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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升，家庭、政府和社会也给予了儿童群体更多的关爱和照顾，我国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有了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相关部门数据和资料的分析，2010年以来，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2018年全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6.1‰、8.4‰，均比去年下降了0.7个千分点，明显低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设定的10‰和13‰的目标；儿童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为3.13％，0—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74.9％，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为5.44％，生长迟缓率为1.11％，低体重率为1.43％，这些指标也均比上年有了一定提高，同时达到了《纲要》设定的目标。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儿童整体营养健康水平保持良好状态并有所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农村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差于城市儿童（常素英等，2006 ［54］ ；季成叶，2008 ［51］ ；季成叶，2009 ［52］ ），中西部地区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差于东部地区（刘爱东等，2008 ［55］ ；董彦会等，2017 ［56］ ；房红芸等，2018 ［57］ ）。此外，我国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不仅表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一些特殊儿童群体的营养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亟须得到关注和重视，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农村留守儿童”。随着该群体的不断扩大和问题频发，农村留守儿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多数调研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普遍要差于其他儿童。
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被父母留守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虽然拥有与之相似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但是缺少父母的陪伴和照料，这对其生长发育、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很多学者通过对比这两类群体的相关情况，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效应，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其中，诸多学者围绕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开展了调查研究。
在体格发育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状况要差于非留守儿童，如邬志辉、李静美（2015） ［58］ 对我国10个省、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生长发育关键期留守儿童的平均身高要更高；边慧敏等（2018） ［42］ 构建了一个综合健康指标评估四川省儿童的健康情况，发现留守儿童身体健康指数堪忧，一半以上身体健康水平处于中等及以下；此外，文育锋等（2008） ［59］ ，吴蓓蓓等（2009） ［60］ ，穆敏等（2010） ［61］ ，李春梅等（2011） ［62］ ，陈家言等（2012） ［63］ ，赵秀峰、孙涛（2016） ［64］ ，蔡啸镝、刘跃峰（2020） ［65］ 对山东、湖南、四川、安徽、新疆等地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也均发现了留守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相较更差的情况。然而，冯海哲等（2010） ［66］ 对贵州省9个乡（镇）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的结果和陈绍红等（2013） ［67］ 对江西省0—7岁留守儿童的抽样调查结果均没有发现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的证据，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在膳食摄入方面，留守儿童往往面临营养摄入不足或失衡的问题，龚正涛等（2010） ［68］ 对湖北省某两个县里7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农村儿童的蛋白质、各类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供给不足，蛋白质质量也不高，而且相对来说，留守儿童的营养供给状况显著更差；束莉等（2020） ［69］ 对安徽省3—6岁农村幼儿园的膳食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发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要差于非留守儿童，表现为动物蛋白型和高钙型食物摄入比例要低于非留守儿童，且留守儿童营养缺乏病与其膳食模式密切相关；王廷月等（2013） ［70］ 在对江苏省连云港市13—17岁初中生的调查中也发现留守儿童膳食摄入存在不吃主食、优质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此外，在其他健康指标上，杜其云等（2010） ［71］ 分别对湖南北部、南部地区农村7岁及以下留守儿童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婴儿期没有得到足够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患中度以上佝偻病、明显消瘦和两周患病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王璇、范振崴（2018） ［72］ 对吉林省吉林市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较高。
