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情缘结契 “中华本”学术担当
——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小南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庆贺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

作为历史学的从业者，多年来，我们都是中华书局的忠实读者；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都得到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著述的滋养。无论史籍还是今人著作，在我们学术道路的选择上，都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从个人来说，先父和我与中华书局有两代人的不解情缘。先父邓广铭的经历，也体现出一代学人的学术历程。他曾经说，1920年他进入高等小学之日，所用课本都是中华书局编印，使他得以接触近代的启蒙教育。19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也受益于中华书局的各类出版物。1950年代，先父参与了《资治通鉴》“唐纪”和五代部分的整理、校点，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他作为历史组成员，更加深了与中华书局的关系。1960年代初期，他与聂崇岐先生商议，在中华书局的支持下，物色人员，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也是在这段期间，他有了人生中唯一的一位工作助手，编制也是放在中华书局。

1967年6月至11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先父一度在中华书局从事《宋史》的整理点校工作，那是他作为“反动权威”而得以喘息的一段短暂时期。值得提及的是，先父当年在北大的同班同学、一生的挚友傅乐焕先生，当时正参与《金史》点校，不幸惨遭迫害，不堪屈辱而投湖自尽；他未完成的工作，则由大学时期的另一密友张政烺先生接手。在每日貌似平静的学术工作中，往日同窗内心涌动的悲恸，后人不难想见。我父亲还曾痛心地回忆过另一件事，说中华书局前总经理、前总编辑金灿然先生，晚年精神恍惚后，有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对售票员说，要去北京大学找邓广铭。由此也可以窥见当年中华书局领导与北大教授间的深挚情谊。

我父亲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悼念金灿然同志，说他“有胆有识，能够站到高处，看到远处。对于他所担负的职务，对于振兴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于发扬我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他是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改革开放后由中华书局的代代同仁继承和发扬起来。1980年代后期，我父亲整理点校的《涑水记闻》《陈亮集》都是在中华书局出版。他不仅是中华书局的作者，也多次作为审稿人、评议人，直言不讳地提出各类建议与意见。在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及顾问期间，也一直与中华书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这辈人，少年时期大多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进入历史专业，又是读着标点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成长起来。今天，在我们的案头上、书柜中，都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类史籍和研究著述。提到中华书局，师友们通常简称为“中华”，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书局一向承载着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多年来，在学人心目中，“中华本”亲切而值得信赖。我的同事刘浦江，英年早逝，在交代后事时，他叮嘱所有的著作要交给中华书局出版。我个人的第一本论文集《朗润学史丛稿》和修订版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承蒙中华书局不弃，也在这里出版。

今天的中华书局，出版品丰富程度远超以往：既有古籍整理，又有人文著述；既有著作板块，又有期刊方阵；既有享誉学界的《文史》，又有面向大众的《文史知识》……中华书局紧跟时代趋势，既有众多优质纸本出版，又有各类开放的数据库，向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电子资源和研究的便利条件。

学界都了解，好的学者，才能成为好的编辑，需要有积累，肯用心，能鉴别。学术出版机构的主持者，通常是学术型出版人，是专家型领导；编辑也大多是专家型编辑，兼擅“精”与“通”。中华书局许多同仁，本身即是优秀学者，却甘于长期埋头“为他人做嫁衣”，这种精神在今天尤其值得钦佩。

最后想说的是，好的出版机构对于优秀民族文化建设的意义，绝不亚于高校。学术出版肩负着引导学术方向、保证学术质量的责任。优秀的出版社，应该确保品质，“做一本，成一本”；应该是凝聚学人的平台、核心议题的发源地、提升学术水准的标尺。今天的出版界，面临种种压力与挑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相信中华书局会赓续110年学术积累的历程，不负学界期待，持续推进中华学术的不断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Z+D2Y2ojX/pXOPanwIKrI/d4cchtVvLby9/1Ah7ZC2Jd0QkzJS87RV7OCi3Qf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