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升,家庭、政府和社会也给予了儿童群体更多的关爱和照顾,我国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有了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相关部门数据和资料的分析,2010年以来,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2018年全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6.1‰、8.4‰,均比去年下降了0.7个千分点,明显低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设定的10‰和13‰的目标;儿童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为3.13%,0—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74.9%,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为5.44%,生长迟缓率为1.11%,低体重率为1.43%,这些指标也均比上年有了一定提高,同时达到了《纲要》设定的目标。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儿童整体营养健康水平保持良好状态并有所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农村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差于城市儿童(常素英等,2006 [54] ;季成叶,2008 [51] ;季成叶,2009 [52] ),中西部地区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差于东部地区(刘爱东等,2008 [55] ;董彦会等,2017 [56] ;房红芸等,2018 [57] )。此外,我国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不仅表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一些特殊儿童群体的营养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亟须得到关注和重视,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农村留守儿童”。随着该群体的不断扩大和问题频发,农村留守儿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多数调研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普遍要差于其他儿童。
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被父母留守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虽然拥有与之相似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但是缺少父母的陪伴和照料,这对其生长发育、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很多学者通过对比这两类群体的相关情况,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效应,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其中,诸多学者围绕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开展了调查研究。
在体格发育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状况要差于非留守儿童,如邬志辉、李静美(2015) [58] 对我国10个省、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生长发育关键期留守儿童的平均身高要更高;边慧敏等(2018) [42] 构建了一个综合健康指标评估四川省儿童的健康情况,发现留守儿童身体健康指数堪忧,一半以上身体健康水平处于中等及以下;此外,文育锋等(2008) [59] ,吴蓓蓓等(2009) [60] ,穆敏等(2010) [61] ,李春梅等(2011) [62] ,陈家言等(2012) [63] ,赵秀峰、孙涛(2016) [64] ,蔡啸镝、刘跃峰(2020) [65] 对山东、湖南、四川、安徽、新疆等地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也均发现了留守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相较更差的情况。然而,冯海哲等(2010) [66] 对贵州省9个乡(镇)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的结果和陈绍红等(2013) [67] 对江西省0—7岁留守儿童的抽样调查结果均没有发现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的证据,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在膳食摄入方面,留守儿童往往面临营养摄入不足或失衡的问题,龚正涛等(2010) [68] 对湖北省某两个县里7岁以下的农村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农村儿童的蛋白质、各类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供给不足,蛋白质质量也不高,而且相对来说,留守儿童的营养供给状况显著更差;束莉等(2020) [69] 对安徽省3—6岁农村幼儿园的膳食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发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要差于非留守儿童,表现为动物蛋白型和高钙型食物摄入比例要低于非留守儿童,且留守儿童营养缺乏病与其膳食模式密切相关;王廷月等(2013) [70] 在对江苏省连云港市13—17岁初中生的调查中也发现留守儿童膳食摄入存在不吃主食、优质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此外,在其他健康指标上,杜其云等(2010) [71] 分别对湖南北部、南部地区农村7岁及以下留守儿童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婴儿期没有得到足够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患中度以上佝偻病、明显消瘦和两周患病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王璇、范振崴(2018) [72] 对吉林省吉林市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较高。
综上所述,学者一般是在特定的省份内经过抽样调查,自行设计问卷,获取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营养健康的相关数据,然后通过与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进行对比,或者留守儿童与其他群体的对比,认为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表现为营养摄入不足、饮食不均衡、体格发育较差、贫血患病率较高等,且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尽管在个别地区,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并没有显示出差于非留守儿童的情况,但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儿童整体的营养健康状况都较差。因此,农村儿童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
除了被留守在家的儿童,还有部分农村儿童跟随父母迁移到父母务工所在的城市生活,这部分儿童被称为“流动儿童”(或者“随迁儿童”)。“留守”与“流动”儿童尽管户籍上都属于农村儿童,出生地情况相似,家庭条件相仿,但由于二者居住地生活环境以及与父母共处状态的不同,其营养健康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可能会差于流动儿童,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农村地区的生活便利条件、卫生条件要差于城市,这使得留守儿童在饮食方面的多样性、清洁性方面受到限制,而城市的生活条件更为便利,流动儿童能够获得更健康、卫生的饮食;其次,留守儿童监护人一般是祖辈,年龄较大、精力有限、营养知识不足,对留守儿童的照料可能会出现溺爱或者忽视的极端情况,不利于儿童的均衡科学饮食,而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父母在城市里能够接触更多的营养健康知识,形成科学的养育观念,有利于流动儿童得到更科学全面的照顾;再次,留守儿童可能会分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过量的劳动将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而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条件可能会优于留守儿童家庭,因此流动儿童不必承受太多的生活压力,能够更加自由地成长。然而,也可能发生的结果是,城市流动儿童由于跟随父母在城市里居无定所地生活,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父母精力不足,无法做到对孩子日常饮食的精心照料,流动儿童反而要面临比留守儿童更差的生活条件,并不利于自身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
