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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政治关联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书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企业政治关联概念界定，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政治关联的类型及其影响。
第一，企业政治关联概念界定。政治关联是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关于企业政治关联的最初研究，只是表明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来说存在一定的价值，但是并未验证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多重要或者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学术界通常认为Fisman（2001）是最早对“政治关联”术语进行清晰表述的学者，其以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不仅用苏哈托依赖指数作为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考察了政治价值在推动印度尼西亚投资中的作用，同时还采用“事件研究”方法，通过考察股票价值如何随着前总统苏哈尼的健康报告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回答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治关联来获取利润这个问题。Johnson和Mitton（2003）以马来西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借鉴Gomez和Jomo（1997）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企业及其拥有的政治关系的详细分析，对公司政治关联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即任何公司只要其高管和大股东与主要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就认为这些企业是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并研究了资本管制和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产生的综合影响。Faccio（2006）对政治关联的研究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该研究以24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基于全球视角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研究，验证了政治关联现象的普遍性，指出如果公司的大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至少10%股票的人）或高级管理者（比如CEO、总裁、副总裁或秘书）是国会议员、部长（包括首相）或国家元首（执政官、总统、国王或王后），或与政府高官有密切关系，那么这类企业就被认为存在政治关联。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下，学者们主要是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等是否拥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身份（胡旭阳、吴一平，2017；潘克勤，2009）、是否曾在各级政府或军队等部门任职（董有德、宋芳玉，2017；江新峰、张敦力，2019；刘林，2016；全进等，2018；任曙明、王艳玲，2017；宋加山等，2020；谢永珍、刘美芬，2016；谢永珍、吴明霞，2019；徐尧等，2017；严若森、姜潇，2019；严若森等，2019；严若森、肖莎，2019；周霖、蔺楠，2018；周志方等，2018）、企业主是否在政府或基层组织担任过职务（王金秋等，2019）、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有股东或企业是否有国有股权（余汉等，2017a，2017b），以及企业是否有官员视察等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衡量依据（洪群、戴亦一，2018；罗党论、应千伟，2012；赵晶、孟维烜，2016）。由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学者们对政治关联概念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但究其本质都是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影响。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企业政治关联做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现有研究一致认为，政治关联能够对企业行为、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等方面产生影响。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担保，能够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王金秋等，2019），使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支持，降低银行的贷款要求，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和利率优惠，特别是长期贷款的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Yang et al.，2018；Khwaja and Mian，2005；李姝、谢晓嫣，2014；罗党论、刘璐，2010）。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以及政治关联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周泽将等，2011）。
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进入管制行业或高壁垒行业（余汉等，2017a），获得更优惠的实际税率或税收减免（Adhikari et al.，2006；Fisman，2001），提高企业的资本获利能力（胡旭阳，2006），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进而提高企业业绩（吴婧洁，2018）。然而，政治关联企业也可能由于寻租活动付出的成本，或者由于政府的干预，存在政策性负担和较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难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等目标，进而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郭剑花，2012）。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受到企业的产权性质（陈维等，2015）、建立政治关联的人员类型（胡永平、张宗益，2009）以及政治关联的类型（杜兴强等，2009）等因素的影响。
政治关联也会对企业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市场价值产生影响。例如，Fisman（2001）发现，当苏哈托的健康状况出现不利传闻时，相较于政治关联程度低的企业，政治关联程度高的企业收益率更低。Knight（2006）发现，随着布什在美国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支持布什的企业股票收益率显著上涨，支持戈尔的企业股票收益率却显著下降。Faccio、Parsley（2009）发现，政治人物的突然死亡会导致其家乡所在公司的市场调整收益率显著下降。这些研究均是基于标志性的政治人物或事件视角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短期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也有学者以反腐治理、“中组部18号文”等事件为契机研究上市公司政治关联遭受损失对短期市场价值的影响
，发现上市公司政治关联遭受损失会对其短期市场价值或股价带来负面影响（龙小宁等，2016；邓晓飞等，2016；应千伟等，2016）。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于检验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长期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罗党论、黄琼宇，2008），但这种影响受到政府背景（吴文锋等，2008）、法治化水平等因素的作用（雷光勇等，2009）。
第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政治关联的类型及其影响。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学者们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逐步细化与深入，通常将企业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两种类型，研究发现两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学术界普遍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扮演的主要角色分别为“政府干预”和“关系”。根据“政府干预”理论和“关系”理论我们可知，建立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的“掠夺之手”可能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不利影响；而建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政治关联是企业主动获取的结果，相较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可能存在更少的代理问题，更可能利用政治关系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提升企业价值。
