影响可能更大，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6—12岁男、女童的体脂百分比均逐渐增加，但总体上女童体脂百分比的增加受生物学因素（如年龄、青春期发育等）影响较大，而小学男生大部分尚未进入青春期，因此可能受自身饮食行为的影响更大。与男童相比，女童对食物抵抗力相对较差，产生食物响应时更容易设法得到满足，同时男童体力活动量大于女童，减少了超重肥胖的风险（许诺等，2019） ［88］ 。
年龄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首先来自生理方面的因素，一般而言，年幼儿童更容易受到生理健康方面的损害，如曾嵘等（2009） ［28］ 对0—5岁留守儿童的统计分析发现年龄较大的孩子在患病率方面的表现情况更好，因为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和自理能力；丁继红、徐宁吟（2018） ［36］ 对CHNS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儿童年龄与“过去4周内患病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儿童的患病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身高发育情况越来越差（曾嵘等，2009） ［28］ ，此外，常素英等（2006） ［54］ 还发现，对于0—5岁儿童，低体重和生长迟缓带来的健康威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年龄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还体现在不同年龄的儿童对家长照料的需求不同，使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存在儿童年龄上的显著异质性，如陈茁等（2006） ［89］ 对1991—2000年CHNS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年龄对年龄别身高Z评分的影响呈“倒U形”，当孩子在4岁以前时，随着年龄的增加，Z评分不断增加，而当孩子处于4岁以后时，Z评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下降，这表明父母更加偏爱年龄较小的孩子，4 岁以后儿童营养不良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苏华山等（2017） ［38］ 提出，父母外出工作对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消极影响在低年龄段儿童身上最为明显，因为学龄前儿童生活还不能够自理，如果缺失了父母的照料，他们更难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况，例如，不均衡的饮食结构以及不规律的生活作息都容易造成他们营养失衡、患病的概率增加或是受到意外伤害；而陈在余（2009） ［77］ 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学龄前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学龄儿童的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家庭收入水平和医疗资源的可获取性是决定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而在学龄儿童看来，对他们健康状况影响更大的因素可能是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母亲带来的营养条件的提高；然而，孙文凯、王乙杰（2016） ［40］ 基于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分析得到父母外出工作对不同年龄的留守儿童的自评健康基本上没有影响。
除个人因素外，父母或监护人层面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这些人与儿童朝夕相处，并且照料儿童的饮食起居，他们的行为、观念、监督与约束会对儿童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同时父母还会通过基因遗传对孩子的身高、体重以及健康状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首先，父母身高、体重以及健康状况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验证。冯群娣等（2020） ［90］ 的实证模型结果显示父母的BMI对儿童年龄别身高Z评分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吴蓓蓓等（2009） ［60］ 的研究结论与其一致，发现父亲体质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随着父亲BMI的上升，子女的营养水平也随之提高；丁继红、徐宁吟（2018） ［36］ 对CHNS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父母的身高、体重均与儿童的年龄别身高Z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有力支持了父母遗传因素影响儿童身高的论断，但是父母的身高、体重情况对儿童患病率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李强、臧文斌，2011） ［34］
其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也会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影响，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尤其受到关注。鲁婧颉、臧旭恒（2011） ［91］ 强调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社会资本、文化知识和物质财富存量均会随着女性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且教育背景的提高进一步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有助于她们对财富的合理分配及使用，进一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母亲一般负责孩子的饮食规划。（江汉等，2002） ［92］ 通常认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选择健康食品的概率越大。冯群娣等（2020） ［90］ 认为母亲受教育水平可通过其膳食知识水平和家庭资产指数来影响儿童的健康发展，且发现这一影响机制在农村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不考虑母亲和孩子遗传学上的联系，Almond D等（2009） ［93］ 基于中国被收养子女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了家庭中子女数目、家庭收入、环境条件及其他经济因素之后，母亲的文化水平与被收养子女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Allin S和Stabile M（2011） ［94］ 得到的结果也大体上一致，母亲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中的儿童不但平均健康状况较差，而且儿童的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恶化。此外，家长受教育水平也能够通过影响卫生医疗资源的获取能力进而影响儿童营养健康水平，高收入和高文化水平的家庭更容易获取附近的医疗设施和资源的信息，相反，收入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甚至常常因为资源获取不足不能够满足儿童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由此可见，提高农村社区医疗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的建设对前者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更显著。（宋月萍，2007） ［103］