根据“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2010)”中儿童的数据,韩嘉玲、王婷婷(2015) [73] 从营养可及性、医疗资源可及性两个方面对城镇儿童、普通农村(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这四类群体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城镇儿童对鱼肉蛋奶等高营养食品和医疗资源的获得上最为便利,其次是流动儿童,而留守儿童在营养及医疗的可及性上最差。这一结论是基于全国抽样数据得到的,可见从全国范围来看,在2010年左右留守儿童相较于其他儿童群体营养摄入情况和健康资源可及性上较差,流动儿童状况好于留守儿童。
其他学者在个别地区开展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严重,但是流动儿童也面临其他的健康问题,如肥胖、超重等营养过剩问题。如陈丽等(2010) [74] 在河南、陕西、北京等地经过抽样和问卷调查,对普通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三个群体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得到流动儿童发育状况相对较好,但是由于不良饮食习惯和非均衡的营养摄入,开始显现营养过剩问题,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缺少照料、监护人观念落后、意识不足等问题,他们的发育不良问题较严重,生长迟缓率较高。陶行等(2015) [75] 在南京、安徽省砀山县和萧县进行随机抽样,也发现了城市儿童的平均身高表现更好,但超重、肥胖比例高,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较差,主要表现为消瘦率较高。上述比较使用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指标主要是基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身体的生长发育方面,沈纪(2019) [41] 在研究留守和流动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时,则构建了一个包括健康状况、健康功能、健康行为、健康潜能这四个指标在内的更为系统的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与农村完整家庭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总体健康水平与其没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主要在健康行为(饮食习惯)和健康潜能(评估良好)方面的表现较差。
综上所述,相较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营养摄入不足、生长发育迟缓等状况,而流动儿童在营养摄入和医疗资源可及性方面更有优势,但部分人群也面临超重、肥胖等营养过剩问题。
在全国层面和各地区层面,诸多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城镇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大部分结论表明留守儿童群体的营养健康状况处于劣势地位。然而,针对留守儿童群体而言,其内部还存在着性别、年龄、地区以及父母外出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夏燕琼等(2011) [76] 根据广东省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抽样调查,分析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平均身高显著更低,而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在身高、体重和腰围方面的指标均较低;陈在余(2009) [77] 分析2000年、2004年和2006年CHNS数据,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0—5岁学龄前和6—18岁学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后者则受到了显著负面影响,且不论对于何种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受母亲外出的负面影响都尤其显著;陈玥、赵忠(2012) [78] 也发现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消极影响表现出儿童年龄的异质性,但不同于陈在余(2009) [77] 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6—12岁和12—18岁留守儿童,且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6—12岁儿童的体重有显著正向影响,却不利于12—18岁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
父母外出务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儿童健康状况:一是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家庭收入增加提高了儿童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了对医疗保险或其他商品的消费,降低了儿童患病率,使儿童健康状况改善;二是时间分配效应,留守成员对孩子照料时间减少而对儿童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陈玥、赵忠,2012) [78]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父母外出务工的忽视效应(田旭等,2018) [25] 、分离效应(孙文凯、王乙杰,2016 [40] ;吴培材,2020 [79] )、替代效应(刘靖,2008 [80] ;王震,2013 [81] )等,与时间分配效应的含义相近,主要是指父母外出务工后,对孩子照料时间减少、祖父母或年长孩子照料的质量下降、留守儿童承担更多家务不利于身体健康等。此外,苏华山等(2017) [38] 还提到育儿知识效应,指父母在城市务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营养健康观念增强,育儿知识增加,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具有积极改善作用。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是多种效应的综合,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收入效应的作用机制不同。有研究指出营养需求与收入水平呈非线性相关,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营养素的需求弹性先上升后下降(张车伟、蔡昉,2002) [82] ,因此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提高收入水平能够更大程度地增加其营养需求。在满足基本能量摄入需求之后,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则能够促进营养结构的升级,比如摄入更高比例的蛋白质(徐志刚等,2017) [33] 。因此,基于收入水平对营养素需求的调节作用,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需要更多考虑父母外出后留守儿童的膳食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营养素的供给量。进一步地,考虑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效应,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外出务工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有利于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孙文凯、王乙杰(2016) [40] 发现对于基年收入较低和收入增长率较高的家庭,收入对提高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正面效应更大,具体来说:对于基年收入较低或者收入增长率较高的家庭,收入效应对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非常明显;而对于基年收入较高或收入增长率较低的家庭,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对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不显著,甚至会损害其健康水平。徐志刚等(2019) [83] 基于父亲异地就业收入效应的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结论,即低收入家庭中父亲异地就业的收入效应非常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收入效应的边际效果下降,最终对儿童营养摄入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父母外出务工对其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陈玥、赵忠(2012) [78] 的分析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0—6岁和12—18岁儿童营养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前者是因为年龄较小,对父母或者监护人的依赖性更强,父母不在家产生的照料缺失或不充分对儿童的生活起居影响更大,后者则是因为年龄较大,可能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而不利于其生长发育;对6—12岁儿童而言,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是正向的,因为该年龄阶段的儿童自理能力相对0—6岁儿童更强,对父母或监护人的依赖性降低,相对12—18岁儿童,可能不会承担太多太繁重的家务劳动,所以相对而言受到正向影响。顾和军、刘云平(2012) [84] ,李钟帅、苏群(2014) [35] ,苏华山等(2017) [38] 对母亲外出影响儿童营养健康的结果也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年龄较小的留守儿童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较大者由于自理能力提高、学校教育等原因而未受到显著影响。