综上所述，学者一般是在特定的省份内经过抽样调查，自行设计问卷，获取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营养健康的相关数据，然后通过与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进行对比，或者留守儿童与其他群体的对比，认为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表现为营养摄入不足、饮食不均衡、体格发育较差、贫血患病率较高等，且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尽管在个别地区，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并没有显示出差于非留守儿童的情况，但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儿童整体的营养健康状况都较差。因此，农村儿童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
除了被留守在家的儿童，还有部分农村儿童跟随父母迁移到父母务工所在的城市生活，这部分儿童被称为“流动儿童”（或者“随迁儿童”）。“留守”与“流动”儿童尽管户籍上都属于农村儿童，出生地情况相似，家庭条件相仿，但由于二者居住地生活环境以及与父母共处状态的不同，其营养健康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可能会差于流动儿童，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农村地区的生活便利条件、卫生条件要差于城市，这使得留守儿童在饮食方面的多样性、清洁性方面受到限制，而城市的生活条件更为便利，流动儿童能够获得更健康、卫生的饮食；其次，留守儿童监护人一般是祖辈，年龄较大、精力有限、营养知识不足，对留守儿童的照料可能会出现溺爱或者忽视的极端情况，不利于儿童的均衡科学饮食，而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父母在城市里能够接触更多的营养健康知识，形成科学的养育观念，有利于流动儿童得到更科学全面的照顾；再次，留守儿童可能会分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过量的劳动将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而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条件可能会优于留守儿童家庭，因此流动儿童不必承受太多的生活压力，能够更加自由地成长。然而，也可能发生的结果是，城市流动儿童由于跟随父母在城市里居无定所地生活，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父母精力不足，无法做到对孩子日常饮食的精心照料，流动儿童反而要面临比留守儿童更差的生活条件，并不利于自身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
根据“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2010）”中儿童的数据，韩嘉玲、王婷婷（2015） ［73］ 从营养可及性、医疗资源可及性两个方面对城镇儿童、普通农村（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这四类群体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城镇儿童对鱼肉蛋奶等高营养食品和医疗资源的获得上最为便利，其次是流动儿童，而留守儿童在营养及医疗的可及性上最差。这一结论是基于全国抽样数据得到的，可见从全国范围来看，在2010年左右留守儿童相较于其他儿童群体营养摄入情况和健康资源可及性上较差，流动儿童状况好于留守儿童。
其他学者在个别地区开展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严重，但是流动儿童也面临其他的健康问题，如肥胖、超重等营养过剩问题。如陈丽等（2010） ［74］ 在河南、陕西、北京等地经过抽样和问卷调查，对普通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三个群体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得到流动儿童发育状况相对较好，但是由于不良饮食习惯和非均衡的营养摄入，开始显现营养过剩问题，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缺少照料、监护人观念落后、意识不足等问题，他们的发育不良问题较严重，生长迟缓率较高。陶行等（2015） ［75］ 在南京、安徽省砀山县和萧县进行随机抽样，也发现了城市儿童的平均身高表现更好，但超重、肥胖比例高，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较差，主要表现为消瘦率较高。上述比较使用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指标主要是基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身体的生长发育方面，沈纪（2019） ［41］ 在研究留守和流动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时，则构建了一个包括健康状况、健康功能、健康行为、健康潜能这四个指标在内的更为系统的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与农村完整家庭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总体健康水平与其没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主要在健康行为（饮食习惯）和健康潜能（评估良好）方面的表现较差。
综上所述，相较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营养摄入不足、生长发育迟缓等状况，而流动儿童在营养摄入和医疗资源可及性方面更有优势，但部分人群也面临超重、肥胖等营养过剩问题。
在全国层面和各地区层面，诸多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城镇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大部分结论表明留守儿童群体的营养健康状况处于劣势地位。然而，针对留守儿童群体而言，其内部还存在着性别、年龄、地区以及父母外出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夏燕琼等（2011） ［76］ 根据广东省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抽样调查，分析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平均身高显著更低，而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在身高、体重和腰围方面的指标均较低；陈在余（2009） ［77］ 分析2000年、2004年和2006年CHNS数据，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0—5岁学龄前和6—18岁学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后者则受到了显著负面影响，且不论对于何种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受母亲外出的负面影响都尤其显著；陈玥、赵忠（2012） ［78］ 也发现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消极影响表现出儿童年龄的异质性，但不同于陈在余（2009） ［77］ 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6—12岁和12—18岁留守儿童，且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6—12岁儿童的体重有显著正向影响，却不利于12—18岁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