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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具有经济属性，获取经济效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其讲求社会效益的基础和前提。经济效益受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的影响。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投入数据的特殊性，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相关的研究也较少。从经济效益的维度来看，市场份额和审计费用是会计师事务所产出的主要体现。根据上文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我们可知，学者们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对会计师事务所经济效益的影响也主要围绕市场份额和审计费用两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因此，结合研究主题，本书主要对市场份额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
鉴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我们主要从会计师事务所受罚、财务重述、审计失败、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会计师事务所强制性轮换以及审计意见等方面对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多数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受罚、被审计客户发生财务重述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审计失败后，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带来负向影响。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后，其声誉受到损害，不仅会降低其接受新客户的能力（李晓慧等，2016），还会降低其保留老客户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对高审计质量有需求的客户在会计师事务所受罚后更容易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李晓慧、孙龙渊，2018），而客户的流失将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的降低（方军雄，2009）。被审计客户发生财务重述通常被视为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低审计质量的证据。学者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后，审计师和客户之间重新组合的可能性增加（Mande and Son，2013）
，会计师事务所吸引新客户和保留老客户的能力降低，导致其在当地占有的审计市场份额降低，并且这种效应受到审计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较强，在竞争程度低的市场中较弱（Swanquist and Whited，2015）。当会计师事务所由于被审计客户发生财务欺诈等行为而导致审计失败时，通常会导致客户的大量流失，特别是较大的客户和账面市值比较高的客户更倾向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Skinner and Srinivasan，2012），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无论是会计师事务所受罚、被审计客户发生财务重述，还是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审计失败，究其本质都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低审计质量造成的声誉损害，进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的减少。虽然由于研究的对象、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批评后，市场份额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Lennox，1999），但是整体研究表明，低审计质量造成的声誉损害会使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受到惩罚。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带来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基于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发现，总体上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显著提高了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马雯、张秋莲，2012），但是这种现象仅存在于部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李明辉等，2014）。Pong、Burnett（2006）基于英国审计市场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普华永道合并后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城市和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Dunn等（2011）基于美国审计市场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合并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不平等程度降低，解释了为什么合并后审计市场集中度提高而竞争程度并未提高的现象。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时间、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学者们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相同，但整体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产生一定的影响。
政治关联由于存在的广泛性而成为人们一直关注的话题。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国外有关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研究大多基于会计师事务所游说政府的视角展开，而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为研究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有关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与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的研究，主要基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视角展开，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会计师事务所中曾担任往届发审委人员的合伙人人数）对IPO审计市场份额具有正向影响，但在控制了会计师事务所中往届担任发审委委员人数后，会计师事务所本届的发审委联系与IPO审计市场份额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胡旭阳，2015；赖少娟、杜兴强，2012），并且发审委联系对IPO审计市场份额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Yang，2013）。
审计意见是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会对被审计客户的融资政策、股利分配政策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可能会导致客户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进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产生影响。然而，学者们针对审计意见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审计意见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Schwartz and Menon，1985），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rishnan et al.，1996）。基于中国审计市场的数据研究发现，前一年度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赵保卿等，2013），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增加后会导致其市场份额显著降低（De Fond et al.，2000）。
此外，也有学者基于强制性轮换、转制等视角对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吴青川和韩璐（2019）研究发现，针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加剧了审计市场的竞争，压缩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增加了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但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仍然控制了资产规模较大的客户资源。张健（2018）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后，在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中小所与大所的市场份额差距增大。
自从1980年Simunic开创性地提出审计定价模型后，学者们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丰富。整体而言，关于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基于企业特征视角的研究、基于审计师特征视角的研究和基于其他因素视角的研究。
第一，基于企业特征视角的研究。以往研究表明，企业特征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目前，学者们有关公司规模和经营业务复杂程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达成了一致观点，均认为公司规模和经营业务复杂程度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Anderson and Zéghal，1994；Francis，1984；Simunic，1980；张晨宇等，2007）。但是，由于研究样本、研究模型、变量设置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企业其他方面特征对审计费用影响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例如，有学者认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或者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等企业特征与审计费用不存在显著关系（张晨宇等，2007）。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些企业特征与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关系（Anderson and Zéghal，1994；王兵等，2010；张继勋等，2005）。
第二，基于审计师特征视角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声誉、审计师任期、审计师行业专长等方面研究了审计师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但是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虽然，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或审计师声誉）和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或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Francis，1984；Niemi，2004；刘笑霞等，2012；王良成、陈汉文，2010），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Simunic，1980；王兵等，2010），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与审计费用不存在显著关系（李爽、吴溪，2004），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甚至存在负相关关系（Simunic，1980）。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确定性，大多数学者认为，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通过差异化效应提高审计费用（DeFond et al.，2000；Zerni，2012；冯银波、叶陈刚，2019）。此外，学者们在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时，可能还需要关注审计师所在城市、行业专长类型、外部竞争压力等因素的影响（陈胜蓝、马慧，2015；Basioudis and Francis，2007；宋子龙、余玉苗，2018）。
第三，基于其他因素视角的研究。除了企业特征和审计师特征外，学者们还基于其他因素，如法律环境、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互联网商业模式、审计市场集中度、媒体监督、会计准则改革、审计师轮换等视角，对审计费用展开了相关研究。王良成和陈汉文（2010）认为，法律环境的改善会增加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和加大惩罚力度，进而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刘启亮等（2014）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诉讼风险增加，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进而导致审计费用增加。杨德明和陆明（2017）研究发现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后会提高审计师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成本，导致审计费用增加。袁蓉丽等（2018）研究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法律环境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代理成本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Choi等（2018）研究发现，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与Eshleman和Lawson（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Choi等（2018）还进一步分析了法律制度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费用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但是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两者之间关系减弱甚至变成负相关；相较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两者之间的关系在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客户中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