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持续的技术引进和低廉的生产成本，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装配型产品制造基地。以消费电子产业为例，多个消费电子产品的产销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手机占全球市场的47%、计算机占40%、彩色电视机更是达到了48%。但是，我国消费电子产业仍以大量出口加工装配品为主，而产业关键的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0%，居世界第一位。广阔的本土市场和经营上过分关注短期市场利益，使我国多数企业只热衷于装配型产品的集成创新，进而使我国企业陷入了有产业无技术的被动境地，始终无法形成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因此，将企业竞争力构建在国内市场需求、成本控制、售后服务和差异化的终端产品设计等非关键环节将使我国企业的技术发展停留在产业低端的大批量装配制造，这势必造成产业外围技术的不断引进和核心技术的缺失，始终无法摆脱终端产品集成能力不强、核心元件主要依赖进口和产业主导设计（技术标准）话语权缺失等深层次问题。而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的工业发展将使我国企业缺乏工业竞争力的源泉，唯有基于本土市场需求特点的产品创新及企业在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上的努力才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路风和慕玲，2003）。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通常远离科学和创新的世界中心，工程技术、专业技能和研究开发相对落后，周边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大学的技术导向不足，同时，其他教育和技术机构装备简陋，尚不具备自主研发的能力（Hobday，1995）。由于后来企业能够以远低于创新开发的成本模仿创新，因此完全没有自主创新，即使现有的专利保护也无法有效阻止模仿创新的发生（Mansfield and Schwartz，1981）。在创新频率较高和技术轨道流动性较强的产业，内部技术开发更为困难，外部技术获取更为重要（Lee and Lim，2001）。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通常采用从其他国家企业获取的技术进入一个新的业务领域，但是在初创阶段缺乏基础的技术能力，如果想获取知识和建立并积累自身的技术能力以具有竞争力和实现对技术领先企业的追赶，必须通过系统的技术学习（Figueiredo，2002）。由此，后来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在市场和技术进入中存在的“搭便车”效应，充分借助技术扩散、规避市场培育及先行企业的错误（Cho and Kim，1998）。获取已经接受发达国家市场测试和证明的外国技术能够降低风险和成本，同时缩短形成新产品创新能力的时间（Kim，1985）。韩国电子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表明，企业成功实践技术学习需要更加注重与外部技术源建立多元的外部连接以学习产品和工艺技术（Kim and Lee，2002）。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主要呈现出外部引进、吸收和改进进口技术的技术发展路径，起始于国外进口技术的使用，发展于产品设计和生产运作知识的积累及由此激发的消化进口技术的有限技术努力，最后在市场竞争和人员能力增长的条件下伴随国外技术的吸收形成了国外技术的渐进改进（Kim，1980）。因此，积极利用外部技术获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后发技术追赶。

目前，我国仍处于大规模外部技术获取的阶段，1999—2006年，我国累计引进技术近6万项，合同金额超过1200亿美元，技术费比例逐年增加，这意味着我国企业的外部技术获取正由形成生产能力的设备引进逐步向构建企业持续技术发展能力的软技术获取转变。近年来，设备费占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比例从2006年的33%和2007年的23.6%下降到了2008年的13.2%和2009年的13.7%。设备费占技术引进合同金额比例的降低意味着我国企业生产制造能力的持续提升。东亚奇迹的成功就在于达到优秀的制造水平后才有研发活动，因此当创新能力缺乏时生产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源泉（Forbes and Wields，2002）。与简单的生产相比，产品开发技术的获取更为复杂，需建立在对引进产品设计的充分技术学习之上。但是，我国企业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弊端始终未能克服，这已成为技术引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高建，1997）。在典型装配型产业中，我国企业虽然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技术，但技术消化的投入比例依然较低，这抑制了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如表1.1所示，最高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消化投入比仅为1∶0.80，大多数产业在2006—2009年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消化投入比仍低于1∶0.50，最低的仅为1∶0.05，与日本、韩国的技术学习强度差距较大，甚至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外部技术获取陷阱。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技术实施深度技术学习以构建支撑产业自主发展的核心技术链已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这不仅对于我国企业的软技术获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本研究从技术知识观出发探讨外部技术获取中技术知识转化，从而实现技术能力的企业间转移提出了现实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