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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彝尊之文章根基于其学，涵养深厚。《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一文言简意隐而丰。篇题称“先生”包蕴着对墓主的敬仰及褒扬；铭文用《洪武正韵》，寄托着遗民情结；简要的铭文，蕴藏着易代之际的重要史事及对墓主行义的表彰。此文由墓表改为墓志铭，文体与时代更契合。这种言简意丰的文学笔法与微言大义的史学笔法，缘于时代隐讳等不得已的因素，却使借文传人与文章“庶几可传于后”均得以实现，也颇见朱氏文章的高妙与多姿多彩。
关键词 ：朱彝尊；文；《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笔法
朱彝尊在清代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其学“邃于经，淹于史，贯穿于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书，无弗披览”
，在文学领域，词学开创了浙西词派，诗歌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其古文创作也达到了极高水平，在其所处之时代，颇为同侪称扬。在朱彝尊未通籍之前，顾炎武谓“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
，又说朱彝尊之文在侯朝宗、王猷定之上
。潘耒则赞其“天才甚高，识趣甚远。自其少时以文鸣世，中年学益醇深，文益高……”
。朱彝尊本人于此亦颇有些自负，自云：“平生无大过人处，惟诗词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几可传于后耳。”
或许是为其词学及诗学声誉所掩，今之学界鲜有深入论及其古文成就者。
清初的古文创作，多模拟前人，拘于形迹，讲究格调，递相因循，失其根本。施闰章谓之“权舆于八股，优孟于八家”。
朱彝尊对这种现象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古文之学，不讲久矣。近时欲以此自鸣者，或摹仿司马氏之形模，或拾欧阳子之馀唾，或局守归熙甫之绪论，未得古人之百一，辄高自位置，标榜以为大家。然终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诋諆随之矣。”
朱彝尊的古文创作不拘一格，即其所谓“仆之于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辞苟足以达而止”
。以此论核验之，信然。其古文创作，皆根基于其学，涵养甚深，绵密征实，非某家可以牢笼。四库馆臣对此有评：“至所作古文，率皆渊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盘深。”
就其形式而论，则表现为摇曳多姿，不拘常格，随所言而起伏变换。汪琬谓：“朱子彝尊诗才隽逸，文尤跌荡可观。”
盖即谓此。
在朱氏所作古文中，碑传文占了很大比例。就其生前编定的《曝书亭集》八十卷而论，文凡五十卷，其中有传三卷，记两卷，碑文三卷，墓表两卷，墓志铭六卷，行状、诔、祭文、哀辞一卷。这些碑传文体的撰写，若墓志、墓表、神道碑等，各具程式，朱彝尊常常能做到不为格式所限，形式与内容相随，笔法各异。在其所撰写墓志铭中，有《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一篇，全文计篇题凡三百一十字，尤别具一格。
《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全文计篇题凡三百一十字。以此区区三百余字述人一生行义，堪称简洁。作为墓志铭，它只有序文和铭文，没有常规墓志铭作为主体叙述墓主事迹的志文。全文主体是铭文，以韵文形式书写，却又非骈偶文。此均系背离常格的奇特之处。对全文细加考察，则知其与时代隐讳相关联，或不得已而为之。其间亦见其文学与史家笔法。为便于下文陈说，现移录全文于下：
