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海峡两岸的《文心雕龙》研究，由于意识形态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两者在宗旨目的和指导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台湾“龙学”在摆脱日本皇民化影响的社会背景下，上承早期的中国文化本位说，顺接当时正在兴起的新儒家思潮，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尊经重史”为指导思想的研究特色。
1949年以后的大陆“龙学”，在延续40年代以来延安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地从‘百家’走向‘一家’，从‘多元’走向‘一元’，这‘一家’‘一元’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它在中国政治文化化的特殊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
。因此，宗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现实目的，就成了大陆“龙学”基本底色。
另一方面，除了强烈的政治对立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之外，由于两岸学者同宗同族，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加之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因此，即使在宗旨目的与指导思想上，海峡两岸的“龙学”也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相反，倒是不乏相似相近、共通互补之处，体现了两岸学者共同发展民族文学的心志术业，也印证了两岸“龙学”是一个整体的显学。例如，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台湾“龙学”尊经重史的指导思想，并非背道而驰。大陆学者在宗奉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也非常重视传统经学和史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着力探讨《文心雕龙》的儒家主导思想和传统史学内涵。《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是大陆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虽然观点不一，但自范文澜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是赞同刘勰是站在儒家古文经学的立场来撰写《文心雕龙》的。
关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王元化说：“近年来，有人提出它是佛家思想，也有人认为它是道家思想。这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保持原来的意见，即认为《文心雕龙》的思想是属于儒家思想体系……分析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要注意两点：一、不能用简单的语汇类比法，即这一著作出现了另一著作曾运用过的词语，就认为这一著作属于另一著作的思想体系。有人论证《文心雕龙》属佛家思想，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是非科学的。词语的借用并不等于思想体系的相同。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思想家都必须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前提。《文心雕龙》同样不能不以前人和他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为前提。”
同时，大陆学者也很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只是与台湾学者更强调史学内涵有所不同，大陆学者更关注的是刘勰的文学史观，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张文勋、杜东枝的《论〈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文艺论丛》1979年第7辑），李文思、李文恕的《刘勰的文学史观》（《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胡大雷的《论刘勰的文学史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9辑），葛红兵、温潘亚的《刘勰的文学史思想》（《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为了系统地探讨刘勰的文学史思想，张文勋还撰写了专题著作《刘勰的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然，也有专门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蒋祖怡的《刘知幾〈史通〉与刘勰〈文心雕龙〉》一文，具体探讨《史通》在史学方面对《文心雕龙》的继承、发展关系。
至于台湾“龙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宗旨，也与大陆“龙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文化的研究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日见冷落；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次灾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加强思想文化研究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80年代初，大陆开始出现“文化热”，至80年代中后期进入全盛状态。但是，这次“文化热”渐渐向西方文化倾斜，以致后来演变为否定传统文化。至9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文化热”，这次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故伴随着“国学热”。不过，大陆“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与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不无关系，海峡两岸实际上形成了“合作或竞争的关系”。诚如龚鹏程所言：“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形势丕变。……当局固然努力以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旗号号召四海；知识界也透过寻根热、文化热、国学热，来重新省思自我。这时，两岸间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便成为合作或竞争的关系了。”
在此“文化热”与“国学热”浪潮的影响下，大陆的“龙学”也开始关注《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些论者有意识地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张少康的《〈文心雕龙〉与我国文化传统》（《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和《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求索》1997年第5期）、李欣复的《从文化学看〈文心雕龙〉》（《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李时人的《“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1期）、刘凌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文心雕龙学刊》1992年第7辑）、朱良志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文化学意义》（《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李平的《论〈文心雕龙〉的文化意蕴》（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999年第2期）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而这方面后续性的发展，正方兴未艾。1998年《文心雕龙》第六次年会提交的二十篇论文中，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论文就有三篇。
大陆“龙学”宗奉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当然不会简单地出现在台湾学术界。但是，台湾思想文化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交织的现实状况，使得其意识形态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各种思想思潮的此消彼长、相互更迭，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提供了可能，而且这种渗透甚至反映到台湾文学上。龚鹏程对此曾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学者关杰明发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展开了对现代文学进展路向的质疑，随后又有“唐文标事件”，而以《文季》为主的批判现代主义风气也逐渐兴起。他们既反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又反对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批判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殖民。因此，他们的立场是在传统与西化之间，站在这个社会现实上写作的。“此或冠以民族主义文学，或冠以社会写实文学之名，而实质上则是有一部分马克斯社会理论、有一部分民族意识的奇异糅合。一如六二年高上秦编《龙族评论专号》所得到的结论：‘就时间而言，期待着它与传统适当的结合；就空间，则寄望于它与现实的真切呼应。’由此蓬勃兴起的社会写实主义、乡土文学，大抵均属此一脉络。”
而大陆“龙学”古为今用的研究目的，则与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遥相呼应，殊途同归。对此，王更生有明确的说明：“《文心雕龙》既是通古今之变的，我们有理由借用其文论思想与现代的文艺思潮相结合。如刘勰评六朝文家的‘竞古疏今，好奇反经’，‘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流弊，在今天的文坛上，仍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活跃着，三民主义的文艺思潮，要我们写出以国族为背景的作品，而《文心雕龙》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二者又若合符节。今天社会所要求于作家者，是以健康、活泼、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以振奋人心，淬励士气，而《文心雕龙》即云‘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这种去泰去甚的信条，正是一个健康文学必循的途径。所以有志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同好，得刘勰之说而行之，则中国当前的文艺创作，才能推《文心》之至理，有不竭的源泉。”
而其《〈文心雕龙〉在国文教学上的适应性》一文，则是《文心雕龙》古为今用的具体探索之作
。另外，新生代学人沈谦也非常重视运用《文心雕龙》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当代文学评论，《期待批评时代的来临》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具体成果。李瑞腾曾有这样的评价：“沈先生研究《文心雕龙》，关心现代文学批评，依我看，到目前为止，把《文心雕龙》应用在当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系统的建立，应用得最好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