不同类型的父母外出的情况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李钟帅、苏群(2014) [35] 实证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在长期能够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母亲外出在长期内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原因在于:首先,一般来说,男性承担了更多挣取收入的家庭责任,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提升对家庭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是长期而持续的,而这一正向收入效应对各年龄阶段的儿童均有作用;其次,能够外出务工的男性劳动力可能本身也具有更健康的体魄,基于遗传因素的作用,可能对子女的健康水平有正向影响;再次,在家庭角色分工中父亲对儿童照料的责任较母亲更少,因此其外出务工可能并不会对子女的照料有明显的影响,没有照料缺失的负面影响,然而母亲作为子女照料的主要责任人,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的负向影响可能是十分显著的;最后,母亲不仅直接负责儿童日常膳食摄入,还倾向于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儿童的健康成长中,比如医疗保险、培训辅导等,因此母亲外出务工将会削弱这些偏好为儿童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母亲之前在家中承担的家务劳动也将转由留守儿童承担一部分,这也可能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非农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女性参与非农劳动比例上升,而女性同时作为挣取收入者和儿童照料者,许多学者关注到其就业方式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的影响。母亲就业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正向收入效应和负向替代效应两种情况,分别指母亲就业增加的收入可为孩子购买更多的保障商品和由于工作导致对孩子照料的时间减少、质量下降(刘靖,2008 [80] ;王震,2013 [81] )。顾和军、刘云平(2012) [84] 则区分母亲全职、兼职和不工作三种工作特征,实证分析得到由于兼职工作在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更高,母亲兼职对于儿童的照料可能比未就业的母亲更充分,而且母亲就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得不管母亲是全职还是兼职,都会对儿童健康有积极影响,尽管兼职工作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此外,母亲在孩子不同年龄段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生长发育比较重要的0—2岁时期,儿童对母乳喂养有一定需求,母亲提前就业将会导致中断哺乳,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在3岁及以后的年龄阶段,儿童一般进入幼儿园等托幼机构,对母亲照料的依赖性有所降低,母亲工作对其健康的影响相对有限。李钟帅、苏群(2104) [35] 的研究以7岁为界,将儿童分为0—6岁学龄前和7—12岁学龄两个群体,也得到母亲外出对学龄前儿童营养健康有损害,而对学龄儿童短期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的影响机制可能有两个:第一,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母亲作为其最直接的照料人,监督和影响着儿童的膳食摄入和卫生习惯,对其营养健康水平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第二,学龄儿童已经进入学校开始接受教育,自我意识增强,老师、同学的教导和行为对儿童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不仅仅受限于来自母亲的影响,因此,学龄儿童对母亲的依赖性降低,母亲外出务工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比较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差异,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机制。苏华山等(2017) [38] 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父母同时外出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在城市地区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父母同时外出的情况较多,城市地区较少,而且城市地区配套的医疗、教育等设施相对优越,家庭经济水平整体相对较高,使得父母外出对城乡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点;李强、臧文斌(2011) [34] 的研究也表明在城市中父母不在家对儿童的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然而丁继红、徐宁吟(2018) [36] 得到的结论不同,他们发现父母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城市儿童的身高,但是对农村留守儿童无显著影响。沈纪(2019) [41] 认为不同于留守儿童“亲子分离”的情况,流动儿童和父母居住在一起,不会面临照料缺失的负面效应,而且同时享受父母在城市务工的正向收入效应和城市在清洁卫生、丰富食品、优质教育等方面的正向效应,这就导致留守儿童可能面临比流动儿童更差的营养健康状况,然而城市流动儿童也可能会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影响,如社会融入困难、医疗保障不足等,可见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和年龄作为重要的人口学特征,不仅在生理上与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还可能通过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年龄更小的孩子往往更受父母关爱。另外,在欠发达地区,“重男轻女”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对男孩的相对偏爱,可能会对女孩的营养健康状况造成损伤。Wagstaff A等(2003) [85] 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与其身高、体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曾嵘等(2009) [28] 的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儿童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以及贫血率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这同时与翟凤英等(1998) [86] 的分析发现也基本类似,原因可能在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逐渐减少,渐渐削弱了人们对男女性别的重视程度。薛红丽等(2010) [87] 对甘肃省农村地区7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分析也没有发现因重男轻女观念导致女童生长发育状况低于男童的情况,反而是男童营养不良的检出率普遍高于女童,与男孩相比,女孩发生生长迟缓或消瘦的比例显著更低。此外,饮食行为与儿童体脂、BMI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学龄阶段饮食行为对男童体脂水平的影响可能更大,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6—12岁男、女童的体脂百分比均逐渐增加,但总体上女童体脂百分比的增加受生物学因素(如年龄、青春期发育等)影响较大,而小学男生大部分尚未进入青春期,因此可能受自身饮食行为的影响更大。与男童相比,女童对食物抵抗力相对较差,产生食物响应时更容易设法得到满足,同时男童体力活动量大于女童,减少了超重肥胖的风险(许诺等,2019) [88] 。