翰林院检讨吴江徐君釚，请假还里，葬其考妣于光字圩。逾年矣，既而谪官去，属同年友朱彝尊为文表诸墓。铭曰：
君之先人韫奇讳，其曰季华冠而字。上世本居魏塘界，迁于吴江自硕始。西濛之港面积水，以耕以耨治农事。先生为儒试不利，仰屋著书抽腹笥。遁世无闷穷勿悔，兄当餽运渡江介。是时淮北人为胾，先生爱兄心孔悸。以金三百输诸吏，兄得不行方用慰。兄子曰鑛结壮士，以保乡党计不遂。亡命西吴全匪易，先生诣吏慷慨对。产虽破碎祸则解，尝怀白金步入肆。人压看场集如猬，舄前蹴囊遗在地。诚以语人人作伪，探怀乃悟己所坠。发之铢两皆默识，人惭欲以半相畀。先生怡然笑勿视，衡门之下可乐志。酿秫种花性所嗜，孺人王韩先生配。有子克家孙克类，伯也不仕仲委质。扬名显亲光有位，赠征仕郎逼通贵。揭石于原表风义，猗嗟千秋永无毁。
志文墓主徐韫奇系朱彝尊挚友徐釚之父，生逢明清易代之际，资饶业儒，遁世无闷，爱兄睦族，衡门乐志，风义颇高。详细分析该文，就篇题“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而论，“翰林院检讨征仕郎”是其以其子徐釚得赠官衔。徐釚曾在《先府君事略》里记述了此事：“康熙二十年辛酉以不孝遇覃恩得赠官如其秩。”
此在徐韫奇卒后的第十四年。徐釚在康熙十八年（1679）参加博学宏词科，于该年五月庚戌与朱彝尊等一起被敕封翰林院检讨。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按照清廷封赠制度，文职惯例覃恩封赠征仕郎。
篇题书官爵、姓氏，是汉代以来墓碑之惯例，无甚特别之处。其所有深意者，是朱彝尊称徐氏为“先生”。“先生”自古以来系尊称，梁章钜《称谓录》卷三十二《尊称》“先生”条引《孟子注》云：“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又引《学福轩笔记》云：“先生二字皆尊之之辞。”
由此可见“先生”有年长之内涵。又《称谓录》卷八《师友》“先生”条：“《礼·曲礼上》：‘从于先生’注‘先生老人教学者’。韦昭《辨释名》：‘古者称师曰先生。’《韩诗外传》：‘古谓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犹言先醒也。不闻道术之人则冥于得失，眊眊乎其犹醉也。’贾子《新书》：‘怀王问于贾君曰：人谓知道者为先醒，何也？贾君对曰：此博号也。’”是则称“先生”者则往往为明道者。道者德之体，德者道之用，明道者往往有德，故“先生”二字又往往指有德者。墓碑题中称“先生”，也是汉人旧法，欧阳脩《集古录》载有《后汉玄儒先生碑》《后汉郭先生碑》，碑主身份与上述两意相合：年长而明道者。又黄宗羲《金石要例》：“名位著者，称公；名位虽著，同辈以下称君；耆旧则称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独孤府君、张府君、卫府君、卢府君、韩府君；有文名者称先生，如昌黎之称施先生、贞曜先生，皇甫湜之称昌黎韩先生。”
则又可见“先生”有文名之义项。以上义项，无论哪种，要皆有尊敬之意，而被称之人之地位、修养、学行需与这一称呼相称。朱彝尊于该墓志篇题中称“先生”，当非率意。考朱彝尊与徐釚，关系匪浅，其在本文序文中称徐釚“同年友”，两人同中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又于次年同入明史馆。其尊称友人之父，乃为必然。然其内涵尚非止于此。
