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

这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所作《贾天锡惠宝熏乞诗予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十字作诗报之》组诗中的诗句。黄庭坚在《跋自书所为香后事》中有言：

贾天锡宣事作意和香，清丽闲远，自然有富贵气，觉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锡屡惠赐此香，惟要作诗，因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作十小诗赠之。犹恨诗语未工，未称此香耳。然余甚宝此香，未尝妄以与人……

好友贾天锡常以所制“和香”相赠，香名“意和”，并请黄庭坚为此香赋诗。黄庭坚品鉴后认为此香甚妙，“清丽闲远，自然有富贵气，觉诸人家和香殊寒乞”，故而称之为“宝熏”，“甚宝此香，未尝妄以与人”。黄庭坚即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为韵作十首五言香赞回赠。

“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本是唐代韦应物所作诗《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首联，宋代刘辰翁在《韦孟全集》中对此联有点评：“起处十字，清绮绝伦，为富丽诗句之冠。”韦应物的诗作中多写用香之事，比如“杳霭香炉烟”“博山吐香五云散”“衣满旧芸香”“焚香澄神虑”等。自诩有“香癖”的黄庭坚借此十字为韵赋诗，正表达意和香“清丽闲远”的风格，香与诗在此有了某种默契。

这是北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此时人们热衷谱写香方，依据香方甄选各种香料来制作焚爇用的“和香”，并以“和香”作为往来交游的信物，彼此鉴赏品评，成为一种风尚。五代宋初时的文字学家徐铉修合“伴月香”即为此风尚之滥觞，清初状元王式丹在《征广陵诗会启》中有“制草金銮，徐学士香可伴月”句，足见此风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贾天锡制作意和香，黄庭坚写组诗为赞，如书画作品之友人题跋，妙趣横生。一时间，“和香”与诗文相得益彰，“和香”所具有的鉴赏趣味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追捧。这是亘古未有的人文事件，“和香”工艺自此正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

和香，又称“和合香”“百和香”等，涉及谱写香方、合和香料、用香与品评等诸多内容，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称之为“香学”。香学呈现了中国特有的代表东方文化的生活方式。

中国香生活的浪漫肇始于战国时期的“香草美人”传统，至两汉时此风大炽，形成独特的博山炉文化，注重烟气的“出香”工艺在此时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用香吸收多元的域外香文化，特别是佛教用香。中唐之后，中国诸多艺道的美学发展趋于成熟，推动人们从嗅觉认知和体验上作深度探索，特别是五代和北宋时期，香学的光彩开始与诗词、书画等主流艺术互相辉映，成为人们感悟自然、修养身心和彰显品位的新的艺术形式。这个时期香谱类书籍大量涌现，谱写香方与修合香品成为读书人重要的修为功课。

香学最终成为一门人文艺术，是两千余年来不同时期人们推动的结果。就文学作品来说，《离骚》为发端，《红楼梦》集大成。翻开中国香文化发展历史，钟情于香者有荀彧、徐铉、苏轼、秦观、洪刍、陆游、倪瓒、朱权、冒襄、董说、袁枚、王、郭麐及盖叫天、闻一多等众名士，更有自称“香痴”的黄庭坚、范成大、周嘉胄等。

两汉博山炉文化隆盛之后，香炉器的工艺发展在各个时期又有特色：唐代的鎏金多足银炉、铜行炉，两宋陶瓷香熏炉，明代宣德铜炉，清代丁氏印香炉，等等。明清时期中国香文化以静室、斋房营造作为用香空间发展的最高定格，这样经过两千年的沉淀，香最终成为独具中国人精神特质的文化。

香学不同于传统的艺术门类，更像是纽带、脉络，是传统文化的最鲜活处。香学关注的是天地间最美的事物——芳草香木，同时又不仅仅是其本身，而是以人文视角窥探世间万物共生的和合之道。人们在制作香品时，往往先发现梅花林、兰花丛、桂花树下的美妙气息，心向往之，进而创造出“犹疑似”的芳香空间来，并迎合自己性情所好，使得人文意涵得以彰显。可见和香工艺会有一个境界的考量在里面，只不过不是借助寻常的眼、耳、舌、身，而是鼻息。

香学与诗词、书画、琴曲、园林、雅集等传统文化相辅相成。世间各种美的题旨是一致的，即对意境或境界的考量。香学通过嗅觉增加视觉的感知，丰富听觉的体验，或者创造一个多维度的沉浸场景，让各种感官体验互为融通。正因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息息相关，所以人们用香有着独特的空间陈设，并不断完善：往往是一条香几，几上陈设炉、瓶、盒组，或有瓶花、桌屏、书策、笔墨诸文事。香几常常被置于空间的最佳位置，以便用香时能够更好地布香，创造一定的仪式感。香学中对天然香料的应用方式唯东方所特有，区别于阿拉伯用香传统和欧美香水文化。

