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珍赏

作为一位政治家，王安石无论是在其生前身后，都备受争议。但作为一位文学家，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成功的，在这一领域，他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乃至于被后世认定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至今影响未歇。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集在其故后不久，即整理成集付梓。而后世于此更是频频翻刻，流传至今，版本繁多。其中最有意味的，则莫过于现今藏于上海博物馆中的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残本七十二卷。

王安石的诗文总集早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政和年间，就由政府下诏结集。最初应是由其门人薛昂奉诏编校的，但此本存在大量误收及漏收的现象，是否曾经刊刻，现在也不能确定，总之，此本早已不传了。之后应该陆续有别的本子问世，如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临川郡守詹大和就是在以往闽、浙二本的基础上校订重刊了《临川集》，并由黄次山作序，这就是传世的临川本。至绍兴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孙王珏在担任两淮西路转运司时，又根据薛昂编校的遗稿及王安石亲笔刻石等内容，再参校各本，重新刊刻行世。此即传世的杭州本，其版式为左右双边，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偶有二十一字。詹大和刻本到明朝时曾被覆刻，王珏刻本在元明也均有递修和补刊，像元人危素就曾收集诸本，增补校订，集成若干卷，吴澄为之序。不过，这个元本也已经散佚不存了，而此集的名称也逐渐由最初的《临川集》演变成了《临川先生文集》。现在流传较多的本子有明嘉靖十三年（1534）刘氏安正堂本、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据安正堂本重刻本、嘉靖三十九年何迁据应本重刻本、万历四十年（1612）王安石二十二世裔孙凤翔据何本整理之《王临川集》等。但这些本子，包括《四库全书》本，实际上都是渊源于杭州本。

王安石画像（国家博物馆藏）

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卷二

此外，还有“龙舒本”一种。龙舒郡即今安徽舒城，“龙舒本”原书标目为《王文公文集》。杭州本王珏跋文中有“比年龙舒版行，尚循旧本”之语，说明龙舒本刻于杭州本之前。国内现存之龙舒本原藏于清内阁大库，光绪末年转入宝应刘启瑞氏食旧德斋，残存七十二卷。此本外，又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本，存卷一至七十。这一版本宋以后未见翻版，传本几绝。现存世两本除去重卷，恰可得一完书。1962年中华书局以食旧德斋原藏本影印卷为基础，缺卷以北京图书馆藏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照片补足，出版刊行了《王文公文集》。据此影印本卷前赵万里所撰《宋龙舒郡本王文公集题记》：

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宋以后未见翻版，传本几绝。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徐森玉先生倡议，先将傅沅叔先生生前从国内藏本拍摄的玻璃片制版影印，尚缺二十四卷，恰巧北京图书馆从日本东洋文库得到前七十卷影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因向北京图书馆转借补印，延津剑合，全书告成（现在仅总目卷上缺第一至四叶，卷九十三缺第八叶、第九叶，卷九十四缺首叶）。

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卷一

可知这一影印本的问世，是出于文博界耆宿徐森玉先生的推毂建议的。今年（2011）正逢徐森玉先生冥诞一百三十周年、辞世四十周年之际，故特草此文以为纪念，不仅以此书为海内孤本也。

龙舒郡本的珍贵，日本岛田翰曾经有所论及，据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卷七中转引，他说：

日本图书寮有残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末诗集数卷而已。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陆存斋《群书校补》据《宋文鉴》、《宋文选》、《播芳大全》、《能改斋漫录》，以补明覆詹本之缺，尚不过十馀篇，与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开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而门下侍郎薛昂肇明实主其事。此书依其异同考之，盖肇明所编次也。卷一至卷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卷十四制诰，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启，卷二十五传，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杂著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记，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诗，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诗。半板十行，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笔，于“构”字下注云“御名”，则此书高宗时依薛本所入梓也，并王珏所未见矣。日本岛田翰跋。

这段跋文写得很详尽，但他推断此本是“依薛本所入梓”，恐怕只是悬拟之辞，不一定确当。日本藏的这部，《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卷四集部别集类“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十四册”条著录得很详细：

