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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er（1996）认为知识是充满争议的概念，但准确的知识界定能够辨识企业是否拥有更多的重要知识及解释上述知识如何促使企业产生的竞争优势。Krogh（1998）指出认识论将知识理解为对客体或事件构成的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大脑或认知的作用是尽可能准确地反映或模型化客观现实，因此知识都是显性的，能够编码、储存，易于转移；建构论认为知识应理解为建构或创造的行为，存在于我们的体内且与我们的感觉和过去经验紧密相关，由此大多数知识都是隐性的、高度个人化的、无法轻易表达的，难以与他人共享。从认识论视角，Liebfskind（1996）将知识定义为其正确性和有效性经过证据证明的信息，以区别于意见、推论、信念或其他未经证实的信息。
建构主义视角越来越成为知识管理研究的基点。Leonard和Sensiper（1998）认为在商业环境下作为信息子集的知识具有主观的、与有意义的实践和行为紧密相关的、来源于具体经验等特征。Kao（1996）认为知识具体表现为想到一些处理新情境的可能方法，并预测它们的实施过程和判断其效果。Davenport和Prusak（1998）将知识界定为价值观、情境信息、专家观点和特定领域经验的流动组合，为评价和吸收新的经验和信息提供了框架。Giannakis（2008）认为知识是通过个人或组织的解释过程与特定含义紧密相关的信息，其发展和转移均是由特定目的激发的某种技术或能力获取。建构主义的知识定义以人为中心展开知识理解，越来越强调人在知识发展中的主观作用，突出表现为对隐性知识在组织持续竞争优势构建中关键作用的理解。
知识分类也是理解和解构知识的有效手段。Polanyi（1958，1966）首次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认为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编码系统（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像我们在做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明确知道但难以表述。Inken和Dinur（1998）认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区别不应从完全显性和完全隐性的知识两分法来动态理解，而应将知识看作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两端的连续分布，因此，知识类型是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两端的连续图谱。Cavusgil和Calantone（2003）认为隐性知识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员工的策划、技能、习惯和抽象知识，显性知识在个人层面表现为能够轻易传授或记录的知识和技能，隐性知识在集体层面存在于高层管理机制、过去协作经验的组织认同、企业惯例、企业文化和职业素养等中，而显性知识在集体层面存在于标准的作业程序、文档、信息系统和规则中。
Jensen和Meckling（1992）将知识理解为专用性知识和通用性知识，其中专用性知识是要投入很高成本才能在决策主体之间转移的知识，而通用性知识则是转移成本较低的知识，因此专用性知识需要与决策权的授予合一。在知识经济的探索中，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1996）将知识分为四类：一是知道是什么的事实知识；二是知道为什么的原理知识；三是知道怎么做的技能知识；四是知道是谁的人际知识。Quinn和Anderson（1996）将企业知识理解为专业智能，并将其划分为：认知知识是经过广泛的训练和认证便可以基本掌握的特定领域知识；高级技能是将书本学习的认知知识转化为具体实践解决复杂现实世界难题的知识；系统理解是有关特定领域因果关系网络的深度知识，有助于解决更大、更复杂的问题；自我激励的创造性由追求成功的意愿、激励和适应性构成。
Teece（1998）认为可以从编码/隐性知识、使用中的可观测/不可观测、正向（积极）/负向（消极）知识、自治知识/系统知识等角度对知识进行分类，隐性知识是难以采用有意义的和完全表达的方式传递的知识，而完全编码知识则不需要转移太多的具体含义；使用中可观测指可以通过概念模仿和逆向反求获得相关知识，而不可观测则是无法通过概念模仿和逆向反求获得的；正向（积极）知识能够指引企业重点关注具有前景的研究领域，以规避研究中可能的技术失败。同时，在技术失败中获得的负向（消极）知识也有助于企业向可能的前景领域分配资源；自治知识是其所嵌入的系统不需要太大改变便能产生价值的知识，而系统知识则需建立在其他子系统发生改变的基础上。
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具有难言性和系统嵌入性，因此更加专用化、更加难以表达和观测。Lubit（2001）认为隐性知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从经验中无意识获得的，并将隐性知识划分为难以表达的技术诀窍、心智模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组织惯例。Zander和Kogut（1995）将隐性知识划分为个人层面的有意识知识（可以编码，并作为符号的组合能够被其他人使用）、无意识知识（自然发生的隐含型知识，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和组织层面的集体知识（具有社会的和共有的性质）。
在组织内，知识具有不同的载体形式。Walsh和Ungson（1991）认为组织中的知识存在个人成员、职责与组织结构、组织的标准操作程序与实践、组织文化及工作地点的物理结构5类知识载体，而对知识转移的测量可以从上述五个方面的改变系统考虑。Zack（1999）认为知识在组织内主要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嵌入行为、程序、软件和设备，记录于各种文件或存储于数据库和在线仓库。Argote和Ingram（2000）从知识载体的角度认为组织内的知识存在成员、工具和任务三个最基本的组织要素，成员代表组织的人员构成；工具包含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是组织的技术构成；任务反映了组织的目标、意图和目的，以上述三个基本要素为基础，组织系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组织知识网络，它们分别是成员—成员网络（社会网络）、任务—任务网络（任务顺序或惯例）、工具—工具网络（技术组合）、人员—任务网络（组织分工）、人员—工具网络、任务—工具网络及复杂的人员—任务—工具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