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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斋中读书》第七首以春秋学为论域。该诗第一层讨论孔子修《春秋》之缘起、历程及其意义。第二层指摘并分析胡安国《春秋传》之谬误。第三层主张在解读《春秋》史事方面，要以《左氏传》为准绳。朱彝尊拈出胡安国《春秋传》中三个典型问题加以批评，即“夏冠周”问题、“美恶同其辞”问题以及“戒黩武”问题。以上三个问题各有其本事，朱彝尊的批评均有其理据。朱彝尊秉持的经解立场，首先是学术立场，同其春秋学见解与治学宗尚密切相关；其次是政治立场，既同其受教经历与人生取径颇有关联，也同其晚年之心境、坚守之儒家正统观念密不可分。
关键词 ：朱彝尊；《斋中读书十二首》；胡安国；《春秋传》；《左传》
朱彝尊（锡鬯，竹垞。1629—1709）是清初大家，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
；其人其学，是当前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成果丰硕
。就诗而论，朱彝尊创作颇富，存诗两千三百余首，与清初诗坛大家王士禛（子真，阮亭。1634—1711）声价相齐，被目为“南朱北王”，蜚声文坛。关于朱氏诗作及其理论贡献，学界颇有发明，但不尽全面，仍有结合其生平事行与学术取向、实绩进行深入开掘的空间。
在朱彝尊众多诗作中，《斋中读书十二首》（载《曝书亭集》卷二一）是一组独特的作品，用诗的形式表达对许多经学问题与诗学问题的观点。组诗系年于“阏逢涒滩”（甲申），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其时朱氏已七十四岁。因此，这组诗表达的观点堪称朱彝尊晚年的学术定论，是其博综雅正之学问世界具体而微之呈现，对于了解朱彝尊的学术思想与当时学界的动态十分重要，具有深入论析的价值。
《斋中读书十二首》是一组古体诗，各诗长短不一，短者仅十四句（如第二首、第十首），长者达三十句。本文讨论《斋中读书》诗第七首（以下或简称作“本诗”）。本诗凡三十句，是组诗中最长的一首：
《诗》亡王迹熄，百国有《春秋》。（一）鲁叟乃笔削，宝书肆旁搜。（二）晋《乘》楚《梼杌》，《郑志》亦见收。（三）斯为天子事，邦国合九州。（四）大书王正月，恐疑于孟陬。（五）胡氏逞私智，谓以夏冠周。（六）岂其一布衣，斧钺威诸侯？（七）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八）当其在讲幄，君臣意绸缪。（九）经义月经进，讽谏同转辀。（十）是时十将存，可复二帝雠。（十一）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十二）得毋桧所荐，知己士当酬。（十三）流传误后学，乖舛难悉纠。（十四）曷不废其书，述事准左丘。（十五）
为便于引据，以上将本诗每两句视为一小节，按（一）（二）（三）之序次进行标示。
论学诗具有双重属性：以学术研究为内容，因此具有学术性；以诗为形式表达作者之志意，是“言志”之一种，因此具有文学性。论学诗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考论本事（学术事件）是准确把握诗意指向并进而探讨诗人（学术）思想的前提。
《斋中读书》诗第七首之主题词是“春秋”，涉及人物则有“鲁叟”（孔子）、“左丘”（左丘明）、“胡氏”（胡安国）、“十将”及“二帝”等，既涉及春秋学史，又涉及南宋政治、军事形势，对胡安国春秋学见解颇多批评。那么，本诗涉及之本事（学术事件）有哪些？体现朱彝尊何种学术见解？朱彝尊如何对胡安国《春秋传》予以批评？其批评是否有其理据？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须以对每句（节）诗意的准确把握为基础。
“《诗》亡王迹熄”，本于《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岐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正义》云：“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诗》亡，歌咏于是乎衰亡，歌咏既以衰亡，然后《春秋》褒贬之书于是乎作。”
“百国有《春秋》”，指诸侯国各有其史书。上揭“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即分别是晋国、楚国、鲁国的史书名称。赵岐云：“‘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正义》云：“《春秋》其名有三：自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自楚国所记而言之，则谓之《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嚚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梼杌》也；鲁以编年，举四时，记为事之名，故以因名为《春秋》也。凡此虽曰异其名，然究其实则一也。”
《经义考》春秋类“百国《春秋》”条，朱彝尊按语云：“《公羊传》有‘不修《春秋》’，则鲁之《春秋》也。周、燕、齐、宋皆有《春秋》，载在《墨子》，合以晋《乘》、楚《梼杌》、郑《志》，百国《春秋》之名，仅存其八而已。”