宋刊本。前后无序跋，不题编者名氏。现存七十卷：一至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十四，制诏；卷十五至廿一，表；卷廿二至廿四，启；卷廿五，传；卷廿六至卅三，杂著；卷卅四、卅五，记；卷卅六，序；卷卅七至五十一，古诗；五十二至七十，律诗。其诗文间有今本佚载者。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界高六寸七分，幅五寸。版心上鱼尾下记“文集几”，下鱼尾下记丁数、刻工名氏。卷中遇“构”字，下注“御名”。则刊于南宋南渡之初。雕刻至佳，每册首有“赐芦文库”印同，首尾捺“金泽文库”、“心华藏书”印，又卷廿九、卅三尾捺“颜氏家藏”印。

又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一书中曾详细介绍过此书在日本的递藏过程，今移录如下：

此本系日本中世时代金泽文库外流出汉籍之一种，首尾有“金泽文库”楷书长方墨印，后归丰后佐伯毛利高标所有。仁孝天皇文政年间（1818-1829）由出云守毛利高翰献赠幕府，明治初年归内阁文库。明治二十四年（1891）由内阁文库移入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卷中有“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孙藏书画之印”朱文方印。每册首有新见正路藏书印“赐芦文库”长方朱印，卷二十九与卷三十三尾，有“颜氏家藏印”朱文方印。

这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日本藏残本的源流很有帮助。可惜的是，关于此书的卷数，严先生却说：“是集本一百二十卷，此本今《序》与《目》缺，存卷一至七十。”显然，他对于自己列为参考书目的《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并未仔细看过，而同样为他所参考的董康的《书舶庸谭》中，也只是说不知其原来卷数而已。则严先生此说，显然是想当然尔。

国内所藏这部，当以傅增湘先生的几次题跋所述最为明晰，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著录云：

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宋讳“完”、“慎”不缺笔。此书字体朴厚浑劲，纸细洁坚韧，厚如梵夹。每叶钤“向氏珍藏”朱文长印（楷书），纸背为宋人简启，多江淮间官吏……

同卷中“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卷一至七十）又比较了中日所藏两本的优劣：

余故人颍川君居江淮之交，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与此（按：指日藏本而言）同。然余以为视此可贵者有三：原书楮墨精湛，且纸背皆宋人交承启札，笔墨雅丽，真可反覆把玩，此可贵者一也。寮本无序目，于是谈者妄生揣测，以为即真赏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录完全，仍为一百卷，不过次第与绍兴本异耳。而积疑赖此尽释，此可贵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据此则缺二十三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罗钞之外者，此可贵者三也。

其中所述的三可贵者，尤以第一条值得详细一说。

宋版《王文公集》已成稀世之珍，而沉埋在书叶内的宋人墨迹更属宝中之宝。据统计，此书现存共计九百馀叶，其中旧纸印者七百八十馀，包括宋人书简三百一十馀通，另绍兴三十二年（1162）、隆兴元年（1163）间公牍五十馀件。而宋人手迹除此之外，全国现存，包括台湾在内，总计不及百通，则这批墨迹之宝重可以想见。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卷末，仅仅附录十四幅函件的图片，虽可作一脔之尝，但实在不能餍研究者之意。所幸现存所有函牍部分，已于1990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之曰《宋人佚简》，沾溉学林，为功不浅。而这七百八十馀叶中，每叶均钤有“向氏珍藏”朱文长方印记，可知其为向氏旧藏。据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一文云，他曾统计出现存公文纸印书七十九种，而估计大概存世约百种左右。又云宋代公文约保存十年左右便行处理，其法有二，一则归官用，再以馀者售予民间。则此书的用纸，必是当日公牍废弃处理后为向氏所购置者。而已故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以为此书为龙舒官刻之本，恐怕也不一定正确。至少，不能以其采用旧公文纸来印刷，就将其作为官刻本的证据。这批函札中，包括有宋人向汮、叶义向、洪适、李若川、张运、吕广问等六十馀人的书简，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其中存有向汮往来函札多通。结合当时龙舒郡服官及寓居之向氏情形，无疑是以向汮最有可能为这批公文纸的主人。向汮，字荆父，开封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以右朝奉大夫权知舒州主管学事。隆兴二年（1164）改提举淮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后历知扬州（乾道二年，1166）、台州（乾道五年，1169）、湖州（乾道六年，1170）、苏州（乾道八年正月，1172）等府。曾协《云庄集》卷二有《送向兄荆父帅维扬荆父名汮》二首：“宠数频烦色愈温，耐官丞相克家孙。川原迤逦提封阔，旌纛森严上将尊。心识古人风节似，望知前辈典刑存。春风草绿长淮净，眼看频流雨露恩。”“大父曾开刺史天，固应陈迹尚依然。邦人却怪家风在，故老今推宅相贤。仗钺秉旄仍置使，轻裘缓带更安边。须知此日分忧重，更觉光荣掩后前。”大概可见向汮的家世与生平大概。另在《宋人佚简》署有年月的公牍中，时间上限为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下限则为隆兴元年六月，大约与向汮在舒州任上的时间相当。这或许说明，官员任期之内的公牍文献，该官员可能有保管权，并有优先购买权，所以在其保存期过后便能以之挪为他用。而这些函件、文书上所钤向氏印记，也反映了其本为向氏保存之物这一事实。再据前引王珏跋文中有“比年龙舒版行”句来推断，则现存此本必为后印本，其印刷距版片雕成至少已经有二三十年之久了。

