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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相近或相邻的国家（地区）之间，在集聚效应作用的影响下，通过制定相互间的经济政策和协调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的方式来积极消除阻碍成员间经贸往来的各种壁垒，能够实现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生产要素以及产品上的自由流动，最终形成超越地区和国家边界的区域性集团或联合体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顺利推动资本、产品、人力等要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能否顺利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是发展地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顺应时代经济发展潮流的重要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发展，同时也有效地促进和增强了国家或地区间在要素获取方面的便利性，降低了地区间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最终实现区域范围内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发展。
就合作动因而言，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充分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积极加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中不断实现本国要素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交换，以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贸易理论的影响下，各国在投资、贸易和生产等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深入融合，使得全球各经济体形成了相互依赖、互相补充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也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了实现一体化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嵌入式一体化，具体表现在国家或政府通过政策强力推动，促进微观层面的对外交往实现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另一种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通过各种经济关系，各经济主体自发交易而形成的自由一体化。目前，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组织形式主要有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共同市场等。本书后续章节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展开详细阐述，在此我们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及发展作一个梳理。
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区域均衡增长理论中，假定一国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依赖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的驱动，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国内区域间要素价格会趋于相等，并实现各地区发展的均衡，作为长期分析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非均衡状态的存在只能是短期的和暂时的，如果长期非均衡发展，一定是完全竞争的条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阻碍了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并非使生产要素沿着它所预期的方向流动。从现实来看，全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存在“二元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其国内经济要素配置的扭曲以及要素作用发挥的低效率，使均衡发展所需的资源条件受限。此外，由于缺乏空间均衡增长所需的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条件的受限导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失效。均衡增长理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使其进一步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理论有罗森斯坦·罗丹（1943）的“大推进理论”，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自身经济，应该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冲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全面增长和全面发展。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失衡会导致其经济陷入“要素配置低效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因此强调一国经济应该通过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平衡增长，并最终有效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扩大市场容量和形成投资驱动力。纳尔森（1956）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提出“低水平陷阱论”，研究了不同增长率条件下的人均资本形成和资本增长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均衡。索罗和斯旺（1956）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开放经济的假定，认为一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会在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下实现自然的收敛趋势。赖宾斯坦（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发展障碍和低水平发展状态，应取得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来获得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为了解释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的市场条件“瓶颈”等问题带来的增长不平衡现象，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得以发展，强调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一国各地区的发展差距会在要素聚集作用下不断拉大，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对此，要实现一国国内的经济平衡发展就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协调性的经济政策，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下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最终实现一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佩鲁（1950）在其增长极理论中提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通常会形成一个或多个“增长中心”，并以“增长中心”为原点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一国政府应在国内选择具有要素优势的地理空间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在市场的作用下，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回波效应”往往会大于“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提出一国政府应该主动采取货币与财政等调控手段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赫希曼（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一国国内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联系存在所谓的“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在“涓滴效应”的作用下核心区会带动边缘区的发展，以缩小区际发展差距，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区际发展差距会不断扩大。