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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初学者朱彝尊编撰的《明诗综》是明诗总集最有代表性之一种，其价值不仅在于存录有明一代诗人诗作的文学史及批评史意义，还有大量丰富的文献考据内容。朱彝尊的学术以博综著称，精于考据之学，这一治学特点自然在《明诗综》的编撰中有所反映，又由于其“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编撰观念，所以他在诗人诗作的选择去取以及自撰诗话文字时，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以资评论、考证。以《明诗综》文本为基础，结合朱彝尊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可知《明诗综》文献考据主要包含有“取国史之义”、“补正史之未备”、“明夫得失之故”等三个方面的旨趣，目的在于保存有明一代之文献与文化精神。
关键词 ：明诗综；文献考据；明史
清初是传统考据学的重要发展时期，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朱彝尊等皆是在考据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这一时期视为清代学术的“启蒙期”，经过这一时期的酝酿和准备，清代学术“由启蒙到全盛”。
朱彝尊的学术研究，以博综著称，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具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对于其考据学成就，潘耒所撰《曝书亭集序》曰：“竹垞之学邃于经，淹于史，贯穿于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书，无弗披览，坠闻逸事，无弗记忆。蕴蓄闳深，搜罗繁富，析理论事，考古证今，元元本本，精详确当，发前人未见之隐，剖千古不决之疑。”
这一治学特点不仅在其《经义考》《尚书古文辨》《日下旧闻》等著述中有着充分反映，同样也体现于《明诗综》的编撰中。
作为朱彝尊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诗综》总览有明一代，编选时限起于洪武，迄于崇祯，所收诗人诗作“上自帝后，近而宫壸宗潢，远而蕃服，旁及妇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征诸谣谚”
。共存录明代诗人3338位，诗作10165首，卷帙百卷。选诗之后又多附有自撰诗话文字，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以助评论、考证。因此，《明诗综》兼有诗学批评和文献考据两个方面的特征与内容。关于《明诗综》的文献考据旨趣，朱彝尊在其序中有明确表达：“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意，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以撰史之志，存有明一代之文献与文化精神，是《明诗综》文献考据的用心所在。以《明诗综》文本为基础，本文试以“取国史之义”、“补正史之未备”、“明夫得失之故”三个主要方面对此加以阐发。
明亡后，朱彝尊一直以“布衣”身份自居，游幕四方。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应“博学鸿词科”之试，以一等录取，授官翰林院检讨，充《明史》修纂官。他在明史馆修史期间，曾七次上书总裁，讨论《明史》的修纂体例，见解多被采纳，同时撰写了多篇明代人物传拟稿。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因私自携小吏入史馆抄书被弹劾降职，未能继续参与《明史》的修纂。《明诗综》的编撰以及其中的文献考据内容，则是其史学思想的另一种实践。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评论《明诗综》说：“竹垞此书，精心贯择，与史相辅。”
扶荔山房本《静志居诗话》前附有赵慎畛和曾燠两人所作序言，两篇序言对《明诗综》的编撰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其中曾序侧重于称扬《明诗综》编撰所体现出的朱彝尊的“史才”和“史识”，赵序则主要梳理《明诗综》的“史法”。
