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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彝尊的文学批评具有浓厚的文学史特征，所著《静志居诗话》是其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对元明之际的诗歌流派做了详细梳理与独到评价，贯彻了他的诗歌流派观与文学史观；对元明之际诗风的批评与认知，蕴含着朱彝尊的诗学主张与微旨。其诗论对今人认知元明之际诗坛状况依旧独具价值。朱彝尊对元明易代诗坛的形塑，是了解其诗学主张与诗学思想及其心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助于我们管窥元明易代文学的递嬗。
关键词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元明之际；诗坛
目前学界对朱彝尊的研究成果丰硕
，对其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诗批评等方面
，有关其对元明之际文坛的认识鲜有涉及。朱彝尊编选的《明诗综》，尤其其所附诗话（姚祖恩辑出单行名《静志居诗话》），对元明之际诗坛评述，体现了他对元明之际诗学的建构。嘉庆时武陵赵慎畛为《静志居诗话》作序，叹道：“朱先生之为是书，诗话乎？史乎？”又说：“是书其为咏歌之史之史也夫！”
曾燠则称该书：“考事务核，持论悉平，足以备一朝之掌故，而补史乘所不及，庶几乎诗家南董矣。”
诚如两序所言，朱彝尊在《明诗综》以及所附《静志居诗话》中蕴含着其诗学史、文学史、批评史的意识，对我们认识元末明初诗坛的真实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元末明初，文坛繁盛，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会稽二肃”、“闽中十才子”、“南园五先生”等，是重要的流派与群体。这些诗派传统被称为明初五派，实则其文学活动主要在元末。
在朱彝尊之前已有对元明之际诗派的简要认知，如胡应麟云：“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
胡应麟等人对这些诗派只是笼统的概括。相较于前贤，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以人为线索，对各诗派做了详细梳理。就其编纂体例而言，朱氏有意将各流派诗人次序排列，在点评诗人诗作时，多在对比中做出评价。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相较，虽各有优长，时相补充，但也更能凸见其诗学批评特色。
吴诗派主要人物为“吴中四杰”，指元末明初四位诗人高启（季迪，1336—1374）、杨基（孟载，1326—1378）、张羽（来仪，1333—1385）、徐贲（幼文，1335—1380）。对其代表人物高启，《静志居诗话》称其：“跌宕风华，凤观虎视，造邦巨擘，所不待言。”
总体上肯定了高氏的诗歌特色与其在明初的地位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杨基：“吴中四杰，孟载犹未洗元人之习”，并认为杨基多以词为诗，并举数句云：“试填入《浣溪沙》，皆‘绝妙好辞’也。然其五言古诗，足与季迪（高启）方驾。”
评张羽：“五古，微嫌郁轖。近体亦非所长。至于歌行雄放，骎骎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蹑孟载。”
徐贲才气不如高启、杨基、张羽，但其长篇可圈可点。这种评价方式，显然是将代表人物高启建构于文学史的大框架下定位，其余诸人作为羽翼，在指出各自特色的基础上，侧重与高氏横向比较评价，有明显的文学史特征与流派特色。《列朝诗集》杨基条，钱氏也有对此流派的论述“与高启、张羽、徐贲为诗友，人称国初‘吴中四杰’”
，只是指出四人并称，人称一时。显然朱氏梳理分析更为深刻，视野更为宏阔。
