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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学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征
。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
。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
，而究非学术思想之纪录。凡此皆历史家与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统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为起点。盖吾国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虽不必从夏曾佑之说，谓“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
，然学术思想之为周人所创，则为至明显之事实。
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
。政治思想亦于此时突然发展，盖自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持故成理之政治学说乃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吾人今日虽不能依据史实确断其骤盛之原因，然就当时历史环境之大势，与乎文化进步之通则，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论。政治思想兴于晚周之主因有二：简言之，即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趋微弱。诸侯强大，“秦、晋、齐、楚代兴”
，遂酿成春秋之局势。封建制度既就崩溃，贵族之社会组织与生活亦同时发生变化。士族与庶人间之界限逐渐消失
，贵族原有从政掌学之特权亦普及于平民
。史家所谓王官失守者，殆非虚构。且列国并存，相争雄长。同文壹教之术犹未用世。思想自由，学无拘禁。处士得以横议，“邪说”亦可大行。而国君图强，每重才士。魏之文侯，田齐之稷下
，尤为战国时代之著例。当此“天下无道”，社会蜕化之际，不仅争乱频仍，民生困苦，而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持秩序之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政治思想，于是勃兴。上述种种情形，春秋已见其端，至战国而更甚
，故思想之发展亦至战国而始极。然社会环境仅为思想萌育之条件。苟无天资卓绝之思想家，如孔、墨、庄、韩诸人适生此特殊之环境中，何能造成吾国学术史上此重要之“黄金时代”。故政治思想起于晚周，由于千载一时之机会。而吾人即以此期为研究之起点，诚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
西人论吾国文化者每谓其偏于守旧。学者遂或疑吾国之政治思想亦历久顿滞，古今不变。其实中国政论变化之剧烈迅速，虽未足与欧洲相比
，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确经显著之重要变化，且可循其变化起伏之迹，而将此二千余年之思想史分为下列四大段落：
（一）创造时期 自孔子降生（公历纪元前551）至始皇统一（纪元前221）为时约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二）因袭时期 自秦汉至宋元（纪元前221至纪元1367）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三）转变时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至1898）为时约五百年。
（四）成熟时期 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三民主义之讲演在民国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则在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以后居英之两年中，即1896与1898之间。）
先秦为创造时期，其事显明，无待赘说。孔子自谓“述而不作”
，门人复称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墨子“用夏政”
，而其言每兼称尧、舜、禹、汤、文、武
。道法二家，推尊黄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诸国刑书为依据