最后，父母外出工作后，留守儿童的祖辈通常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祖辈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会像父母在身边时一样对儿童产生深刻的影响。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祖辈在孙辈的教养问题方面往往存在溺爱的问题。（Li B et al.，2015） ［95］ 考虑到农村祖辈看护人的年龄普遍较大，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食品安全以及营养均衡问题不够重视，再加上祖辈对孙辈隔代溺爱的存在，祖辈可能不会对儿童的食物消费行为有过多的限制，由此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对非健康食品的过度摄入，非健康食品的高脂肪、高糖以及高食品添加剂问题，都会显著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Foley J T et al.，2014） ［96］ 刘贝贝等（2019） ［97］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祖辈对儿童的溺爱程度越大，对其影响力和控制力越弱，儿童越容易发生更多的非健康食物消费行为，损害自身的营养健康状况。同时，看护人对儿童的饮食习惯有着很大的影响（Skouteris H et al.，2016） ［98］ ，纪颖等（2020） ［99］ 就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饮食习惯容易受家庭关系的亲密度、照料人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地位以及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中缺少照顾和关爱，行为举止也没有被很好地引导，他们的饮食搭配及营养结构往往直接由监护人的养育行为和拥有的健康饮食相关知识所决定。段丹辉等（2011） ［100］ 也发现我国大部分2—7岁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祖辈抚养，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对营养知识的了解，再受一些陈旧观念的束缚，这些祖辈看护人极易忽视儿童营养的重要性，从而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均衡以及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张晶晶等（2014） ［101］ 通过对山东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相比，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对营养健康知识的了解更匮乏。此外，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普遍清淡以及他们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留守儿童对膳食营养的需求可能也会被忽视。（田旭等，2018 ［25］ ；李钟帅、苏群，2014 ［35］ ）
家庭层面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家庭规模与结构以及性别偏好等因素实现的。Currie J和Stabile M（2003） ［102］ 认为，收入水平较低家庭中的儿童受到严重健康威胁后，难以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且这种消极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加剧，并且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留守儿童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往往更容易面临健康问题。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则直接提升了关于儿童营养健康以及其他生活需求的支付能力（宋月萍，2007） ［103］ ，有利于促进其生长发育。家庭收入改善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父母外出务工使收入增加提高了儿童饮食的数量和质量，保障了对医疗保险或其他商品的消费，降低了儿童患病率，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有正向的影响（刘靖，2008 ［80］ ；王震，2013 ［81］ ；陈玥、赵忠，2012 ［78］ ）；二是也可能来自借贷行为，尤婧等（2014） ［26］ 实证分析了正规小额信贷对农村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认为正规小额信贷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机制包括收入效应和风险处理效应，即正规小额信贷提高了家庭收入，使其更加重视，更有能力承担儿童营养摄入的正向收入效应，以及正规小额信贷提高了借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在遭受风险冲击时不会大幅减少对儿童营养投入的正向风险处理效应。此外，田旭等（2018） ［25］ 认为家庭收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营养摄入量，分别是通过增加食物消费量和改变饮食结构来影响营养摄入量。对营养素的收入弹性进行计算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大多数营养素的收入弹性都很小，也就是说父母外出工作带来的收入效应较小。