“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相互转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一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主张政府干预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罗默（1986）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一国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外溢在使发达地区保持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带动其周边落后区域的增长，在技术的不断扩散中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66）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主张根据一国的主导产业所处阶段的不同，将区域划分为高梯度区和低梯度区，主导产业部门在创新或发展阶段属于高梯度区，其他产业属于低梯度区。高梯度区通过向低梯度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萨伦巴和马利士（1975）在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的线性推进的结合基础上提出了“点轴开发理论”，作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形成后会沿着交通线加强与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交换，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纵深推移中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克鲁格曼（1980）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创立者，从运输成本、聚集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等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一般会呈差异化趋势向外不断发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区理论。凯勒（2002）认为，技术转移与知识扩散是决定区域收敛与发散的重要因素，技术扩散的结果只会造成技术的梯度转移，然而由于中心区拥有区位优势，使得区域间技术趋同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此外，以普里高津（1969）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哈肯（1973）的“协同学”为代表的“非平衡自组织理论”借助物理、生物等学科理论，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揭示了区域空间自组织现象和区域协调发展过程的规律。
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是经济不平衡增长的解构分析和对成熟期市场机制发挥协调作用的平衡增长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融合。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和费雪（1949）认为，一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分为自给自足、乡村工业崛起、农业结构转换、工业化和服务业输出先后次序的五个标准阶段。罗斯托（1960）的“地区发展阶段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依次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趋于成熟—大规模消费—追求高质量生活六个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适合自身产业优势的不同的主导产业，以发展区域优势产业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威廉姆森（1965）将库茨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形假说应用到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得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形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尚未发展的阶段，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较小；在早期阶段，发展差异将拉大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在中期阶段，区域间的发展差异逐渐稳定下来；而到了成熟阶段，一国内会形成统一的市场，此时发达地区要素报酬率开始递减，落后地区的要素报酬率相对提高，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的均衡增长。汤普森（1966）的“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区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在遵循一套有规则的发展变化次序，从初始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衰退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并导致区域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阿朗索（1980）的钟型发展理论认为，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个别城市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平衡特征，随着经济增长达到转折点，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集中趋势增强，并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雏形。随着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加强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增长将在长期趋于平衡，一国或地区经济将会实现高度一体化。步入成熟期后，地区间的要素成本收益趋于稳定，各地区增长将会放缓并由此造成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消失。
区域内不同主体可以通过加强彼此间的经济技术分工与合作，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也在有效消除各种壁垒以及实现区域主体间的协调发展。在这个方面，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分别从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分工和贸易能够增进各方的利益，并强调了劳动在地域分工方面的重要性。此后，波斯纳的“技术差距理论”从技术角度揭示了除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外，区域间创新产品的推行和技术方面的研发和拥有能力也会使其获得区域比较优势。
理查德·库珀（1968）的“国际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存在双向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会使各地区需要其他地区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输入来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地区经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麦克尔·波特（1990）在“产业集群理论”中指出，产业集群由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存在共同性与互补性联系的关联企业和机构一起组成。产业集群形成的优势在于：在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能够降低其在市场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物流成本，并促进知识、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在降低交易成本和技术扩散过程中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能够利用产业扩散效应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此外，乔尔·布列克和戴维·厄恩斯特（2000）的“竞争合作理论”提出，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一国或地区市场竞争加剧和原有竞争优势消失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企业在市场中将主要以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为手段，将合作竞争作为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之一。“经济圈”理论则揭示了在具有较强产业互补性和地理上邻近性的工业化国家（地区）之间能够形成一种以市场驱动、产业互补的区域分工协作模式。在实证方面，厄恩斯特·哈斯（1959）通过对欧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解释，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理论”，解释了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制度驱动和竞争型的贸易合作模式。
