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

从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到763年（代宗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吊死在温泉栅（河北滦县南）的林中，安史之乱整整延续了七年零三个月。这变乱发生在唐中叶，给唐代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政治和经济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政治上，李氏的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再也抵制不住强悍的外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的战乱，生产力大大降低，而政府对于人民的剥削反倒有加无已，致使社会的贫困一天比一天加深。这一切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杜甫也在这些诗里发扬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此后唐代的诗歌便脱去了彩色斑斓的浪漫的衣裳，有一部分走上现实主义的朴质的道路。

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是玄宗派往镇守东北边疆的节度使，但他们都是外族：安禄山的父系是中亚月氏种，史思明是突厥种，他们的部下大部分也是胡人。所以安史之乱，从他们的官职来讲，是一种内乱，从他们和他们部属的出身来看，本质上是种族的斗争。

这时国内因为数十年太平无事，人民不知刀兵，兵器在各地的府库里都生了锈；全国的兵力只是长期屯在西北的边疆，防御吐蕃。所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驱南下，不满两个月便攻下洛阳。就是封常清、高仙芝那样的大将，也都败的败，逃的逃，无法抵制胡人的攻势。幸而到了洛阳，安禄山忙着做大燕皇帝，他的军队虽已逼近潼关，却不曾积极进攻。杜甫在756年五月，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到了白水，寄住在他的舅父崔顼的高斋中。他眼前还是平静的泉声松影，可是他觉得山林中仿佛有兵气弥漫，水光里闪烁着刀锋。这时哥舒翰正统领二十万河陇的士兵扼守白水以南的潼关，杜甫的朋友高適也在军中。杜甫对哥舒翰有相当的信任，他认为在潼关前胡羯并不是抵御不住的强敌，因为正月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初次攻打潼关时，曾经被哥舒翰击退。但事实上哥舒翰患病多年，智力衰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终日饮酒赌博，使娼妇们弹奏箜篌琵琶取乐；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在六月里哥舒翰出关反攻，在灵宝西原与崔乾祐军会战，三天的工夫二十万人便全军溃败，六月九日潼关失守，附近各地的防御使都弃职潜逃。白水自然也沦陷了，杜甫在局势急骤的转变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于是我们看见这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掺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次逃亡，起于仓卒，人人争先恐后，杜甫由于过分的疲劳，陷在蓬蒿里不能前进。这时和他一同逃亡的表侄（他曾祖姑的玄孙）王砅已经骑马走出十里，忽然找不到杜甫，于是呼喊寻求，在极危急的时刻把自己乘用的马借给杜甫，他右手持刀，左手牵缰，保护杜甫脱离了险境。十几年后杜甫在潭州遇到王砅，回想过去这一段共患难的生活，他觉得，当时若没有王砅的帮助，也许会在兵马中间死去。他向王砅说：“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后来他与妻子会合，夜半经过白水东北六十里的彭衙故城，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啼哭，男孩只采摘路旁的苦李充饥。紧接着是缠绵不断的雷雨天气，路径泥泞，没有雨具，野果是他们的糇粮，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夜间寄宿的屋椽。走过几天这样的路程，到了离鄜州不远的同家洼，友人孙宰住在这里，当他在黄昏敲开孙宰的门时，面前展开了一幅亲切而生动的画图：主人点起灯烛迎接这一家狼狈不堪的逃亡者，立即煮水给行人洗脚，还忘不了剪些白纸条儿贴在门外给行人招魂。两家妻子彼此见面，主人预备了丰富的晚餐，把睡得烂熟的孩子们也叫醒来吃。这段遇合，杜甫在一年后写在《彭衙行》里，真实而自然，和他后来许多五言古诗一样，作者高度地掌握了这种诗的形式，发挥他写实的天才，无论哪一代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感到一片诚朴的气氛，诗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眼前。

他在同家洼休息了几天，把家安置在鄜州城北的羌村。由于长期的淫雨，鄜州附近的三川山洪暴发，淹没了广大的陆地，远方是兵灾，眼前是洪水，他喘息未定，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

当杜甫从白水到鄜州在起伏不断的荒山穷谷里奔波时，玄宗也在六月十二日夜里，隐瞒着长安的人民，带着他的贪污宰相和贵妃走出延秋门，逃往西蜀。中间经过马嵬坡事变，等到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肃宗）即位灵武，在草莽中开辟朝廷，受不满三十人的文武官员朝贺时，杜甫早已到了羌村。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亨身上。八月洪水落后，他便只身北上延州（延安），想走出芦子关（陕西横山县附近），投奔灵武。可能他刚一起程，胡人的势力便膨胀到北方，鄜州一带陷入混乱状态。他一家经过这么多的艰难跋涉，终不免沦入胡人的势力范围。他在路上，不能进也不能退，被胡人捉住，送到沦陷的长安。也许因为他当时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声名，胡人并没有把这年龄才四十五岁便已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的诗人看在眼里。他在长安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也没有和长安一般的官吏一样被送到洛阳，逼使投降。但他自己也设法隐避，下了一番主观的努力，才能使敌人不注意他，所以史书里这样称赞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