在《曝书亭集》中，朱彝尊所撰碑志类文近百篇，其中在篇题中称“先生”者凡八篇，除了本篇外，尚有《五经进士谭先生墓表》《贞毅先生墓表》《殷先生墓志铭》《徐先生墓志铭》《孝洁姜先生墓志铭》《赠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征仕郎贞靖潘先生墓志铭》《翰林院侍讲尤先生墓志铭》。此七篇之墓主无不具有高洁的品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易代之际表现出坚贞的忠节大义。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此与“先生”之“有德者”之义相合。其中《五经进士谭先生墓表》传主谭贞良，为朱彝尊的姑夫，易代之际先是遭遇李自成陷北京，匄服奔南京；南京不守，浮舟达会稽，再抵福州，追随南明流亡势力，卒于漳州之琯溪。朱彝尊赞其“百折不回，卒保其发肤首领，从君父于地下，是则忠臣孝子之用心，真可以无憾也”
。《贞毅先生墓表》传主山阴朱士稚，好游侠，明清之际散千金结客抗清，与朱彝尊、陈三岛及祁班孙等五位抗清志士相交游，往来于吴越间，“以诗古文相砥砺”，门人私谥为贞毅先生。
《殷先生墓志铭》传主殷岳，崇祯间曾与父殷太白抗击张献忠起义军，父为杨嗣昌陷死狱中，乞其遗骸归家而京师陷；与弟殷渊入西山谋举义，事败弟不屈死，其为友人申涵光救，同渡江游吴越；顺治初为清廷除任睢宁知县，为友人申涵光所劝，投劾归隐小砦，居草屋三楹，日与申氏唱和为乐；与太原傅山为友，巨鹿杨思圣疾革求傅山之药，乃六月霖雨疾驰五昼夜挟傅氏归；后病死福州。朱彝尊游太原时与之定交。《徐先生墓志铭》传主徐柏龄，为黄道周门人，甲申以后与慈溪刘振之等交，南京城破，自瓯入闽，出入江海，隐匿天阙山，守节不仕。朱彝尊叹曰：“黄公殉国与信公无异，而先生实出其门，秉师之训，终始不渝其节……”
《赠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征仕郎贞靖潘先生墓志铭》传主潘凯，为朱氏友潘耒之父，系复社成员，遭乱家破，遂屏弃时文，弃诸生，纂述为志。第二类是其人有令人敬仰的德行，有长者风范。若《孝洁姜先生墓志铭》，传主姜晋珪，系朱彝尊在明史馆友人姜宸英之父，“孝洁”二字点出了其高洁的品德。该文记述事迹即围绕此点展开，“先生之孝，终食不遗其亲。顾以贫故，适四方，资僚友缟纻之贻”，“君之侍亲，可谓孝矣。君之高蹈，可谓洁矣”，“遂私谥曰孝洁先生”。
《翰林院侍讲尤先生墓志铭》传主尤侗，才高而乡试不利，于清初以贡生除永平推官，“不畏强御，坐挞旗丁降调”；康熙十八年被征，与朱氏同中博学鸿词科，同日入翰林院纂修明史，其齿最长而在史局撰志传多至三百篇；辞老家居，筑生圹自为之志，待士子和易，有长者风。朱彝尊赞其“遗荣辞老返衡茅，难进易退世所高”。
本篇墓志铭朱彝尊在篇题称徐氏为“先生”，固有尊重之意，要其真正内涵当亦不出于上述二意。考查本文所述徐氏事迹，凡三个方面：一是其爱兄，输金免兄
运渡江；二是诣吏慷慨对质，保兄子于危难；三是遗金市肆不取，衡门乐志。此三点均似在述其品格高洁，合乎上述之第二意。然此为文本之表层文意，下文进一步考察其深层意涵，可见“先生”之内涵尚非局限于此，还有第一意包容在内。
汉代以来，墓碑、墓志文之铭文多用韵文写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有之，也有用楚辞句式者。韵文讲究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朱彝尊深谙于墓志铭作法，认为墓志之作在于述墓主之行义，为此他曾致书谢汪琬受其请所撰之墓志“述先人行义甚备”。
对于铭文之撰写，他也有深刻理解，他说：“铭之作，必其文辞之工，卓然可传于后，庶足遗其子孙而信之百世。”
本篇铭文，七字成句，音节顿挫，节奏舒缓，颇具匠心。其韵字系据《洪武正韵》。今将其奇句、偶句韵脚各字在《洪武正韵》所属的韵部列表如下：
依据韵字分析，其遵用《洪武正韵》应无异议。其用韵之法是以偶句用韵为主干，奇句亦往往自成韵，间见邻句成韵者。全文去声寘、队两韵交叉使用。偶见邻韵通押的情况，如“介”是泰韵字，与队韵“悸”字通押；“界”是泰韵字，与队韵字“讳”通押；“解”是泰韵字，与队韵字“对”、“猬”字通押；“地”是霁韵字，与寘韵“肆”字通押；“利”是霁韵字，与邻句寘韵字“事”、“笥”均通押；“吏”是霁韵字，与寘韵字“胾”、“士”通押。整篇铭文出韵的只一个“水”字，它是上声“纸”韵字。这种用韵方式，整齐中有变化，读来抑扬顿挫，所用寘、队、霁、纸诸韵皆响度低沉，音色细微，加上舒缓的节奏，适宜表达低沉、忧伤的情感，颇见作者之用心。
