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文体和结构

有些作家，譬如海明威和辛格，他们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结构的安排上并无多大不同。故事单纯，叙述简洁，节奏明快。因此有人认为，《永别了，武器》或《卢布林的魔术师》算不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充其量只是短篇小说的延展而已。而对威廉·福克纳这样的作家来说，即便是短篇小说，其结构也相当复杂。《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堪称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但假如有必要，作家完全可以将它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哥特小说。

假如我们仅仅从篇幅的长短来界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体裁，将使我们忽略掉小说史上许多饶有趣味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在安排长篇小说的结构时，自然会考虑到多种因素：

故事的长度、作品的容量、主题的复杂程度，等等，它还涉及作家对长篇小说艺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某种固有的信念、哲学观、传统的文化形态的影响。

不管海明威眼中的现实多么复杂和混乱，他也只能用一种明晰的方式去描绘它。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设置复杂故事结构的能力和耐心，而是决定于这种复杂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它取决于作家的天性对于“明晰”和“丰富”所做的自然选择。因此，我们宁愿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长篇小说的结构是简洁还是复杂，其容量是深厚还是单纯，叙事节奏是明快还是烦冗，往往是一个作家的境遇、天性和世界观所决定的。尽管海明威对列夫·托尔斯泰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无法想象他能够写出《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

美国学者万·梅特尔·阿米斯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法国和意大利的长篇小说大多写得精致、优美，而德国和俄国的作家则更有史诗的气概，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故事复杂，人物众多，场景变化纷繁复杂，但在结构的安排上仍然显示出一种惊人的简洁。《人间喜剧》具备了史诗般的规模，但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史诗。意大利人与法国人很相似，按照阿米斯的观点，他们只擅长写短篇和中篇小说，而在德国和俄国，歌德、托马斯·曼、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复杂性，他们的作品通常有着两个以上的主题。至于造成这样一种区别的原因，阿米斯的结论是：

法国和意大利人因受一元论哲学的影响，他们眼中的世界图景是单纯而统一的，而德、俄作家则信奉二元论哲学，并不是说托尔斯泰一定要将其作品尽可能写得复杂，而是世界呈现在他视线中的图像本来就是复杂的。

阿米斯的这一观点是否武断、草率，我们暂不评价，他提出的这一问题确实可以启发我们随后的思考。

假如我们顺着他的思路再作进一步的比较，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给世界文坛贡献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体家。福楼拜、安德烈·纪德、普鲁斯特、西蒙、罗伯-格里耶的出现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形式，从而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结构和面貌。与德、俄作家相比，他们更注重作品的文体、独创性、结构内在的统一性。福楼拜一直致力于小说形式的纯粹性和完美程度，更注重叙述节奏，语言的准确性，以期望小说能够具备真正的诗性，在语言的完美程度上和诗歌并驾齐驱。而他的众多追随者则将这样一种小说美学更加具体化，普鲁斯特充满诗意的写作崛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小说派运动，也是在形式实验的旗帜下展开的，其主要成就也表现在文体上。《窥视者》和《追忆似水年华》既是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小说美学的教科书。如果我们要在法国作家中找到几位杰出的思想家，则要困难得多。阿尔贝·加缪似乎具备了一个思想家的素质，可他精神上的导师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

相比较而言，歌德、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假如一位初学写作的人热衷于文体和修辞，《复活》和《罪与罚》大概都不是他首选的教材。他们对文体考虑甚少是因为他们有信心通过思想的光芒统一全篇。我们注意到，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写作《白鲸》时就对文体进行了周密的考虑，而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二十世纪的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文体的完美性依然漠不关心。《魔山》一书在叙述上沉闷、缓慢，结构松散而随意，使得很多人对它在小说史上的崇高地位表示怀疑。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对托马斯·曼表达了足够的尊敬，但字里行间似乎对《魔山》仍有所保留，也许有人认为《魔山》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体芜杂而沉滞，但无人能够否认德、俄作家在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未来小说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我们也许已经看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长篇小说，其背后也一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注意到这种不同标准在理论界显示出统一的迹象，其明显的特征就是将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小说类型加以分别对待。王蒙先生曾说，短篇小说是一门艺术，而长篇小说并非纯粹的艺术类型。他的这一观点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

当然，围绕着两种不同类型的长篇小说的争论同时也在呼唤着另一种全新的长篇小说观念的出现：既注重史诗般的规模、全景式的描述方法，也注重文体的形式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南美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显示了这一趋向。

比照阿米斯的观点，中国的哲学观念既非一元论，亦非多元论，而是一而多，多而一。《红楼梦》的写作正是这种哲学观点的完美体现：它的内容深邃、寓意丰富、场面壮阔，同时也充满了文体上的警觉。我认为，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趋势，而其形式的真正成熟也许依赖着一种全新的创作方法的出现。

1996年3月13日 drCClOTXGOusoDb6N9O+Zx6GMyX8zhiNHi27ChrN9mRfjxfgS8zFVEIC/WPVki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