在中国，成熟的用香历史已经超过两千年。根据使用场合和功用的不同，具体的香制品可分为宫廷香、宗教香、药香、民俗香、文人香等，同时这几者之间在发展上又相互重叠、彼此借鉴，比如宫廷用香往往会有宗教香的因素，文人香也会注重药香的功能，等等。前四者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文人香则在宋代完全独立为新的门类。

文人香，无论从香料修合、香器陈设还是品评鉴赏来说，都具有独特的人文意涵，是香学的主要内容。首先，文人香强调生命的体验，注重的是香方谱写者自身情志的表达。因为香方的谱写、香器的选择和空间的陈设都有着显著的个人背景、喜好和学养等元素在里面，同宗教用香、民俗用香以及药香有着明显区别。其次，文人香中每一个香方的谱写、香品的制作，不是对自然界中某种芳香气味的模仿，而是超越自然的全新创作。

文人香的美学特质，是传统香文化成熟发展的水到渠成。两汉时期中国香文化就展示其跨区域交流的特性，多方面吸收西域、西亚等香文化元素，无论是博山香炉的造型设计还是香料选择都得益于多元交融。隋唐时期印度佛教用香开始深刻影响中国，佛教中的合香工艺以及香方被吸收进来，并依托佛教的兴盛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这个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亦开始贸易往来，其中就包括对伊斯兰用香传统的交流。至中晚唐，中国各类艺道的发展已经趋向成熟，传统审美开始突破宫廷与门阀垄断，为文人香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基础。

在五代之前香料的使用者主要为皇室和贵族。根据周嘉胄《香乘》对香方的分类，这个时期贵胄们用香主要为香身、熏衣和芳香空间，具有外用的特点。进入两宋，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读书人不仅需要在仕途上精进，对各类艺术亦报以空前的热情，表现在香学上就是崇尚谱写个人香方，文人香得到普遍重视，对香品的品评成为风尚。

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以苏轼为中心的苏门文人。他们不仅影响着诗词、书画等艺术的发展，而且将文人香与香学提升到与诗歌同等重要的地位。苏轼肯定了“鼻观”的人文要义，黄庭坚将香品鉴赏落实到意境审美的考量上来。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人们所居之屋，所处之斋，总是离不开氤氲香气。一天的作息，一年的节气，燕居行坐，往来交游，对用香都有特定的要求和规范。香文化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汇聚成独特的东方生活方式。

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香学所涵盖的一项工艺、一门艺术或者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皆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和呈现形式，其中以古埃及、古印度、古阿拉伯等最具特色。古埃及最早进行香料的精油提取和应用，是欧美香水文化的初发之地。古阿拉伯人既是中世纪国际香料贸易的主导者，亦是制香工艺发展的重要推重者，比如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阿维森纳（Avicenna）发明精油萃取法，这在西方香水文化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古印度的用香传统和合香法随着佛教东传，对中国、日本等国香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数千年来世界文明在交流中互鉴，香文化亦如是。

香学对我们当下生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嗅觉也曾经拥有完美的发现和创造能力，而这个能力在中国以各种方式传承了千年。和香注重自身体验，是嗅觉的审美，所以使用的香料首要是天然，修合工艺须传统地道，方能有助我们理解自然、沉浸人文，否则在文化解读上就会出现障碍，而这正是我们当下急需弥补的部分。

自清代中叶开始，中国香学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衰微期，西方的香水文化则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直至当代，香学因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传统文化复兴而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对当代香学发展贡献至伟者，为刘良佑教授和他的学生们。

刘良佑教授是现代水墨画家、陶艺家、香学家。刘教授毕生从事中华文化推广工作，先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文化大学、逢甲大学任职和教学，其研究领域跨越诸多学门，分为文物鉴定、中国传统工艺和香学研究三大方向，涉猎范围甚广而均有建树。他致力于传统香学之研究，于各类香料之辨别、分类、合香、制香、香仪、香学文化等均有独到和深入的研究，晚年寄寓上海弘扬传统香学，创立东方香学体系，为现代香文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004—2007年筹备成立中华东方香学研究会。著有《灵台沉香》《品香之道》《香学会典》等专业性香学著作，堪为当今香学之泰斗。

吾师大熙法师为当代著名儒僧，刘良佑教授入室弟子，整理《金堂香事》等系列香学专题，在“净心契道、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的基础上提点出香学“趣味”之要义。

本书以传统香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香之观”“香之醒”“香之构”“香之合”四个章节，从多个维度来解读传统香事的人文特质和美学意涵。书中“和香”“和合香”特指以传统工艺制作的天然香制品，“合香”指香品的制作流程和工艺，“香品”如无交代特指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香制品。古代资料对用香有多种称法，香丸、香饼、香条多用“爇”“焚”“烧”或“衬烧”，印篆香法用“烧”，熏衣用“烧熏”，本书统一以“用香”指代。《香乘》版本较多，本书引据主要对照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无碍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