越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刘基（伯温，1311—1375）、宋濂（景濂，1310—1381）、苏伯衡（平仲，约1329—1389）、王袆（子充，1321—1372）、胡翰（仲申，1307—1381）。对他们的评价，朱彝尊往往高屋建瓴，站在整个诗歌史上得出结论。他评价刘基道：“乐府辞，自唐以前，诗人多拟之，至宋而扫除殆尽。元季杨廉夫、李季和辈，交相唱答，然多构新题为古体；惟刘诚意锐意摹古，所作特多，遂开明三百年风气。其五言诗，专仿韦左司，要其神诣，与相伯仲。诸体均纯正无疵，若《二鬼》一篇，直欲破刘叉之胆矣。”
在乐府诗史认知的基础上，从明诗史的角度拈出刘基的乐府诗对明诗的开创之功。朱氏又将刘基的诸体诗歌放在诗歌史中考察，与唐人相较，指出其五言诗、古诗，同时也点出了刘基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朱氏评胡翰说：“以诗论，吾必以仲申为巨擘焉。独孤及之论曰：‘五言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苏、李，盛于曹、刘。汉、魏作者，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诵仲申五言，正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庶几哉升堂之彦乎！”
在梳理五言诗发展历程基础上，肯定胡氏在五言诗衰落背景下的卓然突起。朱彝尊评宋濂“于诗亦用全力为之，盖心慕韩、苏而具体者”
。有明一代，前后七子皆学汉魏，学盛唐，而宋濂独具一格，学习韩愈与苏轼，这是前人从未提及的，此可见朱彝尊独具慧眼。朱氏又在诗歌流派观念下比较分析王袆“子充文，脱去元人冗沓之病，体制明洁，当在景濂之右。惟诗亦然”
。需要提及的是，朱彝尊对越诗派评价的同时，追溯各体诗歌发展脉络以界定其诗歌史地位，无疑也是对元末明初诗歌史的建构。这些恰恰是钱谦益《列朝诗集》中所欠缺的。
闽诗派主要人物为“二蓝”、“闽中十子”。“二蓝”指的是蓝仁与蓝智兄弟，朱彝尊认为：“二蓝学文于武夷杜清碧，学诗于四明任松卿，其体格专法唐人，间入中晚。盖十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
指出了“二蓝”的诗学渊源及诗格特点，给予了高度评价，点出“二蓝”是闽诗派的先声，从而确立了他们在闽诗派的地位与文学史地位。“闽中十子”的代表人物林鸿（子羽），朱彝尊评曰：“闽中十子，子羽称巨擘焉。而循行矩步，无鹰扬虎视之姿。此犹翡翠兰苕，方塘曲渚，非不美观，未足与量江海之大。”
肯定了林鸿在十人中的地位，同时也指出林鸿作诗循规蹈矩，生硬模仿前人没有创新性，同时缺乏气魄，只有“翡翠兰苕，方塘曲渚”之美，却没有“江海之大”。评高棅（彦恢，1350—1423）“拟唐，如薛稷、钟绍京之双钩，终下真迹一等。五古若‘长空一飞雁，落日千里至’，‘夜色不映水，微风忽吹裳’，‘衔杯双树间，百里见海色’，‘飞雨一峰来，微云度疏竹’，不失唐人遗韵”
。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一载董其昌点评《唐通天进帖模本》云：“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此直论下技耳。观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岂云下真迹一等。”
是指诸名家模仿王羲之画作出神入化，已经与真迹无异。这里反用其意，指出高棅诗作多拟唐，但是生硬的模仿不加入变化终是不能超越唐人，不过也肯定了他某些诗句的精彩之处。评王恭（安中）：“整练不及子羽，而风华跌宕，多缥缈之音，固似胜之。”
评黄玄（玄之）：“林子羽倡风雅于八闽，从之游者颇众，而独矜许二玄为入室弟子。其赠玄之诗云：‘予也夙颖悟，十五始知文。冥心三十年，寻源颇知津。探奇始有得，服膺如获珍。逝将觉后生，庶以酬先民。青衿二十徒，达者惟黄玄。持此欲有授，二玄乃其人。’然二子诗太荏弱，句续字凑，不能成家，似非孟扬、漫士、皆山之伍。南皮李氏称二子诗，托兴悠远，殊不尔也。”
林鸿对黄玄、周玄大加赞扬，此点《列朝诗集》黄玄条，钱氏云：“玄字玄之，侯官人。其初将乐人也。林子羽为将乐学官，玄为弟子。子羽雅重玄，尝为诗称‘青衿二十徒，达者惟黄玄’。及子羽弃官归，玄挈妻子入闽，终身师事之。”