年龄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首先来自生理方面的因素,一般而言,年幼儿童更容易受到生理健康方面的损害,如曾嵘等(2009) [28] 对0—5岁留守儿童的统计分析发现年龄较大的孩子在患病率方面的表现情况更好,因为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和自理能力;丁继红、徐宁吟(2018) [36] 对CHNS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儿童年龄与“过去4周内患病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儿童的患病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身高发育情况越来越差(曾嵘等,2009) [28] ,此外,常素英等(2006) [54] 还发现,对于0—5岁儿童,低体重和生长迟缓带来的健康威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年龄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还体现在不同年龄的儿童对家长照料的需求不同,使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存在儿童年龄上的显著异质性,如陈茁等(2006) [89] 对1991—2000年CHNS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年龄对年龄别身高Z评分的影响呈“倒U形”,当孩子在4岁以前时,随着年龄的增加,Z评分不断增加,而当孩子处于4岁以后时,Z评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下降,这表明父母更加偏爱年龄较小的孩子,4 岁以后儿童营养不良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苏华山等(2017) [38] 提出,父母外出工作对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消极影响在低年龄段儿童身上最为明显,因为学龄前儿童生活还不能够自理,如果缺失了父母的照料,他们更难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况,例如,不均衡的饮食结构以及不规律的生活作息都容易造成他们营养失衡、患病的概率增加或是受到意外伤害;而陈在余(2009) [77] 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学龄前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学龄儿童的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家庭收入水平和医疗资源的可获取性是决定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而在学龄儿童看来,对他们健康状况影响更大的因素可能是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母亲带来的营养条件的提高;然而,孙文凯、王乙杰(2016) [40] 基于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分析得到父母外出工作对不同年龄的留守儿童的自评健康基本上没有影响。
除个人因素外,父母或监护人层面对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这些人与儿童朝夕相处,并且照料儿童的饮食起居,他们的行为、观念、监督与约束会对儿童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同时父母还会通过基因遗传对孩子的身高、体重以及健康状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首先,父母身高、体重以及健康状况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验证。冯群娣等(2020) [90] 的实证模型结果显示父母的BMI对儿童年龄别身高Z评分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吴蓓蓓等(2009) [60] 的研究结论与其一致,发现父亲体质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随着父亲BMI的上升,子女的营养水平也随之提高;丁继红、徐宁吟(2018) [36] 对CHNS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父母的身高、体重均与儿童的年龄别身高Z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有力支持了父母遗传因素影响儿童身高的论断,但是父母的身高、体重情况对儿童患病率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李强、臧文斌,2011) [34]
其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也会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影响,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尤其受到关注。鲁婧颉、臧旭恒(2011) [91] 强调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社会资本、文化知识和物质财富存量均会随着女性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且教育背景的提高进一步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有助于她们对财富的合理分配及使用,进一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母亲一般负责孩子的饮食规划。(江汉等,2002) [92] 通常认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选择健康食品的概率越大。冯群娣等(2020) [90] 认为母亲受教育水平可通过其膳食知识水平和家庭资产指数来影响儿童的健康发展,且发现这一影响机制在农村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不考虑母亲和孩子遗传学上的联系,Almond D等(2009) [93] 基于中国被收养子女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了家庭中子女数目、家庭收入、环境条件及其他经济因素之后,母亲的文化水平与被收养子女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Allin S和Stabile M(2011) [94] 得到的结果也大体上一致,母亲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中的儿童不但平均健康状况较差,而且儿童的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恶化。此外,家长受教育水平也能够通过影响卫生医疗资源的获取能力进而影响儿童营养健康水平,高收入和高文化水平的家庭更容易获取附近的医疗设施和资源的信息,相反,收入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甚至常常因为资源获取不足不能够满足儿童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由此可见,提高农村社区医疗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的建设对前者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更显著。(宋月萍,2007) [103]
最后,父母外出工作后,留守儿童的祖辈通常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祖辈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会像父母在身边时一样对儿童产生深刻的影响。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祖辈在孙辈的教养问题方面往往存在溺爱的问题。(Li B et al.,2015) [95] 考虑到农村祖辈看护人的年龄普遍较大,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食品安全以及营养均衡问题不够重视,再加上祖辈对孙辈隔代溺爱的存在,祖辈可能不会对儿童的食物消费行为有过多的限制,由此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对非健康食品的过度摄入,非健康食品的高脂肪、高糖以及高食品添加剂问题,都会显著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Foley J T et al.,2014) [96] 刘贝贝等(2019) [97]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祖辈对儿童的溺爱程度越大,对其影响力和控制力越弱,儿童越容易发生更多的非健康食物消费行为,损害自身的营养健康状况。