“取国史之义”在《明诗综》的文献考据之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其中，主要集中于对国家祭祀活动的载录、科举取士制度的关注、翰林院历史沿革的考证以及官方修史和土司分封制度的记述等内容。这些方面与正史的《礼志》《乐志》《选举志》《职官志》等相对应，与《明史》对读，可以看出这些文献考据的严谨、细密以及其中的“国史之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西周时起，祭祀活动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形成一整套的礼仪规范和程式要求。有祀必有乐，《明诗综》卷八十三专设“乐章”一卷，保存了大量明代国家祭祀的乐章曲辞，又于诗话文字之中详考曲辞制作的缘由与定制。卷八十三庆成宴、太庙时享、太学释奠、雩祀等条目对明代国家祭祀的时间、地点及曲辞有细致的考辨。一般的诗歌总集很少选录乐章曲辞，《明诗综》存设“乐章”，所对应的是正史的《礼志》和《乐志》。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祭告天地，行“庆成礼”，奏乐章曲辞于“庆成宴”。洪武十一年（1378）之后遂为定制，每岁春首合祀天地，至嘉靖九年，改议分别祭祀。诗话文字记载：“明高皇帝渡江，丙午十二月命立郊社。吴元年丁未，圜丘、方丘、社稷坛成。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在太平门外，钟山之北。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南郊即位。是年十一月冬至，祀南郊，礼成行庆成礼。翼日大宴。十年丁巳，帝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命举合祀之典。即圜丘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命名大祀殿。十一月，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诏自今以首春合祀于南郊。十一年戊午十月，大祀殿成。自是命太常每岁合祭天地于春首。至嘉靖九年，因夏言之请，改议分祀，其详载《嘉靖祀典》。”
《明诗综》“庆成宴”条目共收乐章曲辞4首，其完整的祭祀曲辞则有9首：“《庆成宴乐章》，十五年正月定。一奏《炎精开运》之曲，再奏《皇风》之曲，三奏《眷皇明》之曲，四奏《天道传》之曲，五奏《振皇纲》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长杨》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驾六龙》之曲。”
“太庙时享”则为每岁祭祀太庙之时所奏曲辞：“太庙时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洪武二年正月，定议行之。迎神乐奏《中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彻馔奏《熙和》之曲，还宫奏《安和》之曲。”
“太学释奠”乐章专为太学祭祀先师孔子而作：“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八月，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五年，尊孔子封号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六年八月，翰林承旨詹同，学士乐韶凤等，上所制释奠先师孔子乐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献奏《景和》之曲，终献与亚献同，彻馔送神俱奏《咸和》之曲。”
在农业社会，对于雨神的祭祀一直以来都受到特别的重视，依照《明诗综》的记载，嘉靖九年（1530）和嘉靖十一年（1532），礼臣曾两次专门上疏讨论“雩祀”的程式和乐章，经过商议，最终形成了明代“雩祀”规范：“乃定议。迎神奏《中和》之曲，奠帛奏《肃和》之曲，进俎奏《咸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亚献奏《景和》之曲，终献奏《永和》之曲，彻馔奏《凝和》之曲，送神奏《清和》之曲，望燎奏《太和》之曲，祭毕使道童歌《云门》之曲。”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制度在社会政治和士人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日趋显著，从《明诗综》小传所记载的选入诗人的身份来看，科第出身者约占当时官员的60%，体现在编撰体例上，全书有近50卷乃是根据诗人应举科考的次第编排，而诗话文字之中也常常表现出对于这一制度的关注。
洪武四年（1371），明代科举初开科，太祖亲擢吴伯宗第一，授礼部员外郎，吴伯宗于诗歌创作成就有限，《明诗综》卷三仅收录吴伯宗诗作1首，而其诗话文字却对明初科举掌故饶有兴致：“阁老首科状头，自后西江人物继起，于是有‘状元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谚。予尝购得是科《会试录》，就试者一百八十九人，中式一百二十人：浙江三十一，江西二十七，福建二十二，山西一十三，北平六，河南、广东各五，陕西四，山东三，广西、高丽各一，直隶止二人。考宋景濂《会试录》，称先是京畿遵行乡试，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贡南宫，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盖庚戌京畿所取士，先会试而授之官矣。”