本铭文之工，毋庸进一步详言，其用意之深处，正在于以《洪武正韵》为韵。嘉靖、隆庆以后，明代士人古体诗赋多用古韵，近体诗赋多用平水韵，词曲多用《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虽是明三百年之官韵，其实多用于官样文章，在实际诗文实践中影响并不大。陈继儒于崇祯四年（1631）曾说：“《正韵》用之章奏，用之应制，而独不用之近体律，又何也？”
钱谦益则叹：“今惟章奏、锁闱稍用正字，馆选一用叶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
朱彝尊本人深于音韵之学，他对《洪武正韵》也有深刻的认识，知其缺陷。他曾于康熙四年（1664）《重刊<广韵>序》中说：“逮《洪武正韵》出，唇齿之不分，清浊之莫辨，虽以天子之尊，行之不远，则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幸而《广韵》仅存，则天之未丧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内之言韵者必以是书为准。”
然其何以在铭文中仍尊用《洪武正韵》？此不难推想其故国之思的遗民心态。明遗民为了表达故国之思，诗文用《洪武正韵》者在清初并不罕见。朱彝尊之友金堡在《徧行堂集缘起》中说：“予作诗多用《洪武正韵》，或以出韵为疑。”
又在《与陈长卿太史》一书中说：“弟所作诗用《正韵》者十之九，或与同人唱酬，彼用沈韵，因而次之，未尝自用也。”
邱维屏则在《邱邦士文集》诗歌部分在卷中第一行“诗”字下明确注出“俱用《正韵》”四字。
若上文提及墓主尤侗，也多次于其集中诗文下面注明“用正韵”、“正韵”字样。
[2]
遗民心态均十分显著。至于不明言而私下用《洪武正韵》者，尤不可胜数。下文的文意考察也可以进一步印证朱文此一用意。
冯登府谓：“金石之有例，所以寓褒贬于笔削，辨体制于文章，为法天下后世而传之永远者也。”
朱彝尊深谙于金石之学，观其集中金石诸跋可知。其于墓志铭例法深有理解，在《书王氏墓铭举例后》一文中曾谓：“窃意墓铭莫盛于东汉，鄱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文、其铭体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举而胪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为也。”
其后郭麐祥作《金石例补》，
冯登府作《金石综例》
，李富孙撰《汉魏六朝墓铭纂例》
，吴镐师作《汉魏六朝志墓金石例》
，辄师其意。然其为何于此文中，一反当时流行的墓志铭常式而把铭文作为主体？铭文作为主体，由于句式等形式方面的局限，会限制叙事细节表达，制约情感的流露，朱彝尊当深悉之。如此作文，恰恰见其别有用意。墓志之作，往往凭依墓主亲友所撰行状之事迹。今考徐釚《南州草堂集》载《先府君事略》一篇，所述事迹与朱氏所撰墓志完全相合，盖其当初所依据者。今结合该文加以考察，可进一步体味朱氏墓志铭文之内涵。
整篇铭文从介绍其家世始，以叙写徐氏事迹为主，合乎墓志文的常例。对于《事略》所载之事，朱氏是有所抉择剪裁的，凡能见徐氏风义者辄取之，此外多不取。如表现徐氏有奇谋，出奇计毙巨寇于狱中而救计东陷狱事；如其喜好书画的事迹，等等，均不取。铭文第一句点明墓主身份，第二、第三句是介绍其家世渊源。徐氏自七世祖徐硕“从正统间由浙江嘉善西塘徙吴江二十八都西濛港，世为农，以赀甲于里中”，至徐釚之祖熙宇公“有田二千余亩，日课佣奴耕作，业益大饶”，至徐釚之父徐韫奇始业儒。