不过两三个月，这雄壮整饬的京城完全失却了它往日的面目：旧日统治者的宫殿府邸，有的被焚烧，有的住满了胡人。宗室嫔妃以及跟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们留在长安的家属都一批一批地被杀戮，血流满街，婴儿都不能幸免。但偶然也有杀剩下的“王孙”，隐藏在荆棘丛中，再也不能享受“朱门”里的生活，想卖身给人做奴隶都不可能。胡兵胡将，彼此庆祝成功，把御府里多年从民间搜刮得来的珍宝用骆驼运往范阳。杜甫旧日的朋友和他投赠过的达官贵人自然也都星散了：有的随着玄宗投往西蜀（如韦见素、房琯），有的被虏到洛阳（如王维、郑虔、储光羲），有的投降了（如哥舒翰、张垍）。只有长安的人民，终日过着水深火热的、恐怖的生活。

胡人刚入长安时，声势浩大，兵力所及，往北过了鄜州，往西到达陇山。玄宗受了四十几年人民的供养，在临危时率领着他的左右亲近逃掉了，抛下了走不动的人民日夜受着胡人任意的摧残。长安附近的人民担受不起胡人的骚扰，就自动组织游击队伍，反抗胡人，这里受了挫折，那里又起来，使胡人的势力范围渐渐缩小，北不过云阳（陕西泾阳北），西不过武功。这对于唐军的反攻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使长安人民时常互相惊呼：“官军到了！”事实上，反攻的实力也在逐渐南移。八月里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着牵制胡人后方、在河北收复了许多郡县的朔方军回到灵武，肃宗才获得一批基本的军队，九月把政府迁移到顺化（甘肃庆阳），接受玄宗遣派韦见素与房琯从成都送来的宝册，十月迁至彭原（甘肃宁县），派房琯率兵收复两京。房琯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而不务实际的读书人，他把军队分成三路进攻，中路和北路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咸阳东的陈陶斜与安守忠交战，一天内全军覆没，四万人的血染红陈陶广泽，逃回去的不到几千；南路于二十三日又在青坂大败，裨将杨希文、刘贵哲都投降了敌人。胡人得胜归来，在长安市上痛饮高歌，这使长安的人民多么痛苦，多么失望！杜甫亲眼看见这个景象，写出两首名诗，一首是《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

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

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

仍唱夷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

日夜更望官军至。

张忠纲《杜甫集》：诗以实录反映了唐军惨败、叛军气焰正盛的形势，以典型的画面凸显了人类战争的残酷。表现的不仅仅是诗人对时势变化的关注，更主要的是无数生命的毁灭在诗人内心造成的强烈震撼，及由此而产生的深沉的忧患意识。这首悲歌，在艺术处理上做到了明写与暗写、实写与虚写的高度统一，即将陈陶激战及其后果、诗人爱憎和民心所向统一了起来。

在另一首《悲青坂》里他说，人们虽然盼望官军，反攻却要等待条件的成熟，不要焦急：

焉得附书与我军，

忍待明年莫仓卒！

杜甫在胡人中间，终日密切注意长安以外敌我势力的消长，以及山川的形势。他觉得陈陶战败，只是反攻中的一个挫折，不发生决定作用。重要的反倒是人们不注意的、远在延州以北的芦子关。边兵都调去东征，那里防守空虚，万一在山西的胡将史思明与高秀岩乘人不备，向西攻入芦子关，就可以直捣反攻的根据地。他苦心焦虑，为迢迢数百里远的芦子关警惕着，他说：

芦关扼两寇（史与高），深意实在此。

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塞芦子》

他困居长安，从秋到冬，从冬到春，除去为国家焦愁外，自然也时常怀念他的家属：远在钟离（安徽凤阳附近）的韦氏妹、滞留平阴（在山东）的弟弟、鄜州的妻子。他长久得不到家中的消息，并且听说胡人到处残杀，一直杀到鸡犬。他寄给他弟弟的诗里说：