道出了林鸿对黄玄大为称赞的原因。而朱彝尊指出了两人诗歌荏弱。钱谦益评价“闽中十子”云：“门人林志志其墓曰：‘……闽三山林膳部鸿独倡鸣唐诗，其徒黄玄、周玄继之，先生与皆山王恭起长乐，颉颃齐名，至今闽中诗人推五人，而残膏剩馥，沾溉者多。’林之论闽诗派，可谓悉矣。推闽之诗派，祢三唐而祧宋元，若西江之宗杜陵也。然与否耶？膳部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
钱氏指出闽诗派格律音节模拟唐诗，没有个人体悟；朱氏认为闽诗派模仿唐诗不加创新，缺乏气魄，两人见解相近，视角不同，互为补充。事实上，闽诗派论诗主张学习盛唐，认为只有极力模拟唐诗音韵格调，才能纠正元末以来的纤细诗风。朱彝尊评论的价值，在于肯定林鸿的地位，肯定闽诗派部分诗作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闽诗派在极力模仿盛唐诗，模仿痕迹过重，只重视格律技巧致使诗作存在很大弊端。其对该流派的梳理评论，展示了其明诗史的观念。
岭南诗派主要人物是“南园五先生”。孙蕡（仲衍，1338—1394），与王佐（彦举，1334—1377）、赵介（伯贞，1343—1389）、李德（仲修，生卒年不详）、黄哲（庸之，1334？—1375），五人在南园结社唱和，所以被称为“南园五先生”或“岭南五先生”，朱彝尊将这五人依次编排，逐人评价。对代表人物孙蕡，朱彝尊评曰：“仲衍才调，杰出四人，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诵，微嫌繁缛耳。集句亦工。”
孙蕡五古师汉、魏，而近体学唐，在朱彝尊看来，孙蕡学诗皆为正统之途，故多加褒扬。这里朱氏还提到了孙蕡诗作的另一个特点“善作集句”，下文用了很大篇幅胪列了孙蕡之后明代诗人所作集句，以此方式梳理了明代集句诗史。王佐，朱彝尊评曰：“其诗远不及仲衍，而当时之论云：‘构辞敏捷，王不如孙；句意沈著，孙不如王。’不可谓定评也。”
对于其所谓“当时之论”，钱谦益是不加分辨作了继承，《列朝诗集》王佐条云：“孙蕡与佐结诗社于南园，开抗风轩以延一时名士，时谓构辞敏捷王不如孙，句意沈着孙不如王。”
朱氏却不受这种成说的限制，认为王佐的诗作远不如孙蕡，亦可谓其特见。李德（仲修），朱彝尊评曰：“长史（李德）好效长吉，孙仲衍戏之曰：‘子诚混元皇帝孙也。’然其诗实与长吉相远。”
亦表现出与前人不同的特识。黄哲，“其五言诗源本六代，七言亦具体，品当在仲衍之下，彦举之上”
。对于本流派的评论，朱彝尊以流派的观念，放在诗歌史上在与唐人及本流派内部成员对比中总结了五位诗人的诗作特点。盖缘于诗学湛深，见解时有特识，不苟同于前人。
江右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刘崧（子高，1321—1381）。朱彝尊评价他说：“子高句锼字琢，颇具苦心。惜其体弱，局于方程，不能展拓。于唐近‘大历十子’，于宋类‘永嘉四灵’，于元最肖萨天锡。”
朱氏站在诗歌史的角度，指出了刘崧诗歌学习晚唐，其诗风与萨都剌相近，还揭示了他诗歌规行矩步，没有开创性的弊病。《列朝诗集》刘崧条，钱氏云：“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闽中之派，旁出而宗膳部，规摹唐音，其流也肤弱而无理。余录二公之诗，窃有叹焉。江闽之士，其亦有当于吾言乎？”
此后《四库全书总目》评：“史亦称崧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大抵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久之遂浸成冗漫。”
均从流派的角度论述刘崧被当作江右诗派的开端人物、开明台阁体之先河的地位与其诗派的特点和发展。朱彝尊则将其放在元明之际诗风的背景下，客观指出其诗歌沿袭萨都剌而表现出体弱的弊病。
朱彝尊对元明之际诗歌流派做了详明梳理与独到评价，这其中蕴含了其深刻的诗学主张与诗学观念，具有批评史价值，这也是《明诗综》优于《列朝诗集》之处。蒋寅也指出：“容庚先生从选诗数量、小传详略、文字删改、选诗标准四个方面对比两书，结论是‘钱氏之优于朱氏可得而定’。但若以《列朝诗集小传》与《静志居诗话》相比较，则我更倾向于认为朱书高于钱书，这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批评史价值。”