此可见徐氏为吴中富户，后转而业儒。下铭文所谓“遁世无闷穷勿悔”，看似承接上句“先生为儒试不利，仰屋著书抽腹笥”谈科举不利的情况，实非如此。此句用《易·大过》象辞“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语，孔颖达有疏曰：“明君子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隐遁于世而无忧闷，欲有遁难之心，其操不改，凡人遇此则不能然，唯君子独能如此。”
朱氏所欲表达的意涵，应即《事略》中“后值国变，不复应试”，是其在易代之际的立场态度。这句铭文，言简意隐而丰。下言为兄输金数句，则是指崇祯间吴下富户解白粮之事。朱氏一句“淮北人为胾”，微言大义，道尽了当时灾难实况。《事略》言“时淮北、山东赤地千里，人相食”语。考其时间，应在崇祯十三年（1640）、十四年（1641）间。《明史》卷三十《五行志三》载：“（崇祯）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饥。金坛民于延庆寺近山见人云：‘此地深入尺余，其土可食’。如言取之，淘磨为粉粥而食，取者日众。又长山十里亦出土，堪食，其色青白类茯苓。又石子涧土黄赤，状如猪肝，俗呼‘观音粉’，食之多腹痛陨坠，卒枕藉以死。是岁，畿南、山东洊饥。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
所载更为详细。饥年的形成是大旱、蝗虫，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与此同时，兵革连绵不断。若崇祯十二年（1639）春夏，清兵即南下济南，五个月内略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下言“兄子曰鑛结壮士”之事，所言乃弘光南渡时徐鑛从吴易、沈自炳等聚兵长白荡抗清军事。此事令徐氏有灭族危险。第一次兵败，徐韫奇为救族曾至御史台慷慨应对，见“时事不可为”，也曾力赞徐鑛“偕诸君入闽”之举措
。其所谓“入闽”，当是投福建朱聿键隆武政权。徐鑛不听劝阻，二次聚兵长白荡，终难作而败亡。墓主则挺身赴难，破家倾赀挽救了家族。下言“衡门之下可乐志”，“酿秫种花性所嗜”，与上文所言“仰屋著书抽腹笥”，可见其在易代之际的兴趣趋向。“伯也不仕仲委质”句意涵丰富，伯指徐韫奇之长子徐锷，他因顺治十七年江南奏销案“诖误阻进取”
。此案实为江南士绅与清廷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博弈。清廷针对江南士绅的离心离德，以抗粮为借口，对“四府一县”在籍士绅欠粮之户的功名悉数予以革除，借此裁抑缙绅特权，压服江南地主。士人多讳言之。
此可见徐韫奇亦为抗粮之家，在政治上尚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
句中“仲委质”则指的是徐釚，指其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被授翰林院检讨，入仕清廷。“委质”一词，极具感情色彩，含有弃身归附、臣服之意。
朱彝尊撰写此文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
此时他遭掌院学士牛钮弹劾谪居京师宣武门外海波寺街古藤书屋。通过上文考察，可知铭文中所言多有清廷忌讳之事，若徐韫奇在明清之交对清廷的态度，徐鑛参加反清，徐锷在江南奏销案被革功名等等，均不便明言。清廷对文字的敏感，他是深有感触的，在《曝书亭著录序》中他叙述自己藏书经历说：“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比还问曩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
下文引及他谈到为五经进士谭贞良作墓表之禁忌时即说不敢书甲申以后谭氏大节之“大者”，可见其小心翼翼。虽然朱彝尊入仕清廷，其对旧朝仍遗有情感，这从铭文中也颇可见。若其用“委质”一词，最见心态。故其欲表彰徐氏之节义，此墓志便以铭文为主体，以整齐的韵文叙写徐氏一生出处，微言大义，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文学笔法。此亦可印证上一部分所言篇题称“先生”有第一意的意涵在内，其韵字用《洪武正韵》亦非偶然。