明初士子乡试中举者，例称乡贡进士，编撰地志和史书者常常因为不知缘由，混淆“乡贡进士”与“登科进士”，连钱谦益《列朝诗集》也有此误，《明诗综》卷十四郑真《诗话》：“考明初士子举于乡者，例称乡贡进士，樊余庆诗云：‘圣代新开进士科。’而千之《送闽人黄彦机诗》，亦云‘两省同年进士科’是也。如南海孙蕡、番禺李德，皆乡贡进士，而缉地志者削去‘乡贡’字，竟称‘进士’。钱氏《列朝诗集》遂谓蕡中洪武三年进士。不知洪武三年，第下科举之诏，以是年八月为始，未尝会试天下士；后虽下三年叠试之诏，惟辛亥有登科进士尔。”
明代关于皇室宗藩应举科考的典制，《明诗综》卷八十五朱术
条目的诗话之中有特别的考证：“明初旧典，宗室子不与内外铨除。后因御史李日宣等所请，援祖训换授之法，言皇族宜通仕籍，得旨允行。宁王孙子斗诗云：‘爵人本至公，立法无颇偏。大训手自订，百度何森然？郡王有孙子，所司验才贤。换授准任用，升转遵常铨。谅哉二柱史，抗章排拘挛。先帝展科目，今皇命试官。椅桐委断壑，被以朱丝弦。
骝在外厩，策以珊瑚鞭。’盖纪其事也。天启辛酉，晋藩庆成温穆王表桐之曾孙慎签，始举辛酉山西乡试，。明年壬戌，赐同进士出身，除中书科中书舍人，历精膳主事。……”
此条诗话历举明代宗藩子弟应举授官之始末。
此外，在细节的把握上，明代对于应举科考的诸生着装样式有统一的制度性规定，朱彝尊也曾留意，卷五十一吴丕显条目的诗话：“襕衫之制，诸生服之，洪武二十四年三易其式而后定，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系绦垂襦，其后渐易以蓝，罕用布者矣。”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应举“博学鸿词科”，廷试太和殿，康熙帝亲拔置一等，除翰林院检讨。这段任职翰林院的经历在《明诗综》编撰中也有所体现，有几则考证都是围绕翰林院制度而展开。
登科进士改庶吉士继而进入翰林院供职的制度，历来认为始于永乐甲申，朱彝尊则以为应早于此时。周忱为永乐甲申进士，改庶吉士，卒谥文襄，《明诗综》卷十八上周忱条目的诗话曰：“进士改庶常，相传自永乐甲申始。是科命解学士缙选得二十八人，以应列宿。文襄自陈年少，乞读中秘书，时人谓之挨宿云。考洪武乙丑，有杨靖、徐孟昭、郭资，皆以庶吉士称。《大诰》亦载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赇诛。则又在乙丑之前矣。至戊辰年，解缙亦为中书庶吉士，益信不始于永乐初也。”
朱彝尊在翰林院修史之余，曾有意荟萃玉堂旧事，后编成《瀛洲道古录》一书，惜未刊行，《明诗综》卷二十一柯潜条目的诗话对历代尤其是明代翰林院的院内形制作了简要考证：
汉有金马、石渠、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虎门、麟趾，北齐则仁寿、文林，唐则丽正、集仙，开元中始定为翰林院。……明初旧院，有修竹林。学士黄宗豫《寄东里》诗云：“一别词垣数月余，娟娟修竹近何如？”北京既建院，设玉河桥西堂后，有井，刘文安所凿也，亭二间，凡八楹，柯学士所筑也。井在左，亭居右，至今入翰苑者，以刘井柯亭为佳话。而堂后柏二株，亦学士所植。李长沙选馆受业于柯，后李教习庶常，以《学士柏》为题，汪吉士俊有“一日百回行树底”之句。李怅然有感，衍为长歌云：“我行树阴日千匝，雨叶风枝自萧飒。……下堂再拜想颜色，仰面正拂长髯风。”于是倡和成卷，以贻学士之子使藏焉。盖学士汲引后进孜孜如不及，二百年来，树犹勿翦勿拜，至今想其文采风流。仆尝思文献可征，而词林掌故，阙焉不讲。在中禁日，会粹玉堂旧事，自唐宋迄明，撰《瀛洲道古录》一编。
从这条资料可见翰林院这一颇具学术色彩的官署机构所蕴含的历史与人文气息。翰林学士依例有抄览文渊阁藏书的特权，朱彝尊本人曾抄录大量内阁藏书，卷四十一李开先《诗话》记述：“文渊阁藏书，例许抄览，先具领状，以时缴纳，世所称‘读中秘书’，盖谓是已。奈典籍微员，收掌不慎，岁久攘窃抵换，已鲜完书，可为浩叹。”
《明诗综》文献考据所涉及的明代典章制度还包括官方修史和土司分封等方面的内容。朱彝尊曾祖朱国祚曾领修《孝宗大纪》，其好友吴道南有《送朱养淳太史典试江右》诗作，《明诗综》卷五十五收录此诗，且于诗话文字之中对历代本朝修史的制度有所讨论：“古之国史，恒以本朝之人，述当代之事，故文献足征。出于一家者无论已，光武注纪，定于永平；武德、贞观国史，成于显庆；宋则两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后撰述。榻前论议，斯时政有纪。柱下见闻，斯起居有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然后一代之典备焉。明则第有《实录》《宝训》而已。”