书背公牍文字

书背所存的公牍，其实是写在纸张的正面的，其内容多半与酒务有关，不仅可与其他传世史料相印证，还能补充传世史料的不足，为一些研究难点的解决提供线索。而落款所署官吏名衔和所钤官印，又有不见于传世史籍者。所以，这批函牍可供我们从史实、人物、档案制度、公文程式、书法艺术等方面作多方位的研究。以其中所存的尺牍为例，全为当时的书简实物，其形式皆是直行宽距。顾廷龙在《宋人佚简》的序中曾言：

观于书简共六十二人，计在百通……其中有名宦、将士、文人、学者。书简有友谊存问，官场交际。文字则骈四俪六，书法则正书端楷。简纸幅广，行距宽大，为后来所罕见。

但事实上，这种直行宽距与宋人官府中用于奏事的札子相同，也是渊源有自，且这种直行宽距的形式在明清官场上行书牍中照样存在。学者彭砺志认为，特别是明清规定上行官牍必用馆阁小字，每页六行，其直如弦，这无异于将这一形式制度化。所以，顾先生所谓的罕见，其实并不算罕见。但无论如何，这些宋代遗存的实物，为我们追溯尺牍形式的变化提供了最佳的实证。彭砺志《尺牍书法中所见平阙书仪及艺术范式》（见《白云论坛》第四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一文中指出，宋代尺牍有以下特点：一是唐时平与阙的界线至宋开始模糊，阙字内容使用较少，平抬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凡涉及受书人，不管是名称，还是动作，乃至属于自己行为而涉及对方者，也一律平抬书之。二是本属于公牍的状、表、牒、札子与私人尺牍书写形式趋于合一，并守相同的平阙习惯，平抬为常，官牍流于民俗可见一斑。所不同者只是署押多具全衔之官职，具以“右谨具呈”。三是有平出无高抬。又云，宋后尺牍书写形式已经完备，即包括九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及署押。彭氏总结的这些宋代尺牍的特点，以此书中所存这些函件对照，无不吻合，不仅可见彭氏立论的精审，更可从中看出这批尺牍存世的标本作用。

再以其中所收洪适之函为例，据宣统元年（1909）晦木斋刊洪汝奎《四洪年谱》卷二所收钱大昕撰、洪汝奎增订《洪文惠公年谱》：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十九日，适除尚书户部郎中，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按：此条为钱大昕据《宋史》本传撰。而据此书中所收之函，知本传漏载其曾官员外郎一事。

像这样一部赫赫名迹，它的流传却很黯淡，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流传线索，只是一个大概轮廓，即先为清内府所藏，光绪末年，宝应刘启瑞与吴县曹元忠两人负责清理内阁大库时，为刘氏所窃取，藏诸其家食旧德斋。之后，曾为南浔蒋祖诒密韵楼、南通吴普心思学斋、孙静安等递藏，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转入武进王南屏手中，至1984年1月15日，王南屏夫人房淑嫣为捐赠一事，正式去函上海博物馆，云：