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

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

——《得舍弟消息》之二

他在月下怀念他的妻子：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

张忠纲《杜甫集》：《月夜》写离乱中的两地相思，构思新奇，情真意切，明白如话，深婉动人，真可谓天下第一等情诗。首联点题，起势不凡。入手即从对面着笔，不言我在长安思念家人，却说家人在鄜州望月思我，蹊径独辟。颔联流水对，用笔尤为隐曲委婉，寓意深微。“未解忆”，含两层意：一是儿女尚小，不知道想念身陷长安的父亲；二是小儿女天真无知，不懂得母亲看月是在想念他们的父亲。以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闺中只独看、独忆，突出首联“独”字，益见深情苦忆。颈联着力描写想象中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雾湿云鬟，月寒玉臂，语丽情悲。“湿”字、“寒”字，见出夜深，衬出闺中伫望之久，思念之切，虽“云鬟湿”“玉臂寒”而不知，可谓忘情之至也。尾联以希冀重逢作结。“泪痕干”，则今夜泪痕不干矣！“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明矣！今夜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则愈益不干也甚矣！

他个人的生活与心境充分表达在那首人人熟悉的《春望》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这样的春天，他有时潜行曲江，看见细柳新蒲又发出嫩绿，但是江头的宫殿都紧紧关闭着，由眼前的萧条想到当年的繁华，在胡骑满城的黄昏，写成一首《哀江头》，给曲江唱出哀婉动人的挽歌。事实上，曲江从此也衰落下去，失却了它旧日的风光，直到835年（文宗太和九年）人们才重新疏浚池沟，修建亭馆，但无论如何，也唤不回来开元、天宝时期的盛况了。

757年（至德二载）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死；二月，肃宗从彭原南迁凤翔。由于这两个事件，情势有了转变：一些被胡人俘往洛阳的官吏都偷偷地回到长安；而许多沦陷在长安的人又设法走出长安，逃往凤翔。当杜甫正在计划逃往凤翔时，郑虔从洛阳回来了。这位“广文先生”被胡人任命为水部郎中，托病没有就职；如今回到长安，在他的侄子郑潜曜的池台中与杜甫相遇，二人悲喜交集，春夜里又一同饮酒舞蹈，但是情调和三年前领太仓米时迥乎不同了。最后杜甫终于成行，行前他在怀远坊的大云经寺里住了几天，躲避胡人的耳目，寺里的僧人赞公曾经赠给他细软的青履与洁白的巾。四月里的一天他走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这回出奔，他冒着很大的生命的危险，因为那时有一股胡人在安守忠与李归仁的率领下从河东打到长安的西边，屯兵清渠，与潏桥的郭子仪军相持。他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不能走大道，只能在山林中间选择无人的崎岖小路前进。他随时都要担心被胡人捉住，自己觉得像是暂时存在着的人，走一刻便算是活了一刻。走到望见了太白山上的积雪，快到武功时，才渐渐脱离了危险，他把当时的心境写在这样的诗句里：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之二

又说：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之三

一年后他离开长安赴华州，再出金光门，还提到逃亡时提心吊胆的情形：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他到达凤翔，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肃宗。五月十六日肃宗派中书侍郎张镐传命杜甫，任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职务是供奉皇帝，看见皇帝的命令有不便于时、不合于理的，就提出意见，同时还有举荐贤良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却由一个“从八品上”的官员充当，好像是一种讽刺，这说明皇帝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谏臣，这只不过是他身边的点缀。但杜甫一得到这个职位，便卷入一件长期的政争里，这事影响他后半生的生活，后来他寄居秦州，滞留西蜀，都和这件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房琯自从陈陶败后，本应论罪，由于李泌的营救，肃宗仍然叫他做宰相。他有丰富的热情，喜好宾客，诗人贾至、后来与杜甫有密切关系的严武都和他有深厚的交谊。他崇尚虚名，好发议论，不切实际，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政府里有另一派官僚，如贺兰进明、崔圆等，专门在个人的利益上作打算，都和房琯结怨，在肃宗面前说了许多不利于房琯的话。房琯常称病请假，不理政务，终日只谈论着佛家的因果与道家的虚无；同时又嗜好鼓琴，谣传他门下的琴工董庭兰往往收人贿赂，作为朝官与房琯会面的媒介，更构成他的罪名。因此他渐渐被肃宗嫌厌，张镐尽量给他辩解，也没有效果，他终于在五月被贬为太子少师。杜甫受命左拾遗时，这房琯事件正发展到最紧张的阶段。杜甫只看到房琯少年时享有盛名，晚年成为“醇儒”，每每谈到国家的灾难，就义形于色，而没有看到房琯不切实际的工作态度，同时又觉得那些攻击房琯的人行径更为卑污，于是他就执行拾遗的职权，不顾生死，上疏援救房琯。措辞太激烈了，引起肃宗的愤怒，肃宗令韦陟、崔光远、颜真卿审讯杜甫。审讯后，韦陟说杜甫的言辞虽然狂妄，但不失谏臣的体统，于是肃宗对韦陟也表示不满。幸有张镐营救，才在六月一日，宣告无罪。