明承元制，立土司以管理各少数民族地区，《明诗综》卷九十四专设“土司”一卷，诗话曰：“土司之目，自古无之。《禹贡》‘三百里蛮’，《书·旅獒》《周官》《职方氏》记明堂位称‘八蛮’，《尔雅》称‘六蛮’，其种曰黎、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为之雄长。明制仿元旧典，分设官吏，立宣慰、招讨、安抚、长官四司，初隶验封，后以其半隶武选。嘉靖中，申明旧典，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使领之，文武相维，羁縻有术，虽间有不靖，旋即削平，濊泽沾濡，久而渐知向学。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孙，各著诗文，媲于风雅。昔韦宗见秃发傉檀叹曰：‘奇才英器，不必华夏，明智敏识，不必读书。九州之外，五经之表，复自有人。’录土司之诗，明之声教远矣。”
明代灭亡后，遗民学者以存“国史”为“后死之责”，史学因此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黄宗羲在其所撰《董守谕墓志铭》中说：“国可灭，史不可灭。”
这也是清初遗民学者的普遍观念。他们对于官方主导的明史修纂，虽有参与，但总的来说，所持的态度是不认同，私家史述成为对抗官方政治话语的一种形式。黄宗羲在其《弘光实录钞》自序中说：“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
从表面上看，探讨的问题是对史学编撰中官方修纂与私家撰述问题的思考，强调私家撰述的重要史学价值，但在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段内，用意则在彰显遗民学者对于史学的参与和建设。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则提出“以诗补史”的观念：“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
朱彝尊曾比较官修与私家史述，他认为：“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
从《明诗综》的编撰来看，以文献考据内容“存”“补”官方修史对于史料的删改和遮蔽，“补正史之未备”，可以视为清初遗民学者对于史学范畴的一种刻意延展。
朱彝尊曾专力采择民间俗谚谣语，汇为一卷，编在《明诗综》卷一百。在他看来，杂谣歌辞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昔汉孝武立乐府，采歌谣，班孟坚谓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故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谣歌辞，包括无遗。余特仿其例，摭采附于卷末。惟夫童谣舆诵，及田家杂占，未尝师法古人，出于天地自然之音。世治之污隆，人材之邪正，莫不一本好恶之公，所谓‘诗可以观’者是已。绎逐燕之旨，知革除本自皇衷，讽雨帝之言，信夺门元非人事。苟察于耳，介葛卢之于牛，亓师翁伟之于马，公冶长之于鸟，犹将欣然遇之，载诸篇籍，矧无戾于春女之思、秋士之悲者乎？年来史局虽开，汗青无日，留此以俟撰五行志、循吏传者采择焉。”
其中，“年来史局虽开，汗青无日”的感叹既包含自己未能继续参与修史的憾意，同时也是隐微指出清初修撰明史的复杂性。朱彝尊搜集采择民间俗谚谣语的用意不仅在于补正史之《五行志》和《循吏传》等类目内容，更是为了存有明一代民间历史话语的细节。
杂谣歌辞之中，多能见出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当时民间话语，如《何铁面》条目：“永乐中，仁和何滪官刑曹郎，持法不避贵势，京师语曰：毋纵诞，避何铁面。”
何滪不见载于《明史》，《明诗综》存录此条俗谚自然有其历史价值。又如《道士歌》条目：“建文中，京师有道士歌于塗，云云。莫逐燕，逐燕起高飞，高飞上帝畿。”
这条杂谣不见于《明史》，内容之所指，其实是对于建文朝靖难之役的民间谶语。又如《南京谚》条目：“福藩称制江南，马士英、阮大铖等用事，一时倖进者众。南京为之语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这一条目是对于南明史的记录。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自缢，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之后称帝，改元弘光。对于南明历史，《明史》不予载录。《明诗综》的有意存录，显然有着明确的“补”史的观念。
衣冠制度自古以来即是汉文化区分华夷、标树正统的重要标识。清军入关后，强迫民众剃发辫发，表面上似乎只是改变一种日常习惯，实际上却包含“改正朔、易服色”的强势政权征服思想。明遗民将坚持不剃发辫发作为气节的象征，也是一种不屈服的精神姿态。然而，迫于新王朝的威势，当大部分民众已经屈服且适应了改服剃发后，对于“大明衣冠”的记忆则逐渐模糊。葛兆光指出：“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清朝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销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