综上，知“《诗》亡王迹熄，百国有《春秋》”，实谓周室衰微，王官采诗之盛举难继，《诗》篇不再产生，周朝的史事逐渐失去记载；与此同时，诸侯各国的史书（百国《春秋》）则保留了相应的历史记载。
“鲁叟”，指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笔削”之“削”，本指刻字于方策。王应麟《困学纪闻·周礼》：“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鲁叟乃笔削”，指孔子因史记而纂修《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笔削”本此。鲁国史书本名《春秋》（见前揭《孟子·离娄下》），学者（如司马迁等）认为，孔子结合各国史书重新加以编纂，其成书仍名《春秋》。
“宝书肆旁搜”，指孔子为编纂《春秋》，大量搜求包括各诸侯国在内的周代史料。徐彦云：“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修《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大汉用之训世，不应专据鲁史，堪为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也。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又云：“闵因叙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此言之，周为天子，虽诸侯史记，亦得名为周史矣。”
“鲁叟乃笔削，宝书肆旁搜”，明孔子因史记而修《春秋》，为此广泛搜集诸侯国的史书，用作纂修的史料。
以上两句谓，晋《乘》、楚《梼杌》、郑《志》等诸侯国史书，都在孔子搜集、采摘之列。参前文“百国有《春秋》”一句之笺释。
“斯为天子事”，指周朝衰落之时，孔子起而编纂《春秋》，属于代行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赵岐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
因鲁史记
，
设素王
之法
，
谓天子之事也
。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
疏云：“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于是微灭，邪说暴行之人又有起作，于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惟孔子于此时乃恐惧正道遂灭而害人正心
，
故因鲁史记而作
《
春秋
》
之经
。
盖
《春
秋
》
者
，
乃设素王之道
，
皆天子之事迹也
。孔子云：‘知我正王纲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
所谓“天子事”，是指天子（周王）治理天下。《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摄行天子事”，指代天子治理天下。
胡安国《春秋传序》论“天子之事”云：“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邦国合九州”，指分邦建国，和合九州，治理天下，属于天子（周王）之事。邦国，指天子分封之诸侯国。《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贾公彦疏：“《周礼》以邦、国连言者，据诸侯也。单言邦、单言国者，多据王国也。”
《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郑玄注：“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
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见《尚书·禹贡》），指天下。
“斯为天子事，邦国合九州”，谓编纂《春秋》同于封邦建国、统合九州，都是天子之事，是伟大的功业。
“大书”，在《春秋》里郑重记载下来。《春秋》文字极为简省，惟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才得以记录。
“王正月”者，《春秋》纪事常用之词。“《春秋》以鲁国旧史为据，故以鲁君纪事。”
《春秋》始自鲁隐公，首条纪事为“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后是桓公，《春秋》首条纪事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于隐公不书“公即位”者，《左传》释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即隐公（名息姑）只是因弟桓公年幼而摄行政事，所以不书即位
，于此可见《春秋》书法之谨严。