同时,看护人对儿童的饮食习惯有着很大的影响(Skouteris H et al.,2016) [98] ,纪颖等(2020) [99] 就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饮食习惯容易受家庭关系的亲密度、照料人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地位以及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中缺少照顾和关爱,行为举止也没有被很好地引导,他们的饮食搭配及营养结构往往直接由监护人的养育行为和拥有的健康饮食相关知识所决定。段丹辉等(2011) [100] 也发现我国大部分2—7岁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祖辈抚养,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对营养知识的了解,再受一些陈旧观念的束缚,这些祖辈看护人极易忽视儿童营养的重要性,从而对留守儿童的营养均衡以及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张晶晶等(2014) [101] 通过对山东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相比,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对营养健康知识的了解更匮乏。此外,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普遍清淡以及他们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留守儿童对膳食营养的需求可能也会被忽视。(田旭等,2018 [25] ;李钟帅、苏群,2014 [35] )
家庭层面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家庭规模与结构以及性别偏好等因素实现的。Currie J和Stabile M(2003) [102] 认为,收入水平较低家庭中的儿童受到严重健康威胁后,难以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且这种消极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加剧,并且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留守儿童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往往更容易面临健康问题。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则直接提升了关于儿童营养健康以及其他生活需求的支付能力(宋月萍,2007) [103] ,有利于促进其生长发育。家庭收入改善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父母外出务工使收入增加提高了儿童饮食的数量和质量,保障了对医疗保险或其他商品的消费,降低了儿童患病率,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有正向的影响(刘靖,2008 [80] ;王震,2013 [81] ;陈玥、赵忠,2012 [78] );二是也可能来自借贷行为,尤婧等(2014) [26] 实证分析了正规小额信贷对农村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认为正规小额信贷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机制包括收入效应和风险处理效应,即正规小额信贷提高了家庭收入,使其更加重视,更有能力承担儿童营养摄入的正向收入效应,以及正规小额信贷提高了借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在遭受风险冲击时不会大幅减少对儿童营养投入的正向风险处理效应。此外,田旭等(2018) [25] 认为家庭收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营养摄入量,分别是通过增加食物消费量和改变饮食结构来影响营养摄入量。对营养素的收入弹性进行计算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大多数营养素的收入弹性都很小,也就是说父母外出工作带来的收入效应较小。
家庭规模与结构、性别偏好观念等因素通过影响家庭资源的分配也能够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影响。Becker G和Tomes N(1976) [104] 提出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就阐述了孩子的健康状况与家庭规模呈负相关,以年龄别身高和身高标准体重作为健康的衡量指标,结果发现当兄弟姐妹的数量从2个增加到7个时,孩子的平均健康状况下降17%。赵丽云等(1999) [105] 以1996年全国开展的“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基线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得到儿童在家庭中的排序越靠后,营养健康状况越差。原因可能在于,头胎出生的孩子往往更会得到家长的重视和关心,当二胎三胎出生之后,家庭负担加重、家长精力不足,可能导致家长对后面的子女疏于照料,导致其营养健康状况较差。性别偏好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来自家长因性别不同采取不同的健康投资策略,通过对男女儿童差异化的照顾方式以及调整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倾向来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宋月萍、谭琳(2008) [106] 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且头胎出生为女孩的二孩户家庭中,与二胎为女孩的情况相比,二胎男孩的健康状况往往更好,这体现了第二胎男女儿童的健康状况差异受“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显著,且呈负向影响。家庭内部的“男孩偏好”倾向给予二胎男孩更多的照料,而二胎女孩相对受到忽视,不考虑基因遗传因素,王芳、周兴(2012) [107] 等发现家庭中子女性别及其构成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的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女孩的营养健康状况更差,可能是因为面对男孩和女孩同样的投入产出情况,父母对男孩成就的评价更高,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向男孩,即存在着“男孩偏好”或“女孩歧视”现象。
社区和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儿童活动最多的场所,社区的环境、设施,学校的教育、管理同样会对儿童的身心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社区或村居的饮用水来源、厕所的清洁情况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为儿童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外部保障条件。安全用水对一个区域的卫生医疗设施、居民患病情况以及经济水平有重要的表征作用,富振英等(1996) [108] 发现我国29省市农村儿童生长迟缓率和腹泻的得病率与自来水的使用频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和腹泻得病率会随着自来水使用频率的提高而降低;常素英等(1996) [109] 对我国贫困农村儿童的调查分析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提出提高居民自来水的使用频率可以极大地降低儿童的生长迟缓。Jalan J和Ravallion M(2003) [110] 的研究也表明儿童的身高状况与饮用水情况密切相关。于东梅等(2011) [111] 对贫困地区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调查结果也表明饮用不卫生水的儿童更容易营养不良,而距离家庭住所1公里以内设置有医疗点能很好地保护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宋月萍(2007) [103] 认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改进能有效提高农村儿童的健康水平,但是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来说,增加农村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不相同,相对贫困家庭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受益更多。厕所类型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家庭周边的卫生环境,李强、臧文斌(2011) [34] 发现在农村地区有厕所的家庭中的儿童的患病概率显著降低,不论该厕所是冲水或者非冲水厕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曾提到,发展中国家儿童遭受各种疾病感染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由其恶劣的卫生状况、非清洁的饮用水源导致的。该结果也符合了Alderman等(2003) [112] 的研究结论,即较好的卫生设备大大减少了儿童接触细菌的机会。宋月萍、谭琳(2006) [113] 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厕所有助于促进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