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缘于其文体之不同，一为小传，一为诗话，自然各有侧重，两书可相互补充，互为参考。朱氏注意对诗歌流派发展脉络的梳理，这在对闽诗派的描述中体现最为明显，诗学流派观，始终贯穿其中。朱彝尊始终站在文学史、明诗史的角度勾勒各体诗歌的发展，如乐府诗史、五言古诗史、明代集句诗史，都体现了他的文学史观。
论元明之际的诗风也是朱彝尊论元明之际诗坛的一个方面。《静志居诗话》作为一部诗话，蕴含着朱彝尊的诗学主张与诗学思想，就元明之际这一时段而言，朱彝尊的诗学见解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为批评元末纤秾诗风；二为以宗唐的角度批评元末诗歌；三为认识并肯定元末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四为认识到这一时期诗歌的独特性。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元末纤秾诗风进行了批评。杨训文条载：“元诗华者易流于秽，贯酸斋辈是也。清者每失之弱，萨天锡等是也。明初若刘子高、苏平仲、杨克明，其源皆出于天锡，质羸之恨，诸公不免。”
元末出现纤秾诗风，萨都剌、杨维桢等诗人的部分作品中便有这种倾向，而这种诗风也很自然地对明初的作家产生影响。朱彝尊从诗歌史的视域，对元末明初纤秾诗风的线索进行了勾勒，对元末出现并持续影响到明初的秾缛诗风进行了批评。杨维桢是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多次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如在王彝条他转引了王彝对杨维桢的批判之文《文妖》，表达了对王彝观点的认同。
而在谈到元明之际诗风转变时，亦对洗去元人纤秾之态的诗风特笔点出，如评汪广洋：“一洗元人纤缛之态。”
王祎：“脱去元人冗沓之病。”
孙作：“诗绝去元季之习。”
无不蕴含着他的正面态度。朱彝尊这一诗学理念，后被《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如《翠屏集》提要载：“稍未脱元季绮缛之习。”
《眉庵集》提要云：“其诗颇沿元季秾纤之习。”
《丁鹤年集》提要载：“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沈郁顿挫，逼近古人，无元季纤靡之习。”
《北郭集》提要云：“恕诗格力颇遒，往往意境沈郁，而音节高朗，无元季靡靡之音。”
等等。
朱彝尊在评论元明之际诗人诗歌时，贯穿着另一条线索，即宗唐视角，并由此展示了元明之际诗歌的艺术风貌。如前所引朱彝尊评高棅，指出高棅诗作多拟唐，但是生硬的模仿不加入变化终是不能有大的突破，不过也肯定了他某些诗句的精彩之处，并将“不失唐人遗韵”作为高棅诗歌成就的重要标准。又评孙蕡“近体亦不失唐音”
。朱彝尊认可当时人学习唐人诗法，但对盲目模仿、不出新意持批评态度。他常寻找这一时期诗人对唐人模仿的痕迹。在评论逯昶时说：“光古诗学晚唐，句如‘潭净开天镜，山昏著雾巾’，‘树枝猨挂折，花片鸟衔来’，‘僧舍竹松院，人家瓜菜园’，‘云来群壑暗，日下半川明’，‘秋色老栖树，夕阳明在山’，令贾岛佛见之，当亦点头也。”
认为逯昶之诗作有贾岛的遗韵。评徐贲：“诗法砉然，森有纪律，长篇险韵，极其熨帖，颇有类皮、陆者。”
认为徐贲的诗作与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类似。评戈镐：“诗原出于温岐（温庭筠）”
。评价王彝时，举其《题宋复古巩洛图》：“斜阳欲雨未雨，别岭归人几人。峰回忽见月出，稚子相迎涧滨。”认为“颇有摩诘（王维）、文房（刘长卿）遗韵”
。评刘永之时，举其五言如“青年杜书记，白发汉郎官”，“涧水穿林去，山云带雨回”等，七言如“过桥柳暗鸟争树，当户花开燕入檐”，“近瀑飞云经树湿，穿花流水过桥香”等，认为其诗句与晚唐姚合、郑谷相似。