《春秋》所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被目为“五始”。《汉书·王褒传》：“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颜师古注：“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汉书》卷六四）《公羊传》释“王正月”：“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徐疏：“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后言‘王’。”“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孟陬”，指正月。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云：“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於也。正月为陬。”
“大书王正月，恐疑于孟陬”，谓《春秋》大书“王正月”等“五始”之词，学者犹有对其纪年月之法加以质疑者。
这两句是说，胡安国解读《春秋》“春王正月”之经文，认为《春秋》将夏时（“春”）冠于周月（“正月”）之上。这种解读，是一己之私见，而非传、注之公论。
胡安国“以夏时冠周月”之说，见其对《春秋》“春王正月”经文所作之注[详下文（八）“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之讨论]。
“布衣”，据范宁《春秋穀梁传序》、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详下），指孔子。胡安国系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有功名；晚年受宋高宗青睐，任侍读，专讲《春秋》（详下文所引《宋史·儒林传》）。《吕氏春秋·不侵》：“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晚年在鲁国因鲁史而修《春秋》（见《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的布衣似指晚年居家之孔子。
“斧钺”，行刑的工具。这里喻指孔子修《春秋》时所蕴含的褒贬黜陟。范宁《春秋穀梁传序》：“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荡荡，王道尽矣。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 一字之褒 ， 宠逾华衮之赠 ； 片言之贬 ， 辱过市朝之挞 。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 褒见一字 ， 贵逾轩冕 ； 贬在片言 ，诛深 斧钺 。”（轩冕指大夫的车冠。）《春秋》之贬比于斧钺之诛，正是“斧钺威诸侯”之所取譬。
“岂其一布衣，斧钺威诸侯”，乃是设问：难道晚年作为一介布衣，能凭其褒贬之词威逼诸侯吗？
“美恶同其辞”，指用相同的文辞记载事行之美恶。此句针对的是胡安国《春秋传》（以下或简称“胡《传》”）中对鲁桓公“公即位”之议论，其前承是《公羊传》“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之语（均详下文第二节之讨论）。
“此言尤谬悠”者，以《公羊传》是汉代风行的《春秋》今文经说之一，下至胡安国（生平详下）之世已有千年，因此是非常荒谬（“谬悠”
）的解经之语。
“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谓胡安国“美恶同其辞”之解读，实在是谬误太甚。
以上两句，谓胡安国曾任经筵讲官，为宋高宗讲解《春秋》，深受信任，君臣关系融洽、密切。
按：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号青山，建宁崇安人。卒谥文定，世称胡文定公。绍圣四年（1097）中进士第，哲宗亲擢第三名。为太学博士。先后提举湖南学事、成都学事。徽宗政和二年（1112），丁父忧去官。钦宗靖康元年（1126），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后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以上详《宋史》卷四三五《儒林传》。）
宋高宗继位，屡召不至。《宋史·儒林传》：“绍兴元年（1131），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知胡安国以春秋学知名当世，宋高宗命其为《左氏传》“点句正音”，且“兼侍读，专讲《春秋》”，颇见信任。“当其在讲幄，君臣意绸缪”者本此。
《宋史·儒林传》：“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校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经义月经进，讽谏同转辀”，即本胡安国事行而言，谓其任经筵讲官之时，不仅向高宗进讲经义，而且上章建言，忙碌如转动之车辕。
“十将”，指南宋十位著名将领：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玠。宋儒章颖撰有《南渡十将传》（今有元刻本十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7册）
。
“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父子。靖康之难，二人被金兵掳掠北上，客死异邦。对于赵宋王朝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深仇大恨。
“是时十将存，可复二帝雠”，谓胡安国任讲官之时，南宋拥有十员名将，实际上是有兴兵北伐，为徽宗、钦宗二帝复仇的可能。