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也显示，相较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发挥的作用更有效。企业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够加强企业的自我约束性治理，降低企业被诉讼的概率（王兵等，2019），提升企业的独立审计需求，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潘克勤，2010），有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透明度（杜兴强、周泽将，2010；蒋卫平、王赛，2014），减少恶意财务年报补丁发布的现象，降低债务企业风险（潘克勤，2012），并最终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杜兴强等，2009）。
政治关联会给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影响的认知，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可知，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后果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关注相对较少。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学者们围绕企业政治关联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十分丰富，但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后果进行研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鉴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我们主要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后果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总结。
已有文献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衡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注册会计师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立的政治关联；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建立的政治关联；③官员视察会计师事务所建立的政治关联；④会计师事务所与脱钩改制前挂靠单位的密切关系建立的政治关联。下面，本书将详细阐述不同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
第一，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注册会计师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目前仅有极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李江涛等（2015）以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的依据，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治关联显著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业绩，并且市县级、省级和国家级政治关联对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政治关联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王瑜等（2019）以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依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够显著提高审计收费，并且通过检验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盈余反应系数以及被审计客户违规概率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会计师事务所建立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主要起到了声誉昭示而不是寻租工具的作用。
第二，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建立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现有文献中，有关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带来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但主要是围绕IPO市场进行展开。学者们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对拟IPO公司的过会率、IPO审计市场份额和IPO审计收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郭丽虹、刘凤君，2020；陈运森等，2014；杜兴强等，2013；胡旭阳，2015；赖少娟、杜兴强，2012；王兵、辛清泉，2009），但这种影响仅存在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没有证据发现存在于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Yang，2013）。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发审委联系与IPO市场审计质量的关系，目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观点。多数学者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会利用合伙人在发审委任职获取的专业知识，对企业进行暂时包装，并可能会对其他发审委成员进行游说，提高拟IPO客户的过会率，以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和审计费用，但这种寻租行为在企业客户IPO成功后，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具体表现为IPO后企业客户的累计超额回报率显著下降（Yang，2013；赖少娟、杜兴强，2012），企业未来的业绩和成长性也显著低于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审委联系的企业（陈运森等，2014）。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发审委联系对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明显激励作用，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维护来自政府认可的信任声誉会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提高审计质量（陈辉发等，2012）。通过对有关中小板IPO市场的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能够显著提高拟IPO民营企业的过会率，民营企业也更偏爱有发审委联系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且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能够显著提高审计收费溢价，但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李敏才，2013；李敏才、刘峰，2012）。虽然多数研究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会提高其IPO客户的审核通过率，但是也有学者基于审计失败视角的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后，相较于无发审委联系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发审委联系的会计师事务所无论是否受到处罚，其IPO客户的审核拒绝率均显著提高（原红旗等，2020）。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与企业再融资审核决策之间的关系，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联系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客户的再融资审核通过率（刘凤君、郭丽虹，2019）。
第三，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官员视察建立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官员视察也被视为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一种重要活动（罗党论、应千伟，2012）。官员视察能够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价能力进而对审计费用产生正向影响，并且，本地官员视察比非本地官员视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大（张雯等，2017）。
第四，会计师事务所通过脱钩改制前与挂靠单位的密切关系建立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虽然在1999年底，所有会计师事务所都已经完成了脱钩改制工作，脱离了政府部门的直接控制，但是之前与挂靠单位形成的密切关系仍然可能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献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曾经的挂靠经历不仅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还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具体而言，会计师事务所更容易被与其有相同政府背景的企业聘请，并且会计师事务所也更倾向于给与其有相同政府背景的企业出具标准审计意见（龚启辉等，2012）。
通过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我们发现，虽然已有研究文献对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的衡量标准并不统一，但是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均一致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政治关联会在很多方面对会计师事务所产生重要影响。