均抱以赞赏态度。朱彝尊的这一批评视角，与其本人的诗学观相关。他曾说：“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犹九达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韦、若元、白、刘、柳，则如崇期剧骖，可以交复而歧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贺之诡也，卢仝、刘叉、马异之怪也，斯绠谲而登险者也。正者极于杜，奇者极于韩，此跻夫三峰者也。”
其主要诗学观是宗唐，以唐诗为“正”，以宗唐视角对元明之际诗歌的评价，是其诗学观在《静志居诗话》中的贯彻。
朱彝尊肯定元末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元末诗坛兴盛，丁鹤年云：“堂堂至正最多材。”
顾嗣立说：“有元之诗，每变递进，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
朱彝尊从中看到了元末诗风的多样性。其评汪广洋“诗饶清刚之气”
，郭奎“诗格清刚，句无浮响，颇近汪忠勤”
，王沂“诗格清婉，如水墨云山，绝胜调铅杀粉”
，吴志淳诗“雅正”
，乌斯道诗句“具饶清气”
，陶凯“长歌特雄放可喜”
，贝翱诗“平澹”
，钱宰“诗波澜老成，诸体悉称”
，刘秩“诗亦整炼”
，杨彝诗“颇饶跌宕之趣”
，邵亨贞“诗辞气和易”
，王蒙诗“不费推敲，而有自然之致”
，凌云翰“诗华而不靡，驰骋而不离乎轨”
，朱彝尊评刘永之“其诗务去陈言，取材新颖”
，等等。朱彝尊评贝琼云：“其诗爽豁类汪朝宗，整丽似刘伯温，圆秀胜林子羽，清空近袁景文，风华亚高季迪，朗净过张来仪，繁缛愈孙仲衍，足以领袖一时。此非乡曲之私，天下之公言也。”
表达了对贝琼诗风多样性的认可。元末诗人诗作或清刚，或雄放，或和易，或跌宕，或自然，或缠绵悱恻，或悲凉，朱彝尊在诗话中肯定了这一时期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在肯定此一时期诗歌多样性的同时，朱彝尊也关注到这一时期诗歌的独特性。在元末，一些士人越礼癫狂，恣狂任诞，荒唐诡谲，奇节异行，不与世俗相融。他们不以入仕为正途，追求适意，纵情山水，展示出独立、自我的个性特征，往往展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诗歌史上的一种时代精神。朱氏虽然在诗话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在其选诗中可以看出其态度，如其选高启《青丘子歌》：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欻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珮还瑶京。
在这篇诗作中，高启个性张扬，自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傲视权贵、睥睨万物的心态可见，也表达了对吟咏的狂热、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全诗气势磅礴，颇具有风韵，是彰显高氏特色的代表作，也是元明易代之际具有独特风格诗篇的典型。
在清人的一些评论中“纤弱”、“秾缛”成为元末诗风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查洪德教授也指出：“元后期是一个诗人各逞才华、各种风格标奇竞秀的时代，是一个多元竞胜的时代。没有主旋律多元纷呈，是元代后期文坛的特点。”
诗歌风格具有多样性，朱彝尊在编选《明诗综》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窃取国史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及撰写《诗话》的理念。
然其处于易代之际，对旧朝、时局以及自己当下处境都有特殊的感触，这在《静志居诗话》对元明之际的诗歌批评中往往流露出来，平淡的话语隐有微旨。
朱彝尊经历了明朝的灭亡，洞悉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出处，多予以点明。若其评刘基云：“其酬和诗句，如‘中夜登高楼，遥瞻太微座’，‘众星各参差，威弧何时正’，‘鸿雁西北来，安能从之飞’，‘周嫠不恤纬，楚放常怀阙’，‘却秦慕鲁连，存齐想田单’，盖未尝终食忘大都也。”