兹有本人家藏北宋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壹件，南宋原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十五本（壹件），自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收藏，请予接受是幸。

从此化私为公，宝藏于上海博物馆至今。今考明代《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国史经籍志》中，均无此书的记录，则此书有可能是在万历至清初时期才入藏内府的。而刘氏食旧德斋出售藏品，当在1931年春之后，因此时傅增湘获见此书，尚在刘氏箧中。但这之后不久，此书当即易手。再据原书卷一卷端所钤印记，则入藏吴氏思学斋前，当曾入传书堂中。衡诸蒋氏生平，则此书当为由蒋祖诒售诸吴普心者。今上海博物馆所藏《淳化阁帖》祖本六、七、八卷，即为蒋氏转让于思学斋者，则或许这两件宝物为吴氏同时购入，也未可知。而吴氏收藏时间可能不会太久，即转入孙静安之手，又未几，即入武进王南屏之手，直至80年代。

像《王文公文集》这样显赫的巨迹，竟然被人从严扃密锢的禁中携出，说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刘氏藏品中，得自秘府之物，尚非仅此而已，即以所见藏园记录，即有1、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残卷，为刘氏赠予藏园者；2、三种宋刻合璧之《欧阳文忠公集》；3、现存台湾的五卷《册府元龟》宋刊残本，是当年刘氏赠予浚仪赵世骏者；4、今藏国家图书馆的宋刻递修本《隋书》残卷；5、宋本《纂图互注荀子》残本，为刘氏赠予藏园者；6、宋本《文苑英华》残卷。7、宋本《后汉书注》九十卷。诸如此类，均可窥见当时管理之疏漏。

傅先生“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卷一至七十）又云：

余尝言于东都耆宿，约异时寮本刊行，余当为作缘，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以尽珠联璧合之美，无使盈盈一水，终古相望，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

事实上，傅先生曾就此事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反复商讨，据《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民国十九年（1930）第41通，傅增湘闰六月十五日致张元济函：“附赠《图书寮观书记》，计不日可到。”第44通，傅增湘八月廿六日致张元济函：“《王文公集》残本即在大字本欧集人家。昨年在东曾与内藤道及，渠亦拟合印。第数月前有书与之，未见复。馆中能印固佳，但不知寮中肯借否？渠国亦极重视。而颍川君亦颇有居奇之意，恐未易就绪也。若在申照印，而又许之重酬，则颍川固所愿耳。”第49通，傅增湘九月卅日致张元济函：“《王文公集》已与其甥言之，约定由侍写信与之，渠再转商。第恐其愿望过奢，又有秘畏人知之意，恐难以就绪耳。此人新来函，言将北来。或面与之谈，较融洽，且可力破其迷惧之念耳。”又据《张元济全集》第三卷《书信》致傅增湘第200通，民国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函：“《图书寮观书记》亦奉到，谢谢，中纪《王文公集》有颍川君藏宋刻残本，可以补寮本之缺。是书殆为人间孤本，弟极愿为商馆印行。颍川君未知何人？吾兄能否代商，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借我？应如何酬报？亦望询示。如能全数借，则我在东京可仅照二十四卷，亦可省却许多麻烦。但必将书携至上海。此等大部书籍，本重销少，无利可图，姑尽流通之责。”又第201通，九月五日函：“《王文公集》残刻，寮本借印殊不难。所虑者，借到之后而颍川君所有仍借不到，则印此大部残本之书，殊不值得。未知颍川君希望至何程度，可否乞缮致一函，由敝处派人持往面商？此为流通起见，并无利益可图，并乞于函中叙及之。”第203通，十月八日函：“《王文公集》主人既甚珍秘，不必勉强，姑俟时机可耳。”第204通，傅增湘十月十四日致张元济函：“《王文公集》主人闻将北来，拟乞其携来一商何如？”又云：“顷藏书者颍川君之子来见，当以尊意告之。敝意就此本全照，再以日本本补之，照印《通鉴》办法（补卷另计），合印分利，或可欣动之，俟其来信再以闻。”第206通，张元济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六日致傅增湘函：“贵友《王文公集》卷数存目收到。据东友复称，须俟《太平御览》照竣方便再请。”至此之后，两人往来函件中再无此书消息，则或许就在之后不久，此书已经为刘氏售出，故而商务之议，遂尔作罢。而今存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影印的傅氏旧藏玻璃版，则为其售前为藏园所摄者。但无论如何，傅氏这次出版的努力未告成功。直至几十年后，其“以尽珠联璧合之美”的愿望方得以实现，这也是他多年前费心费力所祈望得到的回报。