朱氏此论，实就胡安国对周景王二十年[当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晋国荀吴率师攻灭陆浑之戎之事之解读而发（详下文第二节之讨论）。
“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谓胡安国主张严戒劳师远征，其观点通过经筵讲授影响高宗之决策，使高宗失去兴兵北伐、收复失地、解救二帝之志，结果偏安江南，得过且过。
检《宋史·儒林传》：“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
右相
秦桧三上章乞留之
，
不报
，
即解相印去
。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馀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五年[引按：绍兴五年（1135）]，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
知胡安国遭非议、排挤去职之际，秦桧三次上书陈情，乃至解相印而去，足见对胡氏之赞赏与声援。
“得毋桧所荐，知己士当酬”，谓胡安国曾被同僚攻击、排挤，得到时任右相的秦桧出手相援，三次上章乞留；因此，胡安国受命纂修《春秋传》，结合当前政局而曲加解说，大约是为了回报秦桧的知己之遇，为其投降、偏安政策张目。
此谓胡安国《春秋传》流传后世，实为贻误后学，其中背离史实、错误之处，难以一一纠正。
关于胡安国《春秋传》之流传及其影响，四库馆臣之析论较为简要中肯，直为“流传误后学，乖舛难愁数”之注脚：“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
其书作于南渡之后
，
故感激时事
，
往往借
《
春
秋
》
以寓意
，
不必一一悉合于
《
经
》
旨
。……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
后洽
《
传
》
渐不行用
，
遂独用安国书
。
渐乃弃
《
经
》
不读
，
惟以安国之
《
传
》
为主
。
当时所谓经义者
，
实安国之传义而已
。
故有明一
代
，《
春秋
》
之学为最弊
。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
这两句是说，应当废弃胡安国《春秋传》不用，而对于《春秋》经的解释，应以《左氏传》为准。
按：《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小序云：“（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明《左传》乃解《春秋》之作。所谓“论本事而作传”者，“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相较于《公羊传》与《穀梁传》，《左传》以叙事解经，记录史实，既是一部解经著作，也是一部史学著作、文学著作
，树立了解释《春秋》的高标，遂能跻身十三经。刘知幾论其叙事云：“《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左氏传”条
）朱彝尊主张“述事准左丘”者，良有以也。
《斋中读书》诗第七首一共有三十句，是组诗中最长的一首。本诗主旨较为明确，那就是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激烈批评，乃至倡议“废其书”而“准左丘”。那么，朱彝尊是如何批评乃至否定胡氏《春秋传》，并欲回到“述事准左丘”之经解立场？以下试予发明。
从结构上看，本诗共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前八句，即从“《诗》亡王迹熄”至“邦国合九州”），论孔子修《春秋》之缘起、历程及其意义。朱彝尊接受并坚信《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儒家观点，认为孔子以鲁史为准，广泛搜罗诸侯国史料而纂成《春秋》，起到“邦国合九州”之作用；孔子纂修《春秋》，实际上代行天子之事（修史是周代王官的职责），是其“素王”之伟业。朱彝尊之《春秋》史观，言尽于此。
第二层（中间十八句，即从“大书王正月”至“知己士当酬”），指摘胡安国《春秋传》之谬误并揣测其原因。作为本诗的主体部分，朱彝尊共拈出胡氏《春秋传》三个错误，加以批评。
（甲）关于“夏冠周”
第一个错误，就是《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书法，胡安国解读出“夏冠周”之失，而朱彝尊认为，胡安国解读有误。
按《春秋·隐公元年》首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胡安国注云：“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书‘王正月’，见周之正朔犹行于天下也。”
复申论云：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
乃以夏时冠周月