对于“大明衣冠”的历史记忆，《明诗综》有多个条目涉及，最为典型的是用来束发的“网巾”。网巾是明代冠服制度中最具典型的巾服之一，明人在成年加冠礼之后，即佩网巾以束发，“加网巾”是明人行冠礼时不可缺少的仪式。“网巾”在明人生活礼俗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明诗综》卷十一收录蓝仁诗作《赋网巾》：“白头难掩雪霜踪，纤手穿成络索同。映带暮年微矍铄，遮藏秋色久髼鬆。牵丝只讶蛛临户，览镜翻愁鹤在笼。便与黄花相见好，不愁破帽落西风。”诗后诗话文字曰：“网巾之制，相传明孝陵微行，见之于神乐观，遂取其式，颁行天下。冠礼加此，以为成人，三百年未之改。然题咏者寡，独蓝静之有三诗，予录其一焉。其二诗《谢刘兰室见惠而作》，一云：‘故人于我最相亲，分惠青丝作网巾。镜里形容加束缚，眼中纲目细条陈。少遮白发安垂老，转衬乌纱障俗尘。更与箨冠藜杖称，世间还有葛天民。’一云：‘故人念我鬓毛疏，结网裁巾寄敝庐。白雪盈簪收已尽，乌纱著纸画难如。门临寒水频看镜，篱掩秋蓬不用梳。昨日客来应怪问，衰容欲变少年余。’”
易代之后，头发已剃，网巾何用？对于网巾之制的诗史互证的文献考据之中，“冠礼加此，以为成人，三百年未之改”饱含着易代沧桑和存补历史记忆的意味。
在黄宗羲看来，诗歌所承载的不仅是过往的真实，更是思想史的记录：“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
就功用而言，“补正史之未备”主要强调文献考据的史料保存价值，而这一观念的基本动力则是“明亡追究”，即对于明王朝灭亡原因的探究，这是清初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朱彝尊在《明诗综》序言中所言“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观念与此相似。
有明一代，朝廷典章礼法繁复而严苛。以进表避讳为例，元末明初文人苏伯衡文词蔚赡有法，以古文名世，深得宋濂称赏，却因进表触讳而死于狱中，朱彝尊于苏伯衡条目的诗话之中专门胪列元代贺表所忌167讳字，指斥明初太祖以文字罪加大臣的诸多史实：
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逮明孝陵，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若苏平仲、徐大章辈是也。当日有事圜丘，恶祝册有“予”“我”字，将谴撰文者。桂正字彦良言于帝曰：“予小子履，汤用于郊；我将我享，武歌于庙。以古率今，未足深谴。”帝怒乃释。可谓善于悟主矣。惜未有为平仲调解者，竟瘦死于狱，悲夫！一百六十七字者：……此延祐元年十一月取定拟，至三年八月宽其禁矣。其字样虽难悉避，然亦玉堂视草者，所宜知也。
虽为考据文字，然“恩威不测”四字之评，则褒贬已在其中矣。有明一代，以太祖朱元璋猜疑之心最重，洪武一朝文人动辄得咎，如履薄冰。明初的这种政治氛围，对于整个明朝政治影响很大。
廷杖之刑可谓明代礼法的发明，有明一代不知多少大臣毙于杖下，朱彝尊称此为“前代未有”：
廷杖与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用刑之酷，前代未有。自王振乱政，鞭挞朝士大臣，有枷项者。迨成化中，汪直用事，廷杖台省臣王濬、李俊等五十六人。正德间，以谏南巡，杖舒芬、黄巩等百三十人，死者十一人。嘉靖初，以争大礼哭左顺门，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人。此其最甚者矣。万历六年，论首辅张居正夺情，杖赵用贤、沈思孝、邹元标等五人。后定陵颇厌建言，诸臣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至天启四年，太监王体乾奉敕大审，复开其端，重笞戚臣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主事万燝、御史吴裕中，相继毙杖下。而许显纯、田尔耕辈烦刑以逞，备极惨毒。杨左诸君子之祸，有不忍言者矣。思陵即阼，雪消见晛，用狱稍平。不意嘉鱼熊公暨莱阳姜公论列柄臣，时日辐辏。逆鳞既触，天怒莫回。拷掠之惨，洵九死而一生者。盖至柄臣自裁，而两公之荷戈终未见释。
这种罗列清单式的文字表述，揭示出有明一代君王之酷烈、宦官之跋扈、党争之混乱的图景。而这些方面的因素，皆是“明亡追究”最常面对的话题。