又有可述者，即《王文公文集》原本现在虽然安藏于上海博物馆中，但这一影印本其实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作用。据傅增湘记录，此书在他经眼之际，存佚情况为缺卷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此处所记缺卷当有误）。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现存则为：卷一至三、八至十六、二十一至三十六、四十八至六十、七十至一百，又目录二卷，较前佚卷十七至二十四卷。前后相较所缺的这四卷的内容，虽然可以日本所藏本补齐，但其原貌则只有赖此影印本以传了。而尤其令人遐思的是，这散佚的四卷中，不知是否也有宋人手迹留存？可惜的是，当年藏园仅仅择要拍摄了部分书背的函牍照片，今见于影印本附录的函札总计才有十四幅，事实上，只是相当于原书的二十面（中有拼合者六面）而已，且都包括在现存函札之中。所以，这四卷书背上究竟是如何情形，恐怕只能是不解之谜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此书存于食旧德斋之时，应该尚为宋代原装，也就是赵万里在《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题记》中所说“蝶装广幅，纸莹墨润”，但现存之本，则因当年影印《宋人佚简》拍摄之需，全书被拆成散叶，至今分装于十五盒之内，并未装订。

附：新发现《王文公文集》残卷考

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其传世文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担任两淮西路转运司时所刻，通称杭州本。杭州本是在绍兴十年以临川郡守詹大和所刻《临川集》为底本（即临川本），再根据薛昂编校的遗稿及王安石亲笔刻石等内容，参校各本，重新刊刻行世的。另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熟知的“龙舒郡本”或者称“龙舒本”，是直接源自薛昂编校本。说是两大系统，但实际上，以往所见之本多都属于杭州本系统，龙舒郡本基本上处于隐晦不显的状况，数百年来，几乎无人提及。

这个龙舒郡本现存两部残本，一藏日本宫内厅图书寮，为普通纸张所刷印，存前七十卷。一藏上海博物馆，为公文纸印本，存七十二卷又目录二卷（详目见下）。总的来说，此本在国内仅此一线之传，即先为内府所藏。至光绪末年，宝应刘启瑞与吴县曹元忠两人负责清理内阁大库时，为刘氏所窃取，藏诸其家食旧德斋。在食旧德斋保存期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拍摄为玻璃片，商诸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拟为印行而未果。之后，曾为南浔蒋祖诒、南通吴普心、孙静安等递藏，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转入武进王南屏手中。至1985年3月4日，经王南屏遗孀房淑嫣女士捐诸上海博物馆，从此化私为公，宝藏于上海博物馆至今。今考明代《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国史经籍志》中，均无此书的记录，则有可能是在明万历至清初才入藏内府。而刘氏食旧德斋出售藏品，当在1931年春之后，因傅增湘与刘氏父子商议拍摄此书，正在此时。再据原书卷一卷端所钤印记，则入藏吴氏思学斋前，曾入传书堂中。衡诸蒋氏生平行事，则此书当为由蒋祖诒售诸吴普心者。今上海博物馆所藏《淳化阁帖》祖本六、七、八卷，即为蒋氏转让吴氏思学斋者，则这两件宝物为吴氏同时购入，也未可知。而吴氏收藏时间可能不会太久，即转入孙静安之手，又未几，入武进王南屏之手，直至80年代。郑重在《海上收藏世家》中，言及上世纪40年代此书曾从王南屏手中流至香港，60年代再以徐森玉、谢稚柳之委托购回王氏玉斋。其间，日本人曾千方百计欲以重金购置，均为王南屏拒绝，以为当回归大陆。但郑先生此说不知所据，姑存之待考。