，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国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庙之礼。国史主记时政，必书即位之事。而隐公阙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诸侯继世袭封，则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则上必有所禀。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与争乱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绌隐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伦正矣。
胡安国指出，“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其正月相当于夏历之冬十一月；在周之前，殷以丑为正，其正月相当于夏历之冬十二月
；在周之后，秦以亥为正，其正月相当于夏历之冬十月。《春秋》称“春王正月”，此处“正月”用周历（“周月”），相当于夏历冬十一月。胡氏同时认为，此处“春”字用的是“夏时”，即夏历之“春”。此即“夏时冠周月”之所本。《春秋》所以“以夏时冠月”，是孔子“垂法后世”之举，虽无其位，而能“行天子之事”；所以不用“夏月”而用“周月”（即“以周正纪事”），又说明孔子“示其无位不敢自专”之意。胡氏之解读，引起后世学者之批评。
在《斋中读书诗十二首》之前，朱彝尊已在《经义考》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检《经义考》卷一六九“左丘子（明）《春秋传》”条，朱氏按语云：
按：孔子作《春秋》，若无左氏为之《传》，则读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浅矣。匪独详其事也，文之简要，尤不可及。即如隐元年“春王正月”，《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视经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为周王，“春”为周春，“正”为周正，较然著明，后世“黜周王鲁”之邪说，“以夏冠周”之单辞，改时改月之纷纶聚讼，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朱彝尊根据《左传》“王周正月”之记载，指出《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所用乃周正而非夏历。论证虽然简略，实为《斋中读书》第七首立论之先声。
考《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解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即在“正月”之前加一“周”字，明其为周历（杜预注：“言周以别夏、殷。”）。《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认为也是周历（以“王”为文王则误，详下揭傅隶朴之说）。《穀梁传》云：“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尚未涉及是否周历之讨论
。杜预《左传注》云：“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云：“《左传》的解释共两点：一为王正月，它说王正月便是周王正月。因为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灭国不绝其祀，则继其祀者，仍存其故俗遗风，在所不禁，故孔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盖杞宋之用夏殷正朔者到春秋未绝，故左氏以经之王正月即周之正月，以明非夏正商正。此王即周天子。”
杨伯峻云：“《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无事可载，亦书之。……《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
相传
有
‘
三正
’，
夏以建寅之月
（
今农历正月
）
为正
，
殷以建丑之月
（
今农历十二月
）
为正
，
周以建子
之月
（
今农历十一月
）
为正
，
而仍以正月为春
，
则殷
、
周之春皆今之冬
。……以《诗经》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
鲁国为周最亲近之国
，
奉周历
唯谨
。自隐公讫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经》仅云‘春用田赋’，《传》必申明之曰‘春王正月用田赋’。然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建子’，有时实非建子。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
《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周勋初先生释云：“三正：夏正、殷正、周正，为三正，古代历法体系。传说夏以斗建寅之月（夏历正月）为岁始，商以建丑（夏历十二月）为岁始，周以建子（夏历十一月）为岁始。秦皇信其三代迭替，皆改正朔以示受命于天。更以建亥（夏历十月）为岁首以续周之天命。按照现代天文考古家之考究，这几种历法事实在历史上并不是系于三代的，盖为春秋之诸侯国所用之历，三正论正是炮制于这个时期。西周实多用所谓殷正建丑，少数失闰建子建寅。春秋战国诸侯国皆行四分历，齐鲁尊周，建字〔子〕为正（鲁自僖公之后始改丑正为子正），三晋与楚建寅，使用夏正，秦用夏正，又以十月为岁首，实始于秦国之时，称颛顼历。因而不能称夏历、殷历、周历为三代历法。今农历称夏历，取建寅为正夏，或为雅，为华夏之意，非夏朝极明。”