。是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创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请释之曰：创造者非无中生有之谓。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岂无政治观念。古籍如《诗》《书》所载天命、民本、礼乐、兵刑诸说皆经先秦各家所采用，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旧说，原来既乏系统，含义亦较简单。必分别经先秦大家之发挥董理，然后斐然成章，蕴蓄深远，进为一家之学说。此融旧铸新之工作，实无愧于创造。譬如工师建屋，木石砖瓦，皆仰给于成品，固无碍于堂构一新也。复次，《汉书·艺文志》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孔子从周，其教人之诗书六艺于诸子中殆最近官学。故章学诚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
。以此类推，则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
。此论虽能成理，然不必与吾人之说有悖。请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虽以成王周公之制度为根据，然非墨守成规，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必于旧政之中，发明新义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后七十子乃心悦诚服，奉为宗师。若其仅传周公之典，“符节匢合”，毫无损益，则诗书六艺，当时既为官书，文武方策之政未经秦火，周鲁所藏，得观者岂仅孔子
。《左传》所载春秋士夫言谈中能称引《诗》《书》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学必以孔子为宗乎。吾人如谓孔子就文武之成规，加以自得之创造，而以之为设教立言之资，似较近情理而易通也。虽然，吾人认先秦时期为创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为上文所未道及而应注意者，则无论诸子学说之来源如何，其本身实“自我作古”，开后学之宗派。秦汉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虽不乏新意义，新内容，而其主要之观点与基本之原理，终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范围。必俟明清海通以后，外学输入，然后思想为之丕变。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论，先秦时期则不能不认为全部工作之起点。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总之先秦思想，对春秋以前为融旧铸新，对秦汉以后为开宗立范，创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于大误。
先秦之创造，不由凭空杜撰。秦汉以迄宋元之为因袭，亦非悉出模仿，步趋古学，而绝无进展与改易。始皇并吞六国，封建之天下一变而为郡县，创二千年专制一统之政体。社会之环境既殊，则先秦百家竞起，各创新学之盛况，自示难于继续维持。同时正以环境不同之故，秦汉以后之思想家虽因袭前人之观念与名词，而政治之对象既已迥异，则其所持观念之内容，与所用名词之含义，亦势不能与古人悉合。故严格言之，秦汉以后之政治思想不必有变古之名，而每有变古之实。吾人以此期之思想远不如先秦之富于创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无意于创造，因以“因袭”称之，非谓此千六百年之政论悉守晚周之旧也。抑吾人更须注意，先秦诸子，各立门户，辩生末学，相攻尤烈。如孟拒杨墨
，荀非十二子
，墨氏讥儒
，庄生评骘诸家道术
，此皆最著之例。当时虽意在尊师说，息异端，然不过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胜负。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谁手。及至秦汉，各家后学相攻已久，接触已多，于是互相折衷调和，而浸有学术混同之趋势。放弃门户之见者遂成杂家之学
。坚持门户之别者亦参采异端，以与师说相糅合。参合之限度不同，故学说之纯驳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汉学术每呈下述之二态。一为学派之名号犹昔，而思想之内容有异。二为一派之中间有分支，而数派之间反相混合
，自此以后，先秦学派之继续存在者，虽尚壁垒森严，而所守者不过旧学之主旨。其变易之尤甚者或至体貌不殊，而精神迥别。然既仍互相争辩排斥，则其求胜之心，无异于古人。政治统一之后，专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统一。始皇“以吏为师”，武帝推尊儒术，此种“别黑白而定一尊”之办法，未必遂能消减诸家争胜之心，使其相攻趋于和缓。故秦汉以后为学术内容调和之时期，亦为学术派别决战之时期。秦亡后之千余年中，各派相争雄长，随历史环境之转变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后衰
，或既废而复兴
，或一时熄灭而不再起
。或取得独尊之地位而不能垄断全局
，或失去显学之势力而仍与主潮相抗拒
。思想之内容虽随时代而屡变，其大体则先秦之旧。绝对新创之成份，极为罕见。