区域经济合作是指区域内的两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实现政治目标，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专业化分工和进行产品交换，并与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或组成区域性经济团体。区域经济合作是一国或地区生产社会化和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的产物，其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必然性。狭义的区域经济合作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相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开展经贸往来合作，以实现经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进而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重新分配实现优化组合的过程。广义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通过弥补国际经济贸易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间的广泛合作模式。广义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支持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积极倡导并坚持区域间的开放关系和平等关系，支持区域间和平共处等协商原则，并在合作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区域间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入合作。在政策鼓励下的区域合作模式，能够积极有效地引导市场朝着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合作的引导下不断推进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其中，国内区域经济合作是国家内部州（省）之间的经济合作，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内容则要丰富得多，其合作内容涉及国家主权、历史文化、法律法规、社会风俗等方面。同时，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国际区域合作往往要比国内区域合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低级形态的边境地区贸易逐渐发展到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区域间自由流动，通过发挥区域经济组织的协调性和系统性，实现国际生产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和资源在国际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最终能够有效地加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迈向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目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经济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各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地缘合作理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使人类生存所需的地理空间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缘理论，对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政治决策制定以及战略实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人们对地缘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其研究已经逐渐延伸至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宗教与文化等多个领域，并随着多变的国际局势一同不断在丰富和完善中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卢特沃克创立了地缘经济理论，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全球关于地缘经济理论大致可分为美国学派和俄罗斯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卢特沃克、所罗门和肯维等，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认为，资本在国际上的深刻影响已经超过军事对抗的威力，因此强调应从经济关系角度处理国家或地区的冲突与合作，并提出货币战和贸易摩擦等新型国际经济对抗形态，强调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对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性。俄罗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科切托夫和涅克列萨，科切托夫认为世界各国在空间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共同决定了现代世界的情景模式，其将地缘空间分为地缘政治空间、地缘经济空间、地缘战略空间三个子空间。其中，地缘经济空间占据三个子空间中的首要位置，而地缘政治空间和地缘战略空间则次于地缘经济空间。涅克列萨创新性地提出了“全球经济六角结构模型”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将地缘经济看作各类经济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发展定位，同时包括与地缘经济相联系的世界劳动分工的新形式，以及在国际关系领域所涉及的政治与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问题。
地理因素可以看作地缘经济理论中的最基本要素，它强调了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地缘经济理论从地理空间角度提出，由于地缘关系的存在，在经济交往中各国往往会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与其他经济体通过合作实现彼此经济的共同发展，故而强调“非零和”博弈的重要性。可见，地缘经济理论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合作发展战略，是一国在结合地理因素和经济理论基础上的“非零和”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及制度等。要素禀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率，所谓相对比率，是指一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与其他经济主体相比的丰裕程度。20世纪20年代，赫克歇尔和俄林首次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该理论自提出后便成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由于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为了实现互通有无便形成了人类早期经济的国际贸易。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这种由于生产要素及资源方面的差异而影响到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本的现象，将最终导致产品在相对价格上产生较大差异。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将发展重点放在生产本区域内供给相对充足、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同时将这类商品出口至供给相对缺乏、价格较为昂贵的国家或地区，再从外部购买本国生产要素价格较高且难以生产的商品。通过有效利用本国或本地区的生产要素，实现与其他经济体的要素互换，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1928年，冯·诺依曼的二人博弈模型的提出标志着博弈论的创立。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竞争性质的数学理论和方法，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又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主要研究国家、企业及个人等主体在限定规则下，在一次或多次、同时或先后等不同情景下，不断地选择有效的或可行的行动或策略，并对这些行动或策略加以实施，以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由此看来，博弈论实质是研究各个决策主体在相互作用条件下如何影响彼此决策的过程，以及研究决策过程中实现均衡的问题。在提出二人博弈模型后，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对合作博弈展开了深入分析，将二人博弈模型推广到多人博弈模型，并将博弈论应用到经济领域，使博弈论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