综上讨论，知“春王正月”，不仅“正月”用的是周正，“春”用的也是周正，向无异辞。即使本年正月建丑（上揭杨伯峻之说），“正月”也当夏历之十二月（夏历之“冬”），正是周历之“春”，而非“夏时”之“春”。胡安国主“夏时冠周月”之说，并无的据。朱彝尊拈出胡《传》“夏冠周”之说予以“逞私智”之批评，可谓中的。
（乙）关于“美恶同其辞”
朱彝尊拈出胡安国《春秋传》“美恶同其辞”之说，作为第二个错误加以批评。所谓“美恶同其辞”，指用相同的文辞记载事行之美恶。《春秋·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胡安国《传》云：
桓公与闻乎？故而书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绝之也。美恶不嫌同辞。或问：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当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隐公摄焉，以俟其长而授之位。久摄而不归，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于见弑，而恶亦有所分矣。
“美恶同其辞”一句，正是针对胡安国《传》中“美恶不嫌同辞”而发。胡氏此传，涉及鲁国一场内乱。鲁隐公十一年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桓公元年，《春秋》按例纪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安国认为“公即位”一语，系孔子按《春秋》书法而记，有“著其弑立之罪”之用。无论得位之正与不正，《春秋》均用“公即位”，即是“美恶不嫌同辞”。对此，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五“胡氏（安国）《春秋传》”条下引毛奇龄之说云：
至隐公不书即位，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禀命于天子，内不承国于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则不书即位。隐之不书，是仲尼削之也。”则《春秋》二百四十馀年，凡列国立君，或争或簒，或出或入，何尝一禀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则桓不承隐，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书即位，何也？据曰“隐之不书，仲尼削之”，则桓之得书，将必仲尼褒之矣。夫乱贼其可褒乎？乃自知难通于桓即位，《传》则曰：“美恶不嫌同辞。”于宣即位，《传》则曰：“一美一恶，不嫌相同。”夫美恶可同，是善恶混也。乱莫大于善恶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恶混，则或褒或贬，何所分别？吾不意胡氏之学一开卷间，即辞穷理屈如此。
毛奇龄认为，桓公是通过政变得以上台执政的，得位不正。如果《春秋》书即位是出于“仲尼褒之”，那么就会美恶可同、善恶相混。因此，“美恶不嫌同辞”之说不能成立。毛奇龄是朱彝尊同道好友之一，曾同徵博学鸿儒、同修《明史》，相与交游、论学。显然，朱彝尊认可毛氏对胡《传》之批评，不仅录入《经义考》，还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在本诗中揭出。
如果进一步查考，则胡安国“美恶不嫌同辞”，也有前承可溯。考《春秋·隐公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公羊传》云：“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大意谓，《春秋》不写滕侯之名，是因为滕乃小国；虽然是小国，仍然以“侯”相称，是因为《春秋》无论身份之贵贱，不嫌名号相同；无论事行之美恶，不嫌用语相同。此即胡《传》所本。
朱彝尊同里后学杨谦注本诗，有云：“文定于桓即位，传曰：‘美恶不嫌同辞。’于宣即位，传曰：‘一美一恶，不嫌相同。’夫美恶可同，是善恶混也。先生谓‘此言尤谬悠’，信然。”
（文定，胡安国谥号。）深韪朱氏之持论。
（丙）关于“戒黩武”
朱彝尊指责胡安国：“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此论实就胡安国对周景王二十年（当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晋国荀吴率师攻灭陆浑之戎之事之解读而发。考《春秋·昭公十七年》：“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左氏传》云：“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屠蒯，晋侯之膳宰也。以忠谏见进。雒，雒水也。三涂，山名，在陆浑南。）苌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警戒以备戎也。欲因晋以合势。）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获。（先警戎备，故获。）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欲以应梦。）”