因袭时期政治思想潮流冲激之大势，简言之，乃中国学术上之长期内战。其交战之团体为中土固有之学派，其争斗之利器为先秦旧创之学说。千六百年中仅南北朝时代佛道二教关于致敬君父、分别夷夏等问题之争辩为异域思想参加战争之例外事实。然为期甚短，对思想进展之趋势，未有显明之重要影响。学术内战之结果，虽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滞，然中国君主专制之政体，自秦汉开端，此后殊少改变。先秦思想既以社会环境之剧变而骤兴，秦汉以后之思想亦以社会环境之变动较少而缺乏创造之成分，此诚一极自然之现象，毫不足异。苟非明清时代西洋之武力与文化借海通而相继不断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袭时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终止，其转变时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来也。
吾国政治思想转变之直接原因为外力之刺激。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胡，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
，政治亦不能越出建号称王之故智，尤不易有促动思想转变之能力。必俟明清时代海通之后，欧洲之高度文化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既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巨变，自不免激起思想上之革命。此殆为转变时期见于明清之主要原因。再则蒙古入主中国，约一百年。人民备受异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则穷极生变，明清政治思想自不得不另辟途径，向新方向以前进矣。
转变时期虽包括明清两朝之五百年，然明代以至清初不过略见转变之端，除旧更新之大转变，直至晚清，然后发动。盖明清之初，遗民志士以反抗异类政权而发挥种族思想，一变传统思想中之大同主义。中明以后阳明学派以反对宋明理学之桎梏而发挥自由思想，亦图冲决网罗，肃清尊古守旧之结习。凡此虽具重大之意义，明示转变之方向，然其本身所据观点与所含内容，仍自旧学中蜕化而来，终不脱前人之窠臼。虽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国崛起，始本基督教义，参以民族思想而产生吾国空前之思想转变，此后则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无论其所持之主义为何，其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响，而与二千余年传统思想相对抗，则不谋而合。吾人断不可因新思想中每接受旧学说之一部分，遂疑其仍与先秦以来之“道统”完全一贯。良以清季维新及革命思想家之采用旧说，皆按自立之标准。其采用一家之言，非以其为古圣先贤之说，而以其适于现代国家之用。权衡在我，取舍从心
。思想自主之风气，殆为先秦以后所创见。
辛亥革命，思想为转变时期之结局，亦为成熟时期之起点。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权学说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运独到之特见，集一代之大成，不仅树革命之理论基础，而立国之根本大道，亦于是完成。二千余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上文就二千余年中思想演变之大势，而分为四期，虽不尽妥，或无大误。吾人又可就思想之历史背景，而划分为下列之三时期：
（一）封建天下之思想 包括春秋及战国时代，与上述之“创造时期”相当。
（二）专制天下之思想 包括秦汉至明清之二千年，与“因袭时期”及“转变时期”之前大部分相当。
（三）近代国家之思想 包括清末戊戌维新时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与“转变时期”之后部及“成熟时期”相当。
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吾国政制自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
渐近而成封建天下
，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政，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早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之时期，诚极自然之事。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不发生于周代极盛之时，而兴起于就衰之后，上文已略述及。故先秦之思想均以封建天下为其背景，而不必悉以之为对象或理想。试举诸家之著者言之，如孔子“从周”
，其思想以封建天下为背景而兼理想者也。孟子百里可王，天下定一之说
虽不尊周，而亦未否认封建之理想。墨子“非攻”实为对战国侵伐兼并之抗议，其“尚同”之说明揭“国君”“家君”
壹义之事，则亦纯然为封建天下之思想。道法二家，与此相异。老子近乎放任主义，庄子近乎无政府主义，二者皆消极对晚周政治作激烈之批评，而提出缺乏历史根据之自由社会为理想。法家如商鞅韩非诸人则承认战国七雄争长之实际情形而发为富国强兵尊君重令之学说。其思想之背景既非盛周之封建，其理想又倾向于嬴秦之专制。故诸子之中儒墨拥护已就崩溃之封建天下，法家预想行将出现之君权一统，道家则否定历史上之一切制度。