吴江徐氏“谱牒代传缮本”，至十一世孙徐书城“就旧本益以访闻，列为宗谱四卷而授梓”。
该谱卷首载朱彝尊康熙四十二年序，并收录了朱氏所撰该文。所异者，该文题作“皇清敕赠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吴江徐氏墓表”，称为墓表而非墓志铭。其他不同之处是序文中“属同年友朱彝尊为文表诸墓”句后的“铭曰”作“文曰”，文末有“前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辛酉江南正主考秀水年眷侄朱彝尊顿首拜撰”、“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纂修《平定三逆方略》《明史》，辛酉山西正主考、甲子顺天武闱主考，无锡年眷侄严绳孙顿首拜书丹”数行。从形式上看《家谱》中所载者，似比较完备。进一步分析文意似可证明《曝书亭集》中所载者经过了后来的删改。若上所引“属同年友朱彝尊为文表诸墓”中明言是“表诸墓”，是墓表用语，而非墓志铭的用语“铭诸墓”。又文中最后一句“揭石于原表风义”中的“揭石于原”，意谓树碑石举于原野，也是墓表用语，与埋诸墓中的墓志铭“志诸墓”、“按状志之”之类的表述不同。《曝书亭集》卷七十二载《封奉直大夫颜公墓表》亦用此语：“故夫欲荣亲者必资卿相殊阶，揭石于原，始足动人之观览。”可为明证。此皆朱氏编入文集时所未及改者。
黄宗羲说：“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传世者，不笔细详行事。”
恽敬说：“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数大事，视神道碑、庙碑体不同，视墓志铭体亦不同。墓志铭可言情，言小事，表断不可……墓表必发明实事，故墓表之善最难。”
这是明清之际人们对此两种文体的区别的认知。朱彝尊深谙墓志文的写法，对于墓志铭与墓表的不同当然深知之。其为谭贞良作墓表说：“盖自甲申以后，先生之大节，东南隐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书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书也；吾欲书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尽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矣。”
又在《赠中宪大夫知滦州事李公墓表》中说：“墓有表古也……志石纳诸圹中，而表立于既葬之后，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礼不可以废也。”
是其深知墓表之书人大节的写法与述功美礼之功能，核之本文对徐釚《先府君事略》所载事迹的剪裁，正是墓表的写法。其铭文的最后一句，也明确表明“揭石于原”的目的在于“表风义”，点出此文是墓表。
与朱彝尊该文相参照的还有一篇在《吴江徐氏宗谱》中载于朱文之前的太仓黄与坚所撰《敕赠翰林院检讨吴江徐公墓志铭》，该文九百九十字，篇幅几乎为朱文的三倍。文分序、志、铭三部分，乃是明清时期墓志铭正体写法，远较朱文详尽。若《事略》载万历中徐韫奇随父勘亩清丈事，以说明其“颖异”；夏秋两熟时取其羡余购书数千卷事，说明其好学不倦，此文均载之。叙写之中亦常见情节，若其叙写徐韫奇劝徐鑛勿参与吴易等团聚乡勇抗清事：
公流涕止之曰：“此等一闻警即鸟兽散，奈何以是贻家门祸？”鑛不听。公遂移家避虎邱。亡何鑛事败，亡命走匿，官捕之急。公叹曰：“当此时即逃窜，讵自免，我不出何以救族姓？”因挺身赴御史……
可谓栩栩如生，如在目前。此为典型墓志笔法。黄氏此文的撰写时间与朱文同，均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徐釚合葬父母之次年至京师时。