家庭规模与结构、性别偏好观念等因素通过影响家庭资源的分配也能够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影响。Becker G和Tomes N（1976） ［104］ 提出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就阐述了孩子的健康状况与家庭规模呈负相关，以年龄别身高和身高标准体重作为健康的衡量指标，结果发现当兄弟姐妹的数量从2个增加到7个时，孩子的平均健康状况下降17％。赵丽云等（1999） ［105］ 以1996年全国开展的“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基线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得到儿童在家庭中的排序越靠后，营养健康状况越差。原因可能在于，头胎出生的孩子往往更会得到家长的重视和关心，当二胎三胎出生之后，家庭负担加重、家长精力不足，可能导致家长对后面的子女疏于照料，导致其营养健康状况较差。性别偏好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来自家长因性别不同采取不同的健康投资策略，通过对男女儿童差异化的照顾方式以及调整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倾向来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宋月萍、谭琳（2008） ［106］ 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且头胎出生为女孩的二孩户家庭中，与二胎为女孩的情况相比，二胎男孩的健康状况往往更好，这体现了第二胎男女儿童的健康状况差异受“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显著，且呈负向影响。家庭内部的“男孩偏好”倾向给予二胎男孩更多的照料，而二胎女孩相对受到忽视，不考虑基因遗传因素，王芳、周兴（2012） ［107］ 等发现家庭中子女性别及其构成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的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女孩的营养健康状况更差，可能是因为面对男孩和女孩同样的投入产出情况，父母对男孩成就的评价更高，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向男孩，即存在着“男孩偏好”或“女孩歧视”现象。
社区和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儿童活动最多的场所，社区的环境、设施，学校的教育、管理同样会对儿童的身心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社区或村居的饮用水来源、厕所的清洁情况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为儿童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外部保障条件。安全用水对一个区域的卫生医疗设施、居民患病情况以及经济水平有重要的表征作用，富振英等（1996） ［108］ 发现我国29省市农村儿童生长迟缓率和腹泻的得病率与自来水的使用频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和腹泻得病率会随着自来水使用频率的提高而降低；常素英等（1996） ［109］ 对我国贫困农村儿童的调查分析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提出提高居民自来水的使用频率可以极大地降低儿童的生长迟缓。Jalan J和Ravallion M（2003） ［110］ 的研究也表明儿童的身高状况与饮用水情况密切相关。于东梅等（2011） ［111］ 对贫困地区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调查结果也表明饮用不卫生水的儿童更容易营养不良，而距离家庭住所1公里以内设置有医疗点能很好地保护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宋月萍（2007） ［103］ 认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改进能有效提高农村儿童的健康水平，但是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来说，增加农村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不相同，相对贫困家庭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受益更多。厕所类型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家庭周边的卫生环境，李强、臧文斌（2011） ［34］ 发现在农村地区有厕所的家庭中的儿童的患病概率显著降低，不论该厕所是冲水或者非冲水厕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曾提到，发展中国家儿童遭受各种疾病感染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由其恶劣的卫生状况、非清洁的饮用水源导致的。该结果也符合了Alderman等（2003） ［112］ 的研究结论，即较好的卫生设备大大减少了儿童接触细菌的机会。宋月萍、谭琳（2006） ［113］ 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厕所有助于促进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
随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改革和调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寄宿制学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地区和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题。理论上，在校寄宿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同时具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一方面，在校寄宿可以通过规避监护人膳食营养知识的匮乏、培养儿童健康的生活习惯、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等渠道促进儿童健康；另一方面，如果寄宿条件较差或者管理不到位，反而损害了寄宿儿童的健康状况。（姜楠、续竞秦，2020） ［114］ 相当多的学者关注了在校寄宿对儿童心理和学习方面的影响（杜屏等，2010 ［115］ ；乔天宇、狄雷，2014 ［116］ ；黎煦等，2018 ［117］ ；侯海波等，2018 ［118］ ；姚松、高莉亚，2018 ［119］ ），但是实证分析在校寄宿对我国农村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现有的一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个别地区的抽样调查分析，均发现了寄宿学生营养摄入和生长发育情况的劣势处境，如李文（2008） ［120］ 对农村地区寄宿制小学生饮食营养状况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主要营养素的摄入量都未达标；罗仁福等（2011） ［121］ 针对陕西省贫困县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研数据表明寄宿学生的贫血率显著高于非寄宿生；Wang等（2016） ［122］ 也发现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生的营养与健康水平相对更差；此外，罗建忠等（2017） ［123］ 还发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学寄宿生群体中，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同时存在。基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CHNS数据，姜楠、续竞秦（2020） ［114］ 还发现学校寄宿制对农村儿童的生长发育指标的消极影响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在校寄宿对农村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小学寄宿生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