指出刘基“未尝终食忘大都”。宋禧生活在元明易代之际，至正十年（1350）除繁昌教谕，为官十九日便弃归。遭乱，授徒自给。明初，应招修《元史》，书成不受聘职，以元遗民终老。朱彝尊所举其“当时未觉青山好，此日重来白发多”，“试看墨本打碑卖，胜谒朱门冒雪归”
等句，表面上讲其“对法流转，颇饶自然之趣”，事实上联系宋禧的生平经历，不难看出其中的寄托。朱彝尊编《明诗综》之际，清廷文网渐密，其诗话中点出元明之际诗人的遗民心态，未必不是自己心绪的反映。
朱彝尊一生经历了反清、出仕、归隐三个阶段，晚年作《题十五完人墨迹》对明清易代之际能够忠于明朝的“完人”表达其尊崇、敬仰之情
。又在其为黄宗羲所作《黄征君寿序》一文中写道：“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予之出，有愧于先生。”
对自己的出仕感到后悔。他在《静志居诗话》中也多有对元明之际失节文人的讥讽。他在危素条云：“太朴（危素）居大都钟楼街，明师入燕，走报恩寺，将入井，僧大梓挽出之，谓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由是不死。兵垂及史库，言于主帅，辇而出之，累朝实录得无恙。然《元史》成日，曾未获与笔削。近钱牧斋尚书，亦以国史自任，乃绛云楼一炬，史稿尽亡，将无两公是非，未必皆公，故天有意阨之邪？”
讽刺危素的同时也讽刺了钱谦益，心态毕现。
朱彝尊在编选元明易代诗人诗作时，对故国家乡思念主题的诗歌多有关注。朱彝尊评宋讷云：“宋公身历通显，其《过元宫》诸诗，悲凉酸楚，虽初明《通天》之表，子山《江南》之赋，无以踰之。”
“初明《通天》之表”指的是南朝陈沈炯的典故，
子山《江南》之赋指的是庾信《哀江南赋》的典故，皆表达对故国遭受劫难的哀伤与对家乡的思念。宋讷《壬子秋过元宫》共八首，第一首：“离宫别馆树森森，秋色荒寒上苑深。北塞君臣方驻足，中华将帅已离心。兴隆有管鸾笙歇，劈正无官玉斧沉。落日凭高望燕蓟，黄金台上棘如林。”
可以看出其国破家亡的伤感。类似的还有刘三吾：“元之故老，其诗虽不中程，足补《庚申外史》……至云：‘万年图籍来江表，一曲琵琶度塞门’，斯与宋文恪《过元故宫》诗，并其凄切矣。”
滕毅“诗不多传，亦具风骨。《秋兴》二诗……仿佛宋文恪过故宫之作”
。吴志淳“诗亦雅正。虞道园赠诗云：‘挥毫妙得中郎法，倚席长吟老杜诗。’为名流倾倒若此。晚赋《遣怀诗》云：‘为儒已入他州籍，垂老频收故国书。’诵之凄然，增沦落之感”
。朱彝尊的这种“悲凉酸楚”感、“凄切”感、“沦落之感”，是其读这些诗歌的感受，无疑也是其情感的真实流露，尤其“诵之凄然，增沦落之感”之语，令其内心世界袒露无遗。
元末诗人忧时伤乱，时代的灾、乱是许多诗作的关注点。朱彝尊在诗话中也多有提及。评魏观云：“其五言古诗，念切民瘼，缠绵悱恻，不减元道州。”
魏观《大同江口舍舟而涂抵樊昌四十里纪实》：
……少顷闻病翁，唤出蓬头妇。妇出拜且言，穷苦日难度。夫远充民兵，儿小当递铺。翁病经半年，寒馁缺调护。军需未离门，活计不成作。荒山要收丝，荒亩要输赋。诛求里长急，责罚官府怒。近来点弓兵，拘贫放权富。迫并多逃亡，苍黄互号愬。左右三五家，春深失耕务。纷纭下牌帖，勾捉犹未杜。所言尽真悉，俾我心骇怖……
魏观此诗，将元末百姓战乱逃亡、饥寒交迫、穷苦疾病、不堪赋税的惨状详细记录了下来，读之令人涕下。这是元末战乱真实的场景。刘绍、李胜原、滕克恭、张庸、王沂、范再等皆有此主题的诗作选入《明诗综》。明清易代之际，同样是战乱不断，清军南下残酷掠夺与骚扰，使富饶之地陷入混乱，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朱彝尊作《捉人行》：
步出西郭门，遥望北郭路。里胥来捉人，县官一何怒。县官去，边兵来，中流箫鼓官船开。牛羊槖驼蔽原野，天风蓬勃飞尘埃。大船峩峩驻江步，小船捉人更无数。颓垣古巷无处逃，生死从他向前路。沿江风急舟行难，身牵百丈腰环环。腰环环，过杭州，千人举棹万人讴。老拳毒手争驱逐，慎勿前头看后头。
清兵所到之地，皆是一片狼藉，一片惨状，这是对明清易代之际事实的记录，是朱氏悲愤情绪的宣泄。朱彝尊对元明易代之际灾乱诗歌的编选与点评，可管窥朱氏对清军南下对社会秩序破坏的不满心态。