对于明代青词创作的“盛况”掌故，朱彝尊又颇多嘲讽之意，卷四十二袁炜条目诗话曰：“永陵自壬寅宫婢之变，即移寓西苑万寿宫，不复居大内。先是嘉靖二年四月，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斋供，请驾拜奏青词，此金箓青词之萌芽也。其后斋醮日盛，一时词臣，以青词受宠眷者甚众，而最称旨者，莫若袁文荣炜、董尚书份。如世所传醮坛对联云：‘洛水元龟初献瑞，阳数九，阴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威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此则文荣所撰也。时禁中有猫，微青色，惟双眉莹洁，名曰霜眉。善伺帝意，帝甚怜爱之，猫死，命以金棺葬万岁山，荐以斋醮。文荣撰词有‘化狮为龙’语，因题碑曰‘虬龙冢’云。王秀才逢年上文荣书曰：‘阁下以时文发甲科，以青词位辅相，安知世有所谓古文者哉！’快意之言，然未免直而无礼矣。”
《明诗综》卷八十四专收宫掖诗作，此卷朱彝尊所撰各家诗话颇多涉及明代内宫制度与生活。内宫女官的设置历来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司彩王氏为宣德年间宫中女官，朱彝尊以其宫官身份为背景，推源溯流，饶有兴趣地考据了历代宫官的职名与沿革，同时，他还针对明代中期罢设宫官之后所造成的阉党专权的历史教训提出自己的见解：
宫官之设，见于《周官》，见于《戴记》。……开创之主，宫中府中，设司分职，各有典司。后正位乎内，夫人、嫔御交赞阴教，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法至善矣。其后宫官罢设，奄寺乃得横行。王振、汪直、刘瑾恶已贯盈，至魏忠贤揽政，昵一客氏，深宫更无为懿安皇后助者。虽存女秀才、女史官空名，恒罚提铃警夜，而宫官大抵皆为奄寺之菜户矣。外而税矿，内而批红，监军则养寇，贼至则开门，贻祸之烈，一至于此。使女官旧章不废，祎衣褕翟，绛纱貂蝉，雍雍肃肃，何遽称九千岁于大珰之前乎！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认识到：朱彝尊并不仅仅满足于为考据而考据，其文献考证工作蕴含着他对历史经验的探寻和反思。
对于明代宫官建置的记载，还见于同卷沈琼莲条目诗话。沈琼莲字莹中，弘治初年选入宫中，官女学士，《明诗综》选其诗作7首。诗话曰：“魏有女侍中，晋有女尚书。迄于唐，宋若华姊妹五人皆善属文，昭义节度使李抱贞表荐于朝。德宗召入宫，试诗赋兼问经史大义，深加叹赏，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女学士。贞元后宫中记注，若华掌之。继而若昭、若宪代司其籍。乌程女子沈莹中初入掖庭，泰陵试以《守宫论》，发题云：‘甚矣，秦之无道也。宫岂必守哉？’泰陵大悦，擢居第一，给事禁中，授女学士。吴兴人至今呼为女阁老。莹中在大内，暇饲白鹦鹉，教之诵《尚书·无逸篇》，此宜载之管彤者也。”
《明诗综》收录司彩王氏《宫词》一诗，其中有句“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吹彻月明中”，朱彝尊据此考辨元明两代高丽贡妃的制度：“元制，岁责高丽贡美女，故张光弼《辇下曲》云：‘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杨廉夫《元宫词》亦云：‘北幸和林幄殿宽，句丽女侍婕妤官。君王自赋昭君曲，敕赐琵琶马上弹。’明初相沿未改。此孝陵有
妃，长陵有权妃也。权为高丽光禄卿永均之女，善吹箫，宫中争效之。宁献王诗云：‘宫漏已沉参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王司彩亦云：‘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喨月明中。’皆为权贵妃作。”
以史注诗，诗史互证，显示出朱彝尊运用自如的考据功夫。
以朱彝尊的博识多闻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基础，《明诗综》所取得的文献考据成就可以说超出了一般的诗歌总集和诗话专著。蒋寅对此已有认识：“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由博综兼取而臻洁净精微的境地。他无论治经学还是治文学，都由考据入手，代表性著作分别是《经义考》和《明诗综》。”
但是，此书文献考据之目的并不仅仅限于学问层面，保存有明一代之文献与文化精神才是其旨趣所在，这也是清初遗民学者成书的多部大型总集如钱谦益《列朝诗集》、黄宗羲《明文海》等文献编撰的共同趋向。《明诗综》的编撰与时代紧密关联，带有清初整体学术风气影响的深刻印记，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著述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在对于历史的存录、考证、批判和反思中，积极构建着清代学术的起点，成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重要文本。
[1] 作者简介 ：李程，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明诗总集与明诗批评研究”（16CZW0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