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以秦汉至明清之制度为背景。先秦诸家各视其本身能否适应此历史之新环境而决其宗派之盛衰。儒家适应之力最强
，故其道统最长远，实力最雄厚，非任何宗派所能及。法家思想倾向于专制，且事实上为嬴秦统力之基础，似应大盛于专制之天下。然申韩之学，自李斯致用之后，其法令名实诸旨渐已成为实用之治术，终止学理上之发展，而其君臣守法，“令尊于君”
之要义，则与君主专制政体之精神根本冲突，尤难为人所接受。故秦汉以后，虽间有法家之言，终不能预于显学之列，足与儒家相抗衡。专制政体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长成，乃旋即弃之不顾，使归于微弱，纵非枭食其母，亦似得鱼忘筌。专制天下之乱多治少，恐此为原因之一。墨家本与儒家同为封建天下之思想，而不能如儒之善变。加以“其道大觳”
，“若烧若焦”
，又不似儒家具有诗书礼乐，五行三统诸术，上足以“合文通治”
，下亦可以粉饰太平。故秦汉以后，宗风顿息，终专制天下二千年中遂成绝学
。道家思想之时间性，较诸家为最少。其消极之态度始终大体一贯，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为郡县而有根本之改易。故除在极短之期间，曾为朝廷所采用，取得独尊之地位
以外，老庄政治思想为专制天下时期反对专制最彻底之抗议，与儒家思想对立，略如野党之于朝党。每值盛世承平或方衰而未乱之际，则儒盛而道微。纪纲崩坏，生民困苦则无为无君之思想乘机兴起。直至宋元以后，专制政体之发育达于极点，然后此抗议之声始趋消息，而政治思想之中不复有独立之道家宗派。综上所述，足见专制天下时期政治思想之主要趋势有三。（一）儒家思想由拥护封建制度一变而拥护专制政体，成为二千年中之正统学派
。（二）儒家势盛，而法墨同归失败。（三）儒道二家随社会之治乱，互为消长
。
封建与专制两时期之思想有一共同之特点，即无论其内容如何，均以“天下”为对象。其所异者封建天下为合法之分割，专制天下为绝对之一统而已。天下观念之含义略近欧洲中世初期之世界帝国。其理想之范围，至为广大。古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者，最能表示此点。故严格言之，“天下”时期之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而无国际间之外交。至封建改为专制，则并春秋时代，形似外交关系之聘吊盟约，亦完全归于消灭。周秦以后，四夷时与中国为敌，甚至侵占中原，僭窃神器，事实上否定天下之观念。然而自汉以来，论治夷政策者，仍多袭四海一家，安内柔远一类之传统思想
。其尤荒谬可笑者，如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加特尼
之来，所乘舟车皆令悬英吉利朝贡之旗。觐见皇帝，强之行跪拜礼。高宗与英王之敕书复有“倾心向化”“航海来庭”等语。此皆明白表现国人根本缺乏国际观念之事实，而推原此政治唯我论
之由来，天下本位之思想殆应负一部分之责任。复次，专制天下之思想，颇有大同主义之倾向。忽略族类之区分，重视文化之同异
。其结果遂致二千年间，中国势盛则高唱“用夏变夷”之理论，外族入主，则迁就政治屈服之事实。只须征服者行中国“先王之道”，同化于我，则北面称臣，承认异类之政权，亦毫不愧恨。民族思想发育不良，此为专制天下思想之又一结果。
综上所举各端，一言以蔽之曰，缺乏近代国家之观念而已。近代国家之品性为何，虽无绝对之标准以资判断，然按世界各国政治经验之通例言，则所谓近代国家，至少具有下列之数特点。（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上述三端，欧洲主要之国家在十五世纪以后已粗具轮廓，迅速发展，至十六七世纪而大体成熟。吾人若就十八世纪以后之情形论，则（四）扩充人民参政权利一端亦可认为近代国家特点之一
。此四种品性，吾国当专制天下之时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天下之分割时期亦仅略有痕迹，似是而非。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酝酿冲激不能产生近代国家之观念，此实历史环境之所限，不足以为前贤病。亦犹欧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于市府，中世之醉心于帝国，必至近代，然后有民族国家之理论也。
欧洲近代国家之发生与长成，先于中国者数百年。以开国之迟早论，则我老大而彼少壮，以政治演化之程度论，则彼先进而我晚成。两者相值，强弱立判。明季清初，西洋教士虽已东来，国人尚狃于专制天下之结习，对其所传来之学，未发生普遍之影响。必经辛丑、庚申、甲午、庚子诸役丧师辱国，然后朝野人士始渐觉专制天下之旧制度旧思想不足以图存。于是效法西人，维新变法之议大起。欧美近代国家观念乃传入中国，与传统思想互相争斗，局部调和。离陆璀璨，蔚为大观。先之以戊戌维新，继之以辛亥革命。至孙中山先生集全局之大成，而吾国政治思想之第三时期于是正式开始。
吾人就不同之观点，试拟两种之分期，其大体尚相符合，是否允当可通，至希渊雅君子不吝指教，则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