随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改革和调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寄宿制学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地区和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题。理论上,在校寄宿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同时具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一方面,在校寄宿可以通过规避监护人膳食营养知识的匮乏、培养儿童健康的生活习惯、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等渠道促进儿童健康;另一方面,如果寄宿条件较差或者管理不到位,反而损害了寄宿儿童的健康状况。(姜楠、续竞秦,2020) [114] 相当多的学者关注了在校寄宿对儿童心理和学习方面的影响(杜屏等,2010 [115] ;乔天宇、狄雷,2014 [116] ;黎煦等,2018 [117] ;侯海波等,2018 [118] ;姚松、高莉亚,2018 [119] ),但是实证分析在校寄宿对我国农村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现有的一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个别地区的抽样调查分析,均发现了寄宿学生营养摄入和生长发育情况的劣势处境,如李文(2008) [120] 对农村地区寄宿制小学生饮食营养状况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主要营养素的摄入量都未达标;罗仁福等(2011) [121] 针对陕西省贫困县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研数据表明寄宿学生的贫血率显著高于非寄宿生;Wang等(2016) [122] 也发现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生的营养与健康水平相对更差;此外,罗建忠等(2017) [123] 还发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学寄宿生群体中,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同时存在。基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CHNS数据,姜楠、续竞秦(2020) [114] 还发现学校寄宿制对农村儿童的生长发育指标的消极影响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在校寄宿对农村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小学寄宿生群体。
我国自2011年起实行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广、实施时间最长、政策力度最大的营养餐干预项目,旨在通过为学生提供膳食补助,切实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诸多学者根据监测数据或实地调研,对各试点地区以及总体的试点地区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做了评估,多数研究表明,该计划有效改善了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刘玄华等,2015
[124]
;刘怡娅等,2018
[125]
;付中喜等,2017
[126]
;何志凡等,2018
[127]
;王迪等,2019
[128]
;甘倩等,2016
[129]
;曹薇等,2019
[130]
)但上述对比和分析均没有进行严格的试验对比和定量分析,也没有具体阐述儿童营养健康的干预机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个较好的准自然实验,范子英等(2020)
[131]
最先基于该准自然实验的背景,探究国家免费提供的营养餐对学生群体成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认为依赖家庭自身很难解决营养摄入和转变传统饮食观念的问题,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营养干预能够为转变观念和有效的营养补充提供外在条件,进而为提升学习成绩而创造条件,因此,营养干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通过健康状况这一重要传导路径。
2012年启动实施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通过为贫困地区6个月至2岁的婴幼儿每天免费提供1包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营养包来提高儿童的营养摄入,同时开展儿童营养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努力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健康状况。
张倩男等(2015)
[132]
和孙静等(2015)
[133]
对此项目的评估结果表明营养包干预显著促进了儿童生长发育,提高了其机体免疫能力。有些学者自行开展的营养包干预试验也证明了营养包干预对改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有效性。赵文莉等(2012)
[134]
、陈瑞等(2014)
[135]
对甘肃贫困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进行为期一年的营养包干预后,儿童贫血患病率、营养不良率较对照组儿童均有所下降。蒋秋静等(2016)
[136]
、黄永玲等(2019)
[137]
对重庆市、安徽省贫困地区6—24个月龄婴幼儿营养干预效果的评价也显示营养包干预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食品强化是指将人体必需氨基酸、维生素、铁、锌等微量营养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添加到特定食物中,以补充对这些营养元素的摄入量,纠正或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所致的相关疾病,如缺铁性贫血、维生素D缺乏引起的佝偻病等。我国食品强化常常集中于谷类、奶制品、豆制品、调味料等食物中,例如铁强化酱油、碘强化食盐、强化牛奶、强化饼干等。一些学者对铁强化酱油的干预效果进行调查研究,均发现了铁强化酱油对贫血状况的明显改善作用。(黎明强等,2007 [138] ;李鲁娟等,2008 [139] ;齐福生等,2011 [140] )武天明等(2009) [141] 分析了饮用强化牛奶对促进儿童骨骼生长的效果,发现同时补充钙和维生素D对儿童骨骼生长的促进效果比单纯只补充钙更加明显。刘桐等(2016) [27] 对甘肃省某农村地区学龄儿童进行维生素A强化食物(红棕榈油维生素A营养饼干)干预实验,结果也显示出对当地学龄儿童维生素A缺乏情况的明显改善效果。
综上所述,基于食品补充和食品强化的营养改善计划和措施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上述营养干预项目大多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实施的营养餐干预或食物强化营养干预项目。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Cash Transfer programs,CTs)通过为目标群体提供现金,干预其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一些行为,以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分为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CCTs)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UCTs)两种形式,其中CCTs将现金补贴、营养教育及初级卫生保健等结合起来,针对贫困群体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但接受者必须遵循某些要求,比如定期参加营养教育课程,定期带儿童体检、进行免疫接种,或者必须将现金用于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等,总结来说,CCTs就是一种以有利于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为目标的现金补贴项目;而UCTs则没有要求一定的条件,仅是给予现金补贴。相对来说,CCTs目的性更强,约束力较大,许多国家使用该项措施针对贫困儿童的营养和教育问题进行干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消除贫困,一方面,现金转移支付增加了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促进了家庭消费,尤其能够提高高品质、高营养食品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往往以参与健康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为条件,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家庭中妇女、儿童享受预防性健康服务的比例,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风险。此外,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并不会降低成人的劳动参与率,反而能够有效遏制童工现象,减少童工数量,保障儿童健康和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减少儿童营养健康方面的风险。