这一龙舒郡本宋以后未见翻版，传本几绝。而现存中日的两部残本除去重复，恰可组成一部完书。1962年，当时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以食旧德斋原藏本照相玻璃片为基础，以北京图书馆藏日本东京宫内厅图书寮藏本照片补足缺卷，影印出版。据影印本卷前北京图书馆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撰《宋龙舒郡本王文公集题记》：

不过，《王文公文集》原本现在虽然安藏于上海博物馆中，但这一影印本其实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功用。据傅增湘记录，此书在他经眼之际，存佚情况为缺卷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此处所记缺卷当有误）。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而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则存：卷一至三、八至十六、二十一至三十六、四十八至六十、七十至一百，又目录二卷，较前佚卷十七至二十。前后相较所缺的这四卷，虽然日本所藏本仍存，但食旧德斋本的样貌，过去一直以为只有赖此影印本以传了。另外，这四卷是何时、如何流散，向来情况不明。而其存亡状况，也一直令人悬想。

值得庆幸的是，这遗失近百年之四卷中的三卷，在数年前突然现世。与刘氏所藏期间相较，这一海内珍品现在仅有卷十九尚未发现。此次新出现的《王文公文集》三卷残卷为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其中卷十七十九叶、卷十八十九叶、卷二十十八叶，三卷共计五十六叶。此三卷与上博所藏《王文公文集》一样，也是公文纸印本。卷十七书背存向汮简札五通六叶、权安节简札八通十叶、吴巘简札一通一叶、酒物帐一叶，空白一叶。卷十八书背存有吴巘简札四通四叶、尹机简札十通十三叶，空白二叶。卷二十书背存有汪舜举署名之酒帐两通四叶、钟世明简札一通四叶、雷豫简札两通二叶、张临简札两通二叶、周彦简札一通一叶、向汮简札两通四叶，空白一叶。三卷共存简札三十六通四十七叶，酒物帐五叶，空白四叶。

经与上海博物馆现存之本相比勘，可以认定，这次出现的三卷《王文公文集》，就是当时同藏食旧德斋之物，这一点据影印本之书影和上面的藏印本身可证。但即便如此，依然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点：1、从现存该残卷的留存状况来看，尤其是页面的虫蛀情况来看，与上海博物馆所存品相、遭蛀情况相似；2、卷十七卷端，存有两方刘氏藏印，右上角为“宝应刘启瑞秘笈之记”白文方印，左下角为“宝应刘氏食旧德斋藏书之记”朱文方印，无论形制、位置还是内容，都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完全相同。又其左下角残存的半方朱印，经与上海博物馆所存公文纸上所钤者比勘，可知为“监舒州商税印”。此印在上海博物馆所存部分中，出现近二十次，都是用于酒务帐中。而此残印所钤处之纸背，正是酒务帐。3、该残本所存刻工有卷十七：徐作砺、徐砺、吴晖、何卞、李彪、明、潘、余表、潘明。卷十八：林选、余表、余、林、章旼、裴道、徐文、余忠、何卞；卷二十：章旼、江清、江、吴晖、魏达、余亮、余，与影印本相同，也均见于其他卷册。4、书背现存简札，除雷豫之外，都见于《宋人佚简》所录，而可补充相关文献不少，如向汮原存十通，现可再补七通；权安节原存十五通，现可再补八通；吴巘原存二通，现可再补五通等。不仅对于研究《王文公文集》的刊印史大有助益，也是研究宋代书札内容与格式以及公务交往的最佳资料。5、上海博物馆所存酒务帐集中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至隆兴元年（1163）四月之间，新发现之五叶，也未出此范围之外。

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残卷之卷十七及纸背公文

早在1930年，傅增湘就曾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提议，将此书影印出版。据现存之此年10月14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王文公集》主人闻将北来，拟乞其携来一商何如？”又云：“顷藏书者颍川君之子来见，当以尊意告之。敝意就此本全照，再以日本本补之，照印《通鉴》办法（补卷另计），合印分利，或可欣动之，俟其来信再以闻。”显然，当时傅增湘与刘启瑞之子文兴已就拍摄达成协议，故而才有后来的玻璃片底版存世。赵万里影印本前言仅言食旧德斋本缺二十四卷，所缺以图书寮本补足。其说应该是本源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该书著录云：