到20世纪50年代，博弈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博弈论中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约翰·福布斯·纳什（1950）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并规定了非合作均衡的形式，即“纳什均衡”理论。该理论不仅为非合作均衡一般性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开辟了博弈论研究的新领域。到了60年代，博弈论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等各个领域。在这一时期，泽尔腾（1975）、海萨尼（1967）等学者关注到信息不完全的现实性，进而将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的研究范畴，将博弈论引入非合作博弈层面，在扩展了博弈论的同时也使博弈论更具应用性。例如，运用博弈理论中的合作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问题，进而深入分析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中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通过要求各成员国降低关税、取消配额等传统贸易政策措施促使商品能够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这种浅度的区域一体化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特征相联系。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成为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显著特征。相比浅度的区域一体化，在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采取了包括促进投资便利化条款、劳动力流动、竞争条款、知识产权保护和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更广泛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国际市场中广泛存在的分割与阻碍问题。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有效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之间商品、资源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影响下，国际生产区位也随之发生调整和改变，进而引发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生产及产业空间上的集中与扩散，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用下，国际产业分工与协作在经济地理层面不断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对经济现象中的地理集中与扩散问题展开研究，创立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同时也研究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此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S）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逐渐被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使该理论不断得到完善。新经济地理理论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成本和产业区位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贸易成本和产业区位之间的关系。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的自然条件及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外生条件，成为影响一国产业区位分布的重要原因，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自然条件相同或相似的区域，但在经济活动强度和密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并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自然因素、资源因素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研究其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并试图解释产业空间分布是如何形成产业区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集聚力，包括市场规模效应、密集型劳动力市场和纯外部经济，它能够推进产业在空间范围内的集聚，形成了产业集聚；另一种是扩散力，扩散力包括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如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租金以及纯外部不经济（如拥挤成本等）。与聚集力相反，分散力是阻碍产业集聚形成的力量，在拥挤成本和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下，促使产业向外不断扩散并由此形成了产业区理论。
从实践角度来看，克鲁格曼提出当区域内运输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递增条件出现时，产业将会在区域范围内不断地集中。在对美国与欧洲进行比较后，发现由于欧洲国家关税普遍过高以及汇兑的管制措施的存在，欧洲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大大低于美国各区域之间的专业化程度，然而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欧盟的成立，要素在欧盟内的自由流动使欧盟成员国内部产业的地方化和专业化程度得以快速提高。另外，在实施了区域一体化措施后，随着区域内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并不一定会从生产成本较高的中心地区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外围地区，规模收益的存在可能使生产集中在成本较高但更为接近市场的地方更有效，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反可能会阻碍外围地区产业的发展。以日本东京经济圈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没有带动东京周边地区的发展，相反，导致大量要素不断流入东京经济圈，造成东京经济圈周边区域经济的空心化。此外，沃纳科特（1992）从国际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两个方面研究了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问题。他认为，如果进口国贸易壁垒过高或者进出口国之间运输成本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将会在出口国生产者收益与进口国消费者的成本间造成巨大缺口，由于缺口难以弥合，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成为阻碍两国之间贸易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形成的重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在小国与大国之间签订贸易协定时，小国往往需要作出妥协甚至额外支付的情况，这种现象被称为“新区域主义”。威利和帕罗利（1996）指出，在“新区域主义”盛行的背后是自由贸易的意义被淡化，各国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区域合作中追求的目的往往是多元化的，小国为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某种优惠贸易安排，就必须在进入大国市场时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作为大国在与小国签订贸易协定后，失去了其向小国施加贸易影响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补偿。
早在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已详细探讨过某些优惠贸易条约对一国贸易活动的影响。斯密和李嘉图先后分析了关税互惠条款对两国福利的影响，认为两国间的关税互惠不仅可以使两国都获利，而相互间设置的贸易壁垒则可能使两国都遭受损失。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瓦伊纳（1950）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的成立会造成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效应，包括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静态效应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而动态效益则主要指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强化效应、投资扩大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等。国际区域范围内成立的关税同盟的总效应由两种效应的作用关系来决定。然而米德（1955）认为，瓦伊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都是针对低效率成员国或地区的，对于高效率成员国或地区并不适用，进一步提出了适用于高效率成员国家的贸易扩张效应。对此，构建了一个有关三种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了对商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关税同盟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瓦伊纳的基础上，约翰逊（1965）扩充了贸易创造效应，指出低效率成员国国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会随着高效率成员国廉价产品的大量进入而下降，低效率成员国的居民将得到效用剩余，称为消费效应。而该国的厂商在外部商品的挤压下市场空间会逐渐缩小，称为生产效应，在生产效应和消费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贸易创造效应成为一国对外贸易开展和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利普赛（1960）在对国际贸易中商品的替代性进行分析后指出，区域间贸易转移不一定会减少低效率成员国的福利。巴拉萨将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从成员国内部扩展到区域外部，认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在促进成员国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能够促进非成员国生产效率的提高。