墨西哥和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较早开展了CCTs,目前CCTs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开展。(James Manley & Seth Gitter,2013) [142] 哥伦比亚政府从2001—2002年开始实施家庭行动计划(Familias en Acción,FA)也是一种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Orazio Attanasio等(2005) [143] 对其评估结果表明FA计划将农村地区不足24个月的儿童的腹泻发生率从32.6%降低到22.0%,将24—48个月的儿童的腹泻发生率从21.3%降低到10.4%。在南非实施的养老金计划(Old Age Pensions)属于UCTs,评估结果也显示出,该养老金计划能够通过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加儿童的膳食营养,从而显著增加当地儿童的身高。(Duflo E,2003) [144] 还有其他许多研究结论也都肯定了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对儿童营养健康的促进作用(Gertler,2004 [145] ;Rivera J A et al.,2004 [146] ;Leroy J L et al.,2008 [147]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CCTs可能会使家庭负担加重而不利于其他家庭成员的成长,比如Gitter等(2011) [148] 发现在厄瓜多尔,通过限制家庭使用童工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导致年龄更小的孩子的身高增长受到抑制。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仅对孤儿和困境儿童有一定的现金补贴和救助政策,旨在保障这些儿童的基本生活质量,对于儿童教育和营养等方面的针对性支持不够。同时,在我国使用现金转移支付干预儿童营养健康的项目研究较少,Lin Qian等(2015) [149] 、Zhang Y F等(2018) [150] 曾在湖南省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通过现金支付或健康津贴,促使监护人参加营养教育课程、保证儿童享受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等,结果显示,现金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高看护人参加营养教育课程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对儿童营养及相关疾病的认知水平,改善了对儿童膳食的选择行为,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提高。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拉丁美洲、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实施,为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对儿童的教育和健康问题也起到了显著的改善效果,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较为大型的CCT项目或UCT项目,更无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项目。
在学校里,体育课及相关体质锻炼活动的开展和运动健身意识的培养在增强儿童体魄、保持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诸多学者的调研结果证实了体育锻炼对儿童生长发育的有益作用。贾晓东等(1990) [151] 在对沈阳市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调研中发现,体育锻炼能够提前儿童身高突增的年龄,同时延迟突增结束的年龄,从而延长了儿童身高突增期的整个时长,并且突增期的年均身高增长值也显著增加,最终导致那些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的身高要远远高于那些不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而且,经常运动的儿童的骨龄也要明显高于不经常运动的儿童,年龄与骨龄的差值也要更低,这也反映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对儿童的骨骼发育和身高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陈姜等,2002) [152] 刘毅、李明灯(2017) [153] 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体育游戏干预,发现体育锻炼能够显著促进儿童身高和体重的增长,而且不同体育运动方案对儿童身体形态、心肺功能、上下肢力量、平衡能力等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看,体育锻炼对于塑造儿童良好身体形态、增强心肺功能、保持心理健康均起到积极的作用。(殷恒婵等,2012) [154] 刘星亮、孟思进(2013) [155]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体格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武汉市初、高中学生进行运动干预的结果也证实了运动对力量、速度、耐力、柔韧性等身体素质的显著促进效果,同时运动也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这一点在张亨菊等(1997) [156] 对济南市部分中小学学生的调查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而且,对于肥胖儿童来说,运动干预也是预防和减少肥胖的有效手段,刘文等(2008) [157] 基于学校的有组织的运动干预发现运动可以通过促进糖脂代谢,有效地预防和延缓青少年的肥胖问题。
尽管体育锻炼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都大有裨益,但是只有当儿童表现出对体育锻炼的热爱和积极参与的态度时,体育锻炼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儿童生长发育的促进作用。彭莉、牟作松(2007) [158] 调查了重庆市中学生在校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并对其营养健康水平进行了测量评估,发现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与其对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态度密切相关,具体来说,那些对学校体育活动持积极态度的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要更好,而不喜欢学校体育活动的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相对差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生对体育锻炼的浓厚兴趣对其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吴蓓蓓等(2009) [60] 将儿童是否喜欢学校的体育课纳入回归模型中,发现喜欢体育课的儿童的营养状况较好,同时锻炼频率越高的儿童的营养状况也越好。因此,要实施对儿童的运动干预项目,首先应该培养他们的运动健身兴趣。除了体育运动的生物学价值外,薛冬梅等(2012) [159] 还提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帮助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综上所述,体育锻炼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增强身体的各项素质,还有益于心理健康。通过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儿童参与更多的体育锻炼,从而促进生长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儿童树立运动健身的观念和培养体育锻炼的兴趣。
健康知识教育能够通过增加人们的营养健康知识,帮助树立科学的饮食观念,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从而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改善营养健康状况。夏燕琼等(2013) [76] 通过对广东省12所学校学生进行营养知识和行为的宣传教育(形式包括宣传海报、健康教育讲座、召开主题班会等形式等),发现与干预前相比,留守儿童知识得分以及饮食行为得分均有所提高。岳莉等(2015) [160] 发现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是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主要获取来源,因此可以通过对留守儿童家长和老师进行充分的营养健康知识教育,以及提高他们的营养知识水平、纠正不健康的喂养方式等来促进留守儿童摄入更充足且均衡的膳食。在众多实施营养教育干预的项目中,看护人是营养干预实施的重要对象。陆青梅等(2012) [161] 在广西百色市进行了一项针对看护人的营养教育试验,发现看护人接受营养教育后,对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从而纠正了以往不良的膳食喂养行为,促进留守儿童膳食营养水平的明显提高。罗惠文等(2015) [162] 采取从家庭到社会的多方位干预模式,也对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了营养教育干预研究,结果显著提升了监护者的营养健康素质,降低了儿童不良饮食行为检出率。