对于晋国荀吴率兵攻灭陆浑戎一事，胡安国解说云：
林父之于潞氏，士会之于甲氏，荀吴之于陆浑戎，皆灭之也。而林父、士会称师、称人，荀吴举其名氏，何哉？内外有辨。陆浑之戎，密迩王室，而纵之杂处，则非尊京师、别内外之义也，与辟土服远以图强霸则异矣。然举其名氏，非褒词也，才得无贬耳，则穷兵于远、虚内事外者可知矣。
胡安国认为，同样是兴兵征伐，攻灭对方，《春秋》经文于晋军主帅荀吴径称其名氏，仅是免于贬斥而已，实非称褒之举。《春秋》如此书写史事，是由于荀吴挥师南下，攻灭地处伊、洛而距成周极近的陆浑之戎，迫其余众奔散，虽然成周收“大获”之效，却造成陆浑之戎与王畿子民相“杂处”的杂混局面。晋国在成周附近展开军事行动，有别于“辟土服远以图强霸”之征伐，属于“非尊京师、别内外之义”。又劳师而南，越境动武，属于“穷兵于远、虚内事外”之举。显然，胡安国对荀吴攻灭陆浑之戎，颇有微词，不无贬义。胡氏此传，“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
，此即一证。朱彝尊认为，胡安国对晋国“穷兵于远、虚内事外”的消极判断，影响了赵宋王朝的政治抉择，因而造成了偏安的政治局面。
本诗第三层（后四句，即从“流传误后学”到“述事准左丘”），在前揭胡氏《春秋传》存在各种讹误的基础上，朱彝尊指出，《春秋传》的乖舛之处实在太多，难以全部加以纠正；《春秋传》的流布产生了贻误后学的不良影响。因此，朱彝尊提出要弃胡氏《春秋传》不用；对于《春秋》的解读，应“述事准左丘”——即回到《春秋左氏传》以史事解经的道路上来。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朱彝尊对胡安国《春秋传》颇多指摘，易言之，胡安国对《春秋》书法或传文之解读，朱彝尊并不满意，因此加以批评，间接地表达了朱氏本人的经解立场。那么，朱彝尊为什么推崇《左氏传》，而对胡安国《春秋传》有深切之不满？通常来说，学者表达某一学术见解时，有其特定的学术立场。如果联系到朱彝尊所处的时代，综合考量当时的学术风气与政治现实，那么就会发现，朱彝尊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批评与否定，既有其学术立场，也有其政治立场。
朱彝尊在本首诗所体现的学术立场，首先同其春秋学建树与见解有关。《斋中读书十二首》写成于康煕四十三年（1704），而在五年之前（康煕三十八年），朱彝尊即已编成融经学内容之集成性与书目体制之开放性为一体的经学目录巨著——《经义考》。此书原有三百余卷（付梓者实存二百九十七卷），其中卷一六八至卷二一〇系春秋部分，共著录一千二百二十个条目，实为先秦以迄清康熙前期春秋学著述之大成，堪称巨献。通过上下求索，朱彝尊广泛辑录儒先论说，使《经义考》春秋类成为前所未有的春秋学总目，是其春秋史观形成的文献与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朱彝尊对部分春秋学问题通过按语的形式予以补充、申论，是其春秋学见解的集中体现。
朱彝尊在《经义考》中给予胡安国《春秋传》足够之重视。《经义考》卷一八五共设立三个条目，分别是胡安国之《春秋传》《春秋通例》与胡宁《春秋通旨》，而胡宁系安国季子，“安国之传《春秋》也，编纂检讨多出宁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经义考》引陆元辅语），因此可以说，《经义考》卷一八五为胡安国春秋学之专卷。除安国自序外，朱彝尊共辑录张九成、晁公武、朱子、陈振孙、黄仲炎、黄震、黄渊、熊朋来、陈栎、盛如梓、黄泽、蒋悌生、梁寅、刘永之、何乔新、彭时、胡居仁、李萒、卓尔康、罗喻义、尤侗、俞汝言、何奇伟、毛奇龄等二十四家之说及《中兴国史志》《宋鉴》《玉海》三书之记载，对胡安国《春秋传》之不同面向加以揭示。细绎诸儒之论，可知自朱子以降，诸儒对胡安国“夏冠周”（“以夏时冠周月”）之说，即颇有批评；毛奇龄对胡氏“美恶不嫌同辞”之说，尤痛加驳斥。因此，朱彝尊对胡安国的批评，展示了其作为经学史家博综的学术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学术公论。
其次，朱彝尊之所以批评胡安国《春秋传》，还同其治学宗尚有关。朱彝尊本人治学，一向以“博综”为特色——“博”就是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涵包；“综”就是综合，任何一个问题，必穷究经史根源而考其流变，得出持平之论。对上起先秦、下至清初的春秋学流变，《经义考》一千二百二十个条目的著录，足以体现朱彝尊“博综”的治学宗尚。作为古代学问根基的经学，是儒学的核心，先后经历了汉唐经学、程朱理学两大发展阶段，治学取向也因此有“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途——前者崇尚训诂、通大谊，渐进式地发明经义，以唐初《五经正义》为结撰；后者讲求性理、摆脱烦琐考据，直接圣人本意，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四库馆臣在总结经学源流时，将以上两种不同的治学宗尚分别概括为“汉学”与“宋学”二途，“要其归宿，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清初诸大儒反思明亡原因，无不归罪于心学末流之束书不观、流于狂禅，因而走向实学，以实事求是为依归。作为与顾炎武、阎若璩相比肩的清初学风之塑造者，朱彝尊治学以“博综”为特色，在具体实践中更加倾向于汉唐经学一路，所作《尚书古文辨》《书论》《诗论》《释圭》《春秋论》《孔子弟子考》等专文及数十篇序跋（均载《曝书亭集》），以及皇皇巨制《经义考》，都是践行此一治学宗尚的硕果。由此不难理解，在对《春秋》进行阐释的经解著作中，朱彝尊更加看重以叙事解经为特色的《左氏传》，而鄙薄“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见前揭）的胡氏《春秋传》。
