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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edoorn（1990）依据组织间相互依存度的大小对合作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合资、成立研究企业是技术转移中组织间相互依存度最高的方式，而单方向技术流动、第二技术源和技术许可是技术转移中组织间相互依存度最低的方式。Vinod和Uma（1994）认为技术可以通过直接国外投资、合资、交钥匙工程、资本品购买和技术协议与合作等多种方式实现转移。Montes（1997）认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许可协议与直接购买、国外资本品购买、外商直接投资、交钥匙工程和国际技术支持的方式获取外部技术。Lado和Vozikis（1996）在研究中将技术转移的方式划分为市场媒介型、纵向扩展型和混合型，其中市场媒介型包括技术双方间的出口交易和现货交易，纵向扩展型主要指在技术输入国建立全资运营机构，而混合型则包括技术许可协议、合资、合作生产协议和联合研究开发等；并对比了全资模式和联盟模式，探讨了技术转移的内容与环境、技术受体的吸收能力和技术输入国的发展水平对技术转移方式选择的影响。
Teece（1977）认为技术转移成本由技术输出者及所转移技术的特征、技术从初始商业化到转移时的年限和使用该技术的企业数量、技术接收者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接收者的企业规模及研究与开发投入等共同决定，此外，技术接收者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是关键。Malairaja和Zawdie（2004）认为技术转移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引导创新和促进技术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大多以支持现有技术为目标，而不是挑战主流知识或基于主流知识的技术构建。Amesse和Cohendet（2001）认为传授能力和接受能力的缺乏、较大的知识距离、有限的接触和用于接触的有限时间及成套合同的局限性（交钥匙工程）需要更多的关系安排来支持技术转移。Ferretti和Rebentisch（1995）在国际合资模式下案例研究发现技术转移是组织间嵌入型知识资产（技术、操作程序、组织结构等）转移的过程，转移范围、转移方法、知识架构和组织适应能力间的复杂作用决定了技术在组织间的可传递性，转移范围代表了外部获取的技术数量和技术类型，知识架构说明了组织的结构和知识载体及组织存储和处理信息的方式。Tidd和Trewhella（1997）认为外部技术获取有助于企业内部研发而不是存在替代效应，并通过案例研究指出企业战略、能力、文化和管理者对技术的满意度等组织遗产和对竞争力的影响、复杂度、编码程度和可靠性等获取技术特征深刻影响了技术获取战略，同时联盟、合资、高等院校、研发协会和授权都是最为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