有少数学者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群体开展了营养教育的干预项目。常芳等(2013) [163] 在陕西10个贫困县45所小学中开展了随机控制实验,通过发放营养知识宣传手册、张贴海报和观看视频资料等手段在学校与家庭中开展营养知识教育,主要参与对象为校长、班主任老师、学校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家长等,最后发现这些营养信息干预有效改善了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影响机制为学校和家庭两方面儿童看护人照料水平的提高,且对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来说,信息干预的改善效果要优于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Zhang等(2018) [150] 以留守儿童监护人为干预对象,采用现金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与营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促使监护人参加营养教育课程,使其了解儿童健康检查、健康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儿童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经过为期1年的干预后,结果显示CCT干预能够改善留守儿童监护人儿童营养及相关疾病的认知,同时改善监护人对食物的选择行为。此外,基于社区的营养教育项目也被证明对儿童的营养健康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郝波等,2007 [164] ;于娟娟等,2013 [165] ;王玉霞,2013 [166] ;赵恒佩等,2020 [167] )通过将组织家长参加育儿知识专题讲座、发放宣传手册、张贴海报以及提供育儿咨询等方式,在社区内开展营养健康教育的对照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教育,促进了家长对育儿知识的掌握,提升了儿童定期参加体检的比例,有效促进了社区儿童的健康成长。(黄艳芳,2014) [168] 在社区内对3个月以内婴儿家长进行辅食添加方面的教育,最后也发现婴儿辅食及时添加率明显提高,家长的育儿水平得到一定提升。(张凤莲等,2009) [169]
综上所述,直接对儿童或者对其监护人的营养教育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而开展营养教育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学校或社区。
儿童的饮食习惯对其膳食和营养摄入有直接的关联,良好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儿童摄入充足且均衡的营养,促进生长发育,提高身体抵抗力,反之则不利于其营养健康状况,大量学者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如曾嵘等(2009) [28] 发现儿童偶尔或从不吃早餐(小于等于1—2次/周)、偶尔或从不喝牛奶(小于等于 1—2 次/周)与儿童的低体重密切相关;秦新红等(2010) [170] 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经常摄入鱼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能够有效预防营养不良的发生。此外,洋快餐同时具有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和低矿物质、低维生素、低膳食纤维的特点,过量摄入容易引起肥胖问题,还会降低免疫力,诱发其他的各种疾病,因此,儿童偏好洋快餐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倪国华、郑风田(2012) [171] 使用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到儿童摄入洋快餐使其肥胖和罹患其他疾病的概率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得到,儿童对健康饮食的认知、家长的教育引导和洋快餐企业宣传诱导对儿童的洋快餐偏好和摄入量有显著影响。此外,儿童的卫生习惯,如主动洗手等也能显著降低儿童的患病率,马爽等(2020) [172] 对陇南市学龄前儿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儿童主动洗手习惯与儿童身体健康呈正相关。
儿童饮食习惯或行为往往受到食物种类、个人偏好及家庭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因此,了解儿童饮食习惯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对儿童的习惯进行干预,以帮助纠正不良习惯、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首先,儿童饮食习惯受家庭或父母的影响最大,父母的言传身教起到重要的作用(范新宇、陈忠龙,2005) [173] ,而父母的影响主要通过口头教育、食物分配、自身饮食习惯以及受教育水平、营养健康认知等途径进行。(马文军等,2001) [174] 具体来看,马冠生等(2002) [175] 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父母在吃饭时会口头提醒孩子多吃那些他们认为的营养食物,当父母的营养健康知识水平较高时,这种口头提示能够有效增加儿童进食营养食品的可能性,从而有益于儿童的生长发育。父母饮食习惯对儿童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儿童通常更愿意接受父母也会吃的食物。(马文军等,2000) [176] 调查发现,父母一周内吃早餐次数越多,孩子吃早餐的次数也越多,同时孩子的营养摄入水平也与父母的饮食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如果家长有一些诸如挑食等的不良饮食行为,也必然会对其子女的饮食行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晓玲等,2002) [177] 其次,父母的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儿童的饮食主要由母亲进行安排,江汉等(2002) [92] 、罗海燕等(2007) [178] 的调查研究均表明母亲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儿童进食更多的健康食品。再次,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儿童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也有一定的影响。李晓玲等(2002) [177] 在一些城市调查发现,当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时,给儿童的零用钱随之增加,容易造成儿童对快餐、垃圾食品等的过量摄入,从而增加肥胖的风险,因此,尽管一些家庭中父母文化水平较高、营养认知充分、自身饮食习惯良好,孩子的肥胖率仍然较高,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对儿童零用钱和非健康食品摄入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吴一凡等(2020) [179] 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时,对儿童的膳食摄入有积极影响,表现为家庭月收入较高时,能够显著促进儿童的健康饮食行为。然而,收入对于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父亲文化水平的影响,当父亲文化水平较低时,家庭较高的收入反而可能引发儿童更多不良饮食行为的出现。(刘丽等,2012) [180] 最后,纪颖等(2019) [99] 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饮食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越高、照料人饮食行为越良好,留守儿童的饮食行为也就越好,但是由父亲单方照料的留守儿童的饮食行为相对较差,表明父亲单方照料行为对儿童的饮食行为具有消极影响,可见对于留守儿童群体来说,照料人的类型对其饮食行为的影响尤其重要。
综上所述,儿童饮食习惯对其营养健康状况具有直接的影响,可以通过干预父母的饮食行为、营养知识等促进儿童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程度的家庭来说,要特别注意区分干预措施。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还要额外关注家庭亲密度、照料人的类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