朱彝尊本诗的经解立场，还同其内心隐微不露的政治立场有关。朱彝尊的政治立场曾发生数次转变，应征出仕是其中一大转折，远离官场、归田园居又是一大转折。从童蒙教育与人生取径上看，朱彝尊六岁时[崇祯七年（1634）]入家塾读书，所习以永乐时所颁《四书五经大全》为准（由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奉命撰成）。《五经大全》中的《春秋集传大全》，全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此书“一以安国为主”，故“（《大全》）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有明二百馀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
。故朱彝尊自幼即熟悉胡氏《春秋传》。十岁时朱彝尊转入谭氏家塾读书，塾师为其第八叔父朱茂晥（子芾，芾园。1607—1672）。朱茂晥鉴于时局鱼烂，认为通过科举入仕已非良途（“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因此引导朱彝尊学习古学，授以《周礼》《左传》《楚词》《文选》及黄淳耀文稿，选择以学术立身的人生取径
。朱彝尊后来虽有抗清及出仕之举，但综观其一生，由书生而文儒，虽初以文学名世，最终还是走向以学术立身的道路。在人生重大转折时期，叔父朱茂晥的远见与教诲、《左传》《文选》等古典学问的研习与涵养，对朱彝尊的影响无疑极为深刻而久远。以学术立身意味着与现实政治尽量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朱彝尊对胡氏《传》颇多批评而必欲“述事准左丘”，从其受教经历与人生取径上也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如果说，朱彝尊对“夏冠周”“美恶同其辞”的批驳，是从学理的角度加以考量的话，那么，对“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的指责，显然更多的是从政治立场上作出的批评。胡安国生于北宋，亲历靖康之耻，宋室南渡后受到高宗重用，任经筵讲官，但并未能藉机建言北伐；胡氏对晋国“穷兵于远、虚内事外”的判断，隐含取舍，对于高宗朝面临的时局而言，无疑是一种消极态度。清初学者何其伟即尖锐地指出：“胡氏以《春秋》进而辄戒穷兵，其君复诩诩曰：‘安国所讲《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读一遍。’嗟夫！惟熟于胡氏之《春秋》而戒穷兵，戒穷兵而厌兵，厌兵而后和议决矣。吾不知所谓因事而进规者，其义安在？”[《经义考》卷一八五“胡氏（安国）《春秋传》”条下引。]身历易代之变、早岁奋起抗清的朱彝尊，中年后虽应徵鸿博、仕清修史，乃至侍直禁近，却在波诡云谲的政局中黯然出局，不得不重拾以治学立身的道路。归田园居的朱彝尊虽常以“太史”自署，并且数次朝见南巡的康熙皇帝，但因久经江湖游幕、政坛起伏，阅尽人生百态，早已看淡政局，超然物外，惟汲汲于著述与文献传承。惟其如此，朱彝尊方能在当朝太史的保护色下，秉持正统立场对史事予议论与解读，直抒其胸臆。朱彝尊晚年手定《曝书亭集》，使用岁星纪年法为其诗作编次，其中微意正同。从其身份与经历上不难看出，朱彝尊对胡安国“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的指责，不无对前明失鹿、无法恢复的致憾之意。
综上讨论，知《斋中读书》第七首作为组诗中最长的一首，专以春秋学为论域。全诗共分三层，第一层论孔子修《春秋》之缘起、历程及其意义；第二层指摘并分析胡安国《春秋传》之谬误；第三层则直称要废除胡《传》，在《春秋》史事之解读上，以《左氏传》为准绳。朱彝尊共拈出胡氏《春秋传》中三个典型问题加以指摘，即“夏冠周”问题、“美恶同其辞”问题以及“戒黩武”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各有其本事，朱彝尊之指摘也各有其理据；而在本事与理据背后，则是朱彝尊的经解立场。其立场首先是学术的，同其春秋学见解与治学宗尚密切相关；其次是政治的，既同其受教经历与人生取径颇有关联，也同其晚年之心境、秉持之正统观念密不可分。
[1] 作者简介 ：张宗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学、古典目录学与清代学术史。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彝尊论学诗研究”（17BZW118）、浙江省绍兴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宋代绍兴经学著述考”（22WHZD01-3Z）阶段性成果，贵阳孔学堂入驻研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