同卷中“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卷一至七十）又比较了中日所藏两本的优劣：

余故人颍川君居江淮之交，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与此（按：指日藏本而言）同。……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据此则缺二十三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罗钞之外者……

正是因为从傅增湘至赵万里均语焉不详，所以过去大家都下意识地认为，该影印本中卷十七至二十之底本都是刘氏旧藏。现在通过此三残卷与影印本比对，可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影印本之底本实际上主要是食旧德斋本，但其中破损严重者，都已经用图书寮本予以调换。

据卢康华《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影印的出版史料》一文（《新宋学》第9辑）披露，在卢氏自藏的关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王文公文集》的资料中，有一份这样写道：

赵万里同志见告：这批玻璃片是傅增湘后裔傅忠谟先生所有。经赵同志介绍，我处派伊见思同志与忠谟先生联系，结果，傅同意玻璃存片借给我局印刷出版，由他备具书面给北京图书馆请将存片交我局；同时，他对我局提出四点意见：（一）此王文公集原缺一册……

这里所言的“原缺一册”，语焉不详，过去不明所指。现据该书实际残存状况分析，可知系指与食旧德斋原藏相较，现存之书少了一册。也就是说，现在新发现这三卷，是在当时傅增湘为之摄影之后不久，就与卷十九一起丢失了。即此本的卷十七至二十，在1931年傅氏拍摄完成之后不久，就已经与上博现在所藏部分散失了。且这四卷本来应该是一册。

又有可言者，当年此书存于食旧德斋之初，或许尚为宋代原装，也就是如赵万里在《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题记》中所说“蝶装广幅，纸莹墨润”。但赵万里本人显然是没有见过原书的，他的这一说法，不知所自，很有可能是想当然耳。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王文公文集》，散叶分装于十五盒之内，并未装订。过去一直以为之所以被拆成散叶，是当年影印《宋人佚简》拍摄之需而致。但从这次新发现的三卷残本也是散装的情况来看，显然拆装并非拍摄《宋人佚简》时候所为，因这三卷在影印《宋人佚简》时早已遗失。故其拆装，很有可能是在傅增湘当年拍摄之时。而包括这次新发现的三卷在内的那一册，就是在拆装之后才遗失的。另外，赵万里说此书原本蝶装，所言或指成书之初，因为上博现存之卷与这次新发现的三卷，都存有装订之孔。也就是说，即便此书曾经是蝶装，也早经改装为线装了。

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初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后来高宗在位期间曾经修版。现存《王文公文集》，无论是上海博物馆，还是日本宫内厅所藏部分，以及这次新发现的三卷，事实上都是后印本。虽然用纸不同，但印刷显然基本是在同一时期。这一点，根据影印本中日双方所藏部分刻工并无明显差异，且以卷十七、十八、二十为例，日藏本的刻工与此次新发现的三卷完全相同可证。宋版书向来有“字大如钱，纸白如玉”之誉，此书就是其中典型。但很明显现存之本都有多处补版，只是其原刻、补刻均在高宗时期，避讳字相同，很难判断出哪些是原刻、哪些是补刻。但由此却能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即此书既然在短短数十年内就曾经补刻，说明当时的印刷量甚大，而竟流传如此之稀少，实在令人不解。现存之杭州本卷第一百末有王安石曾孙王珏题后曰：

曾大父之文，旧所刊行，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尝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父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绍兴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路常平盐茶公事王珏谨题。