《静志居诗话》记录了文人们诗酒聚会、唱酬雅集等各类文学活动，还原了元季江浙地区文坛盛况。如《静志居诗话》载：“饶介之（饶介）分守吴中，自号醉樵，延诸文士作歌，仲简（张简）诗擅场，居首坐，赠以黄金一饼，高季迪白金三斤，杨孟载一镒。”
又载：“在吴延揽名士，一时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仲温、高季迪、杨孟载、陈维寅、维允、虞胜伯、秦文仲，皆与订交。”
饶氏于元末自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司事，张士诚据吴，先后出任左丞等职，聚集了一批文士，诗歌雅集。《诗话》还记载了虞堪避兵笠泽，购得其先祖虞允文之文集刊行，诸文士赋诗称赞
；邾经与友人登虎丘，诸人吟咏唱酬
；徐达左《九曲棹歌图》，众人题咏
，其轩名为耕渔轩，诸人题咏，编辑为《金兰集》
，等等，均系吴地文学活动。对于当时浙江地区乱中文会之盛，《静志居诗话》载：
当元之季，浙西岁有诗社，而濮市濮仲温丰于赀，集一时名士，为聚桂文会，以卷赴者五百人，请杨廉夫评其优劣。于是纪风土者目为乐郊。及杨完者乱，州无完郛，然缪同知思恭德谦犹招群彦集南湖，与会分韵者一十有四人。越二年，曹教授睿新民复集诸公于景德寺，亦一十有四人。是时闻人麟彦昭、叶广居居仲、金细子尙、潘著泽民、刘堪子舆，咸有诗名。吴镇仲圭居魏塘，贝琼廷琚居千金圩，鲍恂仲孚居郡城之西溪，郁遵子路居商陈村。四方避地者，温州陈秀民庶子居竹邻巷，闽人卓成大器之居甓川，江阴孙作大雅居南湖，崑山顾德辉仲瑛居合溪，天台徐一夔大章居白苎里，会稽江汉朝宗居濮院，桐庐姚桐寿乐年居海盐之峨溪，而河南高逊志士敏、东平牛谅士良、江都邱民克庄、钱唐陈世昌彦博、建德张翨翔南，皆来侨居。四明周棐以陆宣公书院山长留居梨林。日以文酒唱酬，诗成辄镂板镵壁，闻者传为胜事。今也流风遗俗，末有存者。录处敬诗，因附及之，欲寻旧迹，不胜海桑岸谷之感也。
文人为躲避战火聚集在一起，诗歌唱酬，寄兴遣怀，实为一时胜事。这些有关元末江浙诗坛繁盛的记载，与明初文化高压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明初很多诗人因诗文而招致杀身之祸，如苏伯衡“以表笺忤旨，坐罪，卒于狱”
；高启“坐法死”
。明初诗坛由此陷入一片死寂。无独有偶，清初江南地区也有严重的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使当时文人噤若寒蝉。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彝尊描绘元末江浙文坛繁盛，感慨“今也流风遗俗，未有存者”，“欲寻旧迹，不胜海桑岸谷之感”，并非偶然。
作为清初学者，朱彝尊在明代诗史的视域下，纵观整个明代诗坛，将所有诗人都纳入其诗史视野之中，故能够在对元明易代诗坛做出评价的同时，又能观照到各诗派的发展源流，随处表现出其诗史与批评史的思想。限于体例，朱氏的诗歌批评往往以个人为中心展开，但他注意关照相关文人，从整体上梳理各个文人群体以及诗派，追溯其发展源流，这体现了其论诗中的文学史意识。他在文学史视域下勾勒了这一时期的诗风，指出其典型的诗歌特点，认识并肯定元末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以宗唐的角度对元末诗歌作出评价，批评了元末一直持续到明初的纤秾诗风，这是他批评史观念的呈现。这些对今人认识元明之际诗坛仍有独特价值。在清初严密的文网之下，朱彝尊又能在《明诗综》中阐发微旨，隐晦表达其易代之际的心境，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士人心态。
[1] 作者简介 ：李雪，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代传记文研究”（20CZW0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2020M680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022T15033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