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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一部作品是否不朽，得由时间这一终审法官做出最后的裁决。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情况的确如此，十年，二十年前的一些炙手可热的作品，到了现在，不是被时间虫蛀蚁啃得千疮百孔，就是早已销声匿迹，或者成为嘲讽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没有兴趣作更多的补充。在这里，我想谈谈另一个暧昧得多的话题，那就是时代。
如果说，钟表的刻度象征着时间的流动，那么，时代的嬗变则构成了历史的延续。说得简单一点，我们是依据不同时代的具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隐喻关系来把握历史的。对于文学史的作者来说，如何选择构成文学史脉络的“经典”，无疑会受到时代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大致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时尚，大众的欣赏趣味以及作者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越是稳定，这种稳定的结构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历史描述的争议也越少。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革命”和“转型”越是剧烈，对于重写历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就越是迫切。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似乎一直处于“转型”当中，迄今仍没有任何“定型”的迹象，社会尚且无法找到自身的确定性，个人夫复何言？在文学史不断的重写中，作家亦如过江之鲫，几乎每五年、十年风尚便为之一变。
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很多。据说，一个作家是否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其作品是否能够成为记忆的核心和纽带极为重要。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安德里奇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经典性”。
如果抽象地来看，弗兰兹·卡夫卡的文体风格也许并不是作者本人的首创，但他却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这与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普遍的沮丧、怀疑与绝望情绪有关，因为卡夫卡的作品（不管他本人的意愿如何）恰如其分地象征了那个时代，构筑了记忆的平台，而他之前的先驱者们所缔造的“传统”亦随之复活。到了今天，随着人类对大战的恐怖记忆渐渐淡漠，享乐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读者对卡夫卡的作品显然也不怎么热衷了。
其次，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是：作家的“不朽”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可阐释性”，这种说法亦已成为不易之论。塞万提斯如此，福楼拜如此，而普鲁斯特、乔伊斯恐怕更是如此。它们的合理性在于，作品在不断地被重新阐释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使作品与不同时代构成了重要的联系，从而使它们自身的活力一次次被激发出来，从而使作品成为“经典”。问题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作品都是“可阐释的”，为什么此厚彼薄，命运不一？另外，对作品的“可阐释性”过分强调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区，似乎作品自身的文体特征越是明显，越古奥怪异，其获得阐释的机会就越大，我最近重读废名的小说时，常有一个疑问：与詹姆斯·乔伊斯相比，废名的作品并不缺乏所谓的“可阐释性”，可两人在文学史地位之悬殊却不可以道里计。我想，乔伊斯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与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文体革新实际上是文化哲学、价值伦理、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暗喻。说到底，他们代表的是强势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废名的写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背离、反差却注定了他的“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时代选出一位代言人，这个人只能是鲁迅。鲁迅的写作不仅与他所处的时代声气相通，血肉相连，而且由他而引发的种种“话题”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入历史的生长，在我们的意识与文化记忆中打进了坚硬的楔子。鲁迅之不朽，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们今天尚无法忽略他的存在，无法将他遗忘，甚至无法绕过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纯文学”这样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文学品位”的高低只不过是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前提，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单从品位上说，我并不认为王之焕、李商隐一定比李、杜逊色，或者说荷马一定胜过奥维德；从个人阅读趣味上说，我也不认为张爱玲一定比鲁迅差。但我仍认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排序是恰当的。
一个作家如果过分地关心他在未来的“不朽”，实在是一种变相的疯狂。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里，尤其如此。作品之“不朽”，作家个人的能力自然重要，而更多是由其作品所承载的信息的生命力决定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不会消耗自己，反而会在不断的阅读中丰富自身，这并非是具体的个人所能想象的。与时间相比，时代的因素的确带有盲目性，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偏执”和“天理”，有时候，再强，也强不过“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