王珏所言的“临川”本，就是他刊刻的底本。所言的“龙舒”本，按道理就是此本，据其所言，应该是曾经作为参校本的。但据赵万里影印本前言，在比较过杭州本与龙舒郡两本之后发现：“龙舒本凡百卷，卷数与杭本同，诗文都按体分类编次……与杭本先诗后文编次迥异。龙舒本内容和薛昂初编本比较接近，在编法上有其独特之处。”又说：“两本互勘，除篇题和字句间的异文层见迭出，应细加抉别，择善而从，或两存外，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两本脱文，可互为校补……二、两本佚篇，可互为缉补。”所以，岛田翰曾言：“则此书（龙舒郡本）高宗时依薛本所入梓也，并王珏所未见矣。”那么，王珏是否确实参考过此本？如果没有参考，是否说明此本在当时就难得？如果曾经参考，则为何其中出入如此之大？凡此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关于这三卷书背的简札与文书，与已经影印出版的《宋人佚简》内容一贯，形式相同。如卷二十第十二叶、第四叶书背，均存“……照会，谨状。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日，专匠蔡青、胡僎。右文林郎司法参军专一提点酒务汪舜举”等内容，都是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的舒州在城酒帐，这些酒帐是关于当地酒务卖酒和衙西店卖酒的会计报告。《宋人佚简》中，收录这类文书二十一件，其中十三件完全者。此两件一则显然只是酒帐的最末叶，若经仔细比对，或者可与现存者璧合。另一则较为完整。两者皆反映了当时地方酒务方面的一些规章制度，如所谓“专匠”，当系掌握酒榷的由地方小官吏充任的“专知”和酒务工作人员“酒匠”的合称。结合其他酒帐，可知这里的蔡青就是酒匠，而胡僎则是专知，两者并举，可以想见作为酿酒的技术人员，酒匠的地位还是较高的。这些酒帐都是格式化文书，但因是日帐，故每天都须登记上报。《宋人佚简》中，收录有与当地小官吏充任的在城酒务主要负责人“专一提点酒务汪舜举”相关者，始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二月十六日，直到隆兴元年（1163）的正月，共计十多件，与此次新发现的这两件，可以互相补充。而这批留有日期的酒帐，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说明了这批公文纸的形成时间，大概截止于隆兴元年。也就是说，这部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最早印刷时间不会早于隆兴元年上半年。龙舒郡的所在，赵万里先生以为：“即今安徽舒城，宋时属淮南西路庐州，南境与舒州接壤。”不过，顾廷龙先生在《宋人佚简》序言中，则依照钱大昕判断利用湖州公文纸所印《北山录》为吴兴官刻本之例，认为就是舒州。李伟国先生则根据这部书背上的简札内容，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舒州太湖县知县管釿致向信：“龙舒五邑，唯敝邑极难料理”。当时舒州辖下，有怀庆、桐城、太湖、宿松、望江五县。从中得知，南宋初人以舒州为古龙舒地，并无疑义。《王文公文集》称龙舒本，刻于舒州，亦确切无疑。

这批公文纸上，既然皆钤有“向氏珍藏”之印，说明这批公文纸是由当时的舒州主官向汮自行收藏的，除非特殊情况，别人不太可能有机会获取。再据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十五：

向汮，开封人……（隆兴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诏右朝请大夫、直秘阁、提举淮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向汮，可特降两官，以汮乘军事之际，托出巡为名，擅离置司所月馀故也。

也就是说，在隆兴二年（1164）下半年时，向汮已经自舒州任上离职，转任苏州提举淮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皇祐三年（1051）到至和元年（1054）间，王安石曾经任职舒州通判。舒州所以刊行王安石之诗文集，是因此系王氏旧游之地。而向汮与王安石一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向汮之父子莘，为曾布之婿。曾氏为王安石姻亲，又经王提携，亦曾任职舒州。故而在向汮离任之际，以本地旧刻《王文公文集》作为离职纪念，也是非常符合常情的。而匆促之际，以任内珍藏的公文纸来印刷文献，显然是最佳方案。如果此说成立，则现存这部《王文公文集》当即印刷于隆兴二年年末之时。另据华东师范大学顾宏义教授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向汮在离职之时，将其所藏的这批公文纸寄存于当地的军资库中。时过境迁之后，有人重印此书，便以库中所存之旧纸印刷。这个假设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纸上“向氏珍藏”一印毫无规律随意乱钤的现象。如果真是如此，那此书的印刷则要更晚一些。不过，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这部书印刷于南宋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总而言之，三卷食旧德斋旧藏龙舒郡刊南宋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的发现，是古籍版本学界的一件大事，不仅可以深化对王安石著作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宋代版本研究、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今后的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