英国学者罗布森（1980）在关税同盟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由贸易区理论。所谓自由贸易区，是指通过区域内成员国合作协议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的组织形式。自由贸易区理论认为，由于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无法阻止间接贸易偏转的客观存在，对于一国贸易而言，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相比在静态经济效益上是次优的。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自由贸易区需要以成员国政策一体化作为基础，在自由权内不仅要实现区域内部政策的协调一致，还要实现政策措施的高度统一，使区域内所有成员国均可以获得最大经济利益。通科登（1972）在对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规模效应进行分析后认为，高效率的成员国在加入区域一体化后，其大量低成本的产品会涌入区域内部市场，导致区域内贸易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效率成员国的生产继续扩大，最终会使高效率成员国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减。
库珀和马塞尔（1965）从公共物品和公共偏好角度分析了关税同盟后提出，区域内各国间的单边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区在贸易效应方面都要优于在区域内建立关税同盟。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证实了该理论，芒德尔（1968）认为，若建立的关税同盟足以影响到其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同盟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条件将会出现改进的趋势。沃纳科特（1981）在比较了单边关税和关税同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后，证实了如果在关税同盟成立之前，一个国家对其他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都征收关税，单边关税削减并不优于关税同盟。加齐奥斯和卡普（1991）在对政策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中建立了关税同盟的非合作博弈模型，模型分析证明了关税同盟的最佳共同政策选择不仅取决于同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策略行为，还取决于同盟内成员间对外政策制定权的选择。巴拉萨认为，区域一体化内部各成员体在产业结构、货币、社会、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将不利于区域内成员体彼此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然而这种差距却能够通过政策一体化得到有效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背景下，国际贸易新模型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方法，其侧重于研究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相互作用下的产业内贸易问题，以及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的行为特征。史密斯、维纳伯斯（1988）在研究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市场分割对一体化、对区域成员国在贸易和福利方面的影响后提出，国际贸易存在内部性问题和外部性问题，内部性问题来自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厂商生产成本下降以及商品规模的扩大，而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服务成本的降低，行业竞争加剧成为厂商对建立区域一体化市场的内在动力。而外部性问题则强调若区域一体化改善了成员的福利，同时又不降低全球其他国家的福利，那么它与多边体制或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一致的。克鲁格曼、布兰德（1983）的相互倾销模型提出，如果区域一体化有效地降低或消除了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价格歧视，便会引起各成员国福利和区域整体福利两方面的增长。温斯特（1984）认为，区域一体化不仅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也有利于成员国产品的差异化和市场垄断力量的增强，从而提高了其竞争力。
由于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均假设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这与现实情况不符。为此，共同市场对前期理论作出修正，其承认区域一体化不仅要求实现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而且要求实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是比关税同盟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形式。20世纪50年代，巴克（1956）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首次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其后共同市场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斯林德特（1986）分析了区域间劳动力自由流动对区域工资的影响。米德（1953）和伍德（1988）提出在共同市场作用下，区域市场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能够有效提高成员国国民收入，而资本伴随技术的自由流动能够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西托夫斯基（1958）和德纽（1962）提出了“大市场理论”，研究消除区域市场中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后，成员国能够获得的竞争效应，其强调共同市场的建立是通过大市场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实现经济利益，以及由于区域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导致市场竞争激化，促进共同市场中规模经济形成和技术利益巩固。
芒德尔（1961）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若某区域内的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就可在区域成员国内部采用共同货币政策，或在区域内使用固定汇率组建最优货币联盟。日本学者小岛清（1977）认为，比较优势的存在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集中，导致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减，并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他还指出通过在共同体内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两国可以分别生产不同的产品，以促进共同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产量增长以及生产成本下降。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还包括缪尔达尔的结构主义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辛格激进主义的“支配—依附”理论和以鲍里斯·塞泽尔基为代表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等。
崔宗日（2001）在对东亚国家的商业周期同步性是否受到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研究后，提出双边贸易依赖性的增强与各国商业周期有较大的同步性。马库森和维纳伯斯（1998）提出，两国间贸易壁垒的消除能够促进彼此间的贸易规模增长，从而减少相互间水平直接投资，提高垂直型投资水平。汉森（1996）通过分析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致使美国重新部署了两国边境区域的经济行为，并促进了美国边界城市经济活动向墨西哥方向的扩张。蒲加和维纳伯斯（1997）运用“中心—外围”理论分析后得出，在一个“中心—外围”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企业更偏好聚集于中心地区的国家。耶普尔（2003）通过三国模型分析了企业投资的联合一体化策略，提出国际区域合作的互补性对投资决策起着决定性影响，并成为联合一体化的潜在动力。在国际贸易成本较低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倾向于形成“北—南”型的垂直一体化策略；在国际贸易成本较高阶段，形成“北—北”型的水平一体化策略；处于中等水平阶段时，联合一体化策略将成为区域合作的最佳选择。曼佐齐（2001）等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一体化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福利效应后提出，区域一体化在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对非成员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也有提升作用，尽管这种收益会小于成员国的收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