凤翔一带常有胡人的间谍出没，成为严重的问题。有侍御吴郁，每逢处理间谍时，必认真剖析，分辨黑白，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肃宗贬往长沙。杜甫本来应该替吴郁辩白，但刚刚受了房琯事件的打击，只有任凭他含冤受贬，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他在从秦州到同谷的途中，路过吴郁的故乡两当县，访问吴郁的空宅，深深感到良心的谴责，他说：“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虽然如此，他并不甘心做一个空头的拾遗，他在讽谏上受了挫折，举荐贤能的任务他却不肯放弃。这时岑参从酒泉来到凤翔，他便在六月十二日与他的同僚联名推荐。此外他写了不少赠别诗，送郭英乂往陇右任节度使，送杨某出使吐蕃，送友人们到汉中、同谷、武威、河西等处任判官，杜甫都就每个人不同的身世与交谊的深浅来提醒他们在这紊乱时代中应负的责任，并且指出那些地方在国防上或财政上的重要性。

短短的三个多月，杜甫念及两京沦陷，人民痛苦，他忠实于他的职责，肃宗看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物，于是在八月里命他离开凤翔，回鄜州探视妻子。杜甫刚到凤翔时，本可以回家探视，但因为初受拾遗，不忍开口说回家，如今放还，在他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失败，却给了他一次回家的机会。

这年又是一秋苦雨，直到闰八月初一，才云散天晴，杜甫也在这一天起程北征。当时凤翔的官吏每天只能求得一饱，衣马轻肥当然都提不到，杜甫也置办不起朝服，只穿着一领青袍，并且因为正在准备收复两京，公家和私人的马匹都收入军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凤翔城外——

青袍朝士最困者，

白头拾遗徒步归。

——《徒步归行》

一路上阡陌纵横，人烟稀少，遇到的不是伤兵，便是难民。经过麟游县西的九成宫，入邠州境，路途更为艰难，以养马闻名的李嗣业正镇守邠州，杜甫向他借得一匹马代步。再往前走，但见猛虎当前，崖石欲裂，山路旁开着今秋的菊花，路上印着古代的车辙。各样无名的山果，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他看见自然界里只要是雨露所沾润的草木，不管是甜的苦的，都结了果实，而他自己四十六年的岁月，却依然是毫无成就。在宜君附近玉华宫前的蓬草中，望着这座日渐腐朽的建筑，又感到生命的无常。快到鄜州时，更是一片凄凉的惨景：桑树上鸱鸟哀鸣，草莽中野鼠四窜，夜深时经过战场，寒冷的月光照着死者的白骨。

晚霞绯红，白日沉落天边时，听到一片鸟雀的喧噪，杜甫回到了羌村。经过一年的失散流离，如今活着回来，把走入家门时的景象戏剧地写在三首题名《羌村》的五言诗里：他的妻子看见他，是——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他的孩子们看见他，是——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邻人听说他回来了，都爬满墙头，唏嘘感叹。到了夜半以后，还不能入睡，这出乎意料的重逢，使人难以置信，觉得像是在梦里一般。杜甫对这情景写出那常被宋代词人借用的名句：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第二天早晨，邻家父老都带着酒来看望这一度生死未卜的归人，他们一边倒出酒来一边说：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这次回家使他写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名篇《北征》。这两篇诗是杜甫的代表作，它们的相同处是同样用高度写实的技巧写出旅途的经历与家境的穷困；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叙述了大乱前人民的痛苦、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后者则表达了他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如调度合宜，足能有充分的力量收复两京，恢复中原，向回纥求援会惹出无穷的后患。——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前者用了自然平易的语言，读者容易了解；后者的诗句则比较艰深，不是人人所能接近的。虽然如此，《北征》中叙述他回家时家庭情况的那一段，每个读者读了都会惊讶杜甫具有怎样一种卓越的写实的才能：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

海图（旧衣所绣）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水神，旧衣所绣）及紫凤（旧衣所绣），颠倒在裋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

张忠纲《杜甫集》：北征，即北行。因鄜州在凤翔东北，故曰“北征”。全诗140句，700字，是杜集中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诗以归途中和回家后的亲身见闻为题材，以陈述时事为主，表达了诗人对政局的见解。作者把国家大事与个人遭遇相结合，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全诗可分为五大段：……从“况我堕胡尘”到“生理焉得说”为第三大段，写归家以后的悲喜情况……这是杜甫最有名的巨制之一，铺陈终始，夹叙夹议，笔势曲折，描写细腻，结构完整，充分体现了杜诗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风格。向被誉为“古今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