徐氏不可能同时请两位好友为父母的一次合葬各撰一篇墓志铭。毫无疑问，朱彝尊当初撰文的性质系《吴江徐氏宗谱》所题之墓表。黄宗羲言：“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
按照此一制度，墓表与徐氏品阶亦正相合。
朱彝尊以韵文撰写此墓表，很多犯时忌讳的事迹得以较隐晦的方式表达，那么为什么在编入文集时要改作墓志铭呢？此于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可试做分析。首先需要明了的是，无论墓表还是墓志铭，以韵文为主体，在明清时期已均非正体。徐师曾论墓志铭说：“然云志铭而或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者，则曰别体也。”
即言墓志铭有铭无志者称为别体。就墓表而言，朱彝尊认为源于东汉：“盖墓有表古也，盖自汉元初五年（118）谒者景君始其崇。”
盖以其有《谒者景君墓表》。此亦为明清间共识，徐师曾持此一意见。
刘师培说：“至于墓表之名，汉人间亦用之，但就华表之石而名，体与墓碑无别。唐代以有铭者为碑，无铭者为墓表……实则汉人之墓表皆有韵，亦无官秩大小之别也。”
其实，无论墓碑、墓志铭还是墓表，它们从汉代到唐，都在不断的从萌生到发展、定型的过程中，最后形成文体的常式。在这一过程中及其后往明清的延续，其撰写也一直受时代风气的影响。研究发现，宋代以后，墓表很少见有用韵文者。
朱彝尊最初因不得已之因素用旧例写成墓表，盖为了从文体角度与时代更相契合，编纂《曝书亭集》时改成了墓志铭。至于其留下的种种墓表痕迹，也不难理解。康熙四十八年（1709）朱彝尊编《曝书亭集》收录前作是做了一番拣选、删订工作的，改编处因过于匆忙而不得体者，亦非一见，今人对《腾笑集》编入《曝书亭集》的情况做过分析，可为例证。
本篇是《曝书亭集》中最短的一篇墓志铭，用意颇深。从篇题称“先生”，到其每句韵字用《洪武正韵》，字字句句有深意，包蕴着易代之际的重要史实，及对墓主人身出处的褒扬评价。这些字句之间，不仅包涵了对墓主的尊崇与颂扬，也传达了朱彝尊仕清后的遗民情结。从文章的笔法角度来说，它既有古文家的言简而意丰，也有史家微言大义。朱氏自言“仆之于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辞苟足以达而止”，此文可谓明证。此种作文之法，亦足证朱文之多姿多彩。
“古人重不朽，要须托文章。或作表墓道，或勒铭幽堂。”
此亦徐釚托朱彝尊撰此文之本义。朱彝尊之文亦“庶几可传于后耳”。二者有完美的契合之处，促成了此文的生产。然自康熙末年起，清代文网渐密。在《曝书亭集》编成发刊的第三年
，即爆发了戴名世南山案。朱彝尊及其《曝书亭集》均未被及。后在文网最密的乾隆时期，该文不仅未被禁毁，且一字未易地被抄入《四库全书》。反观他文，《曝书亭集》中有多篇墓志文在收入《四库》时被删除或删改，若上文所言及篇题称“先生”的墓志文中就有《五经进士谭先生墓表》《贞毅先生墓表》两篇被删去不录。此文被一字未易地收录，此非赖朱氏笔法高妙乎？徐釚欲借文以传人，朱彝尊之“庶几可传于后”，均赖此得以实现。
[1] 作者简介 ：杨洪升，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乾嘉时期江浙藏书家生态探赜”（18BZW09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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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侗《西堂诗集》卷三十二《挽姜如农先辈》诗题下注“正韵”二字，《逃暑四首》诗题下注“正韵”二字，《夜集周子俶宅，同吴骏公太史、万考叔、沈荷百、王曦、白次谷、徐校书、卢小史得六十句》诗题